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在沈阳公安局的一间审讯室里，一名55岁的男子带着脚铐坐在屋子中间的木椅上接受警方的审讯，他叫关庆昌。
关庆昌中等的身材，宽宽的骨架，穿着灰色的旧工作服，一看就是勤劳朴实的工人，在他的档案中，这是一名从普通员工，做到干部，再到副科长的工人，还曾经获得过厂子里的先进生产者称号。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老实人，竟然是曾经轰动全国的沈阳615厂黄金盗窃案的罪魁祸首，他偷了800两的黄金，在人民群众中隐藏了19年，可把大家给坑坏了。
关庆昌所在的工厂是沈阳615厂，这个厂子可不简单，是以前的造币厂，早在民国时期，就以印钞造币而闻名。
新中国成立后，615厂先后设计、生产了从1分到1元币值的硬币，生产过所有流通硬币。
在20世纪60年代，615厂接到一个重大的任务，将从民间收集来的黄金和白银提纯冶炼，用于偿还外债和购买老百姓急需的粮食。
因为事关重大，厂里的领导担心黄金被人盯上，随即给黄金起了个代号“100号”，白银为“200号”，厂子里的同志平时不说黄金，只有100号和200号，这样别人就不知道厂子里正在加工黄金。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成堆的黄金被堆放在用包装箱板临时搭建的仓库里，看守也不是太严格，那时的人们思想比较单纯，全靠工人们的自觉，几乎没有人会打这些黄金白银的主意，然而担任该厂生产科科长的关庆昌却打起了歪主意，想要从中浑水摸鱼，盗窃黄金。
1961年3月18日晚上，615厂的工人下班后，时任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到包装组的重地，存放金银产品的库房清点包装后的产品。
在所有的物品当中，当然是被称作100号的黄金需要密切主意，这些黄金被装在小木箱中，箱子表面经铅封后，再用铁线打成一个十字花捆绑起来。
十几只箱子被板板正正地码在了一起，只有最上面的一个箱子因为不够数，只装了4块黄金，还没有来得及封箱，因此郭家惠在清点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里面的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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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点完成后，郭家惠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就像往常一样，关灯、锁门、回家。
当时是东北的三月，正是乍暖还寒的时候，尽管当时才5点20分左右，厂子里工人早早就走了，因为是周六，都赶着回家。
第二天是周天，厂子正常放假，郭家惠在家待了一天。
第三天是周一，郭家惠照常来到厂子里上班，一切都井然有序，只不过不一会有一个青年工人高兴贵突然来到郭家惠跟前，跟他说：“100号被盗了！”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郭家惠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高兴贵就说：“金子丢了！”
听到这里，郭家惠想到，肯定是包装车间那个没封的4块黄金没了，立即跟大家赶到车间。
只见那个目前已经被搬到地上，箱子上的铁线被弄断，箱盖木板被撬开三寸宽，盗窃犯在拿了黄金后，把包装纸散落在地上，两块金子不见了。
通过现场可以看出，盗窃犯就是从木板间的壁墙打了一个洞，盗窃犯就是从这里钻进来的。
这样的重大案件，是谁都承担不起的，郭家惠立即到厂子里报案。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800两黄金可以买多少粮食，让多少人吃饱肚子，这起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黄金失窃案很快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
公安局在受理案件之后，不敢含糊，立即开展调查，几乎是整个公安局的人都出动了，每个警察负责10余名工人，采取全面撒网，重点盘查的方式，最终也只发现两点重要线索，盗窃犯作案时穿的是布鞋，使用工具为羊角锤，可以说是毫无头绪。
应该说策划这起偷盗案的关庆昌简直就是个犯罪的天才，不但心理素质过硬，作案手法高超，连演技都是十分在线的。
关庆昌是当时生产管理科的副科长，解放前曾担任伪抚顺市警备队上士文书，按理说有这样历史人是没有机会到615厂来上班的，然而关庆昌在入厂时，将这段历史隐瞒了下来，在自我鉴定中大言不惭的写下自己的优点是：“忠诚老实”。
也许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厂子里的领导才把关庆昌招了进来，尽管后来厂子里发现了他的这段历史，但是却被关庆昌平时勤劳肯干的伪装形象所蒙蔽，认为他值得信任，给了他一次机会。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关庆昌对于厂领导的如此安排，没有一丝感恩的心，此后更加坚定了“人生如戏，全凭演技”的做人哲学。
在国家困难时期，他竟然心生歹意，认为国民党要反攻大陆，那时候他就能重新过上吃香喝辣的日子了，想要吃香喝辣，必须有资本，守着这座“金山银山”还能把人穷死？于是关庆昌就打起了金子的主意。
刚开始的时候，他怂恿自己的媳妇黄淑珍去偷金子，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黄淑珍是一个很爱财的女人，工友们说黄淑珍会过日子，吃完一根冰棍都得把木棍拿家去当柴火用。
因此，在黄淑珍听了关庆昌如此罪恶的想法后，就开始去偷金子。
黄淑珍在电解车间工作，又是金疙瘩，又是金耳环，又是金挂钩，只要没人注意就往家里拿。
看着黄淑珍偷回家里的金子，关庆昌十分高兴，然而高兴只是一时的，他越来越感觉这种“小打小闹”完全满足不了他的胃口，这些金子就是全卖了，也只过做点小本生意，连个门面都盘不下来。
于是关庆昌准备干一票大了，可以一劳永逸那样的。
为了能够得手，关庆昌在作案前进行了精密的策划，不但要成功偷出黄金，还要洗干净自己身上的嫌疑，从而不让任何人怀疑。
在案发前的一天，他就想搞清楚包装库房里有没有散放着的黄金，以他的职务，完全可以到包装车间去看看，但是他却没有去，而是让他媳妇黄淑珍去包装组查看情报。
黄淑珍是女人，到包装组跟女工们聊天是很正常的事情，因此她到包装组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等到下班的时候，她把一个重要的情报告诉了关庆昌，在包装车间，有一箱黄金。
听到这里，关庆昌早就做好了准备，他在家里等到六点的时候，，拿着作案工具，包括一把羊角锤、一根绳子和衣服手套，因为当天下雨，就穿了一件雨衣，来到工厂，先把作案工具藏到办公室
然后赶到厂子里的浴池去洗澡，关庆昌很有心计，当天是礼拜六，工人们都是在工厂洗完澡再回家，所以浴池的人很多，关庆昌在里面跟熟悉人打完招呼后，就迅速回到了办公室，带上作案工具，趁着夜色开始行动。
来到包装车间后，关庆昌利用工具撬开木板隔间，钻进了存放黄金的屋子，找到那个存放黄金的木箱，用羊角锤给揭开，然后取出了两块黄金，回到了办公室。
由于作案过程惊心动魄，再加上用了蛮力，此时的关庆昌已经有些累得不行。
当时就想把黄金藏到办公室的桌子里，改天再拿回家里去。
然而鸡贼的关庆昌一想，黄金被偷肯定是大案，公安局一定会全场搜捕，放在厂子里是最不安全的，因此就决定把金子拿回家里。
为了不让人发现，关庆昌把金子绑在绳子两头，绳子中间挂在脖子上，这样黄金就可以放到裤腰上，而不掉下去，这800两黄金，按照当时16两为1斤的比率，也有50多斤，要不是事先准备一根绳子，还真不好拿。
当时正在下雨，他又披上了雨衣，尽管走路很吃力，但是谁也看不出来他身上藏着黄金。
回到家里后，关庆昌感觉比预想的还要顺利，作案时间仅仅20分钟，为了制造不在场的证据，关庆昌随即又赶到厂里俱乐部跳舞，跟在浴池一样不停的跟大家打招呼，引起别人的注意，一直到9点30分舞会结束，才回到家里。
不得不说关庆昌是一个天生的盗窃犯，无论是作案手法，还是心理素质，都是相当过人的，在偷了这么多的黄金后，竟然还能沉得住气。
由于作案时间选择在了周六，一直到周一才案发，这个时候，关庆昌和黄淑珍早就准备好了说辞，等到他们来到厂子后，也都装作不可思议的样子。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大家都在讨论黄金丢失案，为了转移视线，关庆昌还带节奏说：“黄金不入库，盲流这么多，还有哪个不丢？”
他的话让人听起来感觉也很有道理。
不一会，厂里就指定关庆昌所在办公室，把桌柜搬出去，当大家都叫苦的时候，关庆昌却暗自高兴，真佩服自己的鬼才，这肯定是警察要排查全厂的办公室，甚至任何角落都不能放弃，当晚没有把黄金放到办公室是很明智的。
也难怪关庆昌不把黄金放到办公室里面，虽然615厂在内部人看来管理和松懈，但是外面的人根本不了解情况，自古丢东西只有两种，一种是监守自盗，一种是引贼入室，肯定是厂子里的人脱不了干系。
厂保卫科让大家交待36小时的活动情况，主要是星期六晚上，大家都在哪里，都见了什么人？
关庆昌交代说：5点下班回家，6点到工厂浴池洗澡，6点30分左右到俱乐部跳舞，9点半散场，10点与邻居一块回家。
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是严丝合缝，而且又都有不在场的证明，因此，警察也没有怀疑他。
在经过侦破后，最终发现两条重要线索，一条是作案者穿着钉胶掌的39-40号的家做棉鞋；另一条是，作案工具应该是一把铁制羊角锤。
得出两点证据说，本来有很大的破案可能，然而这两条线索没有做好保密线索，很快就传了出去，尽管厂里立即组织人以检查卫生为名，让家里交出胶底棉鞋和羊角锤。
以关庆昌的鬼才作案思维，没想到却留下了证据，急得直拍大腿，但是很快他就想到办法，让老婆连夜找到一双旧布鞋，将鞋底拆下，换在棉鞋上。
黄淑珍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愣是一夜没睡，把鞋给改完了，还是以前那双鞋，底子却不一样了。
羊角锤就更好办了，找个机会就扔到一个厕所的粪坑里，谁还能找到。
在层层审查之下，厂里给关庆昌的结论是：“新提拔的中层干部，无作案因素。”
就这样逃脱了作案嫌疑。
既然没有找到关庆昌，那么其他厂里的同志就要倒霉了！
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自然是金银产品包装组组长郭家惠了，因为他是对这些黄金底细最了解的人。
可怜郭家惠不久前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期还没满，就被当成了怀疑对象，当然，黄金是在包装组丢失的，他这个包装组组长自然难辞其咎，但是要说是他偷的，那真是无妄之灾，厂长还亲自对他进行了审问，对他说：“你怎么搞的，金子哪儿去了？老实说！”
郭家惠不敢相信自己被当作了怀疑对象，也不知道如何解释，从哪里解释，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委屈。
没过几天，郭家惠的包装组长职务就被撤销了，预备党员的资格也被取消了，当时年仅29岁的郭家惠忍受着巨大的压力。
第二个被怀疑的对象就是第一个发现黄金丢失的青年工人高兴贵，人们怀疑的理由也很简单，凭啥大家都没有发现，单单是你第一个发现了？
正经来说，即使要发现丢失，那也得是郭家惠先发现，高兴贵被人看作是“贼喊捉贼”，目的就是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兴贵与郭家惠被一块关到禁闭室里审查，前后反省了3个月。
最后依然没有得出什么有用的信息，这才放了出来，但是依然严格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真是越看他们越不像好人。
第三个被怀疑的对象是保卫科护厂员贾清吉，贾清吉是615厂的老人了，对厂子一直是有情感的，把厂子当作自己的家，曾被评为沈阳治安劳模，因为表现，被抽调到护厂队。
按理说这样的人应该不应该被怀疑，主要原因是他曾几次在公开场合说过：“这金子不放库里，早晚要出事！”
也就是说，以作案手法来说，最了解厂子情况的贾清吉也有可能作案，不然你咋会想到黄金会丢，别人咋想不到呢？
最让人猜忌的是，平时的贾清吉都在护厂队工作，偏偏黄金丢失的前两天，他被分配到车间干活去了，对黄金有更进一步的接触。
在郭家惠、高兴贵、贾清吉被列为怀疑对象后，就连615厂的厂长李榆也被关进了牛棚。
作为一厂之长的李榆对黄金的事情一清二楚，会不会是他见财起意，偷了黄金呢？
专案组的人怀疑李榆可能把黄金藏到他已过世的母亲的棺材里面去了，不然黄金怎么会和蒸发了一样找不到呢？
结果这些人把李榆母亲的坟给掘了，开棺找黄金，结果一无所获，即使没有找到黄金，大家也认为跟李榆扯不开关系。
因为李榆家之前有一个保姆，在1959年离开了他家，专案组的人认为李榆是特务，那个保姆是他的特务上司，李榆盗窃800两黄金是给敌人做经费。
怎么说的都有，因为当时侦破技术手段落后，只能采取互相检举、互相揭发的手段来办案，你不举报揭发别人，你就有可能有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个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实在是看不下去这个闹剧了，他知道大家想要找到黄金的心情是急切的，但是不能这样毫无头绪的找，因此就站了出来说：“这金子是我偷的。”
起先，专案组的人挺震惊的，考虑到这老兵的身份，也知道不可能是他干的，也就不了了之了。
最让人气愤的是，好多无辜的人都牵连其中，倒是罪魁祸首关庆昌一点事没有，甚至还一度被选入到协助破案的骨干分子，究其原因就是他的信仰“人生如戏，全凭演技。”
黄金盗窃案发生后，关庆昌是见人三分笑，从来不说别人的闲话，不树立任何潜在的敌人，别人找他办事，他都极力地去办，在厂子里留下了很好的名声，即使孩子被别人打，也都是先教训自己的孩子，然后再跟别人抱歉。
因为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家都清楚偷黄金是为了发财，是为了过好日子，因此长期以来专案组对工人们的生活状况极为关心，看看有没有突然有了钱。
要说这关庆昌厉害呢，黄金丢失案发生后，一件大棉袄穿了10多年，上面的补丁打了一百多块也舍不得扔，从此在厂子里树立了艰苦朴素的“人设”。
任凭谁也不会想到，盗窃黄金的人是这样一个勤俭持家的人，都会认为，你把黄金送给他，他都不知道买啥！
其实关庆昌是相当贼了，那个黄金纯度实在是太高了，根本就不是老百姓能提炼出来的，这样的金子在市面上一露就会被人发现，所以，他一直藏着，这些黄金不但没有带来好的生活，反而成为一种负担，整天都要想着藏在哪里。
刚开始的时候，关庆昌把黄金藏在厨房的烟道里，这种地方基本不会有人去看，但是那时两家共用一个厨房，他跟邻居家里的关系并不好，他家邻居的女主人也不是个善茬子，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就跟他家发生矛盾，关庆昌担心被这女邻居发现，就把金子从烟道里弄出来，锯成四块，用木板包上，垫了炕柜。
结果却被自己的老父亲发现了，询问他这个钱是哪来的，关庆昌就把偷金子的事跟父亲说了，说完之后，父亲那是老泪纵横，却又不敢责怪儿子。
原来关庆昌爱财就是受到他的影响造成，关庆昌的爷爷当初也是一个穷人，后来靠着投机倒把成了大老板，那日子要多风光有多风光。
关庆昌的父亲没少给他讲爷爷当年的辉煌往事，希望他能像他爷爷一样成为响当当的人，但是他父亲没有给关庆昌讲的是，他爷爷有钱后也没过几天好日子，把全部家底都拿到了赌场，一把梭哈啥也没剩下，最后没能活着走出赌场。
关庆昌的父亲想到这里，也预感到儿子也要走他爷爷的老路，成天提心吊胆，但是也不能举报自己的儿子啊，哪有老子卖儿子的。
想到这里，关庆昌的父亲原来体格挺好的，自从知道这件事后，在家里提心吊胆，吃饭不香了，睡觉失眠了，没过多久就一命呜呼了。
大家都好奇，这老爷子以前扛个几十斤的大米跟玩一样，身体一点毛病都没有，怎么突然就没有了，只有关庆昌知道，他爹是被这么多的黄金给吓死的。
要说这么多的黄金在家里，却捞不着花，也是一件挺痛苦的事，有一次关庆昌在家里睡觉，炉子没封死，结果飘进来很多一氧化碳，以前东北一氧化碳中毒还是挺常见的事故，关庆昌意识到自己一氧化碳中毒，立即开始往外走，但是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他就一点点的爬了出来，当然关庆昌之所以能爬出来，估计也跟这800两黄金有关，这么多的钱，还没有来得及花啊！
大难不死后，关庆昌动了心思，要是眼睛一睁一闭，黄金还在，那得多上火，但是金子的纯度太高，又不好出手，关庆昌就决定用化学试剂自己熔炼金子，可是他刚折腾，就冒了烟，邻居就向报警，当时以为是邻里间的矛盾，就没当回事。
关庆昌为了逃避这个邻居，干脆搬到外面的平房去了，在那个年代，住单位分的楼房是相当神气的事情，大家都不理解，关庆昌还发扬自己的风格，把房子留给需要的人，自己就爱弄个院子种点菜吃。
主要原因还是独门独院，便于藏金，就这样关庆昌一家就在平房里住了19年，一直到1979年，厂子里又分了房，这一次他不得不搬出去了，在离开平房的时候，他决定再试一次，把金子给融了。
他先到五金公司买了两个小坩埚，这种坩埚以前都是卖集体单位的，他就说自己是村里大队的，销售就卖给了他，随后关庆昌就开始了熔炼，但是由于他不懂炼金，金子化了之后形成好几个月金坨子，他就只能拿到新家里去了。
1980年3月，国家提高金银收购价格，关庆昌和媳妇得到消息后，再也坐不住了，他们盘算着，这800两黄金，能卖36万元，在那个时代，36万能干太多的事情了。
但是关庆昌并没有放弃警惕，于是先到银行营业部去打听了一下，现在卖黄金不必带证件了，银行只认黄金不认人，关庆昌这才放心了，这一次终于可以出手了。
1980年4月15日，天刚刚亮，关庆昌就和媳妇拿出其中的一块3斤重的金子到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去出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关庆昌在外面看着，黄淑珍前去兑换，发生风吹草动，两个人好有个照应。
不得不说，关庆昌的逻辑思维是真厉害，可惜没有用到正地方。
当黄淑珍把黄金拿到柜台上时，营业员管凤昆直接震惊了，平时大家来卖黄金，有个上百克的金镯子都是凤毛麟角了，这个女人竟然拿出一块三斤中的金块。
管凤昆当即就知道这金子肯定来路不正，但是此时不能打草惊蛇，于是面带微笑的对黄淑珍说：“你这块金子钱不少啊，在银行储蓄吧！”
一听说储蓄有利息，一向贪财的黄淑珍一合计，储蓄划算啊，就办了六张存折，只取出一个零头65元，合计回家给关庆昌做好吃的。
在黄淑珍就要走出营业厅的时候，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热情地拦下了黄淑珍，说黄淑珍以后是银行的VIP用户，必须要专车送回家，黄淑珍认为可以省下一笔车费，就同意了。
关庆昌见一切顺利，就离开了营业所，回到了厂子里。
其实，就在关庆昌离开的时候，黄淑珍就被控制了，原来营业员管凤昆一看这金子的纯度就知道不是民用黄金，而是工业黄金，在稳住黄淑珍后，当即报警，经过公安人员的审查，很快发现，这黄金是615厂丢失多年的黄金。
一看事情败露，黄淑珍也只得坦白这一切，公安人员害怕关庆昌逃跑，立刻联系615厂控制关庆昌，他们也立即赶去抓捕关庆昌。
关庆昌当时正在厂子俱乐部参加党员大会，还等着散会回家吃媳妇给做得好吃的，万万没有想到，不一会保卫科长来拍了拍关庆昌的肩膀，让他到厂部会议室去一趟，等他到了会议室后才发现，原来公安人员正在等着他呢！
关庆昌落网后，公安人员又在他家搜出全部黄金，至此，一桩时隔19年曾惊动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的大案得以告破！
据说黄金案告破后，615厂的人高兴坏了，家家户户比过年都热闹，厂子附近商店里的酒都被卖光了，这些年，关庆昌可把大家给坑坏了。
曾经的厂长李榆和爱人不管还没有放学的儿子，就出去庆祝了；
贾清吉当时在北京，得知是关庆昌，简直不敢相信，真是坏人隐藏得太深，别人都把他当作好人了。
后来615厂召开了平反大会，为数十名因为黄金失窃案而受牵连的人恢复名誉。
关庆昌落网后，本来是被判死刑方能解恨，但是新刑法实施后，盗窃罪最高上限也没有死刑，在关庆昌提起上诉后，改判为无期了。
大家都说，关庆昌是赶上了好时候，要是在以前肯定会被枪毙，这是捡一条命，
其实，这中间的过程辛酸，只有关庆昌一个人知道，19年来过得那就不是人过的日子，每日担惊受怕，连自己的亲爹都因此而去世。
每天就靠着给自己一点麻醉才能够坚持下去，可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该来的终究会来。
进入监狱后，关庆昌终于能正视自己当年犯下的错误，经过改造，鉴于表现良好，又由无期改有期，再不断减刑后，还出了监狱。
那一刻，他从未感觉到阳光照射在身上竟然如此的束缚，刚出狱的时候，他推着小车在街上卖牛奶，后来年龄大了就靠儿子接济生活，虽然获得很辛苦，但是终究是没有了800两黄金日日压在自己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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