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有卫青、霍去病，唐有李靖、薛仁贵，为何清朝一个名将也没有？贷款诈骗罪和骗取贷款罪有何区别_石达开_国君_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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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有卫青、霍去病，唐有李靖、薛仁贵，为何清朝一个名将也没有
• 贷款诈骗罪和骗取贷款罪有何区别
• 太平天国时期，石达开出走的失败是否是历史必然以当时的历史条件，石达开具备独立生存的条件吗
• 春秋时期，为什么一些国家的君主都称“公”，楚国却称“王”

汉有卫青、霍去病，唐有李靖、薛仁贵，为何清朝一个名将也没有

这是提问者“大汉族主义思想”在作怪，对于这类思想者我不禁要问问，按照你这种“大汉族主义者”的观点，唐朝算得上有名将吗？唐朝“中华民族”典型代表朝代。

清朝名将咱们别的不说，左宗棠怎么也算名将吧。莫非提问者也认为林则徐、左宗棠等人也是汉奸？不配做名将？一位夺回新疆、平定陕甘、保卫闽台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在保卫疆土的名将，就因为他是清朝的将领就不算名将了？

（1）清朝名将被“清宫戏”害了

现在影视剧“清宫戏”比较多，全是后宫尔虞我诈，虽然，这是影视剧自身特点，毕竟现在电视剧、影视剧男男女女、谈情说爱非常受欢迎，特别是电视剧，现在主体受众是家庭妇女。为啥其他朝代搞不过清代？这个主要是之前的细说太有影响力了，而且时代又近，普通老百姓又没什么大要求，就需要“享受”。所以，细说、清宫戏驰骋电视屏幕。

由此，人们越来越知道清朝的皇帝和皇帝的妃子，一些大臣除了跟皇妃搞婚外情的能被人记得，有几个大臣能被知道。

（2）清朝名将简述

使得中国统一的施琅、清朝建立第一功臣多尔衮、康雍乾时期名将岳忠琪、康雍名将年羹尧、乾隆时期的阿桂、咸同光年间的左宗棠，这些都是地位高到独掌一个战役甚至战略方向的元帅级别的名将。当然，清朝也有不少笨名将，例如除了会花钱、会赚钱外的李鸿章。

除了元帅级别的名将，还有诸如大将级别名将，例如刘锦棠、刘永福、冯子材、左宝贵、宋庆、鲍超、富明阿（袁崇焕后人）等。

（3）反清朝时期的名将

同样，清朝也有不少农民起义，像石达开是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最完美”的军事将领，其军事天才只有左宗棠能与之抗衡，曾国藩被石达开杀得几次哭嚷着自杀。后期石达开甚至向走回传统的“农民起义”丢掉“拜上帝教”色彩，可以说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最富有人性、最有军事才华和战略眼光的人之一。

除了石达开外，“捻军”的张宗禹、白莲教起义的王聪儿等也都有些军事才能。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没有清朝，新疆这个已经从“安史之乱”后就丢失的领土还能回来吗？包括两大活佛体系、金瓶掣签等制度被构建的西藏，是在清朝才被实实在在进入中国领土。除此之外，中国广大边疆地区的领土都是在清朝获得巩固的。因此，现在罔顾历史史实，否定元清统治的合法性，忽视它们的历史贡献的人，要么别有用心要么受人之命，实属祸害。

贷款诈骗罪和骗取贷款罪有何区别

贷款诈骗罪与骗取贷款罪的区别在于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什么意思呢？比如一个人的行为符合了骗取了贷款罪的构成要件，成立骗取贷款罪；同时在案证据又能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贷款的目的，则更进一步成立贷款诈骗罪。道理很明显，贷款诈骗罪比骗取贷款罪的量刑更重。

骗取贷款罪是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第10条增设的罪名。骗取贷款罪的立法目的是对贷款诈骗罪未能规制的范围进行补充，在贷款诈骗罪之外，将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骗贷行为也认定为犯罪。

在该罪名设立以前，因向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可能涉嫌的罪名主要是贷款诈骗罪。该罪名的成立不仅需要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骗贷行为，同时主观上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对于目的犯来说，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辩护往往是该类犯罪的核心辩点。

骗取贷款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与贷款诈骗罪高度相似，但骗取贷款罪主观上并没有对非法占有目的进行要求，使相关行为被入罪的概率极大的增加。

在《刑法修正案（六）》实施之前，可以通过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打掉贷款诈骗罪指控的案件；在《刑法修正案（六）》实施之后，办案机关可以通过骗取贷款罪进行入罪。

太平天国时期，石达开出走的失败是否是历史必然以当时的历史条件，石达开具备独立生存的条件吗

一直以来，有不少人认为石达开离开天京，带走精锐队伍是一种分裂行为；直接导致了后期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的惨败。石达开离开天京是历史必然吗？石达开离开天京后能生存吗？首先看第一个问题，石达开离开天京是必然的，理由如下：

一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对石达开百般提防和限制，洪、石矛盾渐深，直到难以调和。

天京事变，韦昌辉大肆屠杀杨秀清及其部下2万余人，将杨秀清嫡系精锐斩杀殆尽。韦昌辉的滥杀引起了天国众人的不满，为平息众怒，韦昌辉被凌迟处死。石达开回到天京主持军国大务，但洪秀全对石达开百般提防和限制。洪秀全让自己的两个草包哥哥架空石达开，石达开主持军国大务，并无实权，还要受到洪秀全两个哥哥的欺辱。洪秀全一直疑心石达开在处理杨秀清事件上的态度，因此矛盾日深，直至不可调和。

二 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明里渴望石达开归来，实则暗里派人追杀，两广将士彻底寒心。

石达开离开天京时，仅有亲信数千人，都是府中殿将和家属亲信。并没有带走天国精锐大队。石达开走到安庆后，天国内部才有部队陆续出走，跟随石达开。“随后络续随翼王而出京者，官员兄弟约有五、七万人。”（《六安州总制掌书陈凤曹上六安州总制陈敬票》）。如果石达开真要分裂，以他的影响力，绝不会仅有这点人马跟随。

石达开离京后，洪秀全一面假仁假义多次呼唤石达开回京，还送去“义王金牌”一道以示笼络。实则派遣追兵一路追杀，昼夜不停。

洪秀全

咸丰七年五月二十五日（1857年6月16日）清将何桂清奏:“传闻本月十一日，翼王石达开已由铜井渡江逃往江北。洪逆令蒙贼（蒙得恩）、禾贼追之，禾贼亦乘势逃去。足见该逆自相残害，众版亲离。”

又江北大营钦差大臣蒙古正白旗都统都兴阿奏道:“又据温绍原察称，探得金陵自石逆去后，毛逆屡遣人追赶，皆为石逆所留，或竞遭其杀害，即广西老贼曾受伪职者，亦多借追亡为名，中途均各远遁。”

可见，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曾派蒙得恩等人率兵日夜追杀石达开，这种行为彻底让石达开及其两广将士寒心。

三 石达开独力苦撑危局，即使出走天京依然为天京解围设法奔走

反观石达开，虽然和洪秀全矛盾已深，无法调和。但他仍然以手中仅有的人马坚守安庆，为天京缓和了战局。

1857年7月，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提督衔漳州镇总兵张国梁率军向天京进逼，形势非常危急。此时，石达开近在安庆却不发一兵一卒救天京，是他不想救对洪秀全彻底失望了吗？不是这样的。

太平天国御座

石达开不救天京，一是以他手中的五六万人马，要守住安庆，面临十余万清军的围攻，已经是绝境拼死了，哪还有多余的兵马去救天京？

二是要解救天京之围，他这点人马去也是杯水车薪，在上游安庆牵制清军主力大军，减缓天京的压力才是战略上的正确选择。事实上，石达开在安庆奋战数月，牵制了大量清军，减缓了天京的压力。日后的天京被围，李秀成也采取的是分兵出安徽、浙江攻打清军两大营的策略。

三是即使在最艰苦时刻，石达开依然将主力调往南京，以少量兵力入江西，牵制曾国藩主力，打乱清军部署。

咸丰七年九月都兴阿奏:“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秀）成会同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

从这封奏折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即使在安庆困战的艰苦时刻，石达开仍然将主力李秀成、陈玉成等部调到下游去保卫南京，如果他真的要分裂，为何不带走陈玉成与李秀成？二是石达开准备以仅有的人马转战江西，分散清军主力的围攻，让曾国藩疲于奔命。

老对手曾国藩

果不其然，石达开入江西，清廷震动，急派曾国藩亲自督师围剿。“自达开之从安庆出师也，所至声势震荡，满清援浙、援闽、防蜀诸役，辄以湘军主帅曾国藩御之。”（《太平天国史稿》卷十九·石达开传）

第二个问题，以当时的条件石达开出走后能否生存？

石达开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天国，然而这一切都没能得到洪秀全的理解。洪秀全对石达开的猜忌从未减少，在石达开艰苦奋战的时候，洪秀全还诱惑杨辅清离开石达开，撤走了石达开唯一的支援。

石达开从此陷入了后无支援，前有重兵围困的死局。只得孤军奋战，以仅有的人马搏出一线生机。由此，石达开决意远走四川，以蜀地为根基再做良图，不料最终全军覆没在大渡河。

石达开英勇就义

由此可知，石达开离开天京是历史的必然，是太平天国内部矛盾难以调和的必然。石达开出走天京灭亡也是必然，因为出走天京后石达开陷入了多面受敌的困境，就连唯一的支援、唯一的救命稻草杨辅清也被洪秀全诱惑离开了石达开。石达开从此只得孤军奋战，最终远走四川另寻出路，不料最后全军覆没在大渡河畔。

如果要给历史一个审判，洪秀全绝对是第一个被送上断头台拷问的人，是他亲手葬送了天国，即使强如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这样的豪杰，也难力挽狂澜，改变败局。

春秋时期，为什么一些国家的君主都称“公”，楚国却称“王”

春秋时期的确比较乱套，有的国家国君称“公”，有的国君称“王”。

但不是题主所说的其他国家都称“公”，唯独楚国称“王”。

要分清这个问题，还需要大体了解一下夏商周三代世袭分封制度。

相传大禹治水时，在洛阳西洛宁县的洛河中有神龟浮出，背驮“洛书”，献给大禹。

大禹以此治水成功，并且依次把天下划分为九州。制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

这事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

根据九州的远近，大禹确定了五服的制度，以此缴纳赋税和进贡物品。

每服五百里，由内而外，亲密关系逐次递减。

有的说法是以王城为中心画个正方形，有的说是画个圆形，大体就是这个意思。

不管亲疏，地方的负责人都是一方诸侯。

到了商朝，演变为内外服制度。

内服是商人本族活动区域，外服是商族以外的附属国。

商王通过两种不同的管理制度来处理本族和臣服的外族事务。

商朝末年商纣王时期，号称八百诸侯，分东西南北四镇，每镇各统领二百小诸侯。

即东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侯虎、南伯侯鄂崇禹。

东伯侯为天下八百诸侯之首，级别相同，但座次在其他三伯侯之前。

武王伐纣，建立周朝，开始实行世袭分封制。

周武王姬发分封姬姓宗族子弟及功臣为列国诸侯，共分五等，分别是：公、侯、伯、子、男。其余不及五等者成为附庸。

据《荀子·儒效》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比如：

宋国---子姓，公爵。系商王帝乙之长庶子，曰微子启。封国地为今睢阳县。
鲁国---姬姓，侯爵。系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公姬旦，佐文王、武王、成王有功，乃封其长子伯禽于曲阜，以辅周室。
齐国---姜姓，侯爵。系炎帝裔孙伯益封地，今山东青州府。
晋国---姬姓，侯爵。系武王少子，曰姬唐叔虞。封于唐，后改为晋。封国地为今山西平阳府绛县东翼城。
燕国---姬姓，伯爵。系周同姓功臣，曰君奭。封国地为今幽州蓟县
楚国---芈姓，子爵。系玄帝姬颛顼后裔。封国地为今丹阳南郡枝江。
吴国---姬姓，子爵。系周太王长子姬泰伯之后。封国地为今吴郡。
许国---姜姓，男爵。系伯夷之后，曰文叔。封国地为今许州。

无论爵位如何，名义上都是诸侯国，诸侯国的国君对应着爵位等级，称谓就是：

宋公、齐侯、燕伯、楚子、许男。

这是很严格的，不可僭越。

姜太公封齐国，称为“齐侯”，位居“五侯九伯”之上。

五侯指的是“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九伯是指九州之长，泛指天下诸侯。

姜子牙是齐国的始祖，谥号为齐太公。谥号需要周王朝批准才行。

这个或许是姜子牙对周朝建国的贡献，死后谥号为公，这也是一种褒奖。

这也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对于去世的人给与更高的封号，以示尊崇。

齐国是大国，地位重要，之后的历代国君，都谥号为“公”。

活着的时候，诸侯在一起还是以“侯”相称。

再如周公旦，鲁国国君，侯爵，后世也以周公相称。

召公奭，燕国国君，伯爵，他的称谓“召伯、召康公、召公奭”等。

西周建立之初，周公、召公由其子到封国治理国家，他们留在朝廷辅佐天子，由于是周朝宗室大臣，而且辅佐朝政有大功，去世后谥号为“公“。

晋国，侯爵，在晋昭侯之前，都称晋侯。

晋昭侯把曲沃封给晋文侯的弟弟桓叔，晋国分裂为翼和曲沃。

晋侯也称作翼侯，曲沃是伯爵，先是称曲沃伯，后为曲沃武公（前716年--前679年）

后来，曲沃武公统一晋国，就成了晋武公。

之后，晋侯都称为“公”。

这已经是春秋时期，周室式微，权威丧失，各诸侯国不再那么听招呼啦。

国君去世，继承人就给确定谥号，不管周王室是否同意，诸侯国是否认可，起码自己国内叫着舒服。

有些因为势力强大了，逼迫周王提高爵位；有些诸侯国相互抬举，彼此提高爵位。

擅自改变谥号，这是僭越行为，可能就因为这么一个谥号，导致一场战争。

本来就想干一架，总要找个理由吧。

楚国是子爵，国君称为楚子。

我们听着别扭，楚国的国君们更感觉不爽。一直想提高一下国君的身份，可周王不允许。

一怒之下，楚国就自称为王。

一般史料皆称楚国称王始于楚武王熊通（？—公元前690年），但《韩非子》记载，楚武王之兄楚蚡冒已有“楚历王”的称号。

这恐怕是最早的自立为王吧。

但这一时期不仅仅楚国称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也都已经称王。

春秋时期，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仅仅是名义上的存在。

各诸侯国各自行政，不再把周王放在眼里，不仅不听招呼，而且大多不再朝见和进贡。

国君的更替也不再按照程序上报批准，不管周朝廷是否认可，谁抢到算谁的。

国君去世后的谥号也是自行其是，想称啥就称啥，没那么多讲究，也没那么多计较。

诸侯混战，国家随时都面临着灭亡，那些谥号就没多少实际意义啦。

春秋时期，各国称谓的混乱，也反映出周王朝权威的丧失，对诸侯国掌控力的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