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5日，张学良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在会谈时提出这样一项要求：“由毛泽东、周恩来二人中选一位与我会谈，商定大计。”
张学良的最初想法是与中共领袖毛泽东直接进行会谈。但中共中央出于多方考虑，决定改由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到肤施与张学良会谈。
1936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结束对陕北“红区”采访之后，乘坐东北军67军军车经由洛川抵达西安，他专程到张学良公馆拜会了少帅。在交谈的过程中，斯诺向张学良特意讲述了自己心目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个可以给中国带来新希望的人!汉卿将军，你最好也去陕北见一见毛泽东，他会告诉你如何早日杀回东北去为你的老帅报仇!”
听了斯诺的讲述，张学良想会晤毛泽东的愿望更迫切了。
按原计划，在周恩来与张学良的会谈之后，另有一次毛泽东与张学良的直接会谈在肤施举行。但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1936年秋天，就在张学良积极准备发动“兵谏”蒋介石的前夕，毛泽东给他写过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
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然而，毛泽东并不了解，此时的张学良早已无法与蒋介石进行正常的沟通。张学良在收到毛泽东亲笔信后，曾经在南京有过一次向蒋介石通报毛泽东来信的机会。但是，出乎张学良意外的是，未等张学良把毛泽东的信拿出，蒋介石竟然当着包括张学良在内许多国民党高官的面，大骂道：“如果我发现我的部下有私通共党者，一律处以死刑！”
如此一来，就把张学良的嘴给封上了。张学良被逼得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实行“兵谏”。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旋即被囚禁，直到1976年毛主席在北京去世，他也不曾与他敬仰的这位中共领袖谋面。这是少帅毕生的遗憾。
张学良虽然无缘面见毛泽东，但是他在1936年无意中居然替毛泽东做了一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好事，那就是暗中资助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前往苏联。
1930年10月，毛泽东的“骄杨”杨开慧壮烈牺牲时，她与毛泽东所生的长子毛岸英才8岁，次子毛岸青才7岁，三子毛岸龙年仅3岁。此时父亲毛泽东指挥红军在遥远的江西中央苏区与国民党军队奋战，他们成了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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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慧与儿子
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年幼的毛岸英三兄弟跟着外婆、舅妈到了上海，来到叔父毛泽民、叔母钱希钧的身边，住进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
1931年春上海地下党遭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毛岸英三兄弟流落上海街头，小岸龙不幸失踪，从此杳无音信。毛岸英、毛岸青被身为牧师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收养。
董健吾，生于1891年，上海市青浦镇人。1927年经刘伯坚、浦化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1月间，在陈赓领导下参加处决叛徒白鑫的斗争。1930年变卖田产，在上海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革命后代。后因经费无着，幼稚园停办，但他毅然肩负起抚养毛岸英和毛岸青的重任。
1936年1月，董健吾受宋庆龄委托，经西安乘张学良私人座机去肤施，转瓦窑堡，递交致毛泽东、周恩来的密信。
董健吾去陕北途径西安时得以拜会张学良。风流倜傥的少帅与董健吾一见如故，奉他为上宾，隆重款待。二人从此结下深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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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健吾
1936年3月，董健吾回沪后，又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前往陕甘宁边区。完成任务后，董健吾返沪途中，再经西安暂停。张学良闻讯，热情邀请他在西安多待数日。
一日，少帅请董健吾吃饭，董健吾发现少帅面带不悦，胃口很差，忙问其故。少帅道出苦衷。原来，少帅有一对珍贵的明代的瓷花瓶，非常喜爱，然而这对心爱之物在赵一荻观赏把玩时，不慎失手打碎了一个。少帅自然闷闷不乐。
获悉张少帅的这一特殊爱好后，董健吾随即向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汇报，并提议为了联络感情起见，可以买几件珍贵瓷器送给少帅。刘鼎立即同意。
于是，董健吾专程到西安南苑门里找到一家古玩店，购买了一套宋代彩瓷，随即送到少帅府上。张学良、赵一荻夫妇一见，直呼宝贝，爱不释手。少帅非酬以重金不可，而健吾却坚辞不受。董健吾和少帅之间的友谊更加增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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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
数日后，张学良得知董健吾要回上海，便设丰盛家宴为之饯行。觥筹交错之际，少帅问董健吾有何要求，董健吾说：“副座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愿足矣！”张学良微笑颔首。
少帅喜获彩瓷，深感受之有愧，于是又问董健吾：“有没有私人要求？”
董健吾见少帅态度诚恳，便说：“我有三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
张学良哈哈一笑，认为此非难事，欣然应允。
董健吾回沪不久，一日晨，忽接到少帅老部下李杜电话，告知少帅已抵沪，约董健吾次日上午在某咖啡馆晤面。
张学良在东北时的这位老部下李杜，字植初，辽宁省义县人，东北讲武堂毕业，历任奉军连长、团长、师长等职，曾是张作霖的爱将。1931年任东北自卫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后，李杜在吉林、哈尔滨率部与日军作战。1933年失败后退入苏联。1934年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国民族自卫委员会，任武装部部长。
李杜身在大上海，却心系大东北，无时不刻怀念着白山黑水间被日寇铁骑蹂躏的父老乡亲。他多次向少帅请求，重返苏联，招集流落在远东之旧部，再回东北，与日寇血战到底。
张学良本是赴南京参加会议的，会后他秘密抵沪，探望李杜，目的有二：一是尽快促成李杜出国之事，二是安排李杜将董健吾提出的三个孩子送赴苏联。
董健吾放下李杜的电话后，立即向地下党组织请示。党组织经研究决定，派刘仲华偕同他去见张学良。
第二日晨，董健吾和刘仲华来到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咖啡馆。张学良和李杜随后即到。四人稍作寒暄之后，少帅直奔主题：
“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们光临寒舍。最近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趟，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是要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回国内。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
对张学良的周密安排，董健吾和刘仲华深表赞同。
一向慷慨仗义的张学良大手一挥：“三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交给董健吾。
董健吾回去后，马上用汽车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祺三个孩子送到李杜家中。
上海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后，决定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随李杜出国，一路上负责护送三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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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初，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疏通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三个“儿子”，在几位随从的陪同下，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经过一个月的旅途劳顿，一行人终于8月上旬到达法国巴黎。
然而，当李杜到设于巴黎的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时，竟然遭到了拒绝。原来，李杜等人的行踪，早被无孔不入的日本情报机构侦知。日本政府立即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抗议。苏联政府此时还不愿和日本翻脸，因而拒绝了李杜等人的签证。
李杜等人无计可施，只得滞留巴黎数月。在此期间，让三个孩子抓紧学习了俄语。
最后，还是随行的共产党人杨承芳想出了办法。他找到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救国时报》编辑部，请他们设法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已经到了巴黎，请苏联政府尽快发签证。
这一招果然凑效。数日后，苏联驻法领事馆送来通知，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入境，并送来了签证。但同时拒绝董寿祺和李杜等人进入苏联。
1937年初，毛岸英、毛岸青终于来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红都”莫斯科，随即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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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1994年，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定居以后，东北一位史学家前往希尔顿大酒店探望他。席间谈到毛泽东时，那位史学家详细讲述了当年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前往苏联的原委和过程。
张学良直到此时，才知道1936年他在上海出资10万法郎，并委托李杜将军设法送到苏联读书的三个孤儿当中，就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和次子毛岸青。
虽然58年后才获悉真相，但张学良欣然一笑，感叹道：
“真没想到当年我会为毛泽东做了一件好事。那时我只听信了董健吾的话，他说有三个孤儿想到苏联去求学，缺少经费。我并不知道董牧师所说父母早不在世上的那两个孤儿，竟会是毛泽东的儿子!”
曾经在不知不觉中帮了毛泽东这样一个大忙，这对此时已93岁高龄的张学良来说，无疑是一件快慰平生之事！
1991年张学良在美国纽约接受采访，当记者问起：“您有无与毛泽东接触?”张学良当即回答说：“毛泽东我没见过。”谈到毛主席和万里长征时，年迈的张学良感叹道：“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要领，会领没了，他（士兵）不跟你走，他跑了。他（毛泽东）能统御，他有这个力量。”崇敬钦佩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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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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