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大夫韩安国者（如何评价韩安国，他的能力怎么样）_汉武帝_匈奴_李广

本文目录

• 如何评价韩安国，他的能力怎么样
• 什么是马邑之谋
• 汉武帝杀了“马邑之围”的将领王恢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非杀不可呢
• 李广难封的原因真的是运气不佳吗其自身有什么问题

如何评价韩安国，他的能力怎么样

韩安国是法家代表人物，同时又兼具儒墨之风。法家人物基本有两个共性：一是有能力；二是品行受质疑。韩安国大体也是如此，他的能力主要体现识别人才的能力、看穿时局的能力、危机公关的能力和统兵御边的能力。

与一般法家人物尖刻寡恩不一样，韩安国具备君子之风，为人宽厚，但是也没有逃脱人品遭到质疑的下场。

韩安国的“四才”

• 识才、举才之能

对政治家而言，识人用人恐怕是第一要务。汉武帝就是当时最具识人眼光的牛人，他所器重的韩安国，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

“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也。于梁举壶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称慕之，唯天子以为国器。”

能因为举贤，被天下名士“慕之”，又被皇帝视为“国器”，这个评价足够让一个人荣耀一辈子了。韩安国到底举荐了什么样的人呢？

西汉官员选拔，有举孝廉、举贤良方正、举茂才等多种方式，举孝廉侧重于品行，举贤良方正侧重于才学，举茂才侧重于特殊才能。我们无从得知臧固和郅他的信息，但是从壶遂身上，大致可以看出韩安国对人才的标准。

壶遂有两大才能：一是通律令，二是通历法。既是法律专家，又是天文历法专家。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太初历》，就是在他和司马迁等人的组织下修订的。

由此可见，韩安国崇尚实用性、技术专家型人才，这个标准既符合韩安国法家的身份，又与当时的治国方略基本吻合。

韩安国是不是“惟技能主义”？当然也不是，司马迁曾经说：

“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壶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为汉相，会遂卒。不然，壶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他闭口不谈壶遂的技术水平，而是说他“深中隐厚”和“内廉修行”的“鞠躬君子”之风。可见韩安国关于人才的标准不是一般的高，既要有济世之能，还要有比天之德！这就是稀罕物种了，韩安国能有识宝的眼光，还要有举荐任用的能力，只能用一个话来形容他：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 看穿时局的能力

寻根拜祖认为，韩安国最突出的能力，是他对时局的穿透能力，司马迁评价韩安国：

“安国为人多大略，智足以当世取合，而出于忠厚焉。”

大略，就是卓越的看透大局的能力。七国之乱爆发后，韩安国坚决站在中央政府一边，力挺梁王刘武做屏障先锋，就是典型的例子。梁国与吴楚毗邻，最先能感受到七国之乱的压力，也最容易产生思想混乱，如果不能看出七国的虚张声势，很难坚持自己的信念。

七国之乱后，刘武受公孙诡和羊胜的挑唆，僭越妄为，韩安国几句话就说得刘武醍醐灌顶，痛哭流涕，从利益的陷阱里拔出来。如果没有韩安国穿透时空的预见，恐怕越陷越深的刘武，早晚会酿出另一起国家大乱。

在对匈关系上，虽然韩安国输给了汉武帝，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韩安国的主张是错误的，事实上，他说陈述的对匈关系的理由，确实是汉帝国难以突破的障碍。汉武帝以牺牲了汉帝国几代人积累的财物，和全体大汉百姓的利益为代价，填平了韩安国指出的先天缺陷。

• 危机公关的能力

梁王刘武与汉景帝的矛盾，其实远比《汉武大帝》描述的还要严重，稍不留神就是引发汉帝国动乱的祸源，韩安国在其中的作用，非常关键。

作为梁国大夫，他既有辅佐匡正梁王的责任，也有维护汉帝国的义务。考虑到汉帝国家天下的本质，他还要兼顾皇家血缘之亲。这个度很难把握，偏废有违法度，一味公事公办又会激化矛盾，看着公正，其实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有抱薪救火的嫌疑。

韩安国“亲情”和“法度”兼顾，以“亲情”感化更看重“法度”的汉景帝，以“法度”匡正挥霍“亲情”的梁王，左拉右拽，总算解决了一场危机。

韩安国把梁王的骄横违制，硬是涂脂抹粉，描绘成刘武对汉景帝的忠心，和对皇恩的过度炫耀。在这种情况下，汉景帝不知不觉地放松了对弟弟的戒备。

同时韩安国又站在“法度”立场，严厉的之处，他这种过度消费“亲情”，早晚会把自己带向绝路：

“治天下终不以私乱公。语曰：‘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今大王列在诸侯，悦一邪臣浮说，犯上禁，桡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于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终不觉寤。有如太后宫车晏驾，大王尚谁攀乎？”

用心读这段历史，里面饱含的全是韩安国的仁厚。如果韩安国以最简单的方式，站在法律立场上，梁王刘武下场肯定好不了，不过对韩安国来说问题倒是简单多了。“亲情”与“法度”兼顾的处理方式，完全处于一种本能的宅心仁厚。

• 统兵御边之才

韩安国有过两段统兵打仗的经历，一段是七国之乱，奉命保卫睢阳，一段是驻扎北境，抵御匈奴。其中，七国之乱的表现，让他声名显扬：

“吴楚反时，孝王使安国及张羽为将，扞吴兵于东界。张羽力战，安国持重，以故吴不能过梁。吴楚已破，安国、张羽名由此显。”

除了周亚夫的统帅之功，七国之乱首功当归梁王刘武，正是他以一国之力，拖住了吴楚大军西进的步伐，给周亚夫实施包抄后裔，绝吴楚粮道的战略，提供了实施条件。梁国拖住叛军，韩安国当时首功。

马邑之谋，汉武帝分兵四路阻击匈奴，韩安国就是四路人马的统帅。其实韩安国是极不赞成对匈作战的，在这种状况下，汉武帝依然安排他做统帅，可见汉武帝对韩安国军事能力的信任。

晚年的韩安国不得志，由于与汉武帝对匈作战的方略不合拍，他被迫出守边疆。由于坚持停止军屯，恢复边境农业生产，受匈奴人袭击，遭到汉武帝切责，郁郁而终。

韩安国的“二德”

韩安国的“能”之外，支撑他人格的是“二德”，一是宽仁，二是广博。

传统的法家思想代表者，往往表现得急功近利，唯利是图，所以他们大多是尖刻、寡恩、阴鸷、狠毒之徒，功业大成之日往往就是他们遭遇清算之时。

韩安国却表现出与法家人物不一样的品性特质，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他在学习法家思想的同时，又同时兼修杂家，深受儒墨之法的熏陶，不缺仁爱、和平的思想基因。另外，韩安国主要学习韩非子的思想，较少涉猎法家的权谋之道。

韩安国的宽仁，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入狱期间，遭受狱吏侮辱：

其后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

韩安国“死灰复燃”后，势利眼田甲吓得逃亡了。韩安国以“灭宗”要挟，逼田甲回来，田甲心惊胆寒，赤膊肉袒谢罪。韩安国轻飘飘说了句“公等足与治乎”，不光复田甲的职，还一直对这家伙不错。

还记得李广不？当年被罢职后出城狩猎，回来晚了被城门卫挡在城外，李广自报家门，卫士也没拿他这位落职的将军当回事，害得李广在城外露宿一夜。后来李广复职，强行带这位城门卫出征，并找了个借口杀了他。

这就是做人的差距，古语云：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其实难缠的原因，是你把自己放在跟小鬼一个级别，才有纠缠。韩安国说得很透彻：“你们这种人，不值得我跟你计较。”

韩安国的“广博”也随处可见。比如他举荐的人才，大多才能德行比他出众，丝毫没有狭隘的自我。又比如，他在协调梁王与汉景帝、窦太后关系时，说得泪流满面，甚至痛哭流涕，其实都是一颗广博的爱心。

在汉匈问题上，韩安国明显受到墨家“非攻”和“兼爱”的思想，主张以和亲的方式解决问题。先不管能不能解决问题，至少这个思想，体现的就是韩安国的“博爱”。因而，他在守北境的时候，非常关注民生问题，主张尽可能地恢复生产，保障老百姓的生计问题。

韩安国的“智意”

不过，韩安国也遭到了不少的诋毁和切责。三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刘劭，就把韩安国归为与陈平一类的“智意”。“智意”大意是指，靠智慧谋求个人利益的人。

韩安国一生，有三件事受到诟病：

• 1.贪财好货；

• 2.贿赂田蚡谋职；

• 3.东朝廷辩时左右逢源。

第一条准确地说应该叫“爱财”，贪，是指有贪墨行为，实际上韩安国为官并没有贪污受贿的记载。

第二条行贿田蚡谋求出仕。这种事韩安国固然做得欠妥，不过，田蚡掌权，这个贪婪的家伙，你不贿赂他就不推荐你，连汉武帝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韩安国顶多算是随波逐流罢了。重要的是，韩安国并没有帮助田蚡作恶。

第三件事东朝廷辩，韩安国左右逢源，既不帮窦婴，也不帮田蚡，抛出一句“唯明主裁之”，把皮球踢给汉武帝。其实，我们回到东朝廷辩的经过，就会发现，这件事根本不需要辩，汉武帝心里明镜似的，之所以来个东朝廷辩，其实就是汉武帝耍滑头，想拿大臣们当枪使。

汉武帝拿韩安国等人当枪使，韩安国凭什么配合？这种事本来就是皇室内部的事，大臣们谁参与谁倒霉，你这不是坑人么？所以，你把皮球踢过来，我就完美的再给你踢回去。

做臣子需要忠诚，但是不能愚笨，更不能愚昧，伴君如伴虎，再没点自我保护的能力，天生不就是皇帝的靶子吗！

韩安国跟陈平不一样，他一生所献之策，没有阴谋都是阳谋，有自保的成分，绝无害人之心，这个性质要看清！所以，把他归为“智意”是不大妥当的。

以今人眼光看韩安国

古人看待问题，其视角受历史局限性严重，常常被道德和利益立场牵制。我们不存在古人的儒家士族立场，也不存在忠君限制，更没有当时的道德立场左右，所以，我们更能公正地看待韩安国的为人。

寻根拜祖认为：韩安国是一个胸怀广博，心地宽仁的人，他为人没有后世儒家思想的迂腐，立足于以多赢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死揪道德，固守法度，讲求实效不求虚名。所以，总的来说韩安国是一个德才兼备的综合型人才。只可惜他与汉武帝的方略冲突，没有得到充分施展的空间。

什么是马邑之谋

三国曹魏五子良将之一的张辽张文远的祖先就是著名的“马邑之谋”的发动者。

他的名字叫——聂壹。

根据《史记‧韩长孺列传》、《史记‧匈奴列传》及《汉书‧窦田灌韩列传》等记载：

汉武帝时匈奴请求与汉朝和亲结盟，当时汉廷大臣为此争持不下，韩安国等人支持和亲，王恢却认为应该绝其所求，以兵击之。结果韩安国一方得到较多朝臣支持，于是武帝决定与匈奴和亲。

但是！西汉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雁门马邑一带的豪商聂壹出于对匈奴的熟悉和对西汉王朝边患不息的焦虑，透过王恢向武帝建议，和亲之后汉朝已经取信于匈奴，只要诱之以利，必定能将之击溃。

于是聂壹奉命以自身作饵，亲到匈奴阵营，向当时的军臣单于诈降，更称自己能斩杀马邑县令，迫使马邑举城投降，然后可尽得该城财物。单于相信其言，又贪其利，便立刻策划起兵。

聂壹回汉后，用一名罪犯的首级讹称为马邑长吏之头，以示时机已至，引诱匈奴军深入重地。

汉武帝派出五位大将军连同车骑步共三十万在马邑设伏。这五位将军是卫尉李广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轻车将军；大行令王恢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护军将军。

各位领军都隶属韩安国，约定在单于进入马邑时纵兵出击……

然而，军臣单于也不白给?！

在行军之际，发现城野之间只见牲畜，不见一人，于是起了疑心。他派兵攻下一个碉堡，俘虏了一名尉史。该尉史揭穿了早已有三十多万汉军埋伏在马邑附近的真相，识破阴谋的单于大惊退军，汉军设伏全无用武之地。

王恢判断形势后，认为已经错过了袭击匈奴军辎重的最佳时机，于是决定收兵回师，“马邑之谋”遂以失败告终。

“马邑之谋”弄得武帝高高兴兴出兵却灰头土脸回来？一股气都撒在了王恢身上！逼着王恢自杀了。以下是题外话：

按约定计划，王恢、李息、李广三部从代郡出兵，主要攻击匈奴后勤部队。所以，王恢如果敢击匈奴后勤部队，还是可以有所斩获，以慰将士之心。

但当王恢听说单于跑了，想想自己带兵不过三万人，万一匈奴合兵一处，肯定抵挡不了，就没去打匈奴的辎重部队。这场大规模的伏击战就这样窝窝囊囊地夭折，双方都白跑一趟。

王恢的理由是自己是想保存汉朝三万精兵。对于这场未经大规模交战的较量，王恢固然有畏战之心，却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

从后来汉朝与匈奴多次作战的战争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王恢发动了进攻，无异于白白的送人头。汉朝的士兵未经过长期的军事训练，根本就打不过勇猛剽悍的匈奴人！！！

李广当时也在军中，率领的部队不会不王恢少。李广号称飞将军，结果不是也没敢攻击匈奴的辎重吗？

再说，军臣单于极善于用兵?。撤军的时候，单于必然亲自殿后，汉朝的追兵虽多，但勇猛顽强方面比不过匈奴人，匈奴的士兵还很有士气。所以，如果追击匈奴人，汉军必败无疑！！！

史书上并没有明文记载聂壹的下场如何。据称三国时代曹魏将领张辽本来姓聂，正是聂壹的后人。

《三国志》中提到张辽“本聂壹之后，以避怨改姓”，由此推测，本来是“雁门马邑豪”的聂氏家族，到了汉末已经不再是土豪望族了。

而《张辽传》中提到的“避怨”，也有可能是聂壹自知得罪匈奴一族、在汉室又失去功劳因为没有成功实现合围，这个聂氏家族就难以在马邑一带长住久安。这个家族的后人，可能不知在哪一代，甚至可能是聂壹本人就已经开始改姓为“张”了？

后三国时期，诞生了聂壹的后人：曹魏一代有勇有谋的大将——张辽张文远。

汉武帝杀了“马邑之围”的将领王恢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非杀不可呢

中国人常说“人命关天”，“上天有好生之德”，成康之时更是刑措不用凡40余年，所以中国古代以“亲亲”、“亲贤”治国，就此形成了人情社会，都是炎黄一系，名号不同而已，即使是改朝换代也没有对前朝贵族斩尽杀绝。

在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是话语权的保障，对权力的分化和争夺，会使得事情远没有是非黑白这么简单明显，一些人稀里糊涂的被卷进政治斗争的漩涡，然后稀里糊涂地死了。汉武帝时的大行令王恢就是如此，只是他要好一些，因为他的政治觉悟，使得在他临死前悟到了他被判罪的真正原因，可算是死的明白了。

（没错，你就是王恢）

王恢究竟有没有可能免于一死？是有可能的。然而王恢却自己堵死了生路，可谓是不作不死。如果王恢在狱中两耳不闻窗外事，没有积极走动关系，兴许还有生机。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对匈作战背后，是汉王朝的权力的再分配，里面涉及到复杂的权力斗争。王恢的大行令职务，只是一个“外交部长”，平时只负责处与四周蛮夷的交往事物，昧于汉武帝时期的西汉朝廷的政治态势。

汉高祖刘邦开国，是诛除暴秦，底定天下，以不世之功被众多诸侯王共同推举为帝的。这种推举意味着汉朝在高祖时代不具备实现封建专制帝制的可能，汉朝与其他诸侯国处于宾客之礼的关系。所以刘邦据关守河，守内虚外，把关中平原经营成自己的大本营，并在诛灭异姓诸侯王后，分封同姓诸侯王往各地镇守。在朝廷里，汉高祖刘邦设计了三权制衡的权力方案：外戚（皇权扶持起来）、功臣集团互相制衡，双方谁都难以做大，都必须依靠皇权来扳倒对方；为避免斗争失衡，形成权臣架空皇权的局面，再设置外藩宗室使之投鼠忌器。功臣集团与外藩没有利益关系，只能依托于皇权与外藩再形成权力制衡。

（汉代分封图）

这一体系运转了60多年，在汉景帝时发生了“七国之乱”，然而，汉朝中央政府并没有借平乱胜利改弦更张，走中央集权的道路，依然在权力制衡的道路上亦步亦趋。直到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登基，这样的权力局面依然没有改观。

这种“三权制衡”的政治局面，使得汉朝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也使得皇权被限制，形成了类似后世“小政府、大社会”的治国思想路线，即是崇黄老之道，与民休息。这种治国策略使得汉朝初年经济得到快速的恢复和发展，民间日渐富庶。然而，中央政府的乏力，使得社会资源的组织和调度的效率很低，不利于政府进行重大的决策，比如对外战争。

汉朝皇帝的权利被限制，使得汉武帝在登基后的7年时间里，只能在上林苑打猎，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虚君”。中央权力集中在窦太后为首的外戚集团手中，有过一段时间，汉武帝的太子位都不稳固，在梁王去世后才得到了窦氏的支持。窦太后去世后，原有的外戚集团一时群龙无首，汉武帝趁机让自己的娘舅田蚡上位，压制原窦氏势力，初步收回了部分皇权。然而，让汉武帝始料不及的是窦氏的权势被遏制，王太后周围又再次形成了新的外戚集团。

两个集团都掌握着财富和势力，都能对当时的汉武帝的皇权造成威胁。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中央最容易把分散的权力集中起来？

答案是：以大义的名义发动战争。

（占领道义制高点）

大义所在，是为权力基础。皇帝是战争的总负责人，在大义面前，外戚都要服从皇帝的意志，不然就会被设计为叛国罪、贻误军机等罪名削除职爵；战争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财政、吏治、军事、粮草等各个方面，只要皇帝不假手于人，这些物资和人员调度的权力就都会集中在皇帝手里，皇帝也就达到了借发动战争以实权的目的。

（汉武帝即位时疆域）

所以，汉武帝一开始先大造舆论，拿出半个世纪前匈奴单于写给吕太后的侮辱信入手，在民族大义上把阻挠战争的言论压下去，占住了道德制高点。然后令大行令王恢设伏于马邑，调大兵30万云集前线。相应的，不管是丞相、太尉还是朝廷其他官员，都要直接向皇帝汇报。在战争结束后，这些因为战争而设置的机构和汇报关系不会立刻解除，国家政治体制就会在无声无息中转向到中央集权。

如果马邑之谋一战成功，汉武帝就将取得前线军事、后方政治两个战场的胜利，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君主，汉武帝不想做“虚君”，因此对此事十分重视。

虽然有汉朝前期60多年的隐忍蛰伏，还做了很多诱敌之计，但毕竟是30万人马，难免百密一疏，在最后关头，匈奴单于察觉异样，即刻退军，仓皇撤退。在伏击战中王恢负责军事部分是攻击匈奴人的辎重，可是匈奴全军未损，10多万骑兵大队整建制通过王恢防区，已有戒备。从伏击战的角度看，已经失去了突然袭击的意义。

（马邑之谋）

后世的李定国在磨盘山设伏，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在最后关头泄密，吴三桂大队人马即刻撤出埋伏圈，并扫荡明军埋伏地域。李定国左右没有等到吴三桂清军，见到前方火起，情知不妙，只好就地发起攻击，把一场伏击战打成了攻坚战，吴军和明军都伤亡惨重。

如果王恢此时率军袭击匈奴，也会面临与李定国磨盘山之战同样的局面。王恢为稳妥起见，担心一下子折损太多兵士，会影响皇帝对匈奴作战的意志，因此在犹豫中错过了战机。前前后后筹备了经年之久，30万大军劳而无功。回师后，王恢被下狱。

此时，之前因皇帝发动战争被削除权力的外戚集团就此拥有了反对战争的理由，所谓“与匈奴打仗就是跟自己的影子作战”之类，其真实目的，是将皇帝借战争收去的权力再夺回来，他们甚至因此形成了庞大的同盟军，向皇帝施加压力。

汉武帝十分清楚他们的意图，他们反对战争是假，反对汉武帝集权是真。他们否定战争决策的正确性，是要在发动战争的权力上要挟汉武帝，使之不能再借战争之名行削权之实。汉武帝没有跟着这些权臣们的思路走，他揽下战争决策的责任，并力保发动战争的道义不失，与权臣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汉武帝自己为马邑之谋代言，已经到了赤膊上阵的地步，群臣要是再敢反对，就等同于与汉武帝摊牌。也即是说，马邑之谋失败的那一刻，朝堂上政治斗争就开始了。

（汉武帝在政治战场上纵横捭阖）

在王恢被羁押期间，汉武帝连行改钱法、疏通河道法等三项决议都在廷议中被否决了，汉王朝在权力斗争中再次朝向黄老之道转向了。黄老之道的意思是，汉武帝就要再回上林苑打猎，将国政悉数委托给这些朝臣。

如果此时王恢在狱中与汉武帝同声连气，坚定对匈作战的正义性、必要性，写奏折申明自己的贻误战机的罪过，深刻检讨自己不敢放手一搏的心理（给那些反战争的群臣上课），帮着汉武帝把想说而不能说的话都给递出去，如此会让汉武帝赤膊上阵时，不至于这些孤单。如此，汉武帝出于保存政治盟友的考量，会将他树立起一个汉朝人畏战、怯战，却知耻而后勇的榜样，容他戴罪立功。

可是，王恢却行贿于田蚡等人，使得外戚集团有充足的口实来攻击汉武帝的对匈战争的决策。如果王恢在此时被释放，那么今后汉武帝就再难有发动战争的合法理由。因为权臣会说：当年马邑之谋，空费大兵30万毫无所得，圣上不知兵，自取败之道也。这等于是绝了今后汉武帝再借战争之名集权的路，怎么能够容忍？在政治角度上，王恢这种做法，等同于投敌叛变，性质相当恶劣。可以说，王恢先输在了战场没有亮剑，又输在政治上立场不够坚定。所以，当他想明白这一层后，自语说：自己花钱买了个死。是夜，王恢自尽于狱中。

（廷议舆论纷纷）

王恢之死，确立了汉武帝对维护发动战争权力的坚强意志，此后汉武帝行借力打力之法，最终得以集权。汉武帝后期的丞相的权力已经被限制到很小，朝政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在藩国问题上，汉武帝再“推恩令”，打击地方豪强，使得中央的能量远远大于地方。经济上，重用桑弘羊实行国进民退的经济措施，大行搜刮之法，充实国库。执政理念实为法家，然而法家的棱角过于鲜明，外以儒家饰之。此后，汉朝贯彻的“外儒内法”的政治道路为历代所模仿。

李广难封的原因真的是运气不佳吗其自身有什么问题

李广。

飞将军李广，一生所经战阵数十场，历经艰辛，出生入死，劳苦功高，却郁郁不得志，未能封侯拜相。就连汉文帝也是不禁感叹，“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此话一经传出，就成了李广生不逢时的定锤音。历朝历代同样不得志的文人墨客生出同病相怜的情愫，为李广抛家舍业征战四方最终未达成心愿而扼腕连连，借以表达自身所遇到的同样境况，愤慨权臣当道，自身怀才不遇，无用武之地。李广怒而自杀的命运在这种持续不断的感叹之下，由生不逢时成为了怀才不遇的代名词，一直流传至今，仍在不断被人感叹。

就这样，李广自身的原因，也一点点的被掩盖起来。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们尝试挖掘一下李广自身存在的不足，也算是找一面镜子，避免怀才不遇再次降临。

在《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中，李广所经历的种种历历在目。在少年时代便居住在汉匈交界处，善骑射。呐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

李广最为关键的性格弱势却也就在这里。

固持己见，不肯变通

这并不是说他在治军上有什么问题，而是他在战术战法上不知因地制宜。

卫青虽然是由外戚进入仕途，甫一入伍即官拜车骑将军，这其中的确有偏爱的成分，可在进剿匈奴时，卫青却是运用汉族步兵对阵匈奴骑兵的两种传统战法之一的兵车对抗。在《文献通考·兵考十》的记载中，这种兵车战法也并非是以往一车乘三人，一负责赶车，一负责持弓射箭，一负责持戟剑对抗近骑。而是以武刚车自环为营（张晏曰：兵车也），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以小部分军队吸引匈奴，然后利用架设好的阵营以及弓强箭利的优势，以较小的代价杀伤匈奴。

反观李广，一成不变的倚仗本身天生的两大优势，骑与射。司马迁在李广的传记之中也一再夸耀李广的这些优势，如受到惊吓之后，一箭射石虎，箭簇没入巨石之中，李广的箭术精准、备战之心、膂力过人等刻画的清晰明白，让人惊为天人。再比如元光五年（前130年），受命跟随第一次出征的车骑将军卫青征讨匈奴。四路万人大军，公孙敖损失七千人马，公孙贺一无所获，卫青斩首数百，独独李广全军覆没，被人生擒。却因骑术精湛，夺得马匹，手持弓箭对抗数百追兵，依然生还，不得不承认李广的确有过人之处。

然而，他的固执，使得他的作战方式一成不变。戎马半生几近半个世纪，也从未生出丝毫改变的打算。在他自杀前两年即元狩二年（前121年），这一年是李广最为雄武的一年，以一人之力独抗匈奴四万大军。

此战是李广与匈奴之间的一场遭遇战，刚一碰面双方即展开对射，李广军顿时死伤过半，只剩下近两千人，且被围困起来。李广为提升士气，命三子李敢率数十骑以短兵突入敌阵，斩杀一通，全身而退，军心因此稳定下来。而后李广以六十岁高龄，持巨弩在原地连射数人，威震四万匈奴骑兵，紧接着李广命余下部属张弓搭箭引而不发环视匈奴，匈奴遂不敢进击。

此战中，他应该非常清楚短兵相接不是匈奴所擅长，但他依然不改以骑射定输赢的初衷，坚持使用弓箭来作为杀伤匈奴的作战方法，这和之前数十年相比没什么大区别，他的这套战法已然被匈奴了解的相当清楚，可谓是烂熟于胸。这才有了李敢等数十人冲入敌阵进行奇袭进而大获成功。李广一直都在坚持，甚至深信他的战法定能克敌制胜。

至于最后李广的脱身，还是得益于迷路的张骞，神奇的赶到李广的身边，使得匈奴误以为又中了李广等人的埋伏，不问来敌有多少，自行脱离战场了事。这与李广他所坚信的战法丝毫没有关系。

当然，李广身上还有其他的弊病，如荣辱心过强，不通人情世故等等。宋朝何去非在他的《何博士备论》中，对此有评论。

故智无所运其筹，勇无所奋其气，则勇怯一也；才无所骋其能，辩无所展其说，则顽慧均也。……青虬赤螭，不能无云而飞。故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潜重川，非遇其人，焉有连城之价，照车之名乎！

虽然他描述的是李广这支千里马没有遇到他的伯乐。折射出的却是李广虽遇到了伯乐，却因为不讨伯乐的信任而被置于脑后，使得老将李广的最后一次出征，成为他自杀的一柄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