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相信一个国家的文化是由风俗决定的，而风俗则是由人的智德决定的。要想察看一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必须要有一个全面的统计，才能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考察，这“绝非三两个人可以做到的。”不过，他又道：“那么，世间之事，都是由人而定呢？
他相信，只懂得人是有文化的，却不懂得如何把人的“智德”导向特定的方向，那么“智德”就毫无价值，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一定要把人民的“智德”转化为一种民意，从而体现出时代的风土人情。
民意的力量，并不是单纯的依靠数据就能判断的。对于福泽来说，民意的力量并不是由数量决定的，而是由智德决定的。“对待所有的社会活动，都要按照智慧的指示进行，决不能因为满足十个傻瓜，而惹一个傻瓜反对，也决不能因为满足十个傻瓜，而惹十个傻瓜不高兴，而得到百个傻瓜的赞同。”
在这一点上，尾崎行雄同样谈到了“两三英雄”和大众大众之间的联系。他也承认，大部分人的智慧都比不上两三个英雄，但他绝对不能“大而小，多而少而少，少而多而多”，这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三两个豪杰，虽然有才华，但还不足以治理一个国家。治国之道，岂能为了几个英雄，而辜负了百姓的期望？天下豪杰，纵然有一腔热血，也不能以一己之力，去压制民众的期望。”
所以，他主张张官民之间的关系，他说：“国家的官员都是从人民那里来的，人民的愚蠢就是国家的愚蠢，人民的智慧就是国家的智慧，区别只是在一定的水平上。如果人民是愚蠢的，那么即使是愚蠢的 也会起作用；但是，如果有了智慧，那么，没有智慧的政体就很难发挥作用了，所以，政策必须根据民众的智慧来调整。”
要提升国家的实力，必须提升全国人民的智慧，要提升人民的智慧，必须让人民参与到政治中来。“纵然是英雄，也要压制百姓的意志，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更不要说那些非英雄，却要压制百姓意志的人了。它的危险，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尽管福泽和尾崎在这方面的研究重点不同，但是他们都强调了 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其实，“言论洞开”在明初由官方所倡导的“舆论敞开”，就是这种理性的一种有意识的延伸。
但是，在一些官员参加了“嘤鸣”、“共和”等民间社团并发表政治演讲之后，1879年五月九日又颁布法令，规定官员不能公开演讲和讨论政治，从而引发了民众的愤怒。
若是得不到上级的指示，下级的指示，就会被切断，从而引发混乱，这一点，古往今来，各国都是如此。自从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弊端就更加明显了。所以，要想使民国政权得到稳固，就一定要采取“官民亲和”的政策。
为了一时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让整个社会都变得孤立起来，让公众的意见变得迟钝，这对 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国家想要让世界上的人都知道真相，都要让世界上的人都闭嘴，这就是所谓的盲人看不见，聋人听不见。”
如果要说“官民亲和”的话，那就应该让官员们参加政治谈话。那时的公众意见是，只要不违法，就可以在工作以外进行政治言论。而且世间万物，都有其优点和缺点，只讲缺点而不讲优点，那就是片面了。
只要人民对国家的方针有一定的认识，他们就会很轻易地接受国家的管理。如果人民不了解 的意图，便会有种种猜测，甚至采取极端的措施，哪怕是有道理，也会引起人民的反感。
但实际上，例如在英国， 的官吏分为行政长官，行政长官负责提示和说明政策走向，而行政长官则负责具体的工作。执政者随着 的更换而更换，而执政者则是固定不变的，以保证 管理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所以，从“官民亲和”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可以容许的，而不是人人都能容许的。只说当时日本还没有建立 官员的体制，人民的声音没有地方可以传达，只能通过报纸和演讲来传达。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众对 官员进行政治谈话的呼声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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