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之后必有大治，明年定是一个兴旺之年_瘟疫_东汉_鼠疫

2022年年末，面对着疫情政策调整后居高不下的感染率，很多人，包括笔者在内，都感染了，也迷惘了。

未来究竟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别人的生命中都是车水马龙，我们的生命注定要跟消毒水、口罩为伍？难道现在的小孩子，都不知道曾经的世界是不用戴口罩的吗？

但是，不要担心，大疫不过三，纵观中国历史，每次瘟疫就像一次人体的感冒那样，清除病毒，再创造一个更加健全的躯体。

不信，大家回顾下历史上3次大的瘟疫，看看是否都迎来了更加光明的未来。

一、东汉瘟疫：病毒导致的肺炎

公元168年，汉灵帝即位，即位不久的他，搜刮钱财、卖官鬻爵，不久后的公元171年，东汉京城洛阳开始流行了一种伤寒，在那个社会发展条件还十分弱的时期，这种伤寒一开始只被认为是风寒，并未得到及时的关注。

几年之后，从洛阳、南阳开始，整个中原大地都开始流行起了这种伤寒，随着疫民越来越多，连汉灵帝都不得不停止了游乐，开始重视起了此瘟疫。

历史记载的这次瘟疫或许就是最早的病毒性传染病，一般来说，病毒性传染病怕高温，等到了夏天，病情自然好转了，汉灵帝觉得是上天保佑，又开始玩乐了起来，而且对敢于纳谏的官员继续打击，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事实上，东汉王朝并没有消灭此瘟疫，以当时的认知水平更不知道“病毒”、“传播”这些现代词汇，还以为是上天的保佑。就在东汉王朝继续醉生梦死的时候，天气的转冷让瘟疫再度爆发了。

公元173年，即汉灵帝熹平二年，瘟疫再度卷土重来，同时，瘟疫所在的地区也从洛阳、南阳扩散到了整个东汉十三州地区，这次瘟疫成为了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威力最大的瘟疫，出乎人意料的是，这场瘟疫整整持续了六年之久。

相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主要症状为：由动物传播，死亡率很高，患者通常会发高烧，咳喘，最后气绝而亡，而且有着极强的传染性。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中，时年20岁的南阳人张仲景感触极深，晚年的他回忆道：

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也就是说，他本来是大家族的一位贵公子，因为这场瘟疫，200多人的宗族十年内病死了三分之二，看到如此惨状，张仲景十分悲愤，他决定亲自学医，医治此病，他用棉布做成了面罩，亲自深入疫区，了解病情，后来他把总结的一套方法写成了一本书，就是著名的《伤寒杂病论》。

甚至传说，张仲景为了让病人都能吃到他的药物，把药物包在了面皮中，分发给大家，这就是“饺子”的由来。

《伤寒杂病论》后来成为了中医学者必读的书目，甚至有“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的说法，而张仲景也就此奠定了在医学的地位，被称为“医圣”。因此，大家也就知道了，为何东汉时期盛产神医了，比如张仲景、华佗，实在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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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瘟疫导致强盛一时的东汉王朝开始衰落，数百万人口的死亡让全国弥漫了一股悲观末世的感觉，这个时期，讲究修仙成道的道家思想开始在民间重新流行了开来。

大家都知道，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曾经在战国时期煊赫一时的墨家和道家思想遭到沉重的打击，墨家就此消亡，一直到清末才随着西方思潮复兴，谁也没想到的是，道家思想居然重新流行了开来。一部分儒学家将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和儒学中的“谶纬”结合，发明了一种名叫“玄学”的学科，整天清谈，讨论一些所谓的“玄远旷达”的事迹。这种清谈的思潮一直延续到西晋时期，在羯族石勒起兵后，他对于这种清谈深恶痛绝，并下令活埋了西晋的清谈领袖王衍。

与此同时，那场瘟疫会导致病人身体寒冷，于是一种毒品，名叫“五石散”的开始流行开来，服用的人会浑身燥热，精神狂躁，可以说，魏晋风度的狷狂一部分就来自于五石散，鲁迅先生专门写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来论述。

五石散

同时，普通民众的悲观感和恐惧感与日俱增，大家都在想，为什么唐尧虞舜的时候没有瘟疫呢，为什么我们就遭遇了瘟疫了，是不是我们遭到了天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名叫“于吉”的方士，将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道家、名家等各种思想融为一炉，写了一本名叫《太平经》的书籍，这本书包罗万象，不仅有阴阳五行、太极八卦，还有各种神仙方术，也有一些治病救人的知识，总之，谁得到这一本书，哪怕只有一册子，都很有裨益。

公元173年的大瘟疫中，不堪重负的河北大地上，遍地疫民，河北巨鹿的三兄弟，名叫张角、张宝、张梁三人，决定利用《太平经》创立一种教派，把它命名为“太平道”，这种太平道宣传上天有鬼神，要求大家都要有敬畏之心，崇敬鬼神，否则必将遭到报应，可以说，太平道的思想比较驳杂，甚至有墨家“明鬼”思想的影响。

虽然东汉中期，张道陵已经在四川鹤鸣山创建了“五斗米道”，可是相比温和的五斗米道，教义极端的太平道显然更能得到民众的喜爱，在末世感的悲观中，人们急切需要信仰的寄托，人人自危下，太平道在河北有了几十万的信众，就此张角在河北大地传教十年，拥有几十万的信众。

公元184年，河北大地徭役兵役繁重，民不聊生，该年又爆发了瘟疫，张角决定发动起义，他大力宣传：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得到了河北大量民众的拥护，就此，轰动全国的黄巾军起义发动，黄巾军起义席卷了东汉五个州，一下子发展到几十万人的规模，在内忧外患中，东汉王朝已经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由此，这场东汉末年的大瘟疫终于导致了东汉王朝的全面崩溃，也开始了东汉末年分三国的历史进程。

然而，这场瘟疫并未结束，此后又多次爆发，在《三国志·武帝纪》里记载的赤壁之战写道:

“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也就是说，甚至赤壁之战时期，这种瘟疫又再度流行了开来，赤壁之战曹操的失败，除了有周瑜诸葛亮的指挥外，还有瘟疫对北方士兵的巨大打击。

赤壁正好就在今天的湖北

在这场瘟疫的打击下，东汉王朝的百姓由于条件落后而大量死亡，三国建立时期，中国的人口从5000万减少到了1000万，固然有战乱的因素，但也有瘟疫的影响。

三国地图

在那个时代，人民普遍短命，而谁最长寿，谁就能成为最大的赢家，比如寿命相当于曹魏三代君主的司马懿。

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眼看着好友一个个死去，魏文帝曹丕悲痛万分，他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

曹操之子曹植为了纪念这场大瘟疫，写了一篇《说疫气》，里面写道：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甚至一代枭雄曹操可能最终也是死于这种肺炎，曹操晚年病重恰恰在此次大流行时期，两年之后，曹操去世，其子曹丕篡汉建立魏国，历史终结了东汉，来到了三国时期。因为瘟疫怕热，故在吴国和蜀国反而较轻。

曹操

那么，这场可能导致曹操死亡的瘟疫究竟是什么疾病呢？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瘟疫，和今天新冠最为相似的就是这场东汉瘟疫。简单来说，东汉瘟疫其实就是某种病毒导致的肺炎。这种病是如何来的？今天也不得而知，可能这种病毒埋藏于雪原中千百万年，突然的机会，冰雪融化，释放出了这种病毒。

这种病不用说东汉了，今天都没有什么特效药，只能靠自己身体免疫力去扛，遇到2020年的原始毒株和德尔塔变体等，就会无能为力，所以建安七子几乎一半的人都感染死亡了。

然而，随着感染人数越来越多，新冠也会出现奥密克戎这样的变体，最终导致致病性减弱，东汉瘟疫，最终就这样，在进入三国时代后，逐渐减弱。今天这种病毒可能还存在在地球上，与人类长期共存了，某年某月，你的某次感冒，可能就和这次病毒有关，但论激烈程度，已经不是东汉时期的猛烈程度了。

我们看史书会看到一个“南北朝瘟疫”的说法，其实并没有专门的南北朝瘟疫，这场瘟疫说到底还是东汉瘟疫的延续。

北魏孝武帝时期，北魏曾经发动大军南征，准备一举消灭梁朝，南梁在韦睿的率领下火烧邵阳洲，取得了钟离大战的胜利，这是奠定南北朝均势的一战，从此之后，南北双方再也谁都消灭不了谁。

钟离之战是数十万人的大会战，前后持续几个月，南梁为了抵御北魏，在淮河上流修建了名叫“浮山堰”的军事工事。

浮山堰是世界上有史以来记载最早的土石结构的大坝，为了修建这个大坝，梁武帝萧衍亲自督工，用了20万民工修建而成，大坝修成之后，淮河水果然上涨，南梁放水淹了北魏的寿阳城，可是最终洪水泛滥，终把大坝也给冲垮了，大坝只维持了4个月不到，冲垮后的大坝造成了淮河泛滥，死亡了数十万平民。

南北朝战乱时代，这次水灾也没有多少人在意，很快南北朝开始了更加混乱疯狂的局面，侯景之乱扰乱了南朝，河阴之变扰乱了北朝，北魏一分为二，东西魏东西对峙，再也无人管这片淮河泛滥区了。

所以说，从公元507年钟离之战，引发淮河洪水泛滥开始，淮河开始了将近百年的肆虐时期，造成了皖北、苏北等地区长期的贫困，这是战争造就的悲剧。

同时，战争还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在今天，大规模人口流动还会导致传染病，更不用说当时的卫生条件了，东汉瘟疫应该再度复发了，其实，这种瘟疫一直没有消失，跟今天新冠喜欢冷不同，这种病毒喜欢温暖的气候，所以一直在江淮一带零星残存，南梁的淮河水灾导致江淮流民四起，这种病毒又重见天日，如《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公元515年的楚州瘟疫，死人多得相互枕在一起，苍蝇和飞虫不分昼夜地发出轰鸣声。还有像《魏书》中记载豫州疫民死十四五万。

南北朝大瘟疫主要爆发于江淮，江淮一地也是南北双方军事拉锯的所在，最终江淮一地赤地千里，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导致该地区长期贫困。

经历了东汉瘟疫400年的折腾，中国终于走向了隋唐盛世，一个没有瘟疫的全盛时代。

二、开封瘟疫：病毒导致的肝炎

1988年，一开春，很多上海人就开始了腹泻，医院人满为患，很快，他们就被查出换上了急性甲肝，而罪魁祸首在于他们爱吃的一种叫做“毛蚶”的贝壳，吃这种东西，往往图个新鲜，烫一下就直接吃，无法消除病毒，这才导致了瘟疫流行，最多的时候，上海35万人感染，全城都住满了病人，堪称一次大规模共同医疗危机。

历史上也有一次大规模瘟疫是与之类似的，那就是金代的汴京大瘟疫。这场瘟疫知名度不是很高，但是非常惨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这是《金史·哀宗本纪》所录金末汴京瘟疫后惨状。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疾病呢？

据载这病“民中燥热之气者，多发热，痰结咳嗽，”而城中的医生大都判断这次疾病是中医上的伤寒，开出南星、半夏作为药方。可是他们开出的药方，不但治不好病，病人吃下药后反而“以益燥热，遂至咳血、肾涎逆涌，咯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

有专家认为汴京大疫属于传染性肝炎，首先，发病率高，短期内在一地聚集性感染，符合传染性肝炎的特征。1988年，上海甲肝大爆发，就在2个月内，造成30万人感染。

这次瘟疫的发生和开封这座城市有很大的关系。

开封是战国时期魏国的都城，后来在秦始皇灭六国之战中，用水淹大梁城的方法灭掉了魏国，导致开封变成了一片废墟，司马迁访问开封时，用“大梁之墟”形容开封的荒凉。此后一直到隋朝，开封都只是中原的小城邑，比不上商丘、睢阳和黎阳。

隋朝时期，为了沟通分裂数百年的南北方，隋炀帝开始开凿运河，关于开凿运河这其中的种种是非，不再赘述，隋炀帝也因为滥用民力受到了报应，隋朝灭亡了。但不得不说，隋炀帝复活了开封，因为运河。

隋朝运河和元朝时期的京杭大运河最大的不同在于向西有一个“之”字型的拐角，这是通往洛阳城的运河，也就是著名的“通济渠”，而开封正好处在泗水和黄河之间。远古时期，开封一带曾经有河流，名叫汴河，后来干涸了，开封一直是一座没有水的内陆城市（当时黄河并不经过开封）。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隋炀帝对于开封的贡献，开封城内本来是没有河流的，因为隋朝运河的开通，运河让开封有了河水，开封经济终于开始复苏和繁荣，后人把经过开封的通济渠也称为“汴河”，其实，这个汴河根本是一个人工开凿出来的运河。

晚唐五代时期，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成为最为富裕的地区，有运河可以沟通东南的开封，一下子富甲天下，可以说，有人工开凿的运河，才有了汴京的繁华，所以北宋时期，汴京有一百万人口，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非它莫属。

清明上河图

可是，靖康之变后，为了抵御金兵，宋军掘开了黄河，导致黄河改道，一下子汴河，这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就干涸了。

大家可以想象下，如果今天的上海市突然缺水，城市环境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金代的时候，虽然金朝还定都于汴京，但是环境已经大为改变了。

城市水源的断绝、地下水的污染，导致汴京从宋代的东京梦华变成了金代的污秽不堪。

此后，汴京就不断暴发传染病，在金兵保卫北宋汴京的时候，汴京就多次爆发鼠疫，导致人口减少。

此后，金国自己定都汴京了，依然不断爆发瘟疫，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金蒙时期的这场大瘟疫。

公元1232年，蒙古大军兵分三路南下攻金，西路军主帅拖雷 ，在河南禹州三峰山全歼金军主力15万人，之后与中路军窝阔台部胜利会师。农历3月22日，蒙军合围攻打金国首都汴京。

守城战进行得十分惨烈，蒙古对汴京发动轮番猛攻，金军用“震天雷”“飞火枪”等火器反击，甚至将“故宫及芳华、玉溪所拆大木”来修补城墙工事。“至是十六昼夜，内外死者以百万计。”金人抗拒持久，蒙古”师多死伤”“不能前”，短时期内无法攻下，于是，四月初八日，以“天热避暑”为名，撤围而去。

蒙古退兵了，金人欢呼雀跃，全城上下一片欢腾，江山社稷终于保住了！可是金人没高兴多久，灾祸就降临了，“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汴京城有十二个个城门，每天抬出门尸体就有千余具。疫情持续了近三个月，汴京城宛如人间地狱，“白骨相望，虻蝇扑面。”

这是一种什么疾病呢？

《内外伤辨惑论》，三卷，元·李东垣撰于公元1247年

当时很多人认为这种瘟疫是类似于东汉瘟疫一样的伤寒，用现代话语说，就是病毒性肺炎。

当时在城中的中医学院李杲根据自己实地的考察认为，汴梁瘟疫不是什么“伤寒”，而是“饮食不节，及劳役所伤”的群体性内伤病。

在围城的时候，“朝饥暮饱，起居不时，寒温失所”，而解围以后，有东西吃了，人们就“饱食太过”，从而得了病。这病症状类似伤寒，实非伤寒，庸医用药失误，把人治死了。

那么，这不是肺炎，是一种什么病呢？

今天有专家认为汴京大疫属于传染性肝炎，原因如下：

首先，发病率高，短期内在一地聚集性感染，符合传染性肝炎的特征。其次，发病时间在蒙古撤军之后，城内粮食跟上了，饿坏的军民开始放开大吃，符合肝炎通过食物传播特点。另外，据一些病人“结胸发黄”，类似肝炎黄疸的特征，“发热”、“呕吐”也是肝炎的症状。

所以，这应该是一场传染性肝炎瘟疫。

众所周知，人类对于疾病的认识是很慢的，相比较传染性强的肺炎，古代对于看不到明显症状的肝炎，很少重视。

要知道，1968年，澳大利亚医学家才真正分解出乙肝病毒，在此之前，就算乙肝病毒导致肝炎，最终肝癌死亡，古人也多以“肝疾”来命名，很少有人知道具体是什么疾病，比如唐高宗，就是死于肝疾。

肝炎尚且不为人所知，流行性肝炎更加匪夷所思，所以当时的医生把类似于甲肝的流行性肝炎当成了肺炎来治疗，自然是牛头不对马嘴，导致大量死亡。

这场瘟疫，几乎让金代汴京城的人死绝，死亡人数30万人以上。蒙古人一把火烧了汴梁城，这一座繁华之城最终死于瘟疫，真是令人触目惊心。

三、明末瘟疫：黑死病？

蒙古西征，打通了整个欧亚大陆，同时，也带去了一种致命疾病，那就是黑死病。

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只不过死亡的时候全身出黑血、溃烂而死，死状很惨，更加惨的是，从12世纪到16世纪，欧洲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黑死病，令人无法想象。

黑死病对欧洲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首先，中世纪的人并非不爱洗澡，只不过黑死病兴起后，鼠疫菌怕热不怕冷，那个时候的露天式罗马式浴室温度不够，造成了大量传播，所以教会趁机宣传浴室会传播黑死病，导致中世纪后期的人不敢洗澡，演变为一辈子也不洗澡。

罗马式浴室

黑死病的流行是否跟蒙古人有关暂且不论，为什么欧洲开始流行黑死病的时候，也就是元朝末年，中国并未流行黑死病呢？

这是因为，明朝的前身，也就是西吴国在今天的南京，温度很高，鼠疫在这里无法流行，所以说，这一风水宝地，确保了元末的朱元璋一方，没有遭遇鼠疫。继三国时期后，南京第二次保佑了该地区避免瘟疫袭击。

1363年，爆发了著名的鄱阳湖水战，朱元璋战胜了陈友谅。就此，朱元璋有了足够的资本，1364年，就接受小明王的册封为吴王，建立了西吴国。这一年朱元璋36岁。

1364年，我们可以看出，西吴国的版图是这样的。朱元璋已经成为了南方版图最大的割据者。

为什么叫做“西吴国”呢？原来在南京的东边苏州，还有张士诚的政权，张士诚和红巾军很不对付，他还曾经逼走了刘福通等红巾军领袖，他建国自称吴王，所以他的领地也叫作吴国。但是这个吴王是张士诚自己册封的，红巾军并不承认。这就有了东西两个吴王。

注意，这里不是自己称王，而是接受册封，表示朱元璋依然觉得自己力量还不足，还必须依靠红巾军的正统。

这个西吴国，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国家的雏形，虽然用的纪年法是红巾军小明王的“龙凤”纪年，而且政令都是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这个国家拥有自己的货币、税收和政治制度，可以说，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形态。比如当时朱元璋就铸造过一种叫做“大中通宝”的钱币，目前早就是孤品，价值不斐。

我们发现，元末的几个大割据者都在南方，比如南京的朱元璋、苏州的张士诚、武昌的陈友谅、重庆的明玉珍，而元朝的统治者在北方，我们知道，重庆、武汉和南京，正好是今天中国的三大火炉，很高的温度下，恰好鼠疫无法流行。

之前我做过中欧温度对比的文章，北欧类似于华北、东欧类似于西北、西欧类似于华东，而南欧类似于华南，欧洲的意大利南部和希腊等地因为温度很高，同样在黑死病流行时期，免于遇难。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元末也流行了鼠疫，只不过恰好朱元璋陈友谅的地盘因为温度很高，没有流行黑死病。而我们知道，元朝内乱，最终北方的统治自我瓦解了，那么，这里面是不是也有鼠疫的功劳吗？这方面没有记载，但应该有此类因素。

不过，明朝迁都北京之后，北京的温度正好适合鼠疫繁衍，所以在明朝末年，明朝还是遭遇到了鼠疫的打击，虽然明朝初年躲过了鼠疫。

崇祯末年，流行包括潞安瘟疫、“疙瘩瘟” “瓜瓤瘟” “探头瘟” “羊毛瘟”在内

的多种瘟疫。明清医学家对于 “疙瘩瘟”症状有详细记述。吴有性 《瘟疫论·杂气论》记载了疙瘩瘟的症状，“或时众人瘿痎，俗名为疙瘩瘟是也”。

这些症状其实都和鼠疫很像，也就是曾经席卷欧洲的黑死病。

中国历史上的农牧分界线，大体与 400 毫米等降水线重合，这一等降水线大致经过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半湿润与半干旱区分界线。农牧分界线于北方边疆地带，最明显的标志便是长城。北方边疆在历史上，是瘟疫尤其鼠疫的高发地带。

而北京恰好处于这一地区，所以明末北京大规模流行鼠疫，就在所难免了。

明末鼠疫爆发后，明朝一方面也如现代社会一样，积极救治这种疾病。但由于医疗条件所限，明末鼠疫救治效果十分有限。即使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也是如此。《崇祯长编》只出现了一次国家救治瘟疫的记载，这便是命令太医院负责救治患者，并发下两万两白银，作为收葬死者的费用。由于救治效果有限，人口大量死亡。“自春二月迄今，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观念影响下，明末上到中央，下到地方，政权救治瘟疫的方式之一，是举行宗教仪式，请求上天、神灵不再降下瘟疫。崇祯朝廷采取了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释放罪行较轻的罪犯。崇祯十七年在 “瓜瓤瘟”流行的恐怖氛围中，江南官员也纷纷跪拜神灵，期望借此消除瘟疫。当时的江南文人哀叹，“而吴江一神甚灵，至坐，察院、县令日行香跪拜。又放告拏人，一同上司行事。国将亡，听命于神，哀哉! ”这种群体活动，不仅无助于消除瘟疫，反而由于群体聚集，加剧了瘟疫的传播与爆发。

而就在明朝流行鼠疫的同时，北方满洲同样流传疫病，就是天花，而且天花专门选择大热的夏天流行，所以明末时期，冬天流行鼠疫，夏天流行天花，堪称人间地狱，就在这种惨状下，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最终灭亡。

大量人口的减少，导致物理性隔离产生，就此到了清朝初年，不管是鼠疫还是天花，都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康熙帝本身有天花抗体，重视种痘，在他的推动下，天花疫情得到了极大缓解。

三次大规模的疫情，东汉-南北朝疫情后，紧接着就是隋唐盛世。明末鼠疫后也迎来了清朝初年的安定局面，不管怎么说，疫情总会过去的，历史总是显示，大疫之后必有大治，明年定是一个兴旺之年，于2022年腊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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