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丹子：赵国历史的一袭背影
杜 杰
杜杰，邯郸学院客座教授，邯郸市作协理事，终南印社社员，赵都印社副秘书长。篆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展赛，被多家媒体刊用。潜心古玺印、铜镜和赵文化研究，文章发表于《印学研究》《社会科学论坛》《邯郸学院学报》《艺术中国》《书法报》《先秦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荀子与赵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新时代赵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出版《缘闲堂古玺印辑存》一书。
人类应该敬畏生命里的一切现象，包括不会言语的古物。因此二十多年来，我对于古物的收藏一直怀有敬畏之心，尤其是遇到与邯郸有关的，如铜镜、玺印、货币等，在情感上更觉亲近，每每爱不释手，彷佛是偶遇知己或故人。承蒙复旦大学古文字专家施谢捷教授的厚爱，他将一枚战国时期有关邯郸的青铜古印推荐于我，着实让我意外欣喜，并令我对古赵历史有了种种神往。
“甘丹子”印
这枚古印就是“甘丹子”印。目前，“甘丹”二字出现在古玺印上，这是唯一的文献。在此之前，我们在兵器上见到过“甘丹上”铭文，在布币上见到过“甘丹”铭文。“甘丹子”印的发现，弥补了“甘丹”在古玺印上的文献空白，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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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此印收录于《缘闲堂古玺印辑存》一书，并视作古玺印收藏“邯郸”系列中的首枚珍宝。
一
“甘丹子”印，铜质，鼻钮，通高1.2厘米，印面0.85×0.9厘米。为战国私印，“甘丹”为复姓，读作hándān，即“邯郸”二字；“子”是当时一种特殊的称谓；其文字、钮式、“姓+子”印式均符合战国晋系玺印的风格。据传此印发现于河南漯河。
“甘丹子”印钮
漯河与邯郸，南北相照，相隔四百公里。这枚古印缘何流于漯河，它与邯郸又有怎样的瓜葛？种种疑虑，让我产生了探究这枚古印历史的强烈愿望。
史料记载，“甘丹”最早是以地名出现的，后又作姓氏。
“最早”是多早？
文史千载，若秋风过江，波澜起浪。邯郸从小小方国成长为历史古都，在中华文明史的演进中，承传启合，占有着一席之地。
黄河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漳河作为其支流，孕育了商代邯郸的辉煌。
甘丹子印文
商汤建立商朝最早建都在亳（今河南商丘），其后三百年间迁了五次都城。到了公元前1320年，商王朝的第20位国王盘庚统治了中原，将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殷，即现在的河南省安阳市西北洹水之畔的小屯村，此后商王朝273年未再迁徙。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促进了商王朝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后来盘庚的后人武丁勤俭治国，殷都中兴，商业、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繁荣昌盛；对外则依靠雄厚的国力，发动了60多次大规模的战争，使商王朝的疆域不断向外扩张。邯郸市管辖的磁县，当时就是商王朝的“北大门”，距离安阳仅40公里。
1974年7月，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在磁县下七垣村进行考古发掘，共发现23座商墓、6座战国墓。在这里商代文化层中，有先商、早商、中商、晚商各个时期的遗存，内涵极为丰富，尤其是在一座晚商贵族墓中还发现了带铭文“受”和“启”的青铜器，铭文是贵族的名号、封号或氏族的徽记，表明此地即商代贵族“受”氏和“启”氏两个氏族的聚集地。下七垣村与河南安阳仅一河之隔，“受”与“启”一定是商王最亲近的一族。
下七垣遗址
无独有偶，1975年邯郸考古工作者在距离安阳约100公里的武安市赵窑村又发现了与下七垣遗址的相同性质的商王之墓，出土二三百件文物，其中11件青铜制品，其精美程度可与下七垣青铜器相媲美。
近二十年间，考古工作者还在距离安阳60公里的峰峰矿区北羊台村遗址、邯郸飞机场扩建工地等处，先后发现了先商文化遗存。
经过多年的发掘论证，邯郸商代的遗存多达200余处。专家论证，下七垣村、赵窑村、北羊台村、飞机场等这些遗存，属同一个文化类型，即先商文化漳河型。它们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一是先商源于漳河流域之说成为共识，这意味着邯郸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商朝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二是厘清了邯郸崛起的确切年代，即在商代中晚期，邯郸已有了城市的模样。郝良真、孙继民先生在《论早期邯郸城的兴起》一书中也说：“这个时期的邯郸聚落或邯郸城邑，应该是文献上所见最早的邯郸城”。
那么，这个模样是不是就是历史上的“甘丹”城呢？
二
邯郸地名最早的写法有说出现在商代，作“甘”。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14条有关“甘”的地名记载，其中有“王往出于甘”“癸丑，丁自甘来”“庚戌卜，內：酒十牢于甘”等12条确定为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郑杰祥研究员著《商代地理概论》认为，“古邯郸城应当就是卜辞中的‘甘’地”。如果“甘”的地望依郑杰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论证并确定在邯郸，邯郸的城市史可以推到商代武丁时期，距今约有3250年的时间。
再有是，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殷本纪》在帝纣“益广沙丘苑台”条下注曰：“《括地志》云：‘沙丘台在邢州平乡县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离宫别馆”是纣王的行宫之地，也是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能够作为“离宫别馆”，说明应是较大的居民聚落或城邑。殷纣王广建“离宫别馆”大约是在公元前1076年至前1046年之间。若照此推算,邯郸的城邑距今约有3100年的历史。
通过邯郸周边大量的考古发掘，郝良真、乔登云、张沅等专家共同认为，晚商时期，从漳河流向邯郸市区的涧水（古书为拘水）沿岸，由源头的河口经中部的南城、北城、台城，直到末端的涧沟一线，可能是商王京畿之地中较为繁华的城邑地带，商末的邯郸城，很可能就在涧沟，即现在的复兴区彭家寨西、林村北的涧沟村一带，其时间确定在距今3050年～3200年之间。
目前“甘丹”二字出现最早的考古资料是货币。铸币是从春秋时代开始应用的，当时的货币多铸有地名。《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收录有春秋时期的“甘丹”空首布币，这个时期布币的特征为空首、平肩、弧足；面文“甘丹”，表示邯郸的铸币。由此可以推定，“甘丹”为邯郸最初的写法。最晚在春秋后期已确切有“甘丹”之名。
现代邯郸，的确是一座等了你三千年的城！
三
邯郸作为姓氏出现，是在春秋后期。
这个时期，王纲解纽，霸权迭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谁的力量强大，便就能生存下来。
众所周知，晋国曾经作为霸主辉煌于历史的舞台。赵氏伴随晋国的成长历程，是赵国建立的前奏。
向历史刨根问底，追寻西周赵氏祖先造父的故事，便能顺藤摸瓜，找到邯郸姓氏的源头。
造父，一位以善御著称的人，跟随周穆王一同出现在历史的镜头里。周穆王喜欢骏马，造父便精心挑选了八匹骏马，名字也好听，盗骊、骅骝、绿耳等，献给了周穆王。《史记·赵世家》记载，造父亲自为周穆王驾车“西巡狩，见西王母”，饮酒唱和，尽情欢娱，穆王“乐之忘归”。此时，淮水流域的诸侯徐偃王，见周穆王西狩不归，朝纲松懈，趁机叛乱。周穆王得知消息，立即登舆回朝。造父驭八匹骏马，日驰千里，神速回到都城。周穆王率军攻破徐偃王，平息了叛乱，并因此嘉奖造父，将“赵城”（今山西洪洞）赐给这位优秀的司机兼导游。造父在赵城获得了永久的居住权。“以邑为氏”，从此造父的氏族改称赵氏。
赵氏历尽艰辛，依附晋国像藤蔓一路攀爬，春秋初期，造父的七世孙叔带，去周入晋而事晋文侯，晋国赵氏立家，最终以异姓大夫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
战国早期 赵国疆域图
在这个舞台上，出现有两个人，一个叫赵夙，一个叫赵衰，亲哥俩。《史记·赵世家》载，公元前661年，叔带的五世孙赵夙因功勋卓著，受赐封邑“耿”（今山西运城河津市东南），这是赵氏在晋国首次获得赐邑，是赵氏在晋发迹之始，赵氏自此真正在晋国“立家”。到了公元前636年，赵衰追随公子重耳出亡19年后，辅佐重耳回国，继任晋国国君，赵衰因此得赐“原”邑（今河南济源西北），这是赵氏家族在晋国拥有的第二块封地。
赵衰在位期间，勤勉效忠、尽职尽责、公正谦让。赵衰死后，其子赵盾借势接班，起点高、权位重，不久位至正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晋国朝堂仅次于国君晋襄公的卿士，并首开卿权与君权之间较量的局面，抑制君权，专擅国政。
赵夙的孙子赵穿，从小被家里送到赵衰身边，跟着叔叔赵盾长大。公元前621年，赵穿弱冠成人，晋宗室为了进一步拉拢赵氏家族，赵氏为了维护家族的政治利益，君臣之间用联姻的方式，亲上加亲，巩固相互关系，于是赵穿娶晋襄公女儿为妻，成为“晋君之婿”，并受赐邯郸为食邑。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以邑为氏》曰：“邯郸氏：嬴姓。晋赵盾从父昆弟子曰赵穿，食邑邯郸，因以为氏。”自此有了邯郸氏。
邯郸作为姓氏记载最早的时间，见于《国语·鲁语下》：公元前551年，“我先君襄公不敢宁处，使叔孙豹悉帅敝赋，踦跂毕行，无有处人，以从军吏，次于雍渝，与邯郸胜击齐之左。”邯郸胜即赵胜，赵穿的孙子，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因世袭封邑邯郸，故以“邯郸”为氏，称邯郸胜。
邯郸胜之子为邯郸午，《左传》载：公元前497年，“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这一年，赵氏与邯郸氏之间产生了家族内讧，赵鞅捕杀了邯郸午，由此引发了卿族内战，历时8年，最终赵鞅占据邯郸，公元前490年，邯郸午之子赵稷出逃，未能继续食邑邯郸。从赵穿首任晋国邯郸大夫，经赵旃、赵胜、至赵午，四代沿袭邯郸大夫。
战国初期疆域图
“甘丹子”印出现在漯河，或许是某位邯郸氏人任职时的信物，也或许是他在战争中的遗失，这仅是一种猜测。
但“甘丹子”印是艺术长廊中不可多得的一枚古印。自战国至秦汉魏晋的古玺印中，目前所见以邯郸为氏的，约有30余枚，“甘丹子”印是年代最早的一枚。
玺印忠诚，它最应是历史的信物，邯郸的信物。
三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眸，依旧深情无比。邯郸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厚厚的一本书，在时间的封面上，它散发着淡淡的历史芳华。
乃至，当你看到一枚“甘丹”古印时，会一眼看出，这就是古赵的背影，故乡的模样。
本文已经获得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
发表于2022年11月12日《邯郸晚报·新闻周刊》版3
原文标题：“从“甘丹子”印窥见赵国历史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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