张议潮在沙州起义之前，是谁在统治河西走廊？凉州、甘州、肃州、瓜州以及沙州都是什么地方_吐蕃_河西_敦煌

本文目录

• 张议潮在沙州起义之前，是谁在统治河西走廊
• 凉州、甘州、肃州、瓜州以及沙州都是什么地方
• 沙州（敦煌）是如何陷落于吐蕃的
• 吐蕃攻陷沙州（敦煌）后是如何统治河西走廊的
• 张议潮的沙州起义，为何能够迅速获得成功

张议潮在沙州起义之前，是谁在统治河西走廊

首先回答题主的问题——张议潮在沙州（敦煌）发动起义，组建沙州归义军前，整个河西走廊都在吐蕃王朝的统治之下。

归义军是河西走廊地区，一支主要由汉族组成的沙州（敦煌）地方政权武装。

公元848年(唐宣宗大中二年)由张议潮创建，其政权历经唐、五代十国、宋，1036年(宋仁宗景祐三年)亡于西夏李元昊之手，总计185年。

几乎所有人，提到归义军的第一反应都会想到张议潮。

但其实，归义大旗飘扬时，张议潮年过五旬，他真正主持归义军的时间并不长。

其后，归义军还有张淮深、张淮鼎、索勋、张承奉、曹议金、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曹延恭、曹延禄、曹宗寿、曹贤顺12位领袖。

纵观归义军的历史，可以粗略的分成三个阶段：“张议潮时期”、“张氏归义时期”、“曹氏归义时期”。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纵贯归义军188年的纷争岁月。让这些湮没于历史尘烟中的名字，再度鲜活起来，体会他们的挣扎荣耀与悲欢离合。

一、河陇唐军的崩盘

唐朝与吐蕃的国家战争绵延长达100多年，见诸史端的大战180余次。

在此期间，战争的主动权曾在唐蕃间多次易手。

从唐太宗时期，双方围绕松州和吐谷浑形成相持；到高宗武后时期，吐蕃并吞吐谷浑开始占据上风；再到玄宗天宝年间，以王忠嗣、哥舒翰、高仙芝等一干良将不断拓展疆域，重夺战争主导权。

但安史之乱的爆发，打断了唐朝的脊梁。

随着，大量边兵入关平叛，吐蕃趁河陇空虚之机，开始逐次向东拓展，并在此后数十年间，保持了国战的绝对优势地位。

对陇右的掠占始于河西

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吐蕃相继攻陷了廓州(青海贵德)、都州(青海西宁)、叠州(甘肃临潭)、宕州(甘肃宕昌)、武州(阶州，甘肃武都)和岷州(甘肃崛县)。

而后，公元762年（唐代宗，宝应元年），又占领了渭州(甘肃陇西)、秦州(甘肃天水)、成州(甘肃成县)。

次年，复占临州(甘肃临洮)、兰州、河州(甘肃临夏)。

鲸吞陇右后，吐蕃回过头来，开始对河西走廊用兵。

公元764—776年，三年间，先后占领了凉州(甘肃武威)、甘州(甘肃张掖)、肃州(甘肃酒泉)、瓜州(瓜州县）。

最后，于公元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占领了沙州(敦煌)。

至此，整个河陇均在吐蕃控制之下，“路阻萧关雁信稀”，中原与西域的通信，彻底断绝，存亡不知。

对于沙州沦陷的具体时间，史学界还存在争论。

但在吐蕃进攻期间，生活在河陇的唐朝军民，进行了长期的抗争是确定无疑的。

《新唐书·吐蕃传》记载:“·……（阎朝）自领（沙）州事，城守者八年，粮秣断绝。（阎）朝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岁，粮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毋徙它境，请以城降。’绮心儿许诺，于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十一年”。

沙州军民在绝境中，困守孤城长达十一年之久，在争得不将沙州民众徙往他处的条件，才投降吐蕃。

从这件事，一方面可以看出，河陇军民抗拒吐蕃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吐蕃在攻掠河陇之事上，主要是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政策。

二、吐蕃对河西豪门的优待

吐蕃占据河陇后，除了以迁移他族，稀释唐民的政策之外，还采取了拉拢河西唐人大族的政策。

河西的唐人世家中，张、阴、索、李等大族，都有主要成员在吐蕃政权中为官。

其中，河西阴家的经历便颇有代表性。

阴家自隋朝以来，便活跃在沙州地区，至唐朝武周时期，已官至北庭副大都护之职。

吐蕃占领沙州后，很快便任命阴家成员为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并免除了阴家的“十一税”。

阴家因此成了沙州大族中的翘楚，拥有良田万亩，杏桑万株，同时还拥有四座庄园和无数的牲畜。

但家族繁盛的背后，汉奸之名却时时刻刻压在心头。

为了减轻心中的负罪感，阴氏家族斥巨资在莫高窟凿石礼佛，形成了著名的敦煌第231窟。

敦煌231窟壁画

与此相似的，还有河西的著名僧人——洪辩法师。

洪辩法师俗家姓吴，出生于河西官宦之家，其母南阳张氏，也是沙州的豪族之一。

吐蕃占据沙州后，其父母两族均与吐蕃合作。洪辩法师无力阻止，便遁入空门，一心侍佛，以求内心安宁。

因其在宗教界的巨大影响，洪辩法师也被吐蕃河西政权盯上，无奈之下被迫接受了，吐蕃任命的“释门都法律兼副教授”之职。

他也发愿在莫高窟修建洞窟为家族赦罪，这便是保存至今的敦煌第365窟。

其后，张议潮率军归义，洪辩法师脱蕃归唐。

为张议潮的起义奔走联络，唐宣宗感其功劳封其为教主之职。在任职唐朝教主的任上，他又开凿了大佛堂一所，这便是敦煌第16窟。

在16窟内，他又开凿了一个小石窟，作为自己参禅打坐的地方。十一世纪初，沙州僧众将大量的佛经、法器、文书移入窟内，并将其封闭以待日后返回打开，结果这一封便是九百余年，直到公元1900年才被道士王圆箓发现，这便是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遗书。

吐蕃拉拢大族的政策，确实起到了效果，使其在河陇地区的统治得以顺利展开。

这一政策的副作用是让河西大族保持了影响力，一旦吐蕃统治不稳，大族串联起来的破坏力，也足以撼动其政权。

敦煌16窟和藏经洞

三、河西唐民的悲怆

河西世家大族在与吐蕃的合作中获益匪浅，那河西的普通唐民又生活的如何呢？

唐代史学家沈既济，曾有文提及“自轮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卦、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四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裨，田牧种作，或丛居城落之间；或散处野泽之中，及霜露既降，以为岁时，必东望啼嘘，其感故国之思如此”。

这就是河陇唐朝遗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生为奴婢，日夜耕织，每到年节便向东向故国，捶胸嚎啕。

吐蕃王朝是一个封建与奴隶制的混合型尚社会，农奴作为最底层的劳动力，在遍布吐蕃各地的农庄中需求量巨大。

因此，吐蕃军队在进攻唐朝的过程中，一方面掠夺各种物资，以战养战。

另一方面，劫掠人口充为奴隶，也是吐蕃边将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

《旧唐书·吐蕃传》记载：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八月，吐蕃军队在吴山（陕西宝鸡西北）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焚掠后，将被俘的汉族老弱妇孺，或挖眼，或砍掉手足，弃之道旁，而将精壮的一万多人全部带走，准备将这些人分给吐蕃属部羌、浑等部落为奴。在到达安化峡时，允许他们面朝东，哭辞故国，哭而投深谷自杀者有千余人。为防止奴隶逃走，甚至“令穴肩骨，贯以皮索”。

对河陇的普通民众来说，其生活境遇比被掠为奴，也好不了多少。

河陇的吐蕃官吏，在拉拢大族稳固了统治后，便开始借清点田亩数量的机会，上下其手，大量侵吞良田、果园和牧场，并直接将土地上的唐民变为奴户。

据《敦煌古藏文文选》记载，他们将掠夺来的田园，献给吐蕃大臣论拉热多赞，他又委任朗氏做为田园的地主，并动用军队由朗氏管理，建立奴户，设置木栅栏。仗量土地，依吐蕃计算田亩单位的“兴托”统计田亩数量，吐蕃奴隶主还派税务官“差本”收税。

沙州吐蕃官吏，还夺取民间果园，以至于此风过盛，无数唐民为之家破人亡。

最后，远在拉萨的吐蕃赞普都不得不下令:“令今后不得索取民之果园予以扰害”——《白史》。

以上两条记载可以看出，对于这块新占领的土地，吐蕃贵族们进行了充分的利益瓜分。

但这种利益瓜分，却是以唐民的破产为奴为代价的。

《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就曾记录“自宰相驻兰州，猪年春令二汉部官员，前此吐蕃松木当尚论牙牙以娶沙州女子为妻之名，实则役使之为奴隶。”

吐蕃人服饰壁画

四、唐朝遗民的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吐蕃刚占领沙洲不久，两个社会最底层的百姓便站出来，反抗吐蕃的暴政。

敦煌文献记载，因不堪忍受官吏的剥削和驿将王令诠刻削驿户。生活无着的驿户汜国忠、张清，于贞元七年(公元791年)夏，率众暴动。

这感觉和李自成的起义原因很类似！

看来历朝历代莫不如此，动啥也别动老百姓的饭碗，真会有人跟你拼命的。

暴动初期声势浩大，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民众夺取了战马铠甲，迫使吐蕃贵族纵火烧屋，“伏剑自栽，投入火中，化为灰烬。”

短短三夜间，起义民众击穿了，酒泉到敦煌间的重重关卡，使得“东道烽烟，烟尘莫知”，“蕃官慢防，不虞祸至，人力散乱，难于力争。”

最后，义军夜袭沙州，突破城防，杀吐蕃官将多人，守将“节儿”（官职名称）自焚而死，吐蕃僧官四散逃匿。

但百姓自发的暴动，在没有士绅阶层参与的情况下，通常都不能持续太久，尤其是在沙州这种孤地。

之前已经说过，吐蕃河西的统治者十分聪明。他们紧紧拉住河西大族，使其成为吐蕃统治者的利益共同体。

在河西大族的配合下，吐蕃军队很快便扑灭了暴动的火焰。

河西百姓的暴动被镇压下去了，但唐朝遗民却依旧心怀大唐。

在唐穆宗长庆年间，刘元鼎去吐蕃会盟，“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言已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

这种“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的景象，在晚唐时期众多诗歌作品中多有体现。

生活在吐蕃统治之下的唐族遗民，面对吐蕃强力推行藏文、藏服的情况，只能将唐服偷偷藏好，新年祭祖和埋葬故人之时，才敢偷偷穿上，面对东方嚎啕哭拜，表示不忘唐族身份。

河西唐族遗民苦苦盼望，但唐庭却始终无力收复失地。

随着时间额推移，吐蕃推行蕃化政策的效果开始显现，新生的河陇民众对唐朝渐渐疏离，开始说藏语、写藏文、用藏俗。

虽然，还是有些人固守着唐朝的文化，在暗暗的等待机会。

这种漫长，充满黑暗的等待，持续一年又一年，甚至一代又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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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甘州、肃州、瓜州以及沙州都是什么地方

凉州――武威 甘州――张掖 肃州――酒泉 沙洲――敦煌 瓜州――安息

沙州（敦煌）是如何陷落于吐蕃的

帝国嗜血——沙州（敦煌）之围！

本文六千余字，将涉及以下几个内容：

敦煌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

唐朝在西域的拓展和沙州的建制；

安史之乱后三代河西节度使的困境；

沙州在吐蕃围困十一年中的苦苦支撑。

在中国幅员辽阔的陆地版图上，称得上咽喉的要冲一共就只有两个，一个是东部地区的辽西走廊（关锦防线），另一个便是河西走廊。

辽西走廊位于辽宁锦州市山海关之间，东临辽东湾，西依松岭山，长约185公里，宽8～15公里。

这条细细的通道上，锦州、葫芦岛、兴城、绥中、山海关镇扼要冲，背山面海，历来为兵家征战必经之地。同时，辽西走廊还连接着华北的农耕文明和东北的渔猎文明、蒙古的游牧文明，一旦辽西不守，整个华北平原都将门户大开，再无宁日。

而河西走廊则夹在祁连山、合黎山、龙首山之间，从金城（兰州）出发，越黄土高原与河西平原的分界乌鞘岭。

自东南向西北，经凉州（武威）、甘州（张掖）、嘉峪关、肃州（酒泉）、瓜州和沙州（敦煌），越过玉门关和阳关，一直远出到新疆白龙堆的茫茫沙海，全长约1000公里，最宽处百余公里，窄处只有数公里之狭。

对于河西走廊的重要地位，季羡林曾做如此评价：“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河西走廊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了。”

季先生是从文化特征的角度，论述河西走廊和敦煌的重要意义，但从帝国拓展的层面上说，河西走廊这一狭长的区域，在充当文化与经贸输血管的同时，也把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分成了一东一西两个部分。

如果中原帝国能够从河西走廊突出，控制西域的牧场，则北方边患孤掌难鸣，难成肘腋之患。北方问题西部解决，便是汉武帝“凿空西域，张帝国臂掖，断匈奴右臂”战略构想的发端。

一、敦煌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

敦煌（沙州）位于河西走廊西端，党河下游的一块绿洲上，南面是祁连山脉的三危山，北面是北山山脉，疏勒河横贯北境，西扼玉门关、阳关，东接瓜州、酒泉。

如果说河西走廊是中西交通的干线，敦煌则是连接中原与西域、中国与西亚乃至欧洲北非的咽喉。

作为走廊西部的门户，敦煌是东西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交汇地。因此，它才会成为各民族轮番上阵的大舞台，也才会给我们留下莫高窟这样的宝库。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朔六年）3月，镖骑将军霍去病率一万精骑出陇西，痛击匈奴右贤王部，6天连破匈奴五国，鏖战于皋兰山下，歼敌九千，杀匈奴卢候王、折兰王，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从此，河西地区归入了汉朝版图。

汉武帝在河西设立武威、酒泉二郡，敦煌一带归酒泉郡管辖。前111年（武帝元鼎六年），又分割了武威、酒泉二郡的辖地，增设了张掖和敦煌二郡，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郡”。

河西四郡的管辖范围，大致包括今甘肃武威、金昌、张掖、酒泉、嘉峪关以及内蒙阿拉善盟一带。

失去了河西走廊对匈奴来说损失惨重，他们悲歌道：

“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匈奴歌》

“敦煌”一词，便是随着河西四郡第一次见诸史端，关于这个名词的由来，目前学界尚有争议。

在《汉书》中对敦煌的解读为：“敦，大也。煌，盛也。”但现代学者多认为“敦煌”的词源不是汉语，可能为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音译。

不管敦煌一词从何而来，其对汉朝的重要意义确实公认的，为了护佑敦煌郡下辖的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县。武帝特意征发民众，将秦朝只修筑到甘肃临洮(今岷县)的长城，继续向西延伸，过令居(今兰州市附近)、酒泉直至玉门关，形成了一道自敦煌至辽东，长达一万一千五百余里的雄伟屏障。

汉朝对敦煌的经营，还表现在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屯垦。为改变河西地区人口稀少的现状，汉武帝实行了从内地往河西移民的措施。

到西汉末年，河西四郡已有六万一千余户，人口二十八万多。其中，敦煌郡就有一万七千余户，三万八千多人。

这些人常住户口，再加上三十万左右的戍卒，使河西与敦煌的民族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汉人成为敦煌的主体民族。

汉人的大量到来，也改变了敦煌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敦煌归汉前，这里活动着的多是过着游牧生活的少数民族。

而汉代移民和戍卒的到来，屯田成了当地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敦煌与河西的社会生活方式也从游牧转变为以农耕为主。

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先后建立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政权。前凉张骏曾改敦煌之名为沙州，西凉则以敦煌为国都。

十六国时期，中原离乱，河西成为相对稳定的地区。中原硕儒逃奔河西避难，佛教在敦煌空前兴盛，成为了河西的佛教中心、竺法护、宋云、法显、鸠摩罗什都在敦煌留下了足迹。

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乐尊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首开石窟供佛，莫高窟从此诞生了。

二、唐朝在西域的拓展和沙州的建制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平定了河西地区，循隋文帝旧制在敦煌置瓜州，并任命李世民为左武侯大将军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军事，凉州总管，可见对河西地区的重视。

但唐初河西地区并不稳定，两年后（621年）瓜州刺史贺拔行反唐、623年张护、李通谋反，等唐朝把这些反叛扑灭后，并将瓜州改沙州，管辖瓜、西沙、肃等三州，河西区才算略略稳定了下来。

随后，唐朝以沙州为中心展开了一系列军事行动：

贞观九年（635年），李靖、侯君集、李道宗西击吐谷浑，收归臣属；

贞观十三年（639年），侯君集征高昌，灭其国，置安西都护镇其地；

贞观十八年（644年），征服焉耆；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克龟兹，并在安西都护府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随着唐朝向西不断拓展，以及安西四镇的设立，连接河西走廊和西域的沙州战略地位愈发重要。每次唐军进军西域，都以沙州做为军事物资供应基地，沙州的守军和百姓也经常随军出征。此外，驻守安西四镇的戍卒也主要是来自敦煌与河西的府兵。

为保证沙州的安全，唐初杨恭仁任凉州都督时，便在玉门设立了玉门军，而后又在沙州城内设立了豆卢军。

676年（唐高宗仪凤元年），还把西域南道上的石城镇(今若羌)和播仙镇(今且末)划归沙州管辖，并在河西走廊周边设赤水军、建康军、墨离军、大斗军和白亭军，以及悬泉、常乐、张掖、交城等守捉。

711年（唐睿宗景云二年），更是将黄河以西的地区，从陇右道中剥离，设置了河西道并单设了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负责河西的军事、财政与营田等方面的事务。

河西节度使是唐朝所设的第一个节度使，到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时，河西节度使辖兵七万三千人，居全国第三位，战马一万九千四百匹，占全国在役军马总数的四分之一。

但河西的兵强马壮是建立在唐朝繁荣昌盛基础上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盛世被拦腰斩断。

为缓解东部的军事压力，河西、陇右、北庭、安西等地的西北军精锐大量驰援关中，西北边防骤然削弱。

吐蕃乘机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自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兰州（甘肃兰州）、廓州（青海化隆西南）、河州（甘肃东乡）、鄯州（青海乐都）、洮州（甘肃临潭）、岷州（甘肃岷县）、秦州（甘肃秦安）、成州（甘肃西和）、渭州（甘肃陇西）等数十州已经相继沦没，吐蕃牢牢控制了陇右地区，切断了河西与中原的联系。

从此后“路阻萧关雁信稀”，唐庭对安西四镇和沙州存亡不知，长达十八年。

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久无音讯的安西四镇，终于和大唐取得了联系。安西使者取回纥道，从河西走廊北侧，跨越大漠回到长安。

德宗君臣终于得知伊西（今新疆哈密、吐鲁番）、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镇留后郭昕率将士，在吐蕃占据河、陇后，仍旧苦苦支撑着安西，这块大唐的飞地。

德宗听到安西将士的坚持，不觉当庭潸然泪下。同时，使臣还给唐庭带了沙州最后的信息。

三、三代河西节度使的坚持

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杨志烈继任河西节度使兼伊西都护。他不满足于固境自保，而是配合朔方唐军开展了一系列抗蕃战争。

同时，唐庭也曾派兵西救，但未能成功。广德二年(764年)，代宗又希望借助于阗王尉迟胜归国来打通河西通道，但此计划被尉迟胜拒绝而未能实行。

广德二年(764年)，仆固怀恩之乱中，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在吐蕃尽占陇右威逼河西的情况下，听说仆固怀恩联合回纥、吐蕃威胁长安，毅然派兵出征，攻击攻击仆固怀恩老巢灵武，以围魏救赵之策，解长安之困。

出征时，他对带兵的监军柏文达说道：“河西锐卒，尽于此矣，君将之以攻灵武，则（仆固）怀恩有反顾之虑，此亦救京师之一奇也！”

只可惜，杨志烈所托非人，监军柏文达实在不是将才，初战获胜后，被吐蕃、回纥联军夜袭营帐损失大半。

残兵败将退回凉州后，柏文达见到杨志烈禁不住嚎啕大哭，这时杨志烈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伤？”

这下旁边听见的士卒都不愿意了，心里说我们舍死忘生的拼杀，原来在节度使心中啥都不是呀！

未几(764年)吐蕃攻凉州，“士卒怨其言，不为所用，凉州陷”。杨志烈只得逃往甘州（今甘肃张掖），在途中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正月，被沙陀人所杀。

唐朝诗人张籍，在他的《横吹曲辞·陇头》一诗中，描写了凉州陷落时的情景：

陇头路断人不行，　胡骑夜入凉州城。

汉兵处处格斗死，　一朝尽没陇西地。

驱我边人胡中去，　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国养子孙，　今著毡裘学胡语。

谁能更使李轻车，　重取凉州入汉家？

可见当时，吐蕃占据陇右河西之地，除了掠夺人口西去为奴之外，还曾在河西推行吐蕃的服饰和语言。对汉人来说，披发左衽、口说胡语是极大侮辱，由此引发的汉藏对立，极有可能在河西等地造成了大量的流血冲突，诗人描写的凉州城残破的景象，极有可能是当时凉州城的真实写照。

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河西走廊被吐蕃一刀斩断，西域与内地的音讯断绝，但西域唐军仍在坚持，虽与内地再无联络，却仍旧奉唐朝正朔。在吐鲁番出土的《高耀墓志》有广德四年（相当766年）年号。

实际上广德只有两年（763-764年），765年代宗改元永泰（765-766年）。墓志仍然沿用广德年号，说明在765年以前就己失去联系，不知长安改元“永泰”。

杨志烈被杀后，由于唐朝与甘州的交通已被隔断，无法从关中派员接任，只能委任杨志烈的族弟杨休明为河西节度使兼伊西庭节度使。

杨休明刚刚上任，吐蕃便大举进攻河西。大历元年(766年)，甘州沦陷，杨休明被迫再次西逃沙州。从此，沙州成了河西抗蕃的大本营。

此时，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帐下所能管辖之地，仅余沙、瓜、肃、西、庭五州，河西其他州郡均落入吐蕃之手。

杨休明主政河西、北庭的三年间 (765年一767年)，河西、北庭之间的交通也渐渐被隔断，行政上只好各自分立，由曹令忠主北庭，周鼎主河西。

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前后，杨休明试图前往北亭征调兵马，联合安西都护府留守军健，共同保卫沙州，不料被伊西厅留后周逸，勾结突厥杀害于长泉。

失去最高长官的唐军将士，仍未放弃所固守的沙州。杨休明死后，时任巡抚河西观察使的周鼎，肩负起河西节度使的重任。

不过，他应该是以观察使的身份代领节度之职，因为直到周鼎死后，吐蕃将其遗体送还唐朝，唐庭才追认其为河西节度使。

周鼎主政河西十年（767年—777年）间，沙州军防形势更加严峻，肃州（今甘肃酒泉）、瓜州（今瓜州县锁阳城）、伊州（新疆哈密）相继沦陷，沙州与北庭的联系彻底断绝，沙州成为唐朝在河西保有的最后一座州城。

所幸，当时吐蕃的主要精力，都在进攻陇山（六盘山）染指关中，对河西西端的沙州采取了围而不攻、迫其投降的战略。而周鼎则趁机私下与吐蕃将领约合，算是在覆巢之势下，堪堪保沙州全卵。

代宗大历十一年（776年），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移帐南山（祁连山），令尚绮心儿攻打沙州，心神俱疲的周鼎，曾试图向回鹘求救兵，可惜回鹘兵逾年不至。

周鼎决意放弃沙州，焚城而去，带领城中居民举城东迁，回到大唐，可是这一政策，遭到沙州大族和民众的激烈反对。

《新唐书 • 吐蕃传》：“始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赞普徙帐南山，使尚绮心儿攻之。（周）鼎请救回鹘，逾年不至，议焚城郭，引众东奔，皆以为不可”

说起来周鼎的计划，确实不具备可操作性，河西走廊早已被吐蕃截断，沿途必定没有补给之处，沙州与长安数千里之遥，带着全城老幼步行走完这段旅程，几乎与寻死无异。

777年（大历十二年），秋末冬初，周鼎趁吐蕃围而不攻之机，派兵马使阎朝出城打草。

阎朝接到命令后，到周鼎处拜谒辞行，恰好周鼎的亲信属吏周沙奴也在帐中，阎朝谎称要与周沙奴比赛射箭。

周沙奴将弓让给阎朝先射，阎朝抓过弓箭，举弓将周沙奴射死，然后将惊魂未定的周鼎捉住，并用弓弦将周鼎勒死。（“鼎遣都知兵马使阎朝领壮士行视水草，晨入谒辞行，与鼎亲吏周沙奴共射，彀弓揖让，射沙奴即死，执鼎而缢杀之，自领州事”）

勒死周鼎后，阎朝对城中大族、百姓宣布，废除举城迁徙的计划，继续固守沙州城防，百姓听后欢声雷动。

此后八年，阎朝自领州事，带领城中军民继续困守孤城，抗击吐蕃。

784年（唐德宗兴元元年），坚守了八年的沙州官仓军粮耗尽，城中渐渐人心不稳。阎朝打开官仓，以绸缎一匹换一斗麦的代价，向大户募粮，城中豪门踊跃交易，短短数日便筹得大批粮秣。

欣喜不已的阎朝登高而呼：“军民又有粮食，可以继续死守了！”

《新唐书 • 吐蕃传》：“自领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

就这样，沙州城又坚持了两年（唐德宗贞元二年），粮食终将耗尽，唐朝援军依旧遥遥无期。

在此期间，唐蕃关系也从德宗继位之初的稍稍缓和转向恶化，吐蕃开始再次严密围城，并在城外组装工程设备。

眼见沙州固守无望，阎朝和城中大族商议后，决定和吐蕃谈判投降的条件。

他登上城墙，对着城外的大军高喊：“如果保证不把城中百姓迁移走，我们就开城投降！”（“苟毋徙它境，请以城降”）

吐蕃方面权衡利弊之后，主将尚绮心儿承诺满足阎朝的条件。沙州于是“元戎从城下之盟，士卒休屈死之势”，在兵围十一年后，终于落入吐蕃手中。

吐蕃之所以对沙州围而不攻，并能答应不劫掠人口，大概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沙州是河西的经济、文化中心，尤其是佛教中心，这对全族信仰佛教的吐蕃军队来说，必然心存忌惮。

需要注意的是吐蕃王朝时期，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尚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汉传佛教尤其是汉传里的禅宗，也曾在西藏广泛流传。

敦煌陷落后，汉传佛教依旧昌盛，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专门来迎请摩诃衍（大乘和尚）入藏传法，并以书信的形式向高僧昙旷（昙旷年老不能去西藏）请教，吐蕃驿马飞驰之间，将西藏的桑耶寺和敦煌连在了一起。这些书写在纸上的问答，最终凝结成了著名的《大乘二十二问》。

由此可见，吐蕃对沙州的围而不攻，必有玉成瓦全之意。

其次，沙州的地理位置和大族云集的现状，让吐蕃统治者有必要加以保留。

沙州时河西地区最后陷落的城市，因此城中豪门大族最多，也最完整。这些树大根深的豪门在河西经营长达数百年，即便吐蕃刀锋锐利，也觉得有必要加以拉拢。

所以，阎朝提出以不迁户口为投降条件时，吐蕃才会一反破城劫掠的常态，满口答应下来。说白了，尚绮心儿就是在承诺，大家族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失。

这一点，从日后吐蕃河西统治者，处理阎朝的方式也可见一斑。

阎朝本就是城内大族之一，投降吐蕃后，被授予“吐蕃部落使”一职，负责管理沙州民政。

但很快，吐蕃统治者就发现，阎朝声望太高了，完全具备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能力。这对吐蕃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但当时吐蕃统治者并没有一杀了之。

而是让他去吐蕃首都逻些（拉萨）觐见赞普，通过一来一回接近一年的时间冷处理以下，等他回来后，吐蕃人暗中买通了阎朝的侍从，让他在阎朝的靴子里不断洒下慢性毒药，毒药通过皮肤吸收，阎朝的身体也就慢慢虚弱下来，最终毒发身亡。

由此可见，吐蕃占据沙州后，虽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却依旧小心翼翼的避免和当地大家族、有威望的人发生直接冲突，而是尽量通过河西望族的协助来进行统治。

67年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高举归唐义旗，一举颠覆了吐蕃的统治。随后，归义军连克瓜州、伊州、西州、甘州、肃州、兰州、鄯州、河州、岷州、廓州等十州。

大中五年（公元849年）八月，张议潮派其兄张议潭和州人李明达、李明振，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入朝告捷，并献瓜、沙等十一州图籍。至此，除凉州而外，陷于吐蕃近百年之久的河西地区尽数复归，为唐朝开拓疆土四千余里。

之后，张议潮、曹议金等人一直在沙州坚持。直到公元1036年（宋仁宗景佑三年；西夏广运三年），西夏李元昊率军占领沙州，归义军政权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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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攻陷沙州（敦煌）后是如何统治河西走廊的

谢谢邀请！提到了沙洲（即今天的敦煌），就必须要提河西走廊。我有幸在去年一睹整个河西走廊的风采，对这个神奇的地方只能用震撼二字来形容了。

在回答问题前，我想先简单聊一聊河西走廊。在古代，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上连通中原与西域的一条要道。而且这段狭长的走廊，还把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和南边青藏高原的民族隔绝开来。由于这一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自从汉武帝时代霍去病大破匈奴夺得河西以来，可谓是古代中国强盛之时，无不奄有河西。

到了盛唐之时，河西走廊附近地区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河西的南面，是青藏高原历史上最强大的吐蕃政权；北面，是先后崛起的后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西面，则是唐朝控制下的西域各国。

“安史之乱”爆发后，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吐蕃王国趁机大举东进。公元776年，吐蕃已攻陷了除沙州以外的整个走廊地区，沙州敦煌便成为河西尚在抗蕃固守的唯一据点，直至786年，才因外无救援，内无粮械而开城议和，被吐蕃占领。

吐蕃占领沙洲几十年间，在这里强制推行吐蕃化政策，逼迫沙州人民接受吐蕃落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汉族民众饱受外族侵凌的苦难，敦煌社会的正常发展也受到了阻碍。可以这样说，吐蕃对河西走廊的统治，将大唐帝国的历史拦腰截断，也将整个中国的历史拦腰截断，在以后的千年中，汉人都无法在西北地区恢复汉唐时代的荣光。

但在敦煌整个社会的正常发展落后的情形下，吐蕃统治下敦煌地区的佛教事业却得到极大的发展，吐蕃统治者笃信佛教，在他们的提倡和扶植下，敦煌的佛教事业继续向前发展，僧侣地位提高，寺院经济发达。而且在发展佛教事业的同时，吐蕃统治时期河西地区的开窟造像活动也很频繁，莫高窟和榆林窟中都新修了许多洞窟。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题材内容进一步现实化、构图布局程式化、艺术表现手法更趋细密清雅。

总而言之，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地区，经济水平严重衰退，但佛教事业和石窟艺术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我是盛说纷纭，聊聊历史风云人事，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多多交流！

张议潮的沙州起义，为何能够迅速获得成功

一、归义初成

公元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属于张议潮，也属于河西唐民的机会终于降临。

辉煌了接近200年的吐蕃王朝，在末代赞普朗达玛的手中轰然崩塌。随着，吐蕃国内陷入党派内斗，地处边疆的河陇地区，也沦为吐蕃军阀自相残杀的战场。

自命为大相的陇右军阀“论恐热”与鄯州（青海西宁）节度使“尚婢婢”，展开了长达24年的血腥搏杀。

在这段血火交汇的岁月里，论恐热“大掠河西都、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劓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

惨烈的战争不但让河西唐民坠入地狱，其他族裔也深受其苦，唐军趁机收复了陇右的三州七关。

公元848年（唐大中二年），张议潮趁吐蕃军阀互相攻杀，势力衰微之际，联合安景旻、阎英达供同举事。

《资治通鉴》记载：“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

不过一天时间，便驱逐吐蕃守将，占领沙州。河西地区最晚陷于吐蕃的沙州，又最早光复。

举起“驱蕃归唐”大旗的张议潮，何以如此顺利的便起义成功呢？

要知道，沙州历来均为河西重镇，吐蕃为了得到沙州，甚至不惜围城十一年之久，可见其志在必得之心。

沙州归入吐蕃后，以吐蕃僧相（钵阐布）之尊，也曾数次亲赴沙州，督导抄经和吏治推行。甚至有学者考证，沙州之围期间，吐蕃赞普都曾亲自督战。

即便此时，吐蕃已是残阳末日，但沙州守军也不至如此孱弱不堪。

这些疑问，恐怕只能从张议潮的家族背景来分析了。

二、张议潮的家族背景

张议潮的身世，新、旧唐书皆无记载，两唐书也没有为他立传。

只有《册府元龟》中记载“沙州陷蕃后，有张氏世为州将”。这个“世为州将”的张氏是否为张议潮家族，目前尚不得而知。

既然史书有缺，有关于的张议潮家族情况的描述，只能通过其他资料来进行侧面了解。

在《周故南阳郡娘子张氏墓志铭并序》中记载:“其先著姓张罗之后，因而氏焉。家本长安万年县，子孙因官，寓居沙州，遂为敦煌人也。高祖讳谦逸，赠工部尚书。高踪出俗，劲节冠时，誉满公卿，笑看宠辱。属以揭胡屯集，陇右陷腥俗之风；国耻邦危，尘外伴逍遥之客。”

这段墓志铭，读起来有点费劲，我大概解释一下。

这方墓志铭是张议潮的侄子张淮深女儿的墓志，其中提到“其家，本是长安万年县人，因在沙州为官，成了敦煌人士。”

“高祖讳谦逸”所指张谦逸，就是张议潮的父亲，“工部尚书”是张议潮任归义军节度使时，唐朝对其父的赠官，并不代表其父曾在唐朝为官。这是一顶荣衔帽子，专门给死后人戴的。

张议潮之父张谦逸，一生都生活在吐蕃治下，不但没有在唐朝为官，反倒是在吐蕃官职赫赫。

敦煌文书《药师琉璃光如来赞并序》记载:“则有清河张，敦煌郡大都督赐紫金鱼袋并万户侯，其公则威光奕奕，……授赐南朝，拜谢重恩；腾星进路，德奉天庭，承恩回还，……则有都督夫人安氏，岁在异初，花姿发艳，似春沼之开莲；素质凝辉，等秋地之堪同；念金兰义切，恩结发情深。”

其中，清河张氏便指的是张谦逸。

可见张议潮之父官至大都督之职，相当于唐朝沙州刺史，是当地唐民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

其父还曾奉召至拉萨朝见吐蕃赞普，敦煌保存的一卷藏文文献中，曾提到张议潮随其父到过拉萨，后其父因水土不服，加之旅途劳顿死于途中。

敦煌壁画中的吐蕃人形象

按照吐蕃“其设官，父死子代，绝嗣则近亲袭焉”的惯例，张议潮回沙州后，很有可能接任了大都督的位置。

而和他一同举事的安景旻、阎英达二人，一个是沙州副都督，一个是沙州副千户长。

也就是说，沙州起义的领导人，分别是当地非吐蕃的军、政最高官员（沙州千户长由吐蕃官员担任）。

为什么说是非吐蕃的最高官员呢？

因为，安景旻是生活在沙州的粟特人后裔，而阎英达则是当地通颊部落的代言人。

所以，这次沙州起义从发起者的角度上看，是一次反抗吐蕃的民族大联盟。

我们之前引用的敦煌文书《药师琉璃光如来赞并序》上记载，“张谦逸的夫人为安氏。”

敦煌安氏本就是粟特人，目前尚不清楚张议潮母亲（安氏夫人），是否和安景旻有亲戚关系。

但其实，是否为直系亲属并不重要，只要有族亲这层关系也就足够了。

干起兵造反这种买卖的，互相之间有一层真真假假的亲族关系，确实能够更好地获得信任。

也就是说，在沙州谋划起义的首领。

既是沙州的高层官吏，又有军方背景，还是反吐蕃的各民族统一战线。

凭他们对沙州军政态势的熟悉，再以有心图无备，难怪沙州守军会如此脆败了。

游走于西域各地的粟特商人

在唐史中，一直都对张议潮的身份讳莫如深。

仿佛说出他曾在河西吐蕃政权身居高位之事，会影响其光辉的形象。

其实，从张议潮之后的所作所为来看，曾为沙州大都督又能如何？并不能抹杀他一心向唐的赤胆忠心。

张议潮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功是功，过是过，既不能相互掩盖，也不能互相抵偿。

公元848年，在两位生死弟兄的协助下，时年已五十岁的张议潮，只用了一天，便完成了克复沙州，驱逐吐蕃的梦想。

但现实是残酷的，驱逐了沙州守将，比不代表已经功成名就，一切高枕无忧了。

已至天命之年的张议潮，才刚刚踏上一条充满曲折和艰辛的道路。

三、克复二州东向归唐

沙州周围的吐蕃军队，当然不能坐视张议潮变天。就在光复不久，吐蕃将领，便调动军队开始围剿沙州。

所幸，吐蕃军队也不再是那支战无不胜的铁军了。

经过多年安定的生活，吐蕃军队的血勇之气已暗淡了下来。

更何况，在远离本土的河西地区，吐蕃军队中充斥着大量，其他族裔的战士，如回鹘、党项、吐谷浑、粟特。

当吐蕃如日中天之时，这些其他族裔的战士，都是军中忠实的斗犬。而现在，斗犬们自己都各怀心腹事，他们的利齿不一定想咬向谁呢？

洪辩法师塑像

除此之外，沙州的高僧洪辨法师，虽然身为吐蕃“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

但他却“远怀故国，愿被皇风”，在沙州举事之初，便利用佛教的影响，四处奔走呼号。

千万不要小觑洪辩法师，佛教领袖的能量，沙州历经数代朝代更迭，唯一持续不倒的便是佛教信仰。

周边所有种族，几乎全部信仰佛教。

这使得，洪辩法师在任何族裔中，都是一言九鼎的人物。有了他的支持，张议潮更是如鱼得水。

果不其然，周边的吐蕃军队一调动，张议潮马上就得到了情报。

张议潮的部队，虽然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但他却没有采取收缩防守的方式。

他心里很清楚，兵法有云：“守城必有援军”。

沙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孤城，不会有任何人前来援助。

现在，其他各族都抱着观望的心态，如果战事绵延不绝，难保到时不会发生各族一起上前，在沙州身上撕咬一块肉的事情。

只有奋起孤军速战速决，让其他各族认识到，吐蕃已是外强中干，不足为惧。

只有这种死中求活的战法，才能救沙州百姓于水火之中。

凭借着情报来源的顺畅，张议潮在沙州城中做了战争总动员，招募居民为义勇协助防守。

而他则尽起城中之兵，亲自领军出城与吐蕃决战。

吐蕃将领万万没有料到，张议潮会主动出击，措手不及下，被沙州骑兵冲得七零八落。

张议潮见状，让军队高呼驱逐吐蕃的口号，各部族士兵见蕃军势败，有的四散奔逃，有的干脆就直接临阵倒戈，对周围的吐蕃士兵白刃相向。

吐蕃将领见势不妙，领着残兵向瓜州逃窜，张议潮穷追不舍，趁势夺了瓜州城（酒泉瓜州县）。

初步稳定了沙、瓜二州的控制权后，张议潮的目光望向了遥远的东方——大唐。

但这条东归大唐的道路，却是险境重重。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沙州，想要与关中联系，必须跨越尚在吐蕃手中的肃（酒泉）、甘（张掖）、凉（武威）三州。

但寄希望于，通过归唐振奋民众心态的张议潮已迫不及待。

敦煌藏文文献记载：“敦煌、晋昌，收复已讫，时当大中二载，沙州既破吐蕃。遂善押衙、高进达等驰表函入长安城，以献天子”。

为增加成功的概率，张议潮派出了十队使节。他们身上秘藏上奏蜡丸，化妆为各色人等，取不同的道路向东进发。

其中，还包括一支由洪辩弟子率领的队伍。他们假借东向取经，希望借助信仰的力量，在险阻未知的道路上，获得些许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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