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清朝最后的六位总督,下场如何
- 袁克定后来的结局怎样
- 河南大学怎么样发展前景如何
- 有人说河南近代没有名人,是真是假,若不是,那有哪些名人
- 为什么河南历来没有被军阀长期割据
- 清朝灭亡后,满清旧臣自然也不存在了,那么这些人都去了哪里呢
清朝最后的六位总督,下场如何
清朝地方总督有九个,即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四川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东三省总督、陕甘总督,此外还有专管某项政务的总督,如河道总督、漕运总督。
清朝最后一位直隶总督是张镇芳,其儿子是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宣统三年十二月,前直隶总督陈夔龙病休,张镇芳以湖南提法使署理直隶总督,十天后,宣统帝逊位,清朝灭亡。民国成立后,张镇芳回老家河南担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他奉承老乡袁世凯的旨意,在河南恢复旧秩序,取缔国民党。
1914年被调回京,1915年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称帝失败后被列为“七凶”之一。1917年又参与张勋复辟,复辟失败后被捕入狱,1918年被释放。之后从事金融工作,任北方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董事长。1933年病逝。
最后一位两江总督是张勋,1912年1月23日张人骏被免职,张勋以江南提督署理,2月12日宣统逊位。清朝灭亡后,张勋仍然心系清室,为表忠于清廷,张勋所部不剪辫子,张勋因此被称为辫帅,他的军队被称为辫子军。
1913年被袁世凯派去镇压讨袁军,之后被升任为长江巡阅使,1915年支持袁世凯称帝,但心中仍然装着清朝。1917年进京扶立溥仪复辟,之后被段祺瑞的讨逆军击败。
张勋逃入天津德租界,1918年将其特赦。之后张作霖、徐世昌请他出山,他都拒绝,1923年9月12日在天津病逝。
最后一位四川总督是赵尔丰,1911年4月其兄调任东三省总督,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10月武昌起义爆发,四川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12月发生兵变,赵尔丰期间以总督之名张贴告示安定军心。大汉军政府都督尹昌衡怀疑兵变是他指使的,12月22日凌晨将赵尔丰抓捕,随后当众杀死于明远楼。
最后一位闽浙总督是松寿,1911年11月福建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松寿顽抗到底,在军队溃败前松寿吞金自杀。
最后一位云贵总督是李鸿章的侄儿子李经羲,1909年2月李经羲任云贵总督,辛亥革命后被蔡锷礼送出境,之后担任过总理,不到一周,张勋便复辟。1925年9月18日在上海病逝。
最后一位湖广总督是段祺瑞,但是他与前四位都没有到任,真正的末代总督瑞澄,1910年瑞澄升任湖广总督,武昌起义后弃城而逃,先逃至上海,后逃往日本,清朝灭亡后返回上海,1915年病逝。
最后一位两广总督是张鸣岐,辛亥革命后逃往日本,袁世凯执政后回国,1915年支持袁世凯复辟,1937年沦为汉奸,1945年9月15日在民众的讨骂声中死去。
最后一位东三省总督是赵尔巽,1911年4月20日任东三省总督。民国成立后任奉天都督,不久便辞去,1914年任清史馆总裁,主编《清史稿》,1927年编成《清史稿》,同年9月3日,赵尔巽在北京病逝。
最后一位陕甘总督是升允,宣统元年因上书反对立宪被革职,武昌起义后,被重新启用,他率旧部攻城拔寨,妄图攻下西安,迎接溥仪到西安继续与革命军作战,他率军连下十多城,震惊朝野,但是溥仪退位诏书宣布后,他的手下不再继续作战。
升允只好远赴蒙古,策动蒙古勤王,但是失败,而后又去日本寻求帮助,他不愿作寓公,一直为复辟奔走,1931年9月升允在天津病逝。
袁克定后来的结局怎样
袁克定是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长子,是他与原配于氏所生唯一一个儿子,既是长子又是嫡子,袁克定得到了袁世凯的另眼相看。袁世凯称帝梦碎,在举国的唾骂声中下野后,很快便因尿毒症不治而亡,而失去了依靠的袁克定则变得穷困潦倒,最后于1958年病逝于表弟张伯驹家中。
(袁克定夫妇合照,年轻的袁克定绝对是美男子)
袁克定,出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字云台,别号惠能居士,是袁世凯与原配于氏所生唯一一个儿子,也是袁的长子。对这个儿子,袁世凯可谓是极为疼爱,早早便把他带在身边,跟随自己各地为官。辛亥革命爆发,袁克定受其父所托拉拢当时还是同盟会骨干的汪精卫,据辛亥革命录记载,袁、汪两人还在袁世凯面前结为异姓兄弟。
南北议和,达成优待清室八款,袁世凯软硬兼施迫使清帝溥仪退位,实现帝制向共和制的和平过渡,袁世凯也顺利成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窃取了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却倒行逆施,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做起了千秋皇帝梦。身为袁世凯之长子的袁克定,则不遗余力的各处奔走,拉拢各派人士,大肆鼓吹帝制,极力为父亲称帝制造舆论优势。
袁克定既是长子,又是嫡子,父亲当上皇帝,自己就是帝国的皇储,皇太子了,利欲熏心下,袁克定每日伪造顺天日报送呈袁世凯阅览,只收录赞成帝制的文章,却对所有痛斥帝制误国误民的文章予以隐匿不报。袁克定才发起组织筹安会,拉拢了杨度、刘师培、严复、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六大社会知名贤达(筹安六君子,此六人全部支持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造势,使袁误认为民心可用。
(袁世凯称帝建立中华帝国)
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袁世凯对袁克定的所作所为深信不疑,他身边净是一班鼓吹帝制的政治投机分子,于是一意孤行的袁世凯竟真的做起了皇帝。1915年12月,袁世凯在紫禁城登基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袁世凯倒行逆施恢复帝制,此举遭到举国上下一致反对,引发护国运动,护国战争北洋军阀节节败退,迫于各方压力,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
袁世凯称帝建立中华帝国,与杨度等筹安六君子蛊惑和长子袁克定迷恋太子权位是分不开的,最严重的是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以虚假手段营造出一片全国赞成帝制,支持其称帝的良好氛围,导致袁世凯受其蛊惑公然称帝,待其在举国声讨中取消帝制后,悔之晚矣的袁世凯曾斥责袁克定“欺父误国”。袁世凯死前,立下遗训,选定自己的接班人人选,分别是黎元洪、段祺瑞和徐世昌,但并没有自己儿子袁克定的名字。袁克定不仅太子梦碎,甚至都不能接棒父亲当上民国大总统。
袁世凯死后,袁家人分家各自谋生,心灰意冷的袁克定迁居天津隐居。1928年又辞去了开滦矿务总局督办之职,这样就少了一份公职收入。袁克定早在1913年骑马时便把腿摔坏了,走路不正常,落下了终身残疾。袁克定作为长子主持分家后,分到了最大一笔家产,而过惯了贵公子生活的袁克定几次搬家,花钱大手大脚,很快便坐吃山空。加上沦陷期间的北平物资紧缺,物价奇高,袁克定所分家产已经所剩无己了。
华北沦陷,原袁世凯老部下,臭名昭著的曹汝霖为日本人做说客,希望袁克定能把老家彰德的袁府花园卖给日本人,而彼时的袁氏族人因为早已不在老家生活,也希望出售祖屋,只有袁克定坚决不同意,以“先人发祥之地,为子孙者不可擅自出售”为由婉拒了日本人。”时任华北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见袁克定经济拮据,便以高官厚禄诱其出山到华北伪政权任职,以笼络北洋旧部,但早已将一切看穿的袁克定不再像当年那样迷迹权力,更不愿背个汉奸骂名,所以坚持没有同意。
日本人登门拜访的次数多了,袁克定也是感到不胜其烦,便在北平的报纸上登报声明,以自己生病为由不问国事,只想安心养病,任何宾客都不见。袁克定在民族大义上毫不糊涂,对日本人的笼络不为所动,体现出了他的民族气节。袁的表弟,民国四大公子之一、中国第一收藏家张伯驹就曾高度评价他:“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时北京沦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
(袁克定晚年投靠表弟张伯驹,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抗战期间,袁克定的日子更加难过,居京期间,天津一件私宅被心腹佣人以85万元的价格私自转手,袁克定分文未得,另一个佣人,以供他晚年生活为由,将袁克定家中不少值钱的文物席卷一空,其子袁家融,不恤父艰,拒绝供养他,致使袁克定两手空空,生活无以为继。1948年,穷困潦倒的袁克定投奔表弟张伯驹,移居清华园。
这个张伯驹,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袁世凯表侄,袁克定的表弟,民国四大公子之一,中国第一大收藏家,张伯驹见表哥生活如此落魄,完全没有了大总统第一公子该有的样子,心里很难受,便将其接到家里供养,一切生活费用均由张伯驹承担。
至此袁克定的晚年居所总算有了着落,褪去了大总统第一公子光环的袁克定,此时已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尝遍了人世界的冷暖后方知平淡是真。晚年的袁克定宁愿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抛弃了早年的锦衣玉食,馒头就着咸菜就让他感到非常满足。对于父亲,袁克定依然表现出他一如既往的崇敬,不称父而严肃的称“先总统”。
(著名演员李菁扮演过袁克定)
晚年的袁克定,在清华园几乎足不出户,只以读书为乐,张伯驹交友广泛,家中经常宾客满座,他却很少下来参与,低调,喜欢安静成为了袁克定晚年的习惯。解放后,曾任北洋政权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的身份,给袁克定争取到文史馆馆员的职务,每个月有五六十块的工资,但每一次领到钱后,袁克定都分文不留的把钱交给张夫人潘素以贴补家用,但张伯驹总是让夫人将钱如数退回,淡泊如云的张伯驹事后曾对朋友说:“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1958年(一说1955年),一生传奇的袁克定在张府病逝,享年81岁,他的身后事,由张伯驹代为料理,这个民国第一大公子,就这样结束了他充满传奇的一生。
河南大学怎么样发展前景如何
看到很多朋友在评价河南大学时都不会忘记提起河南大学曾经的辉煌,和经过历史变迁后的现在。河南大学的好,只有在这里学习、生活的人才最为懂得。
初闻河南大学,很多人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河南大学在郑州,其实不然,河南大学坐落在曾经的河南省会、八朝古都——开封。有人说大学便是一座城市最好的名片,河南大学自然也不例外,在古城开封的涵养下,河南大学也形成了温文尔雅,发奋图强的学风。即使经历了历史的变迁与洗礼,河南大学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使命: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言校训早已深深刻在河大人的心中,溶于血液,培育着一批又一批的“铁塔牌”学子。
一座小城,一所大学。当今的河南大学又迎来了自己新的发展机遇,成功当选首批国家“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这不仅对河南大学的学生来说是大好事,对整个河南的学子都是一个好事儿,希望河大能迸发出新的活力,源源不断输送出优秀的社会栋梁。
( DCX)
有人说河南近代没有名人,是真是假,若不是,那有哪些名人
有人说河南近代没有名人,毫无疑问是假的,以前本号曾介绍过不少河南名人,这里再介绍几位与读者交流。
王大华(1916—1976),河南省新县人。1932年入党,开国少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10师29团政治处宣传队分队长,第31军93师政治部宣传队指导员,四川省少共模范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红9军27师73团1营教导员、西路军政治部青年股股长等职。参加过红四方面军长征和西路军征战。
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129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东进纵队第3团政治处副主任,冀南军区第7旅19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冀南军区第8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豫军区第10纵队29旅政治部副主任,桐柏军区第3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58军173师政治部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海军第一舰队政委,海军西营基地副政委,海军炮兵学校政委,海军导弹训练基地政委等职。
1961年晋升为海军少将军衔,1976年10月14日在锦西逝世。
李士怀(1912—1981),河南省商城县人。1930年5月入党,开国少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年冬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鄂豫皖独4师排长,红28军82师224团1营2连指导员,鄂东北独立团政委,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战时期,曾任新四军第4支队9团副营长,第14团营长、副团长,新四军第2师6旅17团副团长,第5旅15团团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5旅15团团长,江淮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5师参谋长,5师副师长,苏北兵团2纵4师副师长,江淮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皖北军区宿县军分区司令员,安徽省公安总队队长,安徽省阜阳军分区司令员,安徽省武装警察总队总队长,南京军区安徽省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等职。
1962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1983年10月22日在南京逝世。
万海峰,1920年9月出生,河南省光山县人。1937年10月入党,上将军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3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参加过鄂豫皖苏区三年游击战争。
抗战初期,曾任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部警卫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参谋,苏北指挥部参谋,新四军苏中军区第4纵队独7团2营营长,新四军1师1旅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1师1旅教导大队大队长等职。参加过著名的黄桥决战、苏中反扫荡等重大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中野战军第6纵队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6纵队18师54团副团长,第三野战军第24军72师216团团长等职。参加过苏中七战七捷、涟水保卫战、莱芜、孟良崮、平汉路破击战、豫东、淮海、渡江、解放长山列岛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陆军第24军70师参谋长,71师副师长,志愿军第24军炮兵室主任,第72师师长,陆军第24军72师师长,24军副军长,陆军第24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副政委,成都军区政委等职。
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1998年9月离休。
柴成文(1915—2011),河南省遂平县人。1937年入党,开国少将。
抗战时期,1937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抗大1大队8队副指导员,2队指导员,抗大第2分校1大队政治处干部股股长,第18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参谋、情报股股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军事调处执行部任整军科科长,晋冀鲁豫军区情报处处长,中原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等职。参加过反“扫荡”、上党战役、平汉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西南战役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驻朝鲜大使馆一等参赞,志愿军谈判代表团联络副官,参谋处处长、秘书长,驻丹麦王国公使,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国防部外事局局长等职。
1961年8月晋升为少将军衔,2011年3月6日在北京逝世。
为什么河南历来没有被军阀长期割据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偶尔闹脾气的黄河虽然给中下游沿岸不断带来麻烦,但也提供给中原地区人民以滋养生命的土地和水源,哺育我们先人在跌跌撞撞中成长,给他们优质的粮食、华美的冠裳、灿烂的文化、朴素的信仰。
而河南是古代中原的核心区域,从商到周,这里也确定了统治中心的地位,逐鹿中原,问鼎天下,是每一位王者的终极夙愿,在历史上,定都于中原、尤其是洛阳的朝代国祚累计近千年之久。
但洛阳也有一个明显的劣势,就是地理位置太过开阔,无论是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还是东南方向的敌情,一概无险可守,所以但凡定都在此的王朝,除非保持高压的对外扩张态势,想要收缩防守,就地理位置而言,远不如拥有潼关天险的长安和蜀道天堑的四川盆地。与少数民族或王朝内部的连年征战也使得中原地区十室九空、赤地千里,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自魏晋开始,中原为代表的北方经济开始面临南方经济的挑战;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建成,气候条件更有优势的江南一带经济逐渐替代了中原经济,重心南移;到了宋元之后,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发力,南方的经济优势更加突出。反观中原地区,一直到明清时代、民国时期,再到抗战,都是传统交战区,在近代史上,黄河水患不断(更有人为的炸开花园口事件),百姓流离失所,自然也支撑不起巨量的军费粮饷,客观的说,河南已经从古代的富饶之地已经变成了典型的不发达地区。穷就罢了,南北交界之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是九战之地,也就是兵家必争所在,越穷,越打,越打,就越穷,掉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在近代史上,除了豫西南由于地处山区,出了一个比较长期稳定的“军阀”别廷芳外,更多是直奉皖旧军阀、蒋冯阎新军阀竞争逐鹿的舞台。大家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往往屁股还没坐热,形势就产生了急遽变化,又被新势力赶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的成立,河南人民始才有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清朝灭亡后,满清旧臣自然也不存在了,那么这些人都去了哪里呢
清朝灭亡后,那些旧朝旧臣的去向主要有五:
第一,进入新政府任职。
这类人非常多,很多清朝旧臣几乎是摇身一变,就进入民国政府供职了,比如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胡惟德、赵秉钧、沈家本、张勋、张镇芳、程德全、熊希龄等。
可以说,清朝旧臣中80%以上都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态度不明朗。
这类人游离在前朝和新朝之间,对于清朝的灭亡,他们无能为力,但也不再执着于复辟,但对于新建立的民国,他们亦颇有微词,更不愿过多参与,最典型的是赵尔巽。
辛亥革命时,赵尔巽正担任东三省总督。他严厉镇压东北地区的革命党活动,但清帝退位大势所趋,赵尔巽也无力阻挡,只得选择黯然离任,去修清史。不过,赵尔巽主持编纂的清史也没有修完,而且体例文字都不完备,最后只得以未完结的草稿传世,被称为《清史稿》。
第三,极力主张复辟。
这类人也不少,而且他们有一个秘密组织,叫宗社党。这些企图复辟清朝统治的人,多数都是宗社党成员,或是与宗社党有密切联系,代表人物有溥伟、铁良、善耆、载涛、载泽、升允、郑孝胥等。
第四,被杀。
在世界各国革命中,辛亥革命并不算太血腥,很多地方算是平稳交接,没有太多的暴力。但毕竟这也是一场革命,对于那些企图阻挡革命的清朝旧臣,他们的结局也只能是被革命所碾压。
这类人也有一些,比如松寿、良弼、端方等。
松寿在辛亥革命时担任闽浙总督,福建革命军起事,他选择镇压,但兵败,在府邸吞金自尽。
良弼是清末比较有作为的少壮派军事人才,辛亥革命前掌清廷禁卫军。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复起,他被架空,随即力主建立宗社党,反对南北议和。由于良弼在军中威望甚高,此举颇有一呼百应之态势。1912年1月26日,革命党彭家珍暗藏炸弹,炸死了良弼。
端方于1911年被委任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在任期间他强行将四川当地民办铁路收归国有,激起了保路运动,成都局势顿时失控。清廷令端方署理四川总督,并调湖北新军入川平叛。但很快,新军哗变,端方被杀。
第五,不问世事。
还有一类人,他们选择隐居,不问世事。无论是哪个政治派别邀请他们出山,他们都一概闭门不见,如载沣、奕劻、载振等。
载沣为清帝溥仪生父,一度任前清监国摄政王,为慈禧去世后大清的实际掌舵人。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复职,载沣遂心灰意冷,远离了权力中心。民国建立后,载沣始终避居京津,闭门不出,不与任何政治派别联络,1951年去世。
奕劻是晚清宗室重臣,清末建立责任内阁后的首任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复出,奕劻远离权力中心。清朝灭亡后,奕劻迁居天津,1917年去世。
载振是奕劻之子,曾任清末农工商部大臣,辛亥革命后躲到上海,后回到北京,随后迁居天津,1947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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