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趁此江山鼎故之际，远在北部边疆的外蒙古在沙俄帝国的支持下，一度宣布独立，后因各种原因又取消独立，改为“自治”，此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只享有“宗主国”身份，对外蒙古鞭长莫及。1914年爆发的一战使得欧美各国拼尽全力开战，“十月革命”的爆发更是使得俄国对外蒙古的控制力下降。
1919年6月，在外蒙古的俄国武装分子企图胁迫外蒙古上层人士独立，此时的外蒙古王公贵族和上层活佛态度是矛盾交加的，他们看到俄国形势一片混乱，想脱离俄国控制，撤销自治回归中国，又不愿意彻底放弃手中既得利益，想要维系独立。其中，喇嘛主张保持自治，王公不愿被喇嘛压制，为了重新夺回权力，他们主张恢复前清旧制，撤销自治。时任驻外蒙古都护使的陈毅一面向中央政府报告外蒙古动态，一面积极与外蒙古统治阶层斡旋，达成了《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外蒙及善后条例》草案六十三条。
消息传到北京，北洋政府对是否接受外蒙古和平取消自治还有争论，此时，段祺瑞的心腹爱将、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力排众议，建议段祺瑞派兵进入外蒙古，以确保外蒙古重回中国版图。
1919年10月23日，徐树铮亲率8000多人从北京启程去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他率领随从和先头部队，携带大批贵重礼物，分乘115辆汽车从张家口出塞，向外蒙古进发，后续部队乘驼马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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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伦的北洋军队
外蒙古军队士兵，俄式风格明显
外蒙古喇嘛
到达库伦后，徐树铮决定以武力威慑外蒙古以稳定局势。军队进入库伦时，他命令每辆卡车搭载20名士兵，并把武器露在外面，在库伦大街上鱼贯而行，然后把这些卡车开到郊外，再蒙上帆布之后，又把这些卡车从库伦街上过了一遍，此举有效地震慑了库伦的头面人物们。在驻军营地的安排方面，徐树铮也是煞费苦心，在进驻库伦西郊的军营后，原本可以容纳5个师的营房，徐树铮命令士兵们分散居住，将营房充分利用起来，给外界造成军力强盛的感觉。
徐树铮认为，收复外蒙古最重要的看国家实力，不实行驻军威慑，即使是暂时回归，一旦外界形势有变，外蒙古可能会再次自治乃至独立。因此他极力向外蒙古上层领导施压。他极力向自治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巴特玛多尔济施压，迫使其同意撤销自治，又通过巴特玛多尔济向活佛施压，迫使其也同意撤销自治。于是，11月15日，活佛同意撤销自治。11月22日，北京政府正式接受了外蒙撤销自治的请求。离开了中国达七年之久的外蒙古地区，尤其是被沙俄霸占的唐努乌梁海重新回归中国版图。
徐树铮武力收复外蒙古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褒贬不一。孙中山对此大加赞扬，将他与汉代名将陈汤、班超、傅介子相提并论，但也有人指责徐树铮逼迫外蒙取消自治是“失信”、“误国”，徐树铮“犯卖国大罪”，孙中山对其称赞“失当”。此后，徐树铮利用有限的治理外蒙古时间，开办医院、银行，鼓励商业发展，做得风生水起。
看到徐树铮声望大增，皖系军阀有主导北洋军阀的势头，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曹锟等人坐不住了，他们联手通电，公布徐树铮“祸国殃民”、“祸国殃民”、“把持政柄”、“破坏统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的六大罪状。而临时大总统徐世昌也趁机免除了徐树铮西北筹边使之职，并以“十大祸首”的罪名下令通缉徐树铮。为了摆脱被动局面，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虽然徐树铮率领的东路军取得胜利，但由于段芝贵在西线战场上的失利，皖系最终战败，徐树铮无法在国内立足，不得不藏在一个箱子里，到日本避难。
此后的三四年里，徐树铮多次试图联合其他政治势力，恢复皖系军阀昔日的荣光，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未能如愿，反而造成自己更加四面树敌。
1924年底，看到段祺瑞担任临时政府“执政”，徐树铮又试图回国效力。但由于徐树铮两次罢免了冯玉祥的职务，再加上1918年，徐树铮曾在天津下令枪杀了冯玉祥夫人的舅舅陆建章，而此时的京津地区大都在冯玉祥部队的掌控之中。
出于对徐树铮的安全考虑，段祺瑞没有给徐树铮在临时政府中安排职位，只是在1925年1月4日，任命正在法国进行考察的徐树铮为"考察欧美及日本政治特使"，拨给一定的经费，准备等他归来之后，再择适当时机授以要职。
1925年底，结束将近一年的海外考察，徐树铮回到上海，段祺瑞看到国内形势并不明朗，密令徐树铮暂时不要回到北京，但徐树铮不听劝告，坚持北上。12月27日，徐树铮到达北京，段祺瑞接见了徐树铮，但马上命令他尽快离开北京返回天津。临行之前，徐树铮收到了段祺瑞派亲兵送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就是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八个字："树铮不可行行必死。"看来段祺瑞得到了确切的密报，有人已经对徐树铮磨刀霍霍了。
自负的徐树铮根本不理会，1925年12月29日，他登上火车时大肆张扬，暴露了行踪。京畿警备司令兼京师警察总监鹿钟麟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张家口的冯玉祥请示处置办法，冯玉祥在电话中指示:“处理徐树铮的办法，就是逮捕就地枪决！”
鹿钟麟犹豫道：“这问题太大……”
冯玉祥厉声说：“天塌了有柱子顶着！”说完，搁下了电话。鹿钟麟便打电话给驻扎在廊坊的张之江传达冯玉祥的命令。张之江即派参谋率卫队前往车站守候。
12月30日凌晨时分，专车徐徐停在了廊坊车站，车站早已里外戒严。参谋登上专车，向徐树铮敬礼，报告说：“张师长请专使下车，有事面谈。”徐树铮以身体疲惫为由拒绝下车，被张之江的士兵强行拉出车，就地枪决。后来冯玉祥为了避免外界压力，又把杀死徐树铮的责任推给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
用的来看，徐树铮是北洋时期不可多得的智囊型人物，用康有为的话讲就是，其雄略足以横一世，其霸气足以隘九州。力排众议收复外蒙古，是其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至此之后，随着苏俄政权的巩固，外蒙古很快再度脱离中国的实际控制独立，并最终在1949年正式得到中国承认。但是，徐树铮也有其性格短板，这也造就了他的悲剧结局。他忠贞爱国，却极其狂妄；他才智过人，却刚愎自用。他破坏军阀潜规则，杀死了北洋前辈陆建章，开了一个坏头，也为自己的悲惨结局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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