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时皇帝会下罪己诏，皇帝不是最大嘛？功绩能与秦始皇并列的汉武帝，晚年为何要写下罪已诏_轮台_汉武帝_崇祯

本文目录

• 为什么古时皇帝会下罪己诏，皇帝不是最大嘛
• 功绩能与秦始皇并列的汉武帝，晚年为何要写下罪已诏
• 汉武帝的《轮台诏》真的罪己了吗
• “罪己诏”对皇帝而言意味着什么历史上有哪些皇帝下过“罪己诏”
• 历史上曾下过罪己诏的帝王有哪些
• 汉武大帝完胜匈奴，打出了汉人威风，为什么要下“罪己诏”
• 如何评价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
• 汉武帝晚年为什么写罪己诏，女皇武则天死后为什么立无字碑
• 崇祯皇帝下过罪己诏吗为什么
• 《三国演义》中汉献帝血写衣带诏，您分析认为是历史真实发生的还是编撰的

为什么古时皇帝会下罪己诏，皇帝不是最大嘛

“罪己诏”这种东西可以上溯到夏朝之前的大禹，大禹曾经因为某些过失曾经发布过类似的东西。只不过那个时代，还没有皇帝的概念，所以这种只能算是罪己诏的雏形。

当国家遭受天灾。或朝政出现危机之时，皇帝就会下“罪己诏”，将责任懒到自己头上，悔过反省。

对于“罪己诏”，历来人们褒贬不一。肯定者认为，帝王通过对灾难和过错的反省、检讨，多少能过促进政治清明，同时也有利于平复舆论，团结人心；批评者认为，“罪己诏”不过是帝王们政治作秀的工具，虚伪一番而后草草了事。

这些意见都不无道理，但仅局限在就是论事。其实“罪己诏”还有深层的政治文化因素。

按道理说，帝王们应对“人祸”负责，因为不论是国家的内忧还是外患，究其根源，几乎都可追溯到帝王身上。但“天灾”是人力不可抗拒的，帝王们为什么又要因此而“罪己”呢？

中国人的天，不仅是自然意义上的天空，而且是被赋予了精神、气质和人格的人化了的天，是寄托了中国古人生生不息的意志和内圣外王的理想的天，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天道。天的原则、规律，是对人事的绝对命令，决不可违背。

汉代以降，“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之说渐起，人道和天道渐渐合二为一。只有行人道，才能得天道，从而把人间行为与上天意志联系起来。

天人感应论认为，天与人的关系并不单纯是天作用于人，人的行为，特别是帝王的行为和政治措施也会反映于天。皇帝受命于天来教养和统治人民，他若违背了天的意志，天就要通过变异现象来发出警告，如若执迷不悟，天就要降更大的灾祸，甚至另行安排代理人。

封建时代，帝王的权势至高无上，现实世界中几乎没有什么因素可以制约。利用发生自然灾害这一自然现象，对之加以警诫，是古人为限制帝王权势所能采取的少数几种选择之一。知识分子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给帝王以警诫，使他们对天产生畏惧感，不致于过分胡作非为。

然而，这种“灾异遣告说”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应该说也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君权天授”的合法地位。通过强化灾异与君主的关系，实际上是让皇帝进一步垄断了与上天沟通的权利。

半闲认为：既然天子垄断了沟通上天的唯一资格，那么作为沟通手段的灾异、祥瑞等现象便只能针对皇帝一人。这恐怕也是古代帝王频下“罪己诏”更深层的原因。

功绩能与秦始皇并列的汉武帝，晚年为何要写下罪已诏

所谓汉武帝罪己诏，主要是指征和年间关于西域方面的一道诏书，后来往往称呼轮台诏，所谓罪己诏根本谈不上，汉武帝并没有什么关于忏悔方面的内容，完全是一道关于军事和行政安排的诏书，只不过内容表示停止了当时在轮台的准备行动，表示休养生息，然后进一步安排谋划将来再做准备。

所谓罪己诏是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否定汉武帝一系列塞外行动，主观方面的想当然，这在过去史学界早有指出。

汉武帝的过失在于中年到晚年长期的军事行动，耗费巨大，当时国内条件虽然富足，但长此以往，百姓不堪承受，这是一方面。

但汉武帝另一方面，他没有局限在内地重要，他的雄心壮志是把西域天山南北都视为自己百姓，所以打击匈奴大宛是保障西域各部安危的必要举措，否则单凭态度摇摆的乌孙、龟兹等所谓大邦根本不能保障西北。

汉军在西北塞外的轮台是天山以南，后来西域都护的所在。对于后来人们经常说的西域，汉代主要是指天山以南，天山以北的乌孙、车师不属于西域，而且乌孙已经与汉朝和亲。所以汉军驻扎是在天山以南，轮台就是重要的军屯地。

而位于南北要冲的楼兰，在汉武帝时是亲匈奴的一派，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汉武帝死后不久，昭帝时期，主政的霍光派出使团傅介子刺杀了楼兰王，西域基本获得安定，这就是霍光执行汉武帝晚年策略，尽量以小的行动确保西域安危的宗旨。

更重要的一节是了解汉武帝对匈奴的态度转变，这就是苏武和常惠前往匈奴表示安抚结好，但结果两人被扣押十几年，匈奴虽然已经伤了不少元气，但并没有停止对汉朝报复的意思。

所以汉武帝当时才打算休整，然后示意将来朝臣从长计议，这就是轮台诏 的背景，并不是什么罪己诏，认为汉武帝表示悔过云云都是想当然。

汉武帝的《轮台诏》真的罪己了吗

汉武帝文治武功不在秦始皇之下，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在位期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推恩令，重创匈奴等政绩，为人津津乐道；但到耄耋之年却几近昏聩，竟然建名堂，垒高坛，而且多次兴师动众封禅出游，为延年益寿而求神拜仙，尤其利用江充酿成「巫蛊之祸」，逼死戾太子刘据事件为后人诟病！

本来，烽火不熄，国力被耗，财政已现危机，再加上吏治腐败，民力凋敝，即意谓大乱来临；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上书建议：在西域轮台驻防兵马，监督匈奴，扼控西域；然而武帝犹如醍醐灌顶，破天荒地驳回了这个耗用民力以彰显大汉威仪的建议。
竟下诏深刻地反思自己，于是出台了《轮台诏》：其中段落有“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即从现在开始禁止苛政，平税赋，大力发展农业与畜牧业，但也要注重国防建设。

这表明汉武帝对连年征战，施用暴政，加重了人民的苦难和消耗了国力有一定的反思，决心停止对外征战，把发展经济，使人民安居乐业提上了日程。

通篇《轮台诏》没有说自己犯何错，似乎只是分析形式，宏观上把对外强硬政策转变了怀柔政策，实质上是对国家大政方针进行的调整；根本没表明自己的错误，更没触及错误根源，《轮台诏》的出台仅仅能表明汉武帝对前期执政进行了清醒的反思而矣，无罪己成分！

但即便如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汉武帝能出台《轮台诏》是有进步意义的，对社会安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罪己诏”对皇帝而言意味着什么历史上有哪些皇帝下过“罪己诏”

历史上有记载的皇帝下的罪己诏始于汉文帝。公元前179年，也就是汉文帝当皇帝的第二年。汉文帝下了史书所记载的第一份罪己诏。

这一年十一月末和十二月中，连续两次日食。日食，在古代被认为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告。汉文帝下了一份罪己诏：

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讬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饬其任职，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

至于有人认为，在这一年正月，在讨论建太子的时候，汉文帝就下了一份罪己诏。但是我觉得那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罪己诏，因为那个类似于皇帝与大臣之间的问答，而不是昭告天下的。而罪己诏的诏，说明是开放性质的，是对天下人说的。因此，个人觉得上面这份才是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罪己诏。

关于以上详细记载，请参考《史记·孝文本纪》。

这之后的的皇帝就开始了下罪己诏的惯例，凡是天有异象，就下罪己诏。比如日食、洪水、旱灾、地震等等。再有就是连年战乱，政权危难之时，也会下罪己诏，这是笼络人心的。至于有多少份罪己诏，恐怕很难统计了。反正是很多很多。

罪己诏，是对皇帝行为的一种规劝，对皇帝能有一定的约束力。这是罪己诏的积极作用的一面。但是，罪己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问题，矛盾依然存在。

历史上曾下过罪己诏的帝王有哪些

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罪己诏”？

罪己诏是指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或政权处于安危时，他会用自省来检讨自己过失、过错，由此而发出口谕或文书。

罪己诏它通常在三种情况出现：一是君臣错位，二是出现天灾，三是政权危难之时。用意都是自责，只是情节的轻重有所不同。

皇帝颁布罪己诏，从大禹时代就出现过，太久远的时代我们就不再提，下面我来说一下汉代两位帝王的罪己诏。

比如汉武帝时，他颁布过两份“罪己诏”，一是因为淮南王刘安等人谋反时颁布的，谋反事发后，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自杀而亡。受此案牵连而死的列侯豪杰等高达数万人。汉武帝下诏，将他们谋反的原因归咎于自己没有恩德。

汉武帝时对外战争频繁，军费开支巨大，加上广置宫殿苑囿，把文景以来的积蓄损耗殆尽。沉重的负担，使大量百姓破产流亡，进而沦为“盗贼”。同时，武帝末年的“巫蛊之祸”又导致宫廷矛盾和激烈争斗。一连串的事件迭加，促使武帝反思统治政策。汉武帝此次下诏书追悔以往过错，史称“轮台诏”。

汉武帝之后，汉宣帝也下过“罪己诏”。汉宣帝在民间生活较长，他了解老百姓疾苦，在他统治时期，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但是后来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深，豪强迅速发展，农民无奈流亡。吏治十分腐败，任意征发徭役，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到后期，竟出现了“兵革不 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的局面。

宣帝一方面自责，一方面整饬吏治。他下诏承认造成此局面“是朕之不德也”。并采取措施，监督官员公正执法。　　

皇帝能够“罪己”，是不把责任推诿的表现，说明为政者的品德高尚、有担当。

但是后来，随着朝政发展，“罪己”的分量被打折扣，“罪己诏”往往成为形式和表演，那么积极意义就缺少了。

比如金朝的金熙宗一方面发布“罪己诏”，一方面却对诏书中“深自贬损”的话气急败坏，把撰写诏书的人残酷杀害！此举不仅让人看出他的心胸狭窄，而且也让人认识到，他所谓的“罪己诏”，不过是耍政治手段而已，世人不能当真。　 　

真心“引咎自责”，是为政者必备的胸怀，也是争取人心，赢得信任的高明之举，比如汉武帝“轮台罪己诏”，把造成国家危机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并适时改变治国策略，就确实难得。

而“罪己”如果成为一种空洞的形式，成为推脱责任的粉饰手段，就没有丝毫意义了。

汉武大帝完胜匈奴，打出了汉人威风，为什么要下“罪己诏”

这完全是后人对汉武帝的误解，是对历史的篡改。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始于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车骑将军卫青大破龙城，进入对匈奴之战的转折点，约历时四十四年，经过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等四大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南下骚扰问题。而且收复失地，设置了朔方郡、五原郡、武威郡、酒泉郡、敦煌郡、张掖郡等。

从此，一个长期威胁北部边疆的强大的匈奴，分崩离析，远迁西亚和漠北苦寒之地，再也构不成对汉王朝的巨大军事威胁。

汉武帝既然有如此的文韬武略大功，又哪来的罪己诏呢？

这完全是后人对汉武帝的误解，是对历史的篡改：

一、宋朝以后，人们篡改《轮台诏》为《罪己诏》

汉武帝因为桑弘羊向武帝建议派遣戍卒在轮台屯田，武帝认为轮台远在车师国西边千里之外，多有不便，故下发诏书，驳回桑弘羊的建议，人称《轮台诏》。

宋朝时期，张俊率师北伐金国失败，宋孝宗认为出师北伐是自己犯了大错误，于是下诏责备自己。对于此事，诗人杨万里写了《读罪己诏诗》，诗中有“莫读《轮台诏》，令人泪点垂”之句，把 宋孝宗的《罪己诏》比作汉武帝的《轮台诏》，从此以后，《轮台诏》就被戴上了《罪己诏》的帽子。

二、《罪己诏》进一步被篡改为《轮台罪己诏》

这个所谓的武帝《罪己诏》，流传到现在，俨然变成了《轮台罪己诏》，让不明真相的人乍一听，好像是汉武帝在轮台发布了《罪己诏》；更有甚者，还想当然地把《轮台罪己诏》看做是汉武帝的《遗诏》。

三、真实的《轮台诏书》根本没有对讨伐匈奴的罪己之意

武帝《轮台诏》：第一、阐述了到达车师都有许多不方便，更不用提到达轮台了。

第二、叙述了曾经“向者，朕之不明”，盲目相信了错误的军事情报，做出了错误决策，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匈奴，导致这次行动失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的事实。

第三、否决了轮台屯田的建议：”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

第四、叙述了武帝也曾否决了大鸿胪派遣刺客刺杀匈奴单于的建议。

第五、讲了现今边塞还没有完全建设好，士卒辛苦，烽火不完整，当务之急是“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并要求郡国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各自提出“畜马方略补边状”的建议。

以上就是武帝完整的《轮台诏》含义（见《汉书•西域传》）。除了文中“向者，朕之不明”、“悲痛常在朕心”、“朕不忍闻”之外，没有一句话是罪己讨伐匈奴的。

充其量，只是对李广利这一次的讨伐行动，因情报有误而失败的自我检讨，但并不是否定整个对匈奴的战略决策。

四、有人故意篡改历史史料

现在互联网上，有人把所谓的汉武帝《轮台罪己诏》，凭空添加上一段话：“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把这段话放在”禁苛暴……“之前，俨然成了上下文通顺的”罪己“之文。

这段话出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我在《史记》、《汉书》没有找到出处，可能我孤陋寡闻。

《资治通鉴》称：

”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春正月行幸东莱，二月来到雍县，三月到达泰山封禅，这时面见群臣，说的一段话：‘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

从上下语意来看，应该是指武帝好神仙祭祀之事，造建章宫、承露盘、寻觅神仙等事，所以，田千秋要求遣散方士。而别有用心之人则把它添加到《轮台诏》中去，使其看起来更像是《轮台罪己诏》。这应该属于对历史史料的篡改行为。

五、班固把自己的观点强行加到历史史料中，误导了后世史家和读者。

班固对汉武帝的征讨匈奴政策不以为然，认为是劳民伤财，所以，他在编篡《汉书》时，就把自己的观点添加了进去。在《汉书•武帝纪•赞》中，只称颂武帝的文治，而只字不提武帝讨伐匈奴的武功，反而委婉地批评武帝不能“恭俭以济斯民”。

班固在《轮台诏》前面，加上了自己的叙述：”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所谓”既往之悔“，隐隐包含了否定讨伐匈奴的历次战争，其实，这只是班固个人的理解，并非武帝原意，是班固擅自揣测圣意，利用修史之便，而强加给前人的。

在《汉书•食货志》中也叙述为：”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候，”

在其他传记中班固也叙述为：“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在这里用个“悔哉”，来否决讨伐匈奴战争，也有篡改历史之嫌。

在这些议论性文字中，班固反复突出汉武帝的“悔”，这就误导了后世史家，以至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对武帝有这样的评价：“晚而改过，顾托得人。”。

这是班固完全错误理解了汉武帝的意旨，并固执己见于始终。

六、班固等人把汉武帝注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看作是悔过自新，决策调整。

事实上，武帝自继位后，就很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多次下诏奖励孝悌力农，还特意提拔桑弘羊、卜式、东郭咸阳、孔瑾等工农商人发展经济，为讨伐匈奴积蓄经济实力。所以，他们认为汉武帝下发了《轮台诏》以后，才调整决策，是不尊重史料的。

综上，那种把《轮台诏》当做汉武帝否定讨伐匈奴战争，检讨自己罪过的《罪己诏》，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对历史史料的篡改。

如何评价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

汉武大帝可谓是我国古代排名前列的，文治武功都有一定成就的著名君主。文化方面，他用儒学大师董仲舒的理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学说定为官方思想，这一举措一直沿用二千余年，而儒家思想则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许多的中国人。此外，他还重视教育、兴办太学，在文化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汉初年，因为刚刚经历秦末楚汉之争，百姓苦不堪言，于是从高祖刘邦开始，汉朝廷一直遵从黄老之学，以休养生息的国策治理天下。这段时间里，即使匈奴屡次侵犯，汉朝大部分时候都只能无奈忍受，汉武帝继位后，便一改之前的对外政策，大举北伐，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那么，汉武帝一生征伐四方，晚年为何颁布《轮台罪己诏》悔过呢？

汉征和四年（前89），六十七岁的汉武帝刘彻发布了《轮台诏》。“轮台”在维吾尔语中是“雕鹰”的意思，它本是西域的一个小国的国名，位于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西部，太初三年（前102）时，轮台国被时任贰师将军的李广利灭亡，汉朝便在此设轮台县，它也是著名的西域都护府的所在地。

“诏”是古代皇帝发布政令的意思，所以“轮台诏”指的便是针对轮台所发布的诏书。后世常常将这一诏书称为《轮台罪己诏》，认为汉武帝发布这一诏书旨在反思自己的错误，向天下表达自己从此不再穷兵黩武的态度。

汉武帝刚即位时，汉朝经过高祖、文、景三代的悉心治理，已经积攒了比较雄厚的财力和国力，到了汉武帝这一代，这些财力被转化为了马匹、兵器、粮草，以及兵士。与汉朝建立之初时马匹紧缺，“自天子不能具其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即帝王的车驾无法凑齐四匹花色相同的马，大臣们乘坐牛车的局面不同，汉武帝继位后积极发展“马政”，才终于使得马匹变得常见了许多。

即使如此，马匹在当时依然是价格昂贵的物件，但为了和游牧为生的匈奴正面对抗，斥巨资培养战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必要之举。此外，汉武帝多次出征消耗的各类物资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为了供应军需，百姓不得不上交更多的赋税，战争中无数汉军将士的牺牲也使得大量家庭失去了自己的顶梁柱。

一言以蔽之，汉武帝的征伐四方换来了辉煌的功绩，换来了更加安定和平的边境，但也消耗了太多的国力，伤害了太多的百姓。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还曾对着大臣们反思道：“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笔者认为，正是因此，汉武帝在执政后期颁布《轮台诏》，来宣布将汉朝原本积极扩张的战略方针修改为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另一种观点认为，《轮台诏》并没有“罪己”，汉武帝也从未反思过，但从他在诏书中“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的主张看，他还是有着改变原来急躁严苛的政令，来恢复生产和安抚百姓的意愿的。

汉武帝晚年为什么写罪己诏，女皇武则天死后为什么立无字碑

汉武帝为讨伐匈奴，畅通丝路，连年征战，他爷爷，他父亲积攒的财富被他用光。人民叫苦不迭。他深感欣慰，罪己，实则表示自己很敢愧疚！

历史往往是这样：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果不下决心打退匈奴连年搔扰，人民不会安宁。要打仗，必然有牺牲，而且，国家动荡，最受苦的往往是最底层的民众！我们看到那些老头老太婆寒风中卖菜卖水果，觉得很苦！如果打仗，他们可能连水果连菜都卖不成，不是更苦。相反一些将军会晋升军衔，达官显贵会发战争财！

武则天在高宗死后没有回长安，也没有到过乾陵。可能是营陵使（韦？）在《述圣纪》碑相应的东边（左边）预留了地方，以安置武则天的纪功碑石。

但705年2月22日武则天被推翻，中宗力排众议，决然实现母后遗愿：“去帝号称则天皇后，祔庙归陵。”将父母于乾陵合葬。由于难以评述母后——大唐皇帝为大周皇帝立碑不合礼制。碑上格子已经打好，但无法评价，只好树碑不著文字。

武则天死前已经被幽禁了近一年，能回归乾陵，与高宗合葬，已经相当不错了。许多大臣坚决反对合葬——认为对高宗不尊！

如果不改唐为周，一直以太后身份执政，不纳面首，或许会有与《述圣纪》（武则天撰文中宗李显书丹）一样，有赞美的文字。

崇祯皇帝下过罪己诏吗为什么

导语：

什么是罪己诏呢？也就是皇帝表达自己有罪过的诏书。一般王朝出现天灾人祸，或者国家管理不善。不是开个发布会就能了事的，皇帝总会跑出来说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向天下人（主要是向史官）表个态。

最早的最出名的罪己诏，应该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晚年依旧不断发动战争，不顾百姓死活，结果贰师将军李广利不仅大败，而且逃亡匈奴，汉朝损失惨重。此前汉武帝又逼死了自己的太子刘据，这一系列的错误，使得汉武帝给自己下了一道罪己诏。

那么崇祯皇帝有没有下过罪己诏呢？当然是有下过的，从汉武帝开始，基本上刮个风下个雨，皇帝就会跑出来下个罪己诏。告诉老天爷，这些都是自己的错误，不要惩罚王朝的老百姓。所以崇祯皇帝当然是有下过罪己诏的。

01崇祯皇帝下罪己诏，基本也是例行公事。

什么人最不相信神魔呢？我认为封建时代，最不信这些的人，应该就是皇帝了。因为他们动不动就跑出来搞一份罪己诏。让老天爷把所有的罪过都怪罪到皇帝身上，千万不要迫害他的百姓。

皇帝有这么好心吗？平日里锦衣玉食，百姓都是他的钱袋子，他们怎么可能舍得让老天爷把灾难降在他们头上呢？所谓罪己诏，不过就是作秀罢了。

朕以凉德，缵承大统。意与天下更新，用还祖宗之旧。不期倚任非人，遂致虏猖寇起。夫建州本我属夷，流氛原吾赤子。若使抚御得宜，何敢逆我颜行。以全盛之天下，文武之多人。无奈夸诈得人，实功罕觏。虏乃三入，寇则七年，师徒暴露，黎庶颠连。国帑匮绌而征调未已。闾阎彫攰，而加派难停。中夜思惟，业已不胜愧愤。---《国榷》

他们自己不迷信那些东西，但是他希望老百姓们迷信这些东西，当然是在一定限度下相信。这样一来，皇帝等于什么成本都不用花，就完美地解决了天灾人祸的负面影响。

崇祯皇帝一生有下过六次罪己诏，每一次都是王朝发生了比较巨大的灾祸。毕竟是亡国的时代，自然是有与众不同的灾祸。

1. 第一次，1635年，农民起义军攻占了大明王朝的中都凤阳，这里是朱元璋起家的地方，是大明王朝的龙脉所在。老朱家的祖坟被人给挖了，崇祯皇帝觉得十分伤心，所以就发了一份罪己诏。
2. 第二次，1637年，北方大旱蝗虫四起，庄家是颗粒无收。百姓们易子而食，一片荒凉。可是崇祯皇帝依旧在征三饷，结果百姓们四处造反。无奈之下，崇祯皇帝只好再次下罪己诏，表示干旱蝗灾都是因为官员腐败导致的。
3. 第三次，1642年，内忧外患之下，李自成攻破开封城，淹死了数十万百姓，而清军再次闯关成功，掠杀山东百姓。崇祯皇帝觉得自己十分无能，为了表达自己在军事上失当的指挥，他再次下发罪己诏。
4. 第四次，1643年，基本上跟第三次一样，因为李自成和张献忠攻占了大片土地，荆襄之地全都落入了贼寇之手。与此同时辽东的形势更加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崇祯皇帝下发罪己诏，认为自己用人不当。
5. 第五次，1644年，李自成大军攻破潼关，兵临京城城下。这个时候距离京城陷落，大明亡国，也没多长时间了。崇祯皇帝表示要亲自带兵讨伐李自成，想要激励手下将士用命。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发出罪己诏。
6. 第六次，1644年也就是李自成兵临城下后的一天，京城陷落。崇祯皇帝在后宫杀掉了一系列女眷后，跑到煤山上自杀了。在自杀前，崇祯发布了最后一道罪己诏，是写在自己的锦袍之上的。意思很简单，表示自己做了17年皇帝，都是大臣们耽误了自己。这皇帝他也做不成了，希望贼人不要伤害百姓就好。

这六份罪己诏，基本上就是例行公事。除了最后一份罪己诏稍微有点真情流入，其他五份跟之前那些皇帝的罪己诏，没什么两样。

02崇祯的罪己诏，有发挥什么作用吗？

在古代，皇帝发罪己诏，一般都是为了平息众怒。比如天灾出现以后，极有可能出现粮食短缺的问题，一时之间百姓没饭吃，那就比较容易引发叛乱。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罪己诏，可以起到安抚百姓的作用。所以每次天灾出现以后，一般皇帝都会出来发一份罪己诏，可能上面的内容就是抄袭上一代皇帝留下来的。

今年正月。复致上干皇陵，祖恫民仇，罪实在朕。于是张兵措饷，勒限责成。伫望执讯歼渠，庶几上慰下对。又不期诸臣失算，再令溃决猖狂。甚至大将辱于小丑，兵民敢于无上。---《国榷》

所以说罪己诏基本上就这么一个作用，让百姓们知道，皇帝虽然山珍海味地吃着喝着，但是内心还是想着你们的，你们千万不要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看看朕给你们画的一张大饼，是不是又大又圆？

你还别说，这还真的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要是没用的话，皇帝才懒得搞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呢。那么崇祯皇帝的这几份罪己诏，有没有发挥作用呢？

很可惜的是，并没有。因为崇祯是亡国之君，当时的明朝，都让天启皇帝和魏忠贤给搞完蛋的差不多了，崇祯上台以后，大明早就是千疮百孔了。

在这种情况下，崇祯皇帝再要用老一套的方法，似乎就显得有些杯水车薪了。这件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老百姓的心，他已经挽回不来了。

地方复遭蹂躏，生灵又罹汤火。痛心切齿，其何以堪。若不大加剿除，宇内何时休息。已再留多饷，今再调劲兵，立救元元，务在此举。惟是行间文武，主客士卒，劳苦饥寒，深切朕念。念其风餐露宿，朕不忍安卧深宫。念其饮冰食粗，朕不忍独享甘旨。念其披坚冒险，朕不忍独衣文绣。---《国榷》

李自成集团占据西北地区，张献忠占据西南。多尔衮大军在关外虎视眈眈，就连崇祯管辖范围之内的大臣们，都不听从崇祯的调遣，崇祯就算谢罪一万次，又能怎样呢？左良玉号称拥兵百万，郑芝龙富可敌国，可是崇祯皇帝亡国的时候，他们眉头都不皱一下。

总结：罪己诏不是万能符，不可能永远都奏效。

崇祯发罪己诏当然是没错的，王朝出现如此多的灾难，发罪己诏非常有利于自己的统治，至少表明了自己想要治理好这个国家的心态。

可惜的是，这一招在灾祸比较少或者比较单一的情况下，才比较奏效。而崇祯所面临的灾祸，基本上具备所有亡国的征兆。

不光是灾荒年年有，造反寻常见。关外的铁蹄早就已经垂涎中原大地，手下的将士全都不听从崇祯的调遣，崇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殉国，似乎也没有其他出路了。

罪己诏用在寻常灾祸上或许还能解决问题，可这一次不行。崇祯没有任何创新的思路，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皇帝，亡国也就不奇怪了。

参考资料：《国榷》

《三国演义》中汉献帝血写衣带诏，您分析认为是历史真实发生的还是编撰的

诚如题主所说，衣带诏究竟是否存在，历史一直看法不同。董承究竟有没有假传圣旨，那我们就从董承来进行分析。

董承与董卓同为陇西临洮人，属于西凉军阀派系，曾经是董卓女婿牛辅的部将。根据史料反映，董承参与了董卓之乱，与董旻、董璜均为董卓的爪牙，其中董旻为董卓之弟，董璜为董卓之侄。至于董承与董卓应该除了同族之外，没有比较亲近的血缘关系。另外董卓进京后，自称与董太后同族，然后拥立董太后抚养长大的陈留王刘协为帝，以害死董太后为由将何太后打入冷宫。董承据说为汉灵帝母董太后的侄子，然而在《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中并没有见此记载。

董卓掌权后，董旻官拜左将军、封鄠侯，统领部队；董璜官拜侍中、中军校尉，总领禁军。董承具体情况怎么样，不得而知，但从董卓被王允、吕布诛杀后，王允派皇甫嵩进攻董卓住所郿坞，董旻、董璜等宗族成员一同被杀，而董承却得以幸免。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在杀掉王允、挤出吕布之后，互相争斗，汉献帝被迫东出长安之际，董承曾前往护驾，被封为安集将军。安集将军应该属于杂号将军，相比别人的车骑将军、左将军、中军校尉，只能算得上不入流的武将官职了。直到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在汉献帝东归洛阳之后，又被曹操胁迫迁都许县，董承以卫将军升为车骑将军。

从史料字里行间，应该可以推断出董承的一生，这里给各位读者瞎掰一番，不足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董承与董卓属于同乡同宗，但是血缘关系应该比较远。后来董卓发达之后，董承投奔董卓女婿牛辅手下打工，跟随牛辅征讨过白波军。董卓被杀后，董承因为与董卓关系比较远，而得以幸免。

董卓死后，其手下高层武将全部乱了套，如牛辅、董越、段煨、胡轸、徐荣等中郎将表现不一。其中，胡轸、徐荣、段煨倒向以王允为代表的的东汉朝廷，董越前往牛辅联合，结果被牛辅所杀，然后牛辅不仗义的率先丢下弟兄们，带着金银珠宝逃跑了，最后被亲信胡赤儿谋财害命。

李傕、郭汜、张济、贾诩、董承等人作为牛辅部下校尉，开始自谋生路，惶惶不可终日，都准备效仿老大丢下部队，私自逃走。最终在毒士贾诩的建议下，重整部队开始反攻长安。这里面有李傕、郭汜、张济响应最积极，打败了朝廷派来胡轸﹑徐荣抵挡的董卓昔日部将领，其中徐荣战死，胡轸率部投降。之后，董卓其他旧部樊稠、李蒙、王方等人也跟着加入李傕大军，攻陷长安后，王允被杀，吕布出逃。然后，西凉诸军挟持汉献帝封李傕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樊稠等人皆为中郎将。

董承这里没有出彩表现，应该拥有一定势力，但相对较弱，跟随大流骑在墙头上，后来新一代掌权的西凉军阀们争权相斗，董承始终置身事外。之后，李傕、郭汜互相争斗，汉献帝被迫东出长安。估计这时如董承这些曾经董卓旧将，看到机会，准备迎接汉献帝，效仿之前董卓、李傕、郭汜的发达之路。董承、杨奉迎接汉献帝，后被李傕、郭汜击败。于是再次联合曾经要剿灭的对手白波军及匈奴左贤王，击败李、郭联军，拥立汉献帝继续向东都洛阳前进。董承负责断后，被李傕追到，再次大败，汉献帝连夜渡河躲避。

总之，这次迎接汉献帝东归洛阳的人员成分比较复杂。阻止汉献帝东出的势力为西凉军阀势力李傕、郭汜；迎接汉献帝的势力为西凉军阀势力董承，白波军势力杨奉、韩暹、胡才、李乐等人以及匈奴左贤王。在击退李傕、郭汜之后，董承与白波军方面发生冲突，董承主张前往洛阳，而白波军杨奉、李乐就不愿意了，主张前往自己势力范围。于是双方互相掣肘猜疑，在此期间双方也进行过武装冲突，最后不得不妥协，将汉献帝送到洛阳。

就在董承与白波军主帅双方互相掐架的时候，在兖州已经扎稳脚跟的曹操及时出兵西进，前往洛阳迎接汉献帝。面对实力强大的曹操，这些之前迎立的军阀看无利可图，也就一哄而散。随即曹操迁都许县，又利用董承与白波军主帅们面和心不合时机，拉拢董承，被授予车骑将军，封为列侯。估计董承将女儿嫁给汉献帝也就是这段时期的事情。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成为皇亲国戚的董承，官居车骑将军，面对大权独揽的曹操，当然也心有不甘。于是对外宣称自己得到汉献帝密诏（衣带诏），联合各方势力，准备除掉曹操。最后事发，曹操大怒，认为这些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在自己地盘上搞事情，也就连根带蔓拔了。董承的女儿，董贵人据说还有身孕，也被曹操杀了。

说到底，董承与之前迎立汉献帝的白波军，以及之前的李傕、郭汜西凉军阀都试图通过控制汉献帝达到自己需要的政治资本，结果最终被曹操截胡了。董承的衣带诏事件，就是对曹操利益分配不满的一种回应，结果无疑以卵击石。而之前白波军方面杨奉、韩暹、胡才、李乐在眼看没有利益可捞之际，各自散去，最终也没有得到好的下场。小子这里不地道的瞎猜一下，估计这也是为什么最初董承找到刘备让接受衣带诏，而被刘备拒绝的原因吧。

杨奉，在汉献帝被曹操接管后，与韩暹投奔袁术，后袁术、吕布发生战争，转而投靠吕布，于建安二年（197年）被左将军刘备诱杀；韩暹，在杨奉被刘备诱杀后，建安二年（197年）在逃亡中途被杼秋县屯帅张宣所杀；李乐，在汉献帝被曹操接管后，留守河东，于建安二年（197年）病死；胡才，在汉献帝被曹操接管后，留守河东，为仇家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