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一件玉菩萨立像的考证
——兼论辽代的观音信仰
中古工艺美术中的纹样与题材专栏
浙江省博物馆石超
一、玉菩萨的基本情况
该玉菩萨立像，和田玉雕刻，通高15厘米，右袒立于湖石之上，披帛从脑后延两肩下垂，双耳捶肩，有耳洞。面相丰满适中、眉毛弯长、神态自然、比例适度。全身衣纹自然下垂，肌体和服饰都具有其应有的重量感。左右手，分别上举下垂。从包浆看，立像与湖石应该是同一时期制作。
二、辽代的观世音信仰
观世音，是佛教中众多菩萨之一。印度佛经中称观音为“善男子”，在古印度佛教艺术中，观音多为男性形象，随着佛教的中国汉化，逐渐变为了男身女相。佛教宣称观音随类化度，根据众生的不同身份和因缘，化作各类不同的身份度化，普渡慈航，所以，观音造像的种类和形象最多。佛教传入中国后，信徒们把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菩萨称为汉传佛教的“四大菩萨”。观音信仰大兴始于东晋，据说太原人郭宣入狱，心念观世音，遂被赦免，他出狱后为观世音菩萨造型供养。
辽代佛教基本上继承盛唐的佛教。早在唐朝唐武宗发动灭佛事件时因为河北诸藩镇不听从，大量僧侣与佛教文物流向河北地区，使得当地佛教文化蓬勃发展。902年龙化州建开教寺，为佛教北传契丹的起始点。918年辽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926年辽朝灭渤海国后，俘虏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立国后为巩固在汉族地区的统治，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其中也包括对佛教的信奉。辽代帝王从太宗开始都奉佛崇佛，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圣宗、兴宗和道宗。这三位帝王不仅扶持佛教，大兴佛教文化事业，而且还表现出对佛教思想的极大兴趣和较高修养。辽代崇奉观音菩萨源于辽太宗耶律德光。据《契丹国志》记载，太宗会同元年（938），耶律德光在得到燕云十六州后来到燕京，在燕京大悲阁，他看到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与他梦中所见完全一样，立即产生极大敬信。根据《辽史.礼记》记载：“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于拜山仪式之后，增诣菩萨堂仪一节，然后拜神，非胡刺可汗之故也。”将这尊观音菩萨迁往契丹族的祖庙—木叶山，建菩萨堂供奉，尊为家神。木叶山是契丹民族的发祥地，在今辽宁赤峰地区，主要供奉契丹族原始信仰神祇和列祖列宗，太宗将观音菩萨请入家庙供奉，体现了对观音菩萨的极大尊崇。另一方面，辽太宗看到了观音菩萨大悲济世的功用，幽云十六州居民大多为汉人，南北朝时期观音信仰就已经非常盛行，太宗因地制宜，对他们的观音信仰给予尊重，这样做可以笼络广大汉人的心，为其统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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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宗的带动下，观音菩萨由此得到契丹民族和北方人民的普遍接受和信奉，成为辽代佛教信仰的一大特色。除观音经典在辽代社会上层传播外，还有数量众多的有关观音信仰的伪经。在20世纪70年代对山西应县辽代木塔维修时发现的辽藏中就有 《高王观世音经》、《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这两部伪经。伪经的出现，足以说明观音信仰在辽代的盛行。
天庆寺位于辽宁朝阳凤凰山上 ，建于辽代。玉石观音唱和诗是辽寿昌五年 （1099) 为庆祝天庆寺玉石观音像落成 ，由沙门智述首唱《题玉石观音像》，当时政府官员、文人雅士及各寺高僧等二十四人做和，共二十六首诗作。玉石观音唱和诗碑位于天庆寺内，民国前尚存。《玉石观音像唱和诗》中，兵部尚书 、兴中尹赵庭睦和诗中有：“观音神力不思议，举世皈依颇异哉。人各争奇金作像，工多炫巧木为胎。积年弃石爱谁顾，今日逢师入用来。但蕴贞坚洁白德，宏材未见作遗材”。从“观音神力不思议，举世皈依颇异哉”中可知当时观音信仰是何等的兴盛，观音信仰已经普及到广大普通民众之中。后面几句可见辽代的观音造像以金属和木质为主，玉石类观音造像比较少见。
总之，辽代大量的观音造像说明了观音信仰的盛行，而以观音造像这种直观的艺术形象来供人们膜拜，其传播方式更容易被广大的普通民众所接受 ，反过来又带动了观音信仰的发展。
三、辽代的观音造像
辽代的观音信仰在契丹王室的扶持下，发展迅速，观音造像遍及辽代五京。至今还有很多观音造像保存完好，主要有寺庙供像、佛塔浮雕造像、石窟造像和其它散存的木、铜等材质的造像。
著名的寺庙造像有：造于统和二年(984)天津蓟县独乐寺十一面观音立像（高16.27米）及胁侍菩萨、护法金刚等塑像；造于开泰九年(1020)辽宁义县奉国寺过去七佛、菩萨、天王等塑像；造于重熙七年(1038)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三身佛、菩萨、弟子和天王29尊塑像；造于重熙年间(1032－1055)大同观音堂的观音、四胁侍菩萨、十大明王石雕群像，以及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各层塑像，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的石雕观音像、辽宁朝阳天庆寺的石观音像 、山西大同佛字湾观音堂中的观音像以及朝阳县西营子乡五十家子村的青峰塔砖雕观音像等等。
雕有佛像的著名佛塔有：北京天宁寺塔，辽宁沈阳无垢净光塔、辽阳白塔、朝阳北塔、义县嘉福寺塔，内蒙古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巴林左旗林东塔、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宁城大明塔等。这些辽塔都在一层或二层塔身各面以及基座周围安排有雕刻精美的佛、菩萨、佛弟子、护法天王、力士、飞天、法器、瑞兽等砖雕或石雕图像，是辽代佛教雕塑极其丰富的遗存。
石窟造像主要集中于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有洞山石窟(有大小石窟100余个)、三山屯石窟和前后昭庙等石窟。这些石窟规模虽然都不大，但对研究辽晚期佛教石窟造像在契丹族故地的发展，特别是在内蒙古一带辽代寺庙造像毁坏殆尽的情况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另外，还有一些金铜、石、陶、木等雕塑的小型佛造像，散存于国内外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天津文物公司藏铜镀金弥勒菩萨像，北京首都博物馆藏石雕释迦牟尼佛涅槃像、石雕舍利函、门头沟区龙泉务出土的数尊三彩佛菩萨像，河北易县白玉山峨眉寺八佛洼的三彩罗汉像(原有70余尊，现存10余尊，分别藏于欧美、日本等国外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1956年内蒙古宁城县古大明城发现的辽应历七年（957）石雕释迦牟尼佛像。这些不同材质的佛造像均是辽代佛像代表之作。这些辽代观音造像题材丰富，姿态各异，它一方面继承了唐代造像典雅端庄的遗风，吸收了北宋造像写实的手法，同时又融入了契丹和北方地区传统的审美情趣和表现技法，因而在整体风格上体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展现出辽代造像独特的文化艺术风貌。
辽代观音菩萨像，一般全身比例匀称。头梳高髻，发髻正面安有小化佛—阿弥陀佛，比唐代略显肥胖，头顶肉髻平缓，螺发正中普遍嵌一髻珠。菩萨像多戴高花冠，束高发髻，花冠的形式很特别，类似契丹贵族的头冠。面形圆鼓，神态和善。耳际各有一条缯带垂至肩部，并在肩部分段打结。身着袒右肩或袒胸式袈裟和僧裙。双肩宽厚披天衣，胸前饰璎珞，衣褶较多，但线条流畅。辽代佛像的服饰依然是褒衣博带式，一方面保持着印度斜披络腋的传统贵族服饰；另一方面又有魏晋以来受南朝士大夫服饰和玄学影响下的仙道风格的飘带。耳轮低垂镂空，腰饰带銙，是辽代佛像的特殊之处。
此玉雕菩萨像的手势与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辽代观音造像的手势，袒胸衣襟的走向与宋、辽、金时期许多木造像一致。手腕装饰环状物也是五代-宋辽金时期造像的通行做法，可以与这一时期的铜、石、木造像进行比较。
蓟县独乐寺辽代观音立像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辽代观音造像的手势
金代 木雕大势至造像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金代 木雕菩萨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藏
双耳捶肩，耳朵穿孔。从头顶上额一圈看，头顶似乎原应该配置花冠。垂下的宝缯，顺两肩垂下后又分段打结，这种处理手法也是辽代菩萨像上常见的特征。与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辽代观音造像和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代彩塑普贤菩萨头部有相通之处。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辽代观音造像
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辽代彩塑普贤菩萨头部
菩萨腰饰带銙，流行于宋辽时期，其他时期则比较少见。美国费城博物所藏二件辽代木雕菩萨立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宋木雕菩萨立像可以相互参照。
辽代 菩萨立像（腰饰带銙） 美国费城博物馆藏
辽代 菩萨立像（腰饰带銙） 美国费城博物馆藏
北宋 木刻菩萨造像（腰饰带銙）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五代吴越国铜鎏金菩萨立像
金华万佛塔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五代吴越国铜菩萨立像
金华万佛塔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五代吴越国 铜大势至菩萨立像
金华万佛塔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
五代吴越国 十二面观音二十四应现像
五代吴越国木雕白衣观音像苏州博物馆藏
五代吴越国 杭州烟霞洞白衣观音造像
五代吴越国 杭州烟霞洞 杨枝观音造像
此件玉雕菩萨造像从总体风格与吴越国菩萨立像相比较，存在明显的差别，与北宋、辽、金时期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菩萨立于湖石上的做法，与吴越国时期有相通之处。可见两地佛教既存在相互借鉴的现象，也保存有各自的特色。
观音菩萨立于湖石之上
五代吴越国 瓯窑瓷塑观音 温州博物馆藏
五代 水月观音坐像 杭州飞来峰造像
五代 铜鎏金水月观音坐像
金华万佛塔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五代吴越国 十二面观音二十四应现像中坐于湖石的水月观音形象
五代 敦煌藏经洞流散 大英博物馆藏
晚唐五代 绢画水月观音图 敦煌藏经洞流散 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辽代 木雕彩绘水月观音 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
北宋 青白釉观音造像 2006年3月扬州铁佛寺出土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吴越国与辽代交往的关系，元代脱脱《辽史.地理志一》有这样的记载：“（辽）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吴越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交好辽国，每年进贡本国特色的产品，比如秘色瓷。辽国佛教风气很盛，吴越国也号称东南佛国，三代五王在当政期间大兴佛寺，广泛刻经造像。吴越国时期的文物，其中坐于太湖石上的水月观音造像，现存吴越国时期的不论是飞来峰摩崖水月观音，还是温州瓯窑水月观音、万佛塔出土铜鎏金水月观音，与现存各地博物馆的辽代木雕水月观音坐像都如出一辙，可见这一造型通行于南北两地。湖石产自南方，坐于湖石上的水月观音造型从吴越国传往辽地的可能性较大。敦煌绢画、壁画中坐在湖石上的水月观音形象，目前也主要集中在晚唐、辽、北宋时期。
四、辽代的玉器制作
辽代文献中有关玉器手工业的记载极为缺乏，不过根据出土及传世实物看，辽代的制玉工艺与辽、宋没有太大不同，器物以扁平状为主，也见镂空及细平行阴刻线表示纹饰的细部。圆雕作品没有宋代精致、写实，体型比例也显得较弱，表现的较为粗犷。据文献记载，辽代朝廷设有管理手工业的专门机构，来分掌百工，直接从事生产活动，但其中没有单列出玉器制作部门，可以猜测玉器制作并不是当时的主要生产部门。不过，在内蒙古巴林左旗白银敖包乡哈达伙房村发现一处玉石器作坊遗址，面积约50万平方米。遗址表层出土大量玛瑙、玉石原料、坯料、残器及边角料等。玉石作坊距离辽上京较近，可能是专门为辽代皇族服务的玉石作坊。从出土的遗物看，辽代的玉石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北方少数民族通过战争行为掠夺了大量的中原玉器，也将玉匠掠夺作为国家的奴隶，专门为皇族制作各种玉器。总体来说，辽代玉雕从艺术方面看，主要受到宋代写实绘画和雕塑的影响，并且吸收了宋代娴熟的琢玉工艺。
辽早期曾和五代吴越国保持了较密切的交聘往来，吴越国多次通过海路向辽国进贡。辽代早中期玉器工艺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受到了吴越国玉器工艺的影响。这些玉器多具有秀丽、典雅的风格，和五代吴越国墓葬出土的玉器在工艺和风格上有颇多相似之处。由于晚唐五代十国、辽代及北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彼此之间在文化、技术等方面相互交流、模仿和融合。因此，五代、北宋玉器与辽代玉器并不那么容易区分。
五、结语
由于传世晚唐-宋-辽时期玉菩萨像没有可资对比的可靠资料，只能通过同时期的其他观音菩萨形象进行比较分析。综合以上的对比，这尊玉观音时代为辽代的可能性比较大。由于文成仓促，分析有不对的地方，还请行家或专家批评指正。
石超，江苏泗阳人。浙江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参加工作十七年来，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品的研究和展览工作。主编《错彩镂金一浙江出土金银器》，《霓裳银装一浙江畲族服饰》等书，发表《吴越国金银器初步研究》、《浙江出土金银器概述》、《浙江省博物馆藏雕漆器》、《中国古代的螺钿漆器》、《从琴学问答看杨宗稷的琴学思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唐琴斫制工艺》、《彩凤鸣岐琴铭文解读》等金银器、漆器、古琴等研究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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