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下旬，在蒋介石和卫立煌的一再催促下，时年45岁的郑洞国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在沈阳踏上了飞往长春的飞机。长春距离沈阳并不远，但是对于郑洞国来说，长春是那么的遥远，因为当时的长春是一座遭受重围的孤城，并且城破在所难免。
郑洞国是湖南石门人，出生于1903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在军事生涯早期，郑洞国参加过两次东征、北伐战争以及中原军阀大战，24岁便当上了团长。“九一八事变”之后，郑洞国参加了长城古北口抗战，是最早投身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之一。
在全面抗战时期，郑洞国屡创敌顽、战功显著，他率领部队先后参加了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捷、鄂西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大型战事，紧接着又在缅甸战场上扬威国外。在全面抗战胜利前夕，郑洞国官至驻印军副总指挥，挂国民党陆军中将军衔。
全面抗战胜利之后，郑洞国的声望和荣誉达到了顶峰，他从缅甸战场回国之时，在途经的昆明、重庆等地受到了高规格的款待和赞誉，并被授予了同僚们梦寐以求的青天白日勋章。此时的郑洞国，或许根本不会想到，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不仅他的军事生涯犹如过山车一样迅速滑落，而且他此前为之努力奋斗的信念目标也快速崩塌。
1946年2月，在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的出面邀请下，郑洞国来到东北暂时代理杜聿明的职务，而身患重病的杜聿明则离开东北去接受治疗了。郑洞国是一个念旧的人，也是一个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面对杜聿明的邀请，郑洞国盛情难却。因为郑洞国和杜聿明同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将领，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另外杜聿明的职务比郑洞国高，算得上是郑洞国的老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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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插一个题外话。晚年的郑洞国和杜聿明仍旧保持着亲密的友情，两家人经常聚在一起打牌。在打牌之时，心思活泛的杜聿明时常“巧取豪夺”式地耍赖，郑洞国对此则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有时候，就连杜聿明的女儿杜致礼都看不下去，她对着父亲杜聿明说：“爸，你不要总耍赖嘛！”
而每当家人提起杜聿明打牌耍赖的事情之时，郑洞国总是恬然一笑，说道：“光亭（杜聿明，字光亭）是我的老长官、老朋友，我怎么好意思去纠正！”从郑洞国和杜聿明晚年这件小事，我们就可以看出，郑洞国的性格以及其行事风格，他对杜聿明始终是尊敬的。
话说回来，郑洞国来到东北之后，历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后来，随着陈诚、卫立煌先后主政东北，他们都将郑洞国视为得力干将。1948年初，郑洞国还当上了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官，勤勤恳恳地在沈阳协助配合卫立煌指挥部队作战。
当时，国民党方面在东北面对的局势已然恶化，只能被迫困守沈阳、锦州、长春等大城市，特别是长春，那时候已处于我军的包围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郑洞国曾向卫立煌乃至蒋介石提出“放弃长春，收缩兵力”的建议。然而，让郑洞国没有想到的是，卫立煌和蒋介石不仅没有采取他的建议，而且还将他派到长春坐镇指挥。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我们在文章开头说的那一幕——在卫立煌和蒋介石再三催促下，郑洞国无奈坐飞机来到长春，正式出任国民党东北剿总第一兵团司令官，并兼吉林省主席，全权负责长春这个孤城的防务。根据郑洞国的回忆，在长春的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为艰难和痛苦的一段时光！
1948年9月，影响并决定战争双方前途和命运的大决战——辽沈战役，正式拉开了大幕。在辽沈战役中，我军采取“关门打狗”的战略方针，成功夺取了由范汉杰镇守的锦州，从而成功实现了对东北国民党军队共50余万人的战略大包围。此后不久，岌岌可危的长春也迎来了一个重大变化——郑洞国手下的第60军军长曾泽生，果断率领部队发动了起义。
紧接着，郑洞国在长春苦心经营的防务，很快化为了泡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郑洞国手下的新编第7军军长李鸿，也率领部队放下武器投诚。此时的郑洞国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他的身边只剩下了国民党第一兵团的直属部队。然而，此时的郑洞国，作为一名享受到无限荣誉的军人，他仍想做最后的挣扎，负隅顽抗到底。
1948年10月20日夜晚，也就是在新编第7军军长李鸿率领部队放下武器投诚之后不久，心情沮丧的郑洞国还给蒋介石发了一封诀别信，以示其“杀身成仁”之决心。不过，郑洞国如此想，他手下的直属部队并不这么想。到了10月21日凌晨，郑洞国所处的长春中央银行大楼外，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郑洞国很快明白了过来，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最后时刻了，他急忙摸索早已准备好的手枪，准备自行了断。可是，郑洞国摸索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手枪，后来他才知道手枪被人偷走了。就在此时，郑洞国手下的直属部队陆续冲了进来，并将郑洞国团团围住。紧接着，在直属部队的“特意保护”下，郑洞国无奈走出了长春中央银行大楼，宣布放下武器投诚。
10月21日白天，郑洞国被送往哈尔滨，与此同时我军还发表了题为《郑洞国率部投降，长春完全解放》的文章，以及郑洞国在哈尔滨火车站的照片。然而，10月23日，国民党方面刊登文章，表示郑洞国“以最后一弹，壮烈成仁”。这样就导致日后出现了，郑洞国之子千里奔赴长春，欲为父亲操办丧事的可笑一幕。
不管怎么说，1948年10月21日，随着我军兵不血刃解放长春，郑洞国长达25年的军事生涯宣告结束了。此后，郑洞国在周总理等人的积极劝说下，一改自己心中那种愚昧至极的旧思想，从而勇敢地走到台前，积极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事业以及祖国统一大业之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郑洞国先后担任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等系列职务。这里多说一下，按照行政级别来讲，全国政协常务委员这一职务，级别是正部级。也就是说，郑洞国在投诚之后官至正部级。
这时候的郑洞国不顾年老多病，为民革的建设和发展投入了大量心力，做出了很大贡献。另外，郑洞国还利用自己曾经的身份，全身心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郑洞国曾多次接待从台湾和海外来的故旧袍泽，耐心地向他们介绍情况、解释政策，并呼吁他们响应祖国的召唤，为祖国统一、中华振兴的历史伟业而共同努力。
晚年的郑洞国，心中始终有一个结，那就是对长春这座城市以及当年那些人民群众的深深愧疚！自从1950年离开东北地区之后，郑洞国就不愿再回东北，并且一提到长春就落泪。郑洞国的孙子曾在东北当知青，后来在东北师范大学读书，他知道爷爷郑洞国曾在东北呆过将近三年的时间，于是他曾多次热情邀请爷爷郑洞国到东北看看，看一看东北建设的巨大成就。
当时，吉林省有关部门也曾邀请郑洞国，希望郑洞国能够去长春参观游览。不过，无论是孙子的邀请还是政府部门的邀请，郑洞国都一概婉言拒绝了。郑洞国之所以不愿再回东北，不愿再回长春，并不是因为那里是郑洞国在人生低谷所处的地方，而是郑洞国根本不愿回想起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创伤，他对那里的人民充满了愧疚。
根据郑洞国的回忆录记载，在其困守长春的时候，长春城中粮食断绝、物价飞涨，各种惨事层出不穷。郑洞国的原话是：“因身体极度虚弱而病死、饿死的人愈来愈多。有的人在街上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死去了，尸首也无人安葬。后来街市上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剧，我虽下令追查，但也不了了之。”
郑洞国曾在日记中非常痛苦地写道：“长春本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此时城内外却是满目疮痍、尸横遍地，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人民遭受了一场亘古少有的浩劫……当时我眼中的太阳，已失去了光芒，我真正体会到所谓日月无光的滋味。”
正是因为如此，每当家人们问起郑洞国在长春的经历之时，郑洞国总是神情悲伤地摇摇头、摆摆手，然后一股热泪从眼眶中涌出。也正是因为自己心中的万分痛苦和无限歉疚，郑洞国后半生再也没有重回东北，而且一提到长春就落泪。郑洞国始终觉得，他此生此世都愧对长春，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1991年1月27日，郑洞国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在临终之前，郑洞国还不忘告诉家人：“我是个军人，对生死都看得很淡，你们不要为我难过，好好生活，我这一生对国事家事均无所憾，只可惜没看到祖国统一，如果国家统一了，国民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郑洞国去世之后，海峡两岸都为郑洞国举办了追悼仪式，是仅有的两个同时被海峡两岸追悼的原国民党将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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