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䀺：明日在往事中
杜 杰
杜杰，邯郸学院客座教授，邯郸市作协理事，终南印社社员，赵都印社副秘书长。篆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展赛，被多家媒体刊用。潜心古玺印、铜镜和赵文化研究，文章发表于《印学研究》《社会科学论坛》《邯郸学院学报》《艺术中国》《书法报》《先秦史学会第十届年会暨荀子与赵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新时代赵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出版《缘闲堂古玺印辑存》一书。
冬日，人间至静，张岱在湖心亭看雪，三百多年间，这雪从未停息。我在癸卯春节这难得的假日，也有着自己的“湖心亭”。不过，不是看雪，是看那枚古意悠远的汉印——“邯郸䀺”。
“邯郸䀺”，西汉私印，铜质，鼻钮，通高0.65厘米，印面1.1×1.1厘米，放在掌心如豌豆大小，玲珑浮凸。“䀺”，此名在古玺印中很少出现。
一
自古以来，人名作为人的身份符号，是表达父母长者对子女的期望和心理诉求，是取名者的思想文化特征与社会习俗的综合反映。大多时候，取名时带着趋吉心理、美好寓意，如延年、千秋、如意、去疾等等。好的姓名，是诗是画是歌，蕴含着时代的信息、智慧的火花、美好的寓意。
”邯郸䀺“印图1
“邯郸䀺”中的“䀺”，有两个读音：chōu、tāo。无论哪一个读音，《说文解字》《广韵》等都清晰地解释为“眼有疾”。
“邯郸䀺”为何取这样一个不祥之名？追溯中国的取名文化，古人取名是有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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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䀺“印图2
春秋时期鲁国大夫申繻论述取名用字的五个原则：“信、义、象、假、类”，这种主要是基于人的自身特征取字，使人名表现出单一性和无规律性。比如“象”，就是根据出生时的外貌、长相而取名，春秋时期晋成公名曰“黑臀”即是依此原则。同时还有取名的避讳原则，就是不能以“国、官、山川、隐疾、畜牲、器币”为名，其中明确提出避讳“隐疾”等用作人名。
到了西汉初期，人们逐渐重视用字的文义，用字的范围大为扩展，并打破了周秦的取名法则，人名用字发生了很大变化。
”邯郸䀺“印图3
一是突破了“五则六避”的取名原则。出现了以国、官、山川、隐疾、畜牲等入名，如古玺印收藏家顾清先生的汉私印“邯郸都尉”，即以官职“都尉”作名。
二是双字名增多。先秦之时，人名几乎清一色是单字。西汉初期，人名也多以单字为主；到了西汉中后期，人口激增，加之汉语文字的发展规律和人们对名的深层意义的追求，双字名逐渐增多。到东汉时期，人名又由双字回到单字，基本以单字为主，很少见到双字了。
三是取字带有西汉王朝自身的特征。取字以礼仪文化和民族心理为基础，体现“经世致用”的入世思想和“思贤慕古”的思想，出现大量的入名美辞，具有新的时代气息。如“彭祖”“未央”等。
美好的字面总令人愉悦，而“隐疾”“畜牲”之名，则容易令人误解。
有一种说法，取疾病等一些不吉之字，表达的恰恰是人们避祸趋吉的意向。古人以疾病作为人名，反映了摆脱疾病困扰、祈求平安健康的心理依托，大致出于取贱名好养活、取病名不得病的朴实心愿。如《缘闲堂古玺印辑存》收录有一枚西汉印，名为“李疢”，疢指热病，取此名可能意为避热病；再如汉印有“魏狗子”“王犬”等贱名，可能是为了好成人。
”邯郸䀺“印图4
也有学者认为，名中之疾字是指专科医生。从大量玺印资料来看，早在战国取名就有与疾病有关的字。清代金石考古学家吴大澂最先在《说文古籀补》中提出：“古玺文，人名多‘疒’旁字，疑医者所用之玺。如疡医名‘疡’、痈医名‘痈’，各从其所长也。”
那么“李疢”之名，是否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名专治热病的大夫，而本文的这位“邯郸䀺”，则可能是西汉时期一位专治眼疾的大夫了。
二
历史太过遥远，今天的我们无法知道邯郸䀺更多的个人身份信息，但有一点可以追溯，汉代时，我国医药学的体系开始逐渐形成。先秦以来各家医学的经验和成就经过秦汉统一局面的推动，已开始了彼此间的学术交流和技艺贯通，并将医学成就系统总结集成专著。《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记载了“琅邪医长”的职官名称，《汉印分韵》中有“彭城医长”的官印记载，他们负责为宫内百官等人治疗疾病。这说明汉代文献中已有医官的设置。有资料显示，从事医疗职业的人被称为“医工”或是“医匠”，属“三流”职业，社会地位并不高。
英国韦尔斯在《世界简史》里写道，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和中国汉王朝同时遭到大难。一场大规模的疫病在中国大地上肆意蔓延了十一年之久，最后汉朝灭亡。当时，欧洲范围也蔓延着疫病，罗马境内的疫病侵袭，使罗马帝国社会动荡不安，人口数量锐减，帝国统治急剧衰落。
在西汉时期，历史上也爆发过较为严重的疫病。《后汉书》载：（公元16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疾疫者十有六七。”（公元22年）“大疾疫，死者且半。”这两次疫病，直接断送了西汉王朝的气运，汉朝百姓死亡人口过半。
众所周知，发生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那场大疫，让“建安七子”中的陈琳、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同时死于疫病，十分可惜。这场持续五十余年的疫病，使全国人口从6000多万急速降到1500万，规模之大，令人咋舌。此时，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病高峰期，出现了神医华佗、张仲景。
华佗是中国医学史上杰出的外科医生，发明了麻醉术，创造了“五禽戏”的体育疗法。提倡“治人于未病”，重视预防保健；对于病入膏肓的患者，则不加针药，坦然相告。他不慕富贵，既为王侯将相看病，也为平民百姓诊治。
张仲景看到疫病频发，民不聊生，发誓要制服疫病，最终写出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找到治疗疫病的最佳配方。冬至邯郸人吃饺子，吟诵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时，还会想起张仲景。据说饺子是张仲景发明的，最初是作为药用。
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疫病与人类相生相伴。虽然人类无法摆脱疫病，但可以有华佗、张仲景乃至无数的邯郸䀺们，帮助人们战胜疾病，获得新生活的权力。
三
祈祷吧，把历史交还山河，也为我们眷恋的故乡。
1959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邯郸视察时曾说：“邯郸是赵国的都城，是五大古都之一……”
“五大古都”的邯郸是个什么样子的？在赵王城遗址博物馆，我见到赵邯郸故城核心城区布局平面图。平面图展示了赵王城与汉代邯郸城的关系，汉代邯郸城位于赵王城的东北位置。
根据考古发掘，汉代的赵国都城，是在战国时期“大北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存在新旧两个城区，大致以今人民路为界线，以北为两汉赵王宫殿区，以南为居民生活区及工商业区。
邯郸历史文化学者郝良真先生讲，赵地属汉是在公元前204年，刘邦攻赵，赵军抵挡不住，赵歇被追杀到襄国，邯郸从此归汉。在西汉214年中，除短暂时间为邯郸郡（王莽时一度改为桓亭郡）外，其余大多数时间一直为西汉的藩属封国——刘氏赵国。
经过汉高帝、汉惠帝、汉文帝、汉景帝几十年的苦心经营，西汉末期邯郸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并成为北方地区商业兴旺、经济发达的经济大都会。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在王莽执政时，当时的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被称作“五都”，“五都”就是京城长安之外的五大经济都市，也就是关中地区以外五个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城市。班固《西都赋》将“五都之货殖”与长安并举，显示出“五都”在全国的重要经济地位。邯郸居于洛阳之后，名列临淄、宛、成都之前，在“五都”中居第二位，算上都城长安，邯郸就是西汉后期六大商业都会的第三大城市。换言之，邯郸是当时全国第三大经济中心。《盐铁论·通有》称邯郸等“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
既为名都，人口与市场须具备一定规模。资料显示，西汉人口大约在40～50万之间。自战国至秦以来，邯郸的商业活动相当繁荣，秦时已经建立了相应的市场管理制度。《御览》载：“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是说天下之货五都皆有，反映了大商业中心的繁荣。商业交换活动要在特定的商业活动区域内进行，这种特定的商业场所在西汉称为“市”。
《封泥大系 下册》资料
为了便于商品的运输，“市”一般设置在交通便捷的位置。“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发达的邯郸商业在战国玺印、陶器文字里有大量的反映，1972年12月在邯郸市东庄遗址等多处发掘出土了秦代陶片，上有圆形戳记“邯亭”、长方形戳记“邯郸亭”。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认为，秦时“亭”具有市场管理功能，“亭”这类戳记，或类似今天的质监部门出具的“产品合格证”。
”邯郸亭“资料
王莽时期，长安原东、西市改为京市、畿市，五都根据各自地理位置，分作东西南北中五市，邯郸称北市。北市有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和官属系统，王莽改制之前，邯郸的市置有市长。山东出现的汉代封泥“邯郸市印”，即是当时市长一职用印遗迹的物证。
可以想见，当年在那些林林总总的职业门庭中，这名叫“邯郸䀺”的专业眼科大夫，于市井之间，悬壶济世，为患者带来光明和健康。
明日在往事中——这枚私印，曾经陪伴了谁人？今天，又成了与今人的现世约定。但不管怎样，它带给人张岱看雪的孤高情怀，也给予见素抱朴的卓然气质。夜深，偶尔有俗世的烟花绽放，眼前，却是这古物的默默作伴。历史长河，孤独漫长，人与物相互观照，隐逸自知，恰好有此际遇，让收藏者透物阅史，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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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3年2月4日《邯郸晚报·新闻周刊》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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