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勇原创丨笑到最后的底蕴，是文化_文化_潜艇_升降

笑到最后的底蕴，是文化

文/王明勇

【博士观点】关于什么是文化，著名作家梁晓声给出了一个堪称经典的答案。梁先生认为，文化就是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和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对此精辟论断，我由衷叹服，并且深以为然。

至于说笑到最后的底蕴为什么是文化，我认为旧社会的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也给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答案。杜先生认为，人生在世，有“三碗面”最不好吃，那就是为人处事中的体面、场面和情面。根据任中原先生编著的《杜月笙全传》等文献资料，并结合我本人的生活阅历与人生经历，我越来越深刻地体味到，要想吃好体面、场面和情面这三碗最不好吃的面，就得有文化。

这几年有句网络流行语，叫“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不难想象，一个没有文化的流氓造势只能影响小范围，而流氓有了文化，这个文化一旦形成就将影响整个社会。文化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其实，任何行业，任何专业，即便练武之人或者梨园子弟，即便单纯的模特选美或者炒菜做饭，要想拔得头筹成为状元，都必须文武兼修，因为比来比去，比到最后的最终胜出者，一定是文化修为更胜一筹。因此我们说，要想成功地笑到最后，就得比别人更加有文化。

【话题缘起】2023年1月上旬的一天下午，王士弘在我办公室里不经意间看到了一幅画，题为“耕田种地”，画的是五头活灵活现的小毛驴，这是号称“山东小驴贩子”的画家靖一忠先生手笔，其上题跋[tí bá]：勤耕田无多有少，苦读书不贵也贤。

跟其他许多看到这幅画的朋友一样，王士弘对于我在办公室里挂一群毛驴也是大惑不解，禁不住问我，说：“我见人多挂马，预示龙马精神，比如徐悲鸿先生那幅气势磅礴的《八骏图》，看起来赏心悦目，感觉倍儿有精神，您为什么挂驴而不挂马呢？”

对此真诚笑问，我以玩笑作答：“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已经不求再有多大长进，所以就顺势而为地不骑马，不骑牛，骑个毛驴赶中游。”

玩笑过后，我就周武郑王地告诉王士弘，其实挂什么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幅画能否契合主人的兴趣爱好，能否反映主人的文化理念，就我所挂这幅画而言，我最看重的并不是画中的驴或者马，而是其中蕴含的“耕读传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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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幅毛驴画亦非常人皆可能得，因为靖一忠先生自称其系著名画家、收藏家黄胄[zhòu]的学生，我们知道黄胄先生素以画驴闻名于世，业界人称“黄胄的驴，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可见其驴影响之大。对我这样的凡夫俗子而言，既然难求黄胄老师墨宝，那就退而求其次地挂他学生一幅画，这样也能附庸风雅。这群可爱的小毛驴，就斜靠在我办公桌对面的墙边，抬眼就能看到。可能是格外喜欢的缘故吧，所以有事没事地总要忍不住瞄上一眼，既欣赏这群憨态可爱的小毛驴，也体味其中的“耕读传家”。

没想到跟王士弘聊完这幅题为“耕田种地”的毛驴画后，我的话匣子竟如滔滔江水奔涌而来，不由自主地从逸闻趣事和典型案例入手，跟王士弘由浅入深地聊起了为人处事为什么必须得有文化，目的就是要以此激发他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告诫他修身养性的重要性，提醒他积德行善的必要性和严格自律的不可或缺，好让他最终自我觉悟：要想笑到最后，就得比别人更加有文化！

【现身说法】虽然不是在写文章作三段论，但是既然在周武郑王地聊文化，那就必须首先搞清楚什么是文化。关于什么是文化，其实在我开篇引用的梁晓声先生“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和为别人着想的善良”这四句鞭辟入里的话里，已经能够初见端倪[chū xiàn duān ní]，即文化不是学历，不是阅历，不是经历，而是素质，是内涵，是修养。

关于西方人眼中什么是文化，我在百度上查到了一个白人妇女与黑人出租车司机之间的对话故事。说的是一个很有修养的白人妇女在乘坐出租车时，儿子问妈妈，司机为什么是黑皮肤，妇女回答说：“上帝为了让世界丰富多彩，所以就创造了多种皮肤的人。”到站后，白人妇女给车费可是黑人司机不要，司机说：“我小时候也问过我妈妈同样的问题，她当时的回答是黑人低人一等。如果我妈妈能像您这么回答，那我就不会有今天了（他想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很可能会有比开出租车更好的职业发展）。”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不到学历，也不知道白人妇女的经历或阅历，但却能够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温暖气息，这就是文化的正能量。

以上两例，反映的是东西方不同人种，对于文化内涵的共同认知，即文化与学历、阅历或者经历并不重合，而是与素质、内涵和修养血肉相连。不言而喻，一个人读书再多，学历再高，地位再显赫，经历再曲折，阅历再丰富，如果没有道德修养和悲天悯人的善心加持，一定也是人渣，也不会被人视为有文化。

说完文化人故事，接下来再讲一个文化鬼故事。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纪大学士纪晓岚，晚年在奉旨编撰《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这两项政府工程接近尾声时，利用工作余暇[yú xiá]，悄无声息地写出了“雍容淡雅，天趣盎然”的文言短篇志怪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其中有个故事，名叫《此狐不俗》，大意是说：外祖雪峰张公家，牡丹盛开。家奴李桂夜见二女凭栏立。其一曰：“月色殊佳。”其一曰：“世间绝少此花，惟佟氏园与此数株耳。”桂知是狐，掷片瓦击之，忽不见。俄而（副词，意思是突然间；一会儿）砖石乱飞，窗棂皆损。雪峰公自往视之，拱手曰：“赏花韵事，步月（意思是月下散步）雅人，奈何与小人较量，致杀风景？”语论寂然。雪峰公见状，叹曰：“此狐不俗。”

在雪峰公眼里，此狐之所以不俗，文末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不与小人较量。只有这样，你才能面对人生的各种风景，雍容淡雅，会心一笑，只是人大多做不到。当然，这是演绎的作者意思。

除了不与小人较量外，此狐具备一定文化底蕴，所以才能听得懂雪峰公的妙语连珠，又具有文化人的心胸雅量，所以在听雪峰公委婉相劝之后，才不与小人较量。不言而喻，这是文化在凡人与鬼狐之间产生了共鸣，否则就不会“语论寂然”，再无“砖石乱飞，窗棂皆损”的糗事[qiǔ shì]发生。可见，有了文化，鬼神不惧。这是相比而言更为深沉的意思，我以为。

聊完故事，聊战事。话说李鸿章在曾国藩门下做事的时候，曾国藩因为指挥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竟接二连三地一败再败，尤其是祁门大战再次败北之后，曾国藩觉得这是自己领导不力所致，就想写份奏折主动请罪。虽然几经斟酌，严格措辞，但都感觉文稿内容只是差强人意，并未炉火纯青，于是便请李鸿章帮忙润色。没想到李鸿章看过曾国藩拟就的文稿后，仅将其中的“屡战屡败”颠倒了一下文字顺序，变成“屡败屡战”，便一下子化腐朽为神奇。别看李鸿章只是简单调整了一下文字位置，但其调整之后的文章意思，却一下子有了质的飞跃，不仅使原稿中一败涂地的颓废景象荡然无存，而且让湘军将士不避斧钺[fǔ yuè]，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猛士形象跃然纸上，不显山不露水地将事故变成了事迹，可谓高手，高手，高高手！

据说这份奏折上交之后，曾国藩不但没被朝廷处分，反倒因其“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而受到了圣上嘉奖。毫无疑问，这个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的巨大力量。1944年10月30日，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讲演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毛主席这句高瞻远瞩的话，生动精辟地阐明了军队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和战略意义。可见，文化的深远影响和巨大作用，已经越来越成为部队战斗力中不可或缺的至关重要软实力。

聊完战事，聊官司。关于只是简单调整一下文字顺序，就让整篇文章顿时焕发生机活力，甚至使其立即充满杀气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诉讼领域，能够一句话要人性命的“夺镯揭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据百度查询《民间传说》资料，晚清时，安徽寿县有一恶棍，无恶不作。有一天，他擅自闯入一个平民家里，见一年轻病妇卧床不起，便无所顾忌，翻箱倒柜，甚至连病妇的被头也斗胆揭开，将病妇手腕上戴的玉镯捋[luō]下来据为己有。有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当时正逢村人收早工，遂将恶棍逮住，扭送衙门。知县把恶棍当堂收押之后，要求病妇的丈夫尽快找人补写一张状纸呈上。

病妇的丈夫找来几名塾师，帮忙写了一张状纸，罪名是“揭被夺镯”。但是读罢塾师拟就状纸，病妇的丈夫感觉心里并不踏实，担心要是告不倒这一横行乡里恶棍，自己可就捅了马蜂窝，那家伙一出衙门，就会让自己家破人亡。于是，就去找镇上颇有才名的刘之智帮忙润色，以便一招制敌。刘之智详细询问了事情经过，又看了看塾师拟就的状纸，再对照律例斟酌推敲一番，之后便提笔将塾师所写诉状几乎原封不动地重抄一遍，唯一的变动，就是将其中的“揭被夺镯”改为“夺镯揭被”。

病妇的丈夫看了，不知其中奥妙，可是等了一会儿，见刘之智不再言语，只得起身告辞去衙门上呈状纸。知县见状之后立即升堂问案，并据此状纸对恶棍处以重刑。目睹庭审及裁判过程之后，病妇的丈夫才慢慢地咂摸[zā mō]出了刘之智将“揭被夺镯”改为“夺镯揭被”的个中滋味。

原来，“揭被夺镯”与“夺镯揭被”看似相差无几，实则天壤之别。在这两句话中，虽然都包含“揭被”与“夺镯”两个动作，但“揭被夺镯”所表达的仅为一层意思，因为“揭被”在这里只是犯罪手段，而“夺镯”才是犯罪真正目的，所以“揭被夺镯”只是对应一个劫财的罪行。在当时，劫财罪不至死。

而“夺镯揭被”则是确凿无疑地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为“夺镯”，二为“揭被”，且系由轻到重的递进关系。在这里，“夺镯”与“揭被”既是犯罪手段，也是犯罪目的，所以对应着两个不同性质的犯罪行为，一为夺镯劫财，二是揭被劫色。

不言而喻，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伦理道德约束下，“揭被”要比“夺镯”更加罪不可赦。所谓“一句话要人性命”，由此可见一斑。当然，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底蕴和熟知人情世故做支撑，帮助病妇巧改诉状的大才子刘之智，恐怕不会成为文字功夫如此了得的一个狠角色。

聊完民间，聊朝廷。据清代不仕文人龚炜所著《巢林笔谈》记载，曾与海瑞海青天、包拯包青天被相提并论为中国历史上三大著名青天之一的明代著名清官况钟，是县衙书吏（俗称“刀笔吏”）出身，文字功夫十分精炼老道。话说明朝宣德年间，朝廷里的一面大鼓坏了，礼部打算派人到淮安去重造一鼓。由于发函中需将选鼓要求写得清楚明白，既要简洁，又要明了，不禁难坏了那些通过科举考试晋身朝堂的一众达官贵人。礼部一连请了好几个素有才名的官员帮忙起草制鼓文书，但都感觉不甚理想。无奈之下，有人推荐况钟。没想到况钟接活儿之后稍加思索，便提笔写下八个大字：“紧绷密钉，晴雨同声。”修函完毕，赢得满堂喝彩，如此简明务实的文风，让在座官员无不由衷叹服。

在况钟起草的制鼓函文中，前面四字“紧绷密钉”，明确说出了选鼓的方法步骤，皮要绷得紧，钉要钉得密；后面四字“晴雨同声”，则形象地提出了选鼓的质量要求，晴天雨天敲出的鼓声要求一个样。不难想象，这样简洁明了的制鼓文书，造鼓人一看或者一听就懂，就能迅速掌握要领，只要按照要求制作，就能达到预期目的。那些素有才名的同僚们绞尽脑汁都难以下笔成文的制鼓文书，没想到况钟仅用区区八个字，就言简意赅地说明了一切问题，让人禁不住击节赞叹。

据了解，况钟之所以能有如此之高的文字造诣，对朝鼓制作要求的描述如此精炼传神，与其成长经历和生活阅历密不可分。与那些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者不同，况钟并非通过考取举人或者进士等功名之后再由民到官，而是先从靖安县衙的普通书吏做起，经过长达九年时间的基层岗位历练之后，经由上宪（上司）推荐和吏部考选，才发生质的转变由吏到官。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种十足接地气的基层岗位工作历练，况钟恐怕也就不会有如此之高的文字造诣和如此之深的人情练达。这个故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化与学历并不重合。

在中国历史上，说到文化与学历并不重合，就不能不提一下杜月笙和六祖禅师惠能。杜月笙幼年父母双亡，大字识不得一箩筐，在十四岁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到上海十六铺的水果行当学徒，自此开始混迹社会，闯荡江湖。由于谙熟人情世故和精明干练，又能仗义疏财和敢作敢当，很快就从一名伺候青帮上海头目黄金荣夫人的小杂务，脱颖而出并很快发展到与黄金荣、张啸林平起平坐，被人称为上海青帮三大亨，并最终一枝独秀，成为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被尊称为“三百年帮会第一人”和“上海皇帝”，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从书面材料看，杜月笙发迹后，一改过去的流氓做派，时时处处给人留有足够体面地用心结交国学大师章太炎等文化名人，就连黎元洪这样的下野穷途末路总统，也是当作在野一样地给予足够尊重和热诚接待，以至于黎元洪的秘书（清末民初同盟会元老之一，“骈文大师”饶汉祥）亲笔题联给予高度评价：“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而且，杜月笙发迹后严格规范自律，言谈举止都保持文人形象，无论支持抗战，还是救灾义演都是急公好义，可圈可点，把体面、场面、情面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让人叹为观止。撇开其黑帮性质和流氓本性不谈，纵观其一生，我认为杜月笙如果没有“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和为别人着想的善良”这样的文化底蕴做支撑，恐怕他连体面、场面、情面中的一碗面都吃不好，更何况是把这三碗面都吃得井井有条，滴水不漏。别的不说，仅是其能从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中，看出但凡为人处事，无非就是讲究一个体面、场面和情面这一核心要义，就不能不让我们由衷钦佩杜月笙是真的有文化。

如果说杜月笙是人间之魔，那么同样大字不识几个的六祖惠能，就是一尊真佛，是真正的高僧大德。据说惠能少时家贫，曾以卖柴为生，24岁时闻《金刚经》而自我开悟，就去拜谒[yè]五祖弘忍，并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四句偈语[jì yǔ]，得到五祖认可，被密传禅宗衣钵信物，成为禅宗第六代祖。六祖惠能虽然不识什么字，但其佛学思想可谓光辉灿烂，被人与孔子、老子并称为“东方三大圣人”。毫无疑问，青帮大亨杜月笙与六祖惠能，都是虽然没有学历但是有能力，虽然没有文凭但却有水平的典型代表。

如果说杜月笙与六祖惠能生活的年代都离我们太过久远，而且他们也均非常人可比，所以他们的故事不能以偏概全地说明问题，那么我就分享一个位于我老家寿光的一家羊肉汤店的故事。如果不是留心观察，我也不会发现这家普普通通的羊肉汤店能有什么与众不同，不但菜品司空见惯，店老板也很平常一般，但是我却着迷一般地对其格外喜欢，因为喜欢，所以经常光顾。去的次数多了，我才发现其实我所真正喜欢的，并非是其羊肉新鲜或者汤味独特，而是店主人特意印在餐巾纸盒上的一句话，以及这句话所体现的童叟无欺与货真价实的餐饮文化，这句话虽然不显山不露水，但却能够让人放心，给人温暖，说的是：没有祖传和秘方，只有良心和用心。

俗话说，言语心之声。店主人能有如此体会感悟，并敢于将其周武郑王地印在餐巾纸盒上，就会让人相信这家店的羊肉汤一定不错。换句话说，有了文化，这家店的羊肉汤也便有了与众不同的特别味道。

聊完什么是文化，我就有感而发地告诉王士弘，文化不是印在书本上，也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更不是漂浮在半空中，而是扎根在心田里，镌刻[juān kè]在骨子上，融会在血脉中，体现在行动上。为更好地说明问题，我跟王士弘聊了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三件平凡小事，并恬[tián]不知耻地认为值得在此分享：

第一件事，是我作为“新兵蛋子”实习副长，力排众议，坚持让已经浮至半潜，等待排水上浮（以柴油机运转产生的废气，排出水柜中的剩余海水，产生正浮力浮至水面）的潜艇重新下潜，从而一举打开“久攻不下”的升降口（从密闭舱室出艇上舰桥的唯一水上通道），从而保证我艇能够按时且体面地顺利返航。

具体而言，2001年夏天，在我副长岗位尚未独操（独立操纵的简称）合格，还是一名实习副长的时候，我艇完成三天三夜的水下昼夜航行训练任务后，已根据艇长下达的“浮起！”指令浮至半潜，可是没想到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升降口了。

熟悉潜艇战术技术特性的人都知道，半潜状态是一种相对最为危险状态，此时只允许副长带领一名舵信兵（水面舰艇是操舵兵与信号兵各司其职，由于潜艇兵是特种兵，所以既负责操舵，也司职信号）上舰桥（潜艇水上状态的指挥岗位）指挥排水，排水完毕后才能完全浮至水面，潜艇方能航行返港。升降口打不开，就意味着艇员不可能出舱上甲板、上舰桥，潜艇也就无法正常返港，这事儿一旦发生，可就成了笑话他奶奶长胡子——老笑话了！

按照部署规定，浮至半潜后，升降口只能由固定战位的舵信兵，根据艇长指令予以打开。如果升降口不能由艇内人员独力打开，就需要发报求援让人帮忙，这就意味着这条潜艇已经失事。因此，升降口打不开可不是一件小事儿，最起码也是一个好说不好听，所以但凡能够自己想办法，绝对不会向外求援。

见舵信兵、舵信班长都打不开这个升降口，人高马大的水手长就很不服气地亲自出马，不过最终也是无奈退下。在这种情况下，艇长就挨个点名，让本艇以力气见长的艇员，从分布在各个舱室的战位轮流来到指挥舱，用那个专用大铅锤使劲儿敲击升降口把手。可是无论谁来，也无论他怎样用尽洪荒之力死命敲击，“邪了门儿”的升降口把手就是纹丝不动！

其实，早在舵信班长打不开升降口的时候，我就已经隐约发现了问题，建议艇长再次下潜，可是没人理会，毕竟在那些见多识广的老潜艇眼里，我还只是一名尚属新兵系列的实习副长，人微言轻，所以我的重新下潜建议，只被当作耳旁风而没人理会。

见被艇长点名过来敲击升降口把手的那一个又一个的大力士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那些自以为见多识广的随艇出海支队首长和业务长，都在办法用尽但却无济于事之后垂头丧气，我就语调清晰且底气十足地再一次建议：“死马当作活马医！请听我建议，就地下潜30米！”

潜艇上浮、下潜都是战斗部署，轻易不能采取。艇长见升降口确实打不开，万般无奈之下，就决定试试我的建议，但却相对保守地下令：“潜至20米！”没想到下潜20米后，奇迹马上出现，经过刚才一番折腾已经精疲力尽的舵信兵，只拿铅锤轻轻一敲，那个“邪了门儿”的升降口把手就已经应声而动！

让我哑然失笑的是，那些自以为见多识广的随艇出海支队首长和业务长（事实上他们也的确见多识广，因为其中的一位，还是我在《不管刮多大的风，也不管下多大的雨，步子都不能乱》中提及的210潜艇失事幸存者），见升降口把手应声而动后，就一个接一个地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指挥舱，留下我等该干嘛干嘛。当然，潜艇再次浮至半潜后，我得带领舵信兵上舰桥指挥排水，然后再按预定计划指挥航渡返港。如此而已，小事儿一桩。

故事说到这里，王士弘不禁要问，这跟文化有啥关系？我告诉他，关系就在于所有那些自以为是的在场人员，虽然都是历经“学不完的潜构，刮不完的铁锈”之后，才算百炼成钢的“老潜艇”，但在危急紧要时刻，把《潜艇构造》和《潜艇操纵》上的书本知识，活学活用为能够把这“邪了门儿”的升降口打开的实用技能，才是文化。一言以蔽之，学了知识，不等于就有了文化。

这个升降口之所以“邪了门儿”，任谁使用多大的力气都打不开，原因其实很简单：潜艇历经长达三天三夜时间的水下昼夜航行训练后，舱室压力与刚下潜的时候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升降口与艇体之间的密合边缘，已经随着压差越来越大而变得越来越紧密，紧密到必须让潜艇重新下潜，以借助海水压力来消除压差，否则任你使用多大力气都将无济于事。我之所以知道这些，并非我能先知先觉，而是因为我在看《潜艇构造》和《潜艇操纵》的时候，不但比别人看得更加仔细，而且举一反三地多动了一下脑子。这个故事说明，能够把枯燥生硬的书本知识，变成简单实用的问题解决能力，就是文化。

第二件事，发生在2009年12月底，当时我作为辩护律师，在被告人妻子和姐姐陪同下，从青岛前往位于浙江奉化的东海舰队政治部看守所，会见已在这里羁押很久的刑事被告人。有过南方生活体验的朋友都知道，12月份的江南最不好过，外面寒风刺骨，屋里阴冷潮湿，自由自在的正常人尚有如此难过感受，失去人身自由的刑事被告人更是“无处话凄凉”。

我们知道，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犯罪嫌疑人（检察院审查起诉开始改称被告人）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同时，也就失去了与家人见面或者通话的任何机会。羁押时间越久，孤独恐慌之感愈甚，家人也就更加担心。我要会见的这名被告人，情况就是这样。

由于看守所领导清楚我是浪得虚名的北海舰队法律服务中心主任，所以很客气地破例让值班看守给我和一同前往的老律师各泡了一杯热茶。也许是舟车劳顿和阴冷潮湿的原因吧，那名老律师端茶就喝，而我刚想端起茶杯暖暖手，却抬眼看到了戴着手铐站在铁窗里面的可怜巴巴被告人，于是立马改变主意，把看守为我准备的这杯热茶，双手端给了铁窗里面的被告人。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看守所领导居然破例让人给我们泡茶，此事放在今天恐怕是不可想象的。让我更加没有想到的是，看守所领导居然破例允许被告人家属看了一眼监控录像。好巧不巧的是，家属居然恰好看到了我把茶水端给被告人这一幕！离开看守所回宁波的路上，被告人家属悄悄向我表示感谢，我这才知道她们看到了什么。午餐时，跟我一同前来会见的老律师见被告人妻子和姐姐轮流不停地给我夹菜，羡慕不成成嫉妒，就酸溜溜地予以调侃，我想他一定是非常错误地以为家属因为我是领导，才如此超乎寻常地给予尊重，他永远不可能想到，正是我把一杯热茶让给了更加需要的可怜巴巴被告人，让他感到在这阴冷潮湿的冬天里的一抹人性光辉，才赢得了这份尊重。据说这名老律师从部队退休之后，也牵头开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但愿他手下律师能够自我开悟：在寒冷的冬日里，以真诚和善良，不分高低贵贱地给人端杯茶，就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传统文化。

第三件事，是山东水兵律师事务所为什么要把“与人为善的品德”作为排在首位的企业文化。这件事，跟我们于2018年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受托从青岛出发到甘肃省XX市办理的一个民告官行政诉讼案件有关。具体而言，委托人之夫因为有些拿不到台面上去说的行政违法，而被当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了，但是没想到拘留第三天早晨，就因为心脏病发作未能及时救治而撒手人寰[huán]，因为牵涉一般人都会望而却步的民告官，尤其是状告据说相对更加不太讲理的公安机关，所以当地律师换了一个又一个，不仅维权不成，反而有些授人以柄，让当事人处境艰难。

我们冒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到达XX市后，感受到的办案形势亦如当地令人恐惧的气温，也不是一般地严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办案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仗势欺人的代理律师，没想到他的口吻做派居然是跟看守所的民警一样咄咄逼人，从他身上看不到基本的善良。由于我们的专业敬业和认真负责，更由于被拘留人罪不至死和家属孩子的孤苦无辜，结果可谓大获成功，结局皆大欢喜，委托人特授锦旗一面，上书：敢打必胜不问对手是谁，业务精湛服务千家万户。

在反推这个案子时，我们由衷感叹以下两点：一是律师执业，跟习武练拳一样，必须与人为善；二是我们有菩萨心肠，不代表我们没有霹雳手段。

阿弥陀佛！

（2023年3月3日写于青岛）

【作者简介】王明勇，男，山东寿光人，曾服现役30年，工学学士、军事学硕士、法学博士，资深律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曾任潜艇全训副艇长、海军北海舰队军事检察院正团职主诉检察官（四级高级检察官）、海军北海舰队法律服务中心主任，2016年12月退出现役后牵头创设山东水兵律师事务所并兼任律所主任、党支部书记，2011年被中宣部、司法部表彰为“2006-2011年度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被解放军四总部表彰为“2006-2011年度全军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