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立遗嘱:将鲁迅的遗产送给周海婴,周海婴却不承认朱安是母亲_鲁迅_自己的_母亲

新旧时代女性的形象和思维,是十分矛盾甚至是水火不容的。因而女性从旧时代过渡发展到新时代的历程,也显得十分漫长和痛苦。

而朱安正是在新旧观念的冲突下,最为典型的受害者之一。

生于传统家庭的朱安,自小就被灌输着“三从四德”的观念。长大后,又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毫不抗拒地嫁给了完全不爱自己的周树人。

婚后那如同荒漠般的生活,再加之自己的丈夫毫不掩饰地在外与新时代女性许广平同居,甚至诞出子嗣。

朱安心中的痛苦与压抑是难以言明的,但从小养成的传统观念,让她继续选择了顺从和接受。就连丈夫与许广平的孩子周海婴,也发自内心地视为己出。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朱安仍然在记挂周海婴。还刻意留下遗嘱,将自己剩下的一切都留给周海婴。

朱安对周海婴如此重视和爱护,但周海婴这辈子,自始至终都不承认朱安是自己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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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为什么不愿承认?是朱安真的过于不堪?还是周海婴太冷漠无情?

朱安于1878年生于浙江绍兴的一户商人家庭。

和当时的绝大多数女性一样,朱安也接受着各种传统观念的灌输和改造。最终打造出了一副传统女性的典型形象:脾气顺从,会伺候丈夫,会做家务,目不识丁和裹小脚等等。

在缠足期间,朱安也表达过痛苦和抗拒。但在身边人的耳濡目染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影响下,她终究是无能为力。

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经历决定性格,而性格决定命运。朱安这一生的悲惨境遇,可以说从现在就已经露出端倪。

就算她没有和鲁迅结婚,而是和其他人结合。只要她仍然保持着这种在强压下扭曲的性格,就注定了朱安此生的痛苦将远多于乐趣。

1899年,周家和朱家在媒人的撮合下订婚。

原本两家人打算在1901年,也就是周树人毕业的当年结婚。却不料鲁迅取得了前往日本留学的奖学金,为了他能够更好地发展,两家不得不推迟婚期。

但当时所有人都低估了鲁迅对新思想的热衷程度,如果两家人知道鲁迅此行会受到那么严重的影响,或许就不会这么轻易同意他出国留学了。

但事实已然发生,鲁迅在日本滞留了近八年,期间只回过两次家。

两家人看着他那新式的发型和服饰都十分震惊,而这时的鲁迅也知道自己有个未过门的未婚妻,还专程告知两家人,希望朱安能够放脚并进入学堂读书。

从此举可以看出,鲁迅其实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朱安。他所真正抗拒的,是朱安身上那浓厚到近乎无法消除的封建腐败气息。

如果当时朱安能够听从鲁迅的建议,那么她的人生或许会好过许多。

但由于两家人都是传统观念的坚定捍卫者,不但不能理解鲁迅提出的要求,反而开始想着尽快将两人“生米煮成熟饭”。

或许她们认为婚姻这条锁链,就能够拴住鲁迅这一颗向往新思想的心。

1906年,鲁迅收到了母亲病危的电报。心急如焚的鲁迅迅速决定回国,可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家里时,见到的不是卧床不起的母亲,而是全新的家具和喜气洋洋的氛围。

这时鲁迅才知道,自己是被骗回来结婚的。因为家里听到传闻,说他在日本已经和人结婚,甚至有了孩子。

此时的鲁迅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一方面他不忍心毁了老人家的念想,另一方面在那个年代,退婚是极为严重甚至丢脸的事。

鲁迅不忍心伤害两个家庭,只得选择以自己的幸福和意志为代价,默默接受着母亲的安排。

一直到这时,鲁迅和朱安甚至都还没见过面。但毫无疑问,鲁迅对朱安的期待感早已趋近于零。

在婚礼当天,鲁迅就像个木偶一样,一言不发地接受着其他人的安排和指挥。婚礼顺利地结束,鲁迅和朱安顺理成章地入了洞房。

但就在婚礼的第二天,鲁迅就决绝地搬离了新房,去和母亲同住一间屋子;第四天,更是直接返回日本。

那朱安呢?没人知道朱安这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是暗自垂泪,还是听从他人的开解?

事实上,鲁迅表现绝情的背后,也藏着数不尽的苦楚。

很少谈论婚姻的他,只曾对自己的挚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那时长期钻研医学的鲁迅,或许早已不在乎精神上的爱情。再加之新婚之夜,鲁迅发觉朱安并没有按照自己的要求执行。所以才让他如此的冷酷和决绝吧。

但当时的朱安虽然痛苦,却仍然只想着忍受。甚至在她的心里,存在着只要自己忍的够久,就能让丈夫重新回归家庭的虚幻期望。

然而,让朱安想不到,或者是不愿承认的是,这份期望,终究只会是泡影。

1909年,鲁迅受蔡元培的邀请,从日本回国担任教育部部长。至此,鲁迅正式结束了7年的日本留学之旅。

1919年,由于绍兴的老屋子卖给了别人,鲁迅全家搬家到了北京。这时鲁迅才和朱安正式生活在一起,但彼此之间也是近乎陌生人的关系。

鲁迅也考虑过离婚,甚至劝过朱安和自己离婚。他知道现在这种状况,两个人都在承担着巨大的痛苦。

但考虑到一方面当时人们对离过婚的女人存在歧视,另一方面朱安本身也不愿离婚,所以此事只好作罢。

到了1923年,鲁迅和自己的弟弟周作人闹掰,随后决定从北京的房子搬走。鲁迅问朱安,是想留在这里陪着老母亲,还是和他一起搬走。

毫无疑问,朱安仍选择了鲁迅。或许她心中的想法,是搬离之后能有更多和鲁迅相处的机会,兴许能改善两人的关系。

但很明显,这个想法并没有得到实现。不久后,鲁迅的母亲也搬到鲁迅的住所,和鲁迅夫妻同住。

这段时间里,鲁迅每天忙于工作,朱安则负责照顾鲁迅的母亲。尽管两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但除了必要的交流,两人就近乎没有再闲谈过。

这种生活如果放在现在,可能还会有人觉得羡慕。因为虽然夫妻间几乎没有交流,但是家里的财政大权都是由朱安把控着的。

而鲁迅当时也是实打实的富翁级别,朱安除了每天为家里和鲁迅母亲身上花点必要的钱,其他消费几乎没有受到限制。

并且朱安与鲁迅母亲的关系也非常好,两人经常闲暇时间一起聊天。鲁迅母亲也对朱安的性格和细致十分满意,只是她也没办法改变自己儿子的想法。

这种既有钱花,又不用担心婆媳关系的婚姻,听起来似乎很不错,但对当时的朱安来说,更像是一种无声的折磨。

那时人们对传宗接代依旧十分重视,朱安也想尽快有个周家的孩子,好让自己在这个家有着一定的立足之地。

只是鲁迅不但不与她交流,更是连碰都不碰她一下。这让朱安满心的苦闷,甚至做梦都在想着孩子的事。

在朱安仍打算继续慢慢耗下去的时候,一则令她万分揪心的消息传来:鲁迅和自己的学生许广平相爱了。

这件事不但朱安没想到,甚至鲁迅本人或许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还能有爱上别人的机会。

但面对着这个青春热情又主动的女孩子,还有着许多与自己不谋而合的观念,不禁让鲁迅觉得自己真的遇到了知音。

而当时的许广平也知道鲁迅家中还有一位妻子,只是一方面自己和鲁迅的确是真心相爱,另一方面她也知道鲁迅和朱安之间的感情相当一般。

所以纠结过后,许广平仍选择和鲁迅在一起。

朱安知道这件事后,并没有难过太久。因为传统观念中,男人身边多几个女人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朱安的心里,其实对许广平并没有太敌视。

但当她得知许广平为鲁迅生下一子周海婴后,朱安真的有些崩溃了。

这时的朱安才终于意识到,自己试图通过时间来感化丈夫的行为,是多么可笑和荒诞。现在的她,除了为鲁迅母亲养老送终外,什么都做不了。

然而朱安还是选择了接受,她对人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等我百年后,我的儿子自然会给我斋水,不会让我做孤魂野鬼的”。

在她那陈旧的观念里,尽管周海婴是鲁迅和别人生下的孩子,但只要是鲁迅的孩子,就还有必要认她做母亲。想通了这一点,朱安也开始发自内心地关怀起自己的这个“孩子”。

这种观念在现在看来或许有些不能理解,但在当时的朱安心里,可以说是救命稻草也不为过。

如果不是这个念头,或许朱安真的就将失去所有希望。所以与其说这个想法是合理的,不如说是朱安偏执地将其合理化,让自己能够承受住这份打击,并且获得新的精神支柱。

在1936年,鲁迅去世。留下了朱安和鲁迅母亲两人孤苦伶仃,甚至连谋生手段都没有。许广平和周作人都出于义务,时不时向朱安提供一些经济援助。

尽管如此,朱安两人的生活仍是入不敷出。

没过多久,鲁迅的母亲也去世了。自那以后朱安就拒绝了周作人的资助,因为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和他的关系并不好。

鲁迅已经离世许久,朱安却仍惦记着他的感受。如果两人能够真心相爱,想必这段感情也将是一段佳话,可惜。

由于物价迅速上涨,朱安仍接受着许广平的资助维持生计,并时常表达对周海婴的关切。

在周海婴十五六岁的时候,朱安还直接给他写过信:“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

但事实上,直到朱安去世的那天,她都没能和自己心心念念半辈子的“孩子”周海婴见上一面。

但对周海婴来说,他从来没有都想过,要将朱安承认为自己的母亲。

这并不是周海婴对朱安有什么意见,正相反,他对这位十分关怀自己的女性非常尊重。而他之所以不愿叫朱安母亲,也只是因为他所接受的新思想不允许他这样做。

而朱安一直到临终的时候,都在为周海婴着想。

1947年,孤苦伶仃的朱安无法抵抗病魔的折磨,与世长辞。临终前,她主要留下了两条遗嘱,一是希望死后能和鲁迅葬在一起,二是要将鲁迅大部分的遗产,都留给周海婴。

不得不承认,尽管不是真的亲生孩子,但朱安对周海婴真的做到了掏心掏肺。不但生前对其极为关注,就是在临终前也始终挂念着他,可悲又可叹。

但命运仍不肯放过这位苦命的女子,就连她希望合葬的遗嘱,也没能逃过被拒绝的命运。最终朱安被葬于偏僻场所,周海婴长大后曾试图寻找,却无功而返。

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迫,从朱安的身上可见一斑。这个典型的旧时代女子,在新时代的潮流面前毫无还手之力,成为新旧思想交锋的牺牲品。

她本人这一生虽然极为不幸,但其原因未必都是落在鲁迅先生身上。事实上,在朱安和鲁迅先生结婚的这段时间里,鲁迅也并未在生活条件上亏待过朱安。

除此之外,朱安实际也为鲁迅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例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很大程度就是基于朱安的形象创造的。

所以说,这场悲剧的酿成主要还是由于封建礼教的“吃人”特性,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

而朱安作为一个被迫害的典型个体,她的经历足以让我们切实地体会到封建的残酷黑暗,以及自由和解放的可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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