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凤岐的简介？戴笠和毛人凤谁厉害 风筝毛人凤是军统还是中统_太平军_绿营_国民党

本文目录

• 周凤岐的简介
• 戴笠和毛人凤谁厉害 风筝毛人凤是军统还是中统
• 周凤岐的个人成就
• 金田起义时，清廷三万大军为何被几千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
• 周凤岐的介绍
• 戴笠是麻子吗
• 1927年将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改变的地点是
• 周凤岐的个人简介
• 1941年“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大收藏家张伯驹被绑架之谜

周凤岐的简介

周凤岐，清末秀才，1903年考入浙江武备学堂，被保送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辛亥革命后，任浙江都督府参谋长。后加入国民党，任浙江省主席。抗战爆发后沦为汉奸。1938年3月7日在上海被刺杀。

戴笠和毛人凤谁厉害 风筝毛人凤是军统还是中统

　　电视剧《风筝》正在热播，戴笠死后毛人凤接替了其位置，很多人都好奇戴笠和毛人凤谁厉害?两人在政治和军事上都相当有天赋，不知道谁更胜一筹。戴笠和毛人凤都是为蒋介石做事，不过两人的做事风格很不同，毛人凤比戴笠更加狠厉，对于他们俩谁比较厉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戴笠

　　戴笠的职位国民党的陆军中将，也是军统调查局的首长，他曾经在浙军周凤岐部当过兵，之后便回到了伤害和蒋介石相识。在抗日战争时期戴笠和军统为中华民国付出了很多，也创造了很多神话。但在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而去世，陆军中将的头衔也是在他死后授予的。

　　戴笠的身份不简单所以在行事上有一套自己的作风，常常神出鬼没让人很难猜到他的去向，他也是近代史上神秘的人物之一。而毛人凤则是国民党的二级上将，也是军统保密局的局长，在戴笠死后他继承了局长职位，与毛万里、毛森还有戴笠并称为三毛一戴，是国民党重要人物之一。

　　毛人凤

　　戴笠是蒋介石的亲信，性格比较直接高傲很容易得罪人，毛人凤跟他恰恰相反，毛人凤做事边角圆滑，也懂得忍耐，要不他怎么能在戴笠手下做那么长时间。当然两人都有各自的特点，这是无法改变的，戴笠在世的时候可以压制住毛人凤，可见他的手段是高明的。而毛人凤是个敢于等待的人，不管心里多么委屈都会忍下来。

　　《风筝》剧照

　　在《风筝》中我们看到毛人凤狠厉的一面，可以说他的手段是一般人想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当上保密局局长的原因，这样的人深不可测，不知道这部剧是不是还原了人物形象，网友都议论纷纷毛人凤这个人物到底是怎么样的，和戴笠想必他差吗?当然这还要看个人的见解。

周凤岐的个人成就

曾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一项，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二项，三等奖五项，全国优秀教材奖一项，电子部优秀教材二等奖一项；
曾被评为航空航天工业部有突出贡献专家、陕西省劳动模范、省优秀教师、陕西省科教系统优秀党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2003 年荣获西北工业大学奖教金二等奖；
2002 年荣获 SHAFT （ 何鸿燊 ）奖教金二等奖；
2001 年荣获西北工业大学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金田起义时，清廷三万大军为何被几千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

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洪秀全发布团营令，拜上帝会教众一万余人齐聚金田，举起反清义旗，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南方起义的烽火燃起后，清廷震恐，急派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入桂督师，不料林则徐在半路病死。于是改派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命周天爵为广西巡抚会同助剿，不料李星沅又病死军中，清廷再派钦差大臣赛尚阿前来督师。

清军主帅虽一再更换，但仍然没有停止对太平天国的围剿。

金田起义爆发后，清军统帅赛尚阿坐镇桂林遥控指挥。前线总指挥为广西提督向荣，向荣部有兵马7000余人；清军南路统帅为广州副都统乌兰泰，所部有12000人；此外，还有湖南秀水知县江忠源的楚勇1200人，川军刘长清部1000人左右，黔军周凤岐部1000余人，再加上当地土司队伍数千人，清军总兵力约为30000人左右而且全是作战部队。

此时刚刚举起义旗的太平天国有多少人马呢？拜上帝教此时有教众2、3万人，但太平军都是举家征战，所能征战的青壮年兵马仅有四、五千人，甚至更少。咸丰二年三月丁卯，广西巡抚邹鸣鹤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写道：“此次攻城贼匪约有二、三千人，该匪扬言有六、七千人。”一个月后，邹鸣鹤再奏：“侦探贼众男妇约四、五千人。”（王先谦《咸丰东华录》卷14）

桂林是广西的省城，当时太平军要攻桂林肯定要集中其全部兵力。因此，邹鸣鹤的奏折如实反映了当时太平军的作战兵力，最多仅有四、五千人。

那么，清军兵力是太平军的10倍，又有名将向荣、乌兰泰，却为何被区区几千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有清一朝，军队有两种编制。一种是由旗人组建的八旗兵，另外一种是由汉人编成的叫做绿营兵。清咸丰年间，全国绿营总兵力约为六十四万，八旗兵为二十五万。

清军入关之后，八旗兵已经丧失了战斗力。军队主力以绿营为主，守卫各省重大战略要地，八旗兵仅拱卫京畿地带。

到咸丰之时，八旗兵战斗力弱到何种程度？在太平军北伐围攻怀庆时，黑龙江旗兵见太平军“即走”，怀庆府团练首领李棠阶在记录八旗兵打仗无能，抢夺有胆的事实：“黑龙江兵（抢劫）尤甚，打仗则闻炮即遁，唯日肆搜抢，至民间桌椅门窗鞋袜等物，零星杂货皆掠卖之，竟至成市”。（《平粤匪方略》卷19）

黑龙江旗兵连桌椅门窗鞋袜都抢，打仗一开炮就跑，这样的八旗兵已经是腐烂到骨子里了。

八旗如此，那绿营呢？金田起义爆发时，清军向荣、周凤岐立刻率大军围攻金田，却接连多次被太平军打败，甚至太平军二、三千人都能打到桂林城下，清军三万多的兵力真是不堪一击。

清军绿营兵从人数、装备和补给上都优于太平军，却为何屡战屡败，不堪一击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绿营师老兵疲，相互拆台，见死不救。清朝的绿营兵堕落是从乾隆末年开始的，绿营兵师老兵疲，成为一害。尤其是在作战时，相互之间拆台，见死不救最为严重。曾国藩曾指出：“今日之兵（指绿营）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侈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得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从曾国藩的描述来看，这哪是友军，完全是坑一样的队友；见友军作战不但袖手旁观，还笑看友军血战，即使友军全军覆没了也不救，要是友军胜利了就嫉妒。在向荣、周凤岐、乌兰泰等部率兵围攻金田时，清军虽然人数众多，却各自为阵，甚至害怕友军抢了功劳而处处掣肘。

二是军队官僚化气息严重，士兵战斗力极差。绿营兵建立时间久，改革积习却并没有跟上步伐，绿营成为了军官和士兵升官发财的门道。于是，绿营衙门气息严重，军队严重官僚化。江忠源在评论绿营的这种习性时指出：“无事则应对趋跄，务为美观；临阵则趔趄败退，专捡便宜，论功则多钻营，遇败则推诿”。胡林翼也认为：“额制之兵，无一可以御侮者，以其巧猾偷惰，积习已深。”（《胡文忠公遗集》卷54）李鸿章则更加直截了当：“绿营习气太深，兵力大半骄惰，将兵又不一心”（王先谦《咸丰东华录》卷14）。贪生怕死，贪功夺利是绿营兵的一大特色。在向荣率军与太平军在官村之战时，就有士兵因惧怕而畏缩不前，前队士兵还未与太平军接触，后队便已经溃败。在一次战斗中，绿营有五百人被杀死，其中三百人竟然是因为前队溃败而害怕跳崖身死。如此队伍，果真是不堪一击。

三是绿营军纪败坏，双枪兵疲弱无能，时常内斗。绿营兵中，不少士兵都吸食鸦片，“其中，川、黔、皖各省兵更是疲弱，复沿途骚扰。”“绿营全无技艺，临阵全靠炮火”从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看出，绿营兵有不少大烟鬼，而且贪生怕死，每次打仗都是隔远远地放炮，也不管打不打得到人。一旦敌军靠近了，就丢弃枪炮逃跑将兵器全数给敌人。在金田围剿太平军时“楚兵与黔兵不和，镇篁兵又与常德兵不睦”（姚莹《平贼事宜状》）各省绿营之间彼此不和，就连即使是一省的绿营也因为地区不同而不和。绿营兵也因此常为抢夺战利品和功劳而大打出手，绿营之间矛盾和派系之争激烈。

此外，从太平军一方来说，太平军虽然人数不如清军，但齐心协力，太平军有宗教信仰支撑，作战精神勇猛，加之太平军早期的“圣兵”制度和杨秀清等人的灵活指挥使得清军一再碰壁，大败而回。

在金田起义时期，清军绿营败得最惨、最丢人的一次是永安突围。永安突围战，太平军处于被动包围的境地，却被杨秀清在平冲――龙寮岭一带设下的三路伏兵打得落花流水，清军5000余人死亡，击毙清军天津镇总兵长瑞、凉州镇总兵长寿、河北镇总兵董光甲、郧阳镇总兵邵鹤龄以及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多员。清军南路统帅乌兰泰落涧受伤，回到桂林后死去。清军另一路统帅向荣，仅带着数个卫兵逃回桂林。

一仗打死三总兵，重伤致死一统帅，击毙副将、参将等高级军官多人，绿营兵的惨败见证了清军的腐朽和无能。也正因为如此，清廷才开始起用曾国藩办理团练对付太平军。

周凤岐的介绍

周凤岐，1935年12月生，江苏常州人。 1959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系。曾任西北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和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科技委热电仪自控学部成员和授予高等学校教授、副教授评审权咨询专家，国家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函评专家，中国宇航学会航天运载系统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戴笠是麻子吗

不是。国民政府军统局副局长，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字雨农，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长。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今衢州市江山市）保安乡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士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

1927年将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改变的地点是

时间是1927年4月12日。地点是在上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经过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初步积累了反正两方面的经验，为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历史事件影响

四·一二事件对国民党的组织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清党前，国民党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121万，其中有国民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不超过5万。清党一年后的1928年3月，国民党员人数为22万。

1929年12月回升到27万，其中绝大多数党员还是是军队或高级党政机关的人员。这意味着清党行动清掉了国民党左派全部党员的一半多，国民党党务系统大换血。北伐前后各省建立的县、乡国民党基层组织，“清党后基本瓦解，恢复得十分缓慢”。

到1933年，全国仅有17%的县建立有县党部，浙江省建立县党部的县份为69%。“只能在城市的上层可以看到，农村中是很难找到党的势力的微弱影响”；

“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

周凤岐的个人简介

主要成果：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各30余名。先后主持和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防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教委博士学科点基金项目、航空科学基金项目、航天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863高技术项目共18项，主持和完成了各类国防科研项目共20余项。先后获得国家发明三等奖1项，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三等奖5项。在“变结构自适应控制理论及应用研究”、“激光制导技术”、“高精度电动伺服系统”等方面作出了成绩。曾被授予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优秀教师、航空航天工业部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参与编写《自动控制原理》、《现代控制理论引论》、《现代控制理论及其应用》等统编教材，还参加编写出版了《线性系统理论》研究生教材，曾合作翻译出版了《采用微处理机的数字控制》、《最优化管理》等著作，先后发表论文90余篇。

1941年“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大收藏家张伯驹被绑架之谜

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

张伯驹出生名门望族，是中国盐业银行创始人张镇芳之子，与张作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一并号称为“民国四大公子”。

1941年6月5日早上8点，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168弄堂口，大名鼎鼎的文物收藏家、民国盐业银行的总稽核兼常任董事张伯驹遭遇绑架，一时成为轰动上海滩的头号新闻。

出事那天，张伯驹身穿灰色长袍，手拎黑色公文包，走出培福里16号洋房，进入一辆黑色汽车，准备去银行上班。不料，汽车刚出弄堂口，路旁突然冲出三名手持短枪的黑衣人，将车强行拦住，拖出司机老孔，将张伯驹挟持而去。

收藏泰斗张伯驹7岁时，其父张义安将他过继给伯父张振芳。张振芳投资创办了中国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盐业银行。张振芳去世后，张伯驹接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之职。1935年，盐业银行的总管理处也迁至上海。总经理吴鼎昌看重张伯驹的身价，积极说服他来上海分行兼任经理。按照银行规矩，张伯驹应该住在银行宿舍里。但张伯驹随性惯了，嫌不方便，住进了陕西南路培福里16号的一幢洋房内，却由此引发了一场轰动旧中国的绑架案。

次日，上海《申报》刊登了消息，称张伯驹被绑架，下落不明。一时沸沸扬扬，众说纷纭。有怀疑日本人干的，有怀疑是家族内讧，还有怀疑是其他收藏家阴谋所为。张伯驹如何被勒索，如何赎出，有多种说法。

据1987年发表的郑理所写的《张伯驹传》说：“这事是汪精卫手下的师长丁锡山派人干的，这是他们常干的事，绑票可以发大财。”绑票的匪徒勒令家属到郊外谈判，“哭哭啼啼的潘素（张伯驹妻子）和张伯驹的叔老太爷一起，准时来到了郊外。对方来了一个30多岁的广东人，要张家出400万元赎票。”8个月中，经过四次谈判，绑匪降价到40万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潘素忽然想起自己当年的证婚人孙履安，谁知此时孙已破产，潦倒不堪。但他不忘旧交，带领潘素四处奔走。”借到40万元后，兑换成美金，将伯驹赎回。

然而，据当事人孙曜东（时为复兴银行行长）回忆，祸端肇起于盐业银行内部居心歹毒之人，外与汪伪特务勾结，设此陷阱。

1937年上海沦陷后，汪伪特务组织头目李士群投靠日寇，并拉拢国民党军统局丁默邨投敌，建立日伪特工总部，以流氓地痞吴四宝为警察大队队长。该特工总部将沪西极司非尔路中段的76号一座花园洋房，作为其活动基地，疯狂捕杀爱国人士，制造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流血惨案。“76号”成为阴森恐怖的日伪特务的一个代名词。

盐业银行有一个经理助理，名叫李祖莱，和“76号”打得火热，充当了其财务主谋，帮他们办公司，做生意。上海盐业银行的经理调走后，李祖莱就想趁此机会谋求提升。但他与特务机关鬼混在一起，在银行大失人心，连副经理的职位都不可能让他来做。张伯驹代行上海盐行的主管职务后，李心怀忌恨，认为是张挡了他的升官之路，便串通“76号”的人策划了绑票事件。

极司非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

张伯驹在上海没有私人住宅，住在陕西北路一个叫牛敬亭的河南老乡的宅院中。当时邻居看见张伯驹被人抓走，立即告知潘素，潘素不知所措，跑去找孙曜东。孙曜东通过人打探，知悉真相，特务们用了一个特制的车子，把车中间部位掏空，腾出一个能躺人的位置，把张伯驹塞在里面躲过了租界警察的检查。翌日，潘素接到绑匪的电话，说是要200根大条（十两一根的金条），否则就撕票。潘素无奈，不停地哭泣，孙曜东的夫人吴嫣就安排潘素住在孙家，以防不测。

孙曜东当年30来岁，因其家族的声望，在上海颇有影响。周佛海是汪伪政府的财政部长，孙曜东深得周的信任，兼着他的机要秘书。对于解救张伯驹的过程，多年后孙曜东回忆说：

张伯驹出事后的第一个周六我见到周佛海，把伯驹的事讲了。周听了我的分析后，皱着眉头说：“简直胡闹！叫李士群赶紧把此事了掉！”

既然周佛海发了话，我等于有了尚方宝剑，他们要敲诈200根大条，我只答应十分之一，李祖莱自然是一肚子气，但李士群已向周佛海保证查清并了结此事，他也没办法。我之所以认为要给他20根大条作交换，主要是怕他手下的那帮亡命之徒撕票。

李祖莱真是个狡猾的家伙，他眼看不能不放人了，就又耍了一招，把“票”当人情送给了林之江和丁锡山。这个林之江当时是伪军4师师长，部队在浦东，市区有办事处，与“76号”斜对门。

张伯驹被带到浦东后，关在一个农民的家里。林之江派人来接头时，我拿出20根大条给吴嫣，吴交给潘素，并由吴嫣陪同潘素，把条子送到接头地点。送去二三天后（被绑8个月），伯驹就回来了。

在盐业银行档案中，还保存有关于张伯驹绑票事件的内部通信，从这些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张伯驹的经济实力已难以应付，但他仍然是贵公子那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脾气，更缺乏与坏人斗争的经验，面对这种祸厄，竟然要答应绑匪的勒索，提出让盐业银行垫付赎款，并提出用他家产来担保，开列了他的可以作抵押的财产项目。

此时张伯驹名下的盐业银行的股份已经不多，与绑票价差距很大，盐业银行的董事长任凤苞明确表示银行不能垫付。而张伯驹天津的家人又表示在津房产不属张伯驹一人所有，其应分家产已不足以担保。

经过被劫事件，张伯驹痛感社会的黑暗与残酷，也感到了世态的炎凉。1942年初，他携潘素回到北平。在平卧病三个多月，病愈之后，便在这年秋天，夫妻一同流寓西安。

张伯驹与夫人潘素（人称潘妃）

另据金宝山文章

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接到绑匪的电话说要赎金200万元。潘素只凑到100万元，离对方要求的数额还差一半。张家本来有古董、书画，但张伯驹对于收藏的座右铭是：凡是我张伯驹收藏的书画古董艺术品，不论发生什么事，贵贱都不能卖！金钱易得，而国宝难求，万一将国宝流到洋人手里，我张伯驹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当时盐业银行董事长任凤苞既怕张伯驹性命不保，又担心银行一旦牵入，绑匪会以银行为谈判对手，乘势而上，层层加码，以至不可收拾。如果此例一开，后起者纷纷效仿的话，搞不好银行会顷刻破产。任凤苞再三关照上海有关各方：帮忙只能在暗中，千万不可由银行直接出面接洽。

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潘素想到了结婚时的证婚人孙履安。谁知此时的孙履安已破产，潦倒不堪。孙氏不忘旧交，为救朋友，他领着潘素去找孙曜东。孙曜东的曾祖父是孙家鼐，当时正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兼任周海佛的秘书。

孙曜东经过调查发现：绑架案系李祖莱主使，勾结汪伪76号特务所为。孙曜东就直接给李祖莱打电话说：“张伯驹乃我的把兄弟，不要为难他，兄弟们如有急需，我愿意赞助。”而李祖莱的回答是“少管闲事，不用插手”。

孙曜东

孙曜东只得将此事告诉了周佛海。周佛海闻之大怒，当下给李士群打电话质问事情缘由。孙曜东虽有周海佛“说话”，但深谙黑白两道的规矩，一口承诺“愿出20根大条酬谢兄弟们”。

李祖莱这才知道孙曜东“大有来头”，恐怕自己占不到什么便宜，索性把人质作为“人情”，送给正驻扎在上海浦东的汪伪头目林之江。抗战期间林之江在汪伪和国民党军统之间“脚踩两只船”，先参与刺杀准备叛变日军的前国民党浙江省主席周凤岐，后参与捕杀准备行刺丁默邨的郑苹如(《色·戒》中王佳芝的原型)。孙曜东只得再与林之江联系，保证“绝对奉上20根大条”。

林之江得了钱，当下命人释放张伯驹。张伯驹回到家里，潘素悲喜交集，忙不迭地张罗着为张更衣、沏茶、温酒，焚香驱邪。不多日，张伯驹一家收拾行李匆匆返回北方。

此案曾轰动一时。当时上海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此案，但对其中内幕却是多猜测而无实据。有的认为是黑社会所为，其目的在于索金。有的认为张伯驹是国内有名的收藏大家，前不久才收藏了号称“墨王”的陆机《平复帖》，此乃无价之宝，因此另有背景，甚至不排除有日本人幕后指挥的嫌疑，借此获得中国文物。因为在张伯驹被绑架期间，曾有人找到张的家人，欲以低价收购其所藏文物换取索金。也有人认为这是汉奸伪军所为，借机敲诈一笔巨资，甚至还有人怀疑这是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工的一次行动，以此阻止国内有影响的人来沪，防止他们不慎落水成为汉奸。

汪伪特工?76号的“中央领导”：周佛海

孙耀东的描述非常详尽，但依然有诸多疑问。作为当事人的张伯驹及张夫人潘素女士，对这桩绑架案的内情应该是明白的，但却从来没有说明此事是由盐业银行李祖莱策划，汪伪特工所为。“文革”期间，张伯驹也曾提及此事，也只是说当年的伪军是绑架他的匪徒。另外，对“76号”的研究近一段时间也开展得很深入，李士群、吴世宝的许多恶行也被披露，他们虽然胆大包天，无恶不作，但却没有发现确实的材料证明此事是他们所为。按理说，像这样具有轰动效果的大事不会不留下蛛丝马迹的，况且以他们的胆大妄为，也不在乎留下痕迹，因为他们在当时杀人越货几乎是公开的、无所忌讳的。

再说李士群与周佛海素有矛盾，吴世宝及其手下更是胆大妄为，他们连日本人的东西都敢抢，根本就不会忌讳周佛海。再说，若是给周佛海面子，为什么还要勒索20根金条？

以上种种疑点，此案定论为“76号”所为似乎还为时过早。

关于张伯驹的收藏生涯

张伯驹沉醉于书画玩藏，尤擅鉴别字画，号称“坐鉴别字画第一把交椅”，平生收藏价值连城的古代字画无数。在张伯驹的收藏生涯中，购买《游春图》一事至今传为佳话。1946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张伯驹从友人处得知马霁川要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卖给外国人的消息后，驱车直赴马霁川的住地，提出要收购《游春图》。马霁川对张伯驹的脾气很清楚，提出800两黄金的高价。

张伯驹当时已负债累累，无力筹措，无奈之下火速通知故宫博物院，陈述此卷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

事隔不几日，张伯驹得到消息说，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张伯驹只好先赶往北平和平门外琉璃厂，在荣宝斋等店里将此事公之于众。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感到不便再转手卖给洋人，于是就做个顺水人情，同意“降价”让给张伯驹。

虽说降价，《游春图》要价仍然太高。最后张伯驹决定把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的宅院出让给北平辅仁大学。这套居宅是北平城内少有的豪宅。张伯驹将卖得的2.1万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去找马霁川购画，不料马霁川借口张伯驹的金子成色不好，需“追加20两”。

当时，张伯驹手头拮据，无奈只好卖掉了夫人的首饰，凑足20两黄金，交给了马霁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