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里讲了哪些内容为什么感觉现在不怎么教了？《尚书》中所载的事关夏代及夏代之前的历史文献到底是不是当时人所写你怎么看_尚书_今文_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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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书》里讲了哪些内容为什么感觉现在不怎么教了
• 《尚书》中所载的事关夏代及夏代之前的历史文献到底是不是当时人所写你怎么看
• 今存《尚书》是不是伪书
• 尚书的作者是谁
• 相传《尚书》是由荀子编撰而成，是这样吗说说你对《尚书》的了解

《尚书》里讲了哪些内容为什么感觉现在不怎么教了

首先，《尚书》是比较久远以前的书，当代人不熟悉了，而且，读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懂。所以，阅读《尚书》的人也比较少，但《尚书》并非没有教，在大学的历史课程方面，在政治史课程方面，以及古代汉语方面，还是会将《尚书》的内容教给学生的。

其次，《尚书》就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记录了中国早期各王朝统治阶层的谈话、指令，以及施政理念和施政行动。应该说，它是中国早期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典籍。据传说，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尚书》共有上千篇的古文献。不过，孔子整理它时挑选了一百篇，时间是从尧舜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这就成了百篇《尚书》。孔子编成《尚书》之后，是以之作为教本来教育学生的。

与孔子编的不一样，古本《书》所记内容乃从“五帝”至西周时期，比如，有《商书》中的《汤誓》《盘庚》。《汤誓》是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在征讨夏桀之前发布的讨伐檄文；《盘庚》关于商王盘庚在迁都殷前后对王公、大臣和民众谈话的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成汤、盘庚的战争宣言和施政策略如此之早的政治文献保存下来了，这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理论起源很早。中国不仅是文明古国，而是文化思想理论发展得很早的国家。

再次，《书》被称为《尚书》是从汉代开始的，有三种可能的原因：一是《书》所记载的是上古时期的政治历史内容，所以加上“尚”；二是因为《书》作为远古时期的重要文献，为人们所尊崇，所以才加上“尚”；三是因为《书》是主要记载着古代君王的言论和施政策略，所以才加上“尚”。

还有，秦朝焚书时，学者叫伏生冒险将《书》藏在墙壁里，他至汉代才将其取出，他找到的《书》仅有二十九篇，并在齐鲁之间传播《书》，汉文帝时，晁错去找伏生，询问关于《书》的学问，伏生已经九十多岁，讲《书》讲得别人 不易懂，由他的女儿羲娥转述，晁错只得二十八篇《书》的原文，文帝对《书》，汉代称《书》为《尚书》。

伏生讲《书》

另外，《书》有今、古文之分。因为晁错得到的《书》是用西汉时的隶书抄写的，对于西汉学者来说，是“今”时抄写的，因而后来就称其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晚期，汉景帝的儿子、鲁恭王刘余在拆了孔子家族的宅院时，在墙壁里另一部分《书》，而此《书》是用秦之前的古文字书写的，与西汉时用隶书抄写的不一样，在汉代很难读通其中文字，因而被称为《古文尚书》。

因而，从汉武帝晚期开始，一直至东汉时期，便发生了关于《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长期论争，即《尚书》的“今古文之争”。

需要了解的是：《尚书》是早期高层统治者的言行和治政理念由史官所作记录下来的，孔子虽然对这部文献整理修改过，但该书并非儒家一家的文献。不过，由于历代王朝统治者从官方给予肯定和支持，《尚书》似乎成了儒家关于仁政德治的权威著作，这使得《尚书》对于中国自汉武帝之后的王朝政治史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

最后，从《尚书》所记载历史时期的内容来看，它涉及虞、夏、商、周四个朝代。而编者将所历史文献以朝代来命名，涉及虞这一朝代的，称为“虞书”；涉及夏朝的称为“夏书”；涉及商朝的称为“商书”；涉及周朝的称为“周书”。“虞书”有五篇，“夏书”有四篇，“商书”有十七篇，而“周书”有三十二篇。

建议有兴趣《尚书》的年轻读者，留意《尚书》中所阐述的治国策略。比如关于“洪范九畴”的论述。这说的其实是治国的九项大法，“洪”指的是“大”，而“范”指的是“法”，“九畴”就是九项，联起来理解，是九项治国大法。箕子告诉武王，尧舜时期，洪水滔天，鲧被君王派去负责治水，但是，鲧却循天道，不遵天规，不按照水的规律去治理，对水道胡乱堵塞，因而违背了天意，引起上天的震怒，因而，上天不赐予治理的九项大法，而到了禹负责治水时，受洛书启示，循天道，遵天规，得治水大法，所以治水成功了，此后，禹便将九项大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法则。

这些大法如顺用“五行”、“敬用五事”、“农用八政”、“协用五纪”、“建用皇极”、“义用三德”、“明用稽疑”、“念用庶徵”、“飨用五福，威用六极”等，这些大法看起来很深奥、很神秘，其实，她们都是关于君王治理天下必须遵循的法则和需要注意的言行，这是较早的关于治政谋略的较为详细的阐述，当时的政治家们很重视将治国理政、驾臣安民与天道联系起来考虑，这或许就是“天人合一”的一种表现。

若真对《尚书》有兴趣，其实，不一定有教才能学，自己也可以借助资料，借助别人的翻译，借助线上的或纸质的工具书来阅读，当你读进去了，深奥也就变成了一种魅力，吸引你去探索、研究，那时，阅读便是乐在其中。

《尚书》中所载的事关夏代及夏代之前的历史文献到底是不是当时人所写你怎么看

感谢邀请。

《尚书》，最早称为《书》，与《诗》并列，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受重视的古文献。

被称为《尚书》，是汉代才有的事，大约于刘歆、孔安国、王充、孔颖达等人有关。

如果按照《今文尚书》的二十八篇说，《书》中所收夏及夏之前的文献，计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四篇。

这四篇中，除《甘誓》外，其余三篇，当为西周成书或经过春秋战国时的儒家编纂而成后，收入《书》中的。

一

《尧典》，为秦博士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第一篇。此为先秦文献不假。各种先秦古籍引其文至少十四次。

至汉代，多以《尧典》为夏代史臣所作。唯东汉王充说“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然则孔子鸿笔之人也。”

王充说，孔子是《尧典》的作者。

宋代程颐开始，以后，林之奇、薛季宣、蔡沈等，考证后皆以为《尧典》，此为“史氏记前世之事”。

元、明及至清代顾炎武，曾认为《尧典》虽未必属于虞朝之书，但可能出于夏代史官之手。

但在清学者刘逢禄、魏源、王先谦看来，夏代有无文字尚不可知，写出如此长篇大论的《尧典》既无可能，因此认为，此乃“周史臣之词”。

近代以来，王国维、梁启超、钱玄同、顾颉刚、陈梦家等学者均认为《尧典》成篇于周代，分歧只在于周初或晚周。

著名学者刘起釪、天文学家刘朝阳、气象学家竺可桢、英国学者李约瑟、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等人，以《尧典》中的天文气象资料，以及文中包含的儒家思想等，明确认为，此篇当作于孔子生年前后。

二

《皋陶谟》，为西汉伏生《今文尚书》的第二篇。《史记》录此全篇并前加数语曰：“帝舜朝，禹、伯夷（益）、皋陶相语帝前，皋陶述其谋曰。”

司马迁所看到的材料，一定是说《皋陶谟》是皋陶和禹，在帝舜朝廷上的问答。

《皋陶谟》的文句，见于先秦文献引用，未提篇名。就其连词、助词等使用词类，及文字风格，此篇应初作于春秋早期。

因为，其“越”、“矧”、“肆”、“今”等连词，后世基本不用；“俞”、“都”、“於”等语气词、感叹词等的用法，都早于《论语》、《孟子》。

行文上，《皋陶谟》古朴，《论语》等流畅。另外，如“巧言令色”等词汇，是孔子、孟子从《皋陶谟》里学来的。

然而，《皋陶谟》又经过了儒家的整理，定稿于《尧典》前后，亦即与孔子同时。

篇中“安民则惠”、“宽柔恭直”等，姐明显为孔子思想。

三

《禹贡》，是伏生《今文尚书》中的第三篇。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在《禹贡制作时代考》中，称其为“雄篇大作”。当为中国最早一篇系统全面记载中国古代地理的专著。其所依据的资料，不晚于春秋中期，因为对随后发生的黄河大改道并未提及。

但此篇写就也不会太早，原因是，《禹贡》所描绘的“九州”概念及范围，按照学者邵望平的考证，是从公元前3000年龙山时期黄河长江流域人文地理区系，经历三代后形成的。

《四库总目》中说：“《尚书》一经，汉以来所聚讼者，莫过《洪范》之五行；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禹贡》之山川；……”。

汉末郑玄注《禹贡》说：“禹知所当治水，又知用徒之数，则书于册以告帝。”他说，《禹贡》就是禹写就后所贡奉。

宋儒傅寅认为，《禹贡》中山川河流等地理部分，源于大禹之手，“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以及“禹锡玄圭，告厥成功”等，为夏史所加。

到了现代，邵望平认为，蓝本出于公元前1000年之前，后经加工修订成书。

王国维认为《禹贡》为西周所作。

康有为，认为是春秋所作。

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认为，是战国所作。辛树帜、顾颉刚亦持此说，且考证详细。

刘起釪进一步做了仔细考证，认为，此书的资料确实较早，但成于更为熟悉中国西北地理的西周史官的可能性最大。

四

《甘誓》，在《今文尚书》中是第四篇，是夏王启与有扈氏在甘地作战的誓师辞。

后世，对于与有扈氏作战的是哪个王，在什么地方作战，亦有争论。现代学者综合以往见解，结合新的研究，认为，《墨子》所说夏禹战有扈氏当不确，而确为《史记》所说的夏启；并认为，有扈氏不是夏的同姓部落，而是异姓的东夷少昊族的“九扈”，其地，就是殷代的“雇”，具体在今郑州以北黄河北岸的原武一带；“甘”，则在今洛阳西南。

学者们认为，《甘誓》这篇夏后氏与有扈氏作战的誓师辞，很可能是在夏王朝作为重要组训世代口耳相传，以致作为一种史料传到了殷代。其形成稳定的文字，当在殷代，证据是文中用到了殷代才有的“五行”、“三正”等词汇。所谓“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之罪，是说有扈氏上不敬天，下不爱大臣，足以天怒人怨，所以必须讨伐。周武王伐纣，用的也是这个字眼和罪名。

《甘誓》，除了《今文尚书》之本，《墨子.明鬼下》也记载了一篇。两篇出入较大。但可明显看出，两个本子，都存有甲骨文例的影子，只能说明，不同的版本，分别受到了儒墨两家思想的影响。

五

后来，出了伪孔安国《尚书》，世人皆认其伪，不必多说。

但对于孔子家传本《古文尚书》，经孔安国对照今文，多出了十六篇。这十六篇中，见于先秦引用四篇，未见着十二篇。

再后来，西汉中叶，出现了一百篇《尚书》的篇题，各篇有托名孔子写的说明成篇缘由的《书序》，这被称为《书序》百篇。其中，包括伏生口述的二十八篇，不过被拆为三十一篇；还有逸书十六篇拆为的二十四篇；其余四十五篇为新出现的。四十五篇中，不少被《史记》使用。另外，先秦文献中，曾引用了四十五篇中的七篇。

概括一下——

《尚书》中的《尧典》和《皋陶谟》，当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

《禹贡》，所本资料，应至少包含三代，成书约在西周，后来经过儒家的加工。

以上三篇，构成了儒家学说的最基本理论基础。

《甘誓》，可能经过夏代口耳相传，至商代成篇，里面亦有儒家思想，从《墨子》所载的此篇内容之差异，即可看出。

今存《尚书》是不是伪书

这个问题很有价值。《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经典，上纪唐虞之际（《尧典》），下迄秦穆（《秦誓》），以先秦国家文书汇编的形式，构建了先秦古史系统。可谓中国史学、文学、哲学、文字学等之发端，故后世但以“书经”誉之，而不入“史”书之目。

如果有简帛、铭器、甲骨等文物出土，光熟悉文字古今隶变，不能精通经学者，想释读出来并得到学界认可，那是不可能的。这也从考古学上证实，诗书礼春秋等经籍，包括《史记》的三代本纪，其所述史实大致不差。自殷墟甲骨出土以来，考古已迄百年，说实话，今文尚书能被证伪之处甚少，相反每次考古成果，都足于丰富我们对先秦经传的认知。

今存《尚书》，既有汉初伏生所传29篇本“今文尚书”，也有东晋梅赜所献、托名孔安国所传的58篇本“伪古文尚书”。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有长达数百年的学术交锋，未闻其有伪者；伪古文尚书自宋以来，诸家论之为伪书甚详，已为定谳

所谓“今文尚书”，是指以汉隶为记录文字。济南伏生本秦朝博士，秦时焚书，伏生于壁藏之，后流兵大起，伏生流亡；汉定天下，伏生发壁取其书，已亡数十篇，仅得29篇，遂教于齐鲁之间。汉文帝求能治尚书者，欲征召伏生，时伏生年已九十余，不能行，朝廷乃诏令太常使掌故晁错前往受书，其后分为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博士。故终汉之世，今文尚书一直列于学官，既为朝廷所尚，贾逵、马融、郑玄所注者其实都是伏生夲29篇。值得一说的是，汉人以《尚书》为“天书”，故取法北斗七宿，皆定为29篇。伏生本《尚书》，《顾命》与《康王之诰》为二篇；汉武帝末，河内献《泰誓》，欧阳夏侯三家乃合《康王之诰》入于《顾命》，而增《泰誓》一篇，仍为29篇。

今文尚书乃是与古文尚书相对而言的。所谓“古文尚书”，是指以先秦“蝌蚪”文所书，与《书序》同出于孔子故宅者。汉景帝时孔壁出书，比伏生本多出16篇，加上含《尚书》百篇篇目的《书序》，共46篇。《艺文志》云“四十六卷”，班固自注云“五十七篇”，实则16篇析为24篇，《盘庚》分为三篇，而后出之《泰誓》亦为三篇，《武成》亡于东汉光武帝初年，故29加24加5减1，即57篇。阎若璩曾详考之，献古文尚书者实孔安国后人，安国之寿不当及巫蛊之乱。孔壁古文，孔安国但以今文读之，未曾作传，安国传都尉朝，朝传于胶东庸生，远传至东汉贾逵，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作注，大显于世。

司马睿复兴晋室于江左，梅赜献上58篇本“伪古文尚书”，实则析伏生本为33篇，另伪造25篇，托名“孔安国”传，自唐撰《五经正义》以来，遂成官方定本，欺世千余年。25篇为伪造，故58篇本被贬称“伪孔传”。伪孔本于文字训诂倒有可鉴之处，毕竟是西晋以来之说解，况且抄袭古文经学大家王肃之处甚多，然于史学研究无益，因其本拼凑先秦古籍以演臆说。

孔壁出书，的确是一件文化盛事。而古文经亡佚，也的确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件憾事。数十年来，战国楚简研究屡有发现，古文尚书的影子频频出现

今文学家以配合政治教化为主旨，群经之事理有限，自不足适应万端之政教，故对经文推衍引申，甚至杂以阴阳谶讳灾异之说，以致穿凿附会，失却经义本然。古文经虽行于民间，多为私家授受，然以疏解经文、实事求是者居多。郑玄遍注群经，以古文为主，兼采今文诸家，故至东汉末已为学林风尚。然汉之世，仅西汉末平帝（王莽所立）时一度列于学官。

朝廷既重今文经，故贾、马、郑也未对孔壁16篇及《书序》作注解，以致其大多亡佚于晋永嘉之乱。《新唐书》尚有徐邈注逸书三卷，应彻底亡失于唐宋之间。比较庆幸的事，太史公虽习今文尚书，曾从孔安国问故，其夏商周本纪得益于孔壁百篇书序甚多，此也良史可贵之处。

尾声：伏生授书，孔壁出书，汲冢出书，楚地出简，如《尚书•皐陶谟》之“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皆盛世文化昌隆之征

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楚地作为战国文化高地，大量竹简横空出世。鲁亡于楚，鲁地儒家文献风行于楚并非不可能。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多为儒家文献。清华战国楚简，也不乏先秦儒家经典的影子。值得一提的是，湖北荆门郭店楚墓，所出十六篇先秦文献，除《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两篇道家典籍外，余者全是儒家经典。其与《尚书》逸篇的关系到底如何，的确引人深思，也让人难抑好奇，然司马迁、班固皆不可能见过，各朝史志不载，欲证明其为《尚书》逸篇，得到大家认同，殊非易事！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缺失的现象极为突出。比如，人教版四年级上册的语文教材，出现伪古文尚书的语句。孩子问我，我讲其出自《仲虺之诰》，本亡于晋永嘉之乱，此语为东晋梅赜所传伪书。问题是老给孩子讲伪孔本，岂非助长疑古思想？而且大量网文，所引《尚书》实皆伪孔文，其出处应在《左传》《国语》及先秦诸子里，望慎之。

本民族的，而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方可使中华永续强盛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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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的作者是谁

1、我们说现在可见的古文尚书是伪造的，指的是汉代古文经的《尚书》失传后，东晋梅赜所献上的《古文尚书》并不是源自真正的古代《尚书》文本，故称之为“伪古文尚书”；

2、由于秦朝焚书，大量先秦典籍近乎失传，汉文帝时晁错从伏生处受《尚书》，伏生是秦博士，治《尚书》之学，但由于伏生已是九十高龄，又是齐人，所能传下的《尚书》不是完整的版本，晁错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抄录了伏生传授的《尚书》，故称之为“今文尚书”，这是“今文尚书”与作为先秦典籍的古代《尚书》文本之间的渊源关系；

3、西汉武帝时期鲁恭王扩建自己的府邸，破坏了孔府旧宅的墙壁，从中发现了一批以战国时期文字书写的竹简，其中就包括《尚书》的文本，经过学者以“隶古定”的方式进行整理，因为与汉代通行的文字有差异，故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包括“今文尚书”所没有的篇目，这些孔壁中的藏书应是为了躲避秦焚书之祸，自是与先秦《尚书》有渊源关系的文本；

4、两汉时期今古文经学之争异常激烈，整体来说，西汉以今文经为官学，东汉古文经更受推崇，研究《尚书》的学者很多，因此尽管永嘉之乱后晋室南迁，今古文尚书的文本都失了传承，但记载《尚书》篇章目录及提要的《书序》流传下来，这时梅赜献出一部《古文尚书》，比汉代古文尚书的内容更为完整，前面已经说过，汉代古文尚书包括了今文尚书的内容，梅赜的《古文尚书》不仅包括了今文尚书的内容，还超出汉代古文尚书的范围，这些多出的内容并不像汉代古文尚书多出的内容一样有明确可靠的来源，不是传承自属于先秦典籍的《尚书》文本；

5、出土文献清华简是明确属于战国时代的文献，其中很多内容公认属于先秦的《尚书》文本，既有今文尚书的篇目，也有今文尚书以外的篇目，这些多出的内容中和梅赜的《古文尚书》相合的，均属传世的先秦典籍引用过的文字，不属于传世文献引用的内容，也不见于梅赜的《古文尚书》，一部书散佚之后，将其他文献里引用的这本书的内容整理在一起，这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是一个专门的门类“辑佚”，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的内容超出了辑佚的范畴；

6、当然这不是说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中不见于传世文献引用的内容，完全是杜撰而来，作者（不一定是梅赜，也不一定是一个人）完全可能参考了其他今天我们所不能见到的文献，但作者使用了应该不是先秦《尚书》文本的内容，可能还加上了个人的发挥创作，将这些不同来源的内容融会贯通成一体，明显表现出使这部《古文尚书》体系完整、匹配《书序》的意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之为“伪书”。

相传《尚书》是由荀子编撰而成，是这样吗说说你对《尚书》的了解

《尚书》的作者是先秦诸子，《尚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散文集。所谓“尚书”，即“上古之书”，是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

《尚书》由《虞》、《夏》、《尚》、《周》四个部分组成。其中所谓虞、夏之书，是后人的伪作；尚书、周书比较可靠。据说《尚书》原有一百篇，现存五十八篇。

《尚书》大都是一些誓辞、文告、演讲辞之类，另外还有一些记叙性文字。最早的一篇是《虞书·尧典》，最晚的一篇是《周书·秦誓》。写法上，都以记言为主。由于记的主要是当时的口语，因此。现在感到特别古奥难懂。但也有一些写得生动形象，流畅易懂。例如：“时日曷丧，予及尔偕亡。”“时”通“是”，“日”，比喻奴隶主头子。意思是，这些奴隶主头子啊，什么时候才死呢？我情愿和你们同归于尽！表现出奴隶们对残酷剥削压迫他们的奴隶主头子的无比愤恨。《尚书·盘庚》是学者们一致认为可靠的重要历史文献，分上、中、下三篇，是尚代的中兴之主盘庚，在反复动员反对他迁殷的臣民们的演说辞，其中一些比喻很生动。例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意思是，正如网结在绳上，方可有条理而不紊乱；正如农夫种田力耕，于是才有秋天的收成。借以动员臣下服从命令，有秩序地、不怕劳苦地迁往新都。又如：“若火之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意思是象野火燃烧草原，使人不敢走近，怎么还能扑灭呢？告诫臣民不要反对迁都，自取其咎。又如:“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意思是，任用人是选取旧的好，使用器具则不是选取旧的，而要选用新的！说明弃旧都、迁新都的道理。记叙文《周书·顾命》中一些描写、铺陈、对话也写得生动形象，比较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