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文宗咸丰九年(1859)四月,永州镇总兵樊燮诚惶诚恐地赶到省府长沙,拜见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
这个樊燮来头不小,不仅是正二品的武职外官,而且此人与湖广总督官文的关系也相当密切。
仗着官文的权势,樊燮在总兵任上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就这样,反而还被湖广总督上折保奏从一品的湖南提督。
只是正当樊燮做着青云直上的美梦时,不曾想,因其胡作非为被湖南巡抚骆秉章参劾——同一官员,总督保举,巡抚弹劾,督抚意见背道而驰,搞得咸丰帝疑虑丛生,只得暂时将樊燮开缺,听候发落。
而樊燮此番前来,也是受了官文的指点,明为到抚署请训,暗里却是想在骆秉章面前疏通一二。
只是当樊燮正欲从府衙大门入内时,却被一人拦住,口呼为何不上前请安(屈膝半跪之礼)。
樊燮眼见此人师爷打扮,想来应是骆府幕僚,虽有些气恼,但他此时乃是戴罪之身,又有求于人,不便发作,抱拳行礼便要入内。
岂料师爷得寸进尺,喝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
眼见此人如此无礼,樊燮愤而回斥道: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品官也。
谁知这小小师爷闻听此言竟勃然大怒,开口骂道:“王八蛋,滚出去!”
不曾想,这场巡抚衙门前的口角风波,随后差点酿成滔天巨祸,而事件中那个嚣张跋扈的师爷,正是我们今天文章的主角,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
积代寒素,屡求功名不第
清仁宗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左宗棠降生在湖南湘阴一户普通的耕读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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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祖父左人锦、父亲左观澜虽满腹经纶、饱读诗书,然寒窗苦读多年,无奈时运不济,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上。
屡试不第,也就意味着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跃变之路被彻底断绝,左家人口众多,又仅有薄田数亩,生活自然日渐艰难,如遇灾荒饥馑之年,甚至难以糊口。
左宗棠出生之际,适逢湘阴大旱,家中众人仅以糠屑捏饼度日,而因营养不良,母亲乳汁不足,更只能用米汤为襁褓中的幼儿充饥活命。
成年之后,左宗棠回忆童年生活,仍难掩悲伤:“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寥寥数语,道尽个中心酸,只是其中况味,外人又如何得以体会?
但好在左家书香门第,左宗棠从小便对四书五经耳濡目染,加之天性聪颖,在祖、父的熏陶、培养之下,学业日趋长进。
道光六年,十四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参加“童试”,翌年五月,应府试,名列第二,但因母亲病重未参加“院试”,遗憾与“生员”擦肩而过。
母亲去世以后,服丧守孝期间,左宗棠不仅用心苦读儒家经典,更对“经世致用”之学展现了浓厚的兴趣,少时的经历与志向,也为其日后成为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
家境的艰难并没有影响左宗棠发奋苦读,道光十年冬,恰逢著名的经世学者、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到长沙,年轻的左宗棠既佩服贺长龄的学问和为人,更羡慕他家丰富的藏书,于是经常到贺家求教,并借阅各种典籍。
而贺长龄对这个比自己小二十七岁、求知若渴的青年人也很赏识,竟以“国士见待”,两人志趣相投,互相考订,一来二去,竟成忘年之交。贺长龄也成为了左宗棠“经世致用”之道的引路人。
但在封建时代,科举考试仍然是读书人获得社会地位,升官发财、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身处其中的左宗棠也无法免俗。
道光十二年(1832),左宗棠以监生身份赴省城长沙参加乡试,初考未中,但有幸因“搜遗”(考官对未选中的试卷进行二次评选)而被补录,得以中举。
参加乡试后,未等发榜,左宗棠就匆忙赶赴湘潭周家完婚。这门亲事,是其父左观澜在世时定下,周家为湘潭富户,书香门第,而宗棠则为一介寒士,几乎一无所有,无钱操办婚事,只得选择入赘。
好在周家对这个上门女婿并未轻视嫌弃,而妻子周诒端更是一名贤内助,不仅让左宗棠婚后能够安心求学,更筹措路费让其得以赴京赶考。
只是左家似乎注定与科举无缘,道光十三年、道光十五年,左宗棠连续两年北上参加会试,均铩羽而归。
落榜南归后,为养家糊口,左宗棠于道光十七年(1837)应巡抚吴荣光之邀,到湘东醴陵主持渌江书院。
潜龙在渊,应运入幕为宾
1837年,两江总督、湖南安化人陶澍返乡省墓,途径醴陵时,左宗棠为接待馆舍代写楹联以示对总督的景仰和欢迎之情。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正是这一副楹联,让封疆大吏陶澍认识了作者左宗棠,两人见面,左宗棠果然谈吐不凡,识见超群,彻夜畅谈之后,陶澍对其惊为天人。
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第三次赴京赶考,依然名落孙山,至此对科举一途心灰意冷,南归时特意绕道两江总督署所在地江宁,拜谒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陶澍。
此次江南之行,左宗棠不仅受到陶澍的热情款待,而且主动提出希望其子陶桄与左宗棠幼女孝瑜结为秦晋之好。以一代名臣之贵求婚于会试落第的举人,也足见陶澍对左宗棠的欣赏与器重。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左宗棠正于安化开馆授学,其虽为一介布衣,却心系天下,密切关注时局,积极提出御敌、治国之策,无奈其时人微言轻,献计献策却未被当权者重视。
时局糜烂却又报国无门,左宗棠遂萌生归隐泉林之念,道光二十三年(1843),其用多年积蓄在湘阴东乡柳家冲置地七十亩,署名“柳庄”,第二年秋天,举家搬迁至此,并自称“湘上农人”。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隐居的生活也并不顺遂,湘阴连续两年大旱,1848年又发生水灾,柳庄沦为泽国,左宗棠无奈又迁居长沙开馆授课。
在此期间,得遇因病反籍途径长沙的一代名臣林则徐,二人惺惺相惜颇有相见恨晚之意,交谈之间,时政分析、人物品评、边疆屯垦、民族关系几乎无所不包,尤其是林则徐曾被流放伊犁,贬谪期间其走遍天山南北,对新疆形势、时务颇为熟悉。
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会面,让左宗棠对新疆的重要性有了清醒的认识,更对其日后创造那番“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1850年,道光驾崩,咸丰登基,随即在中国南方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军由广西崇山峻岭间挥师向北,一路所向披靡,围永安、趋桂林、破全州、入湘境,1852年9月便直逼省府长沙城下。
兵危之时,主政长沙的湖南巡抚张亮基急需辅佐之人,湘军大佬胡林翼向其极力推荐左宗棠,而张亮基对这位“湘中名士”也是早有耳闻,巡抚大人求贤若渴,多次遣专人于山中礼聘左宗棠。
经再三考虑,左宗棠同意出山,投入张亮基幕下,长沙山雨欲来之际,时代的巨幕正为潜龙在渊,蛰伏多年的一代名臣左宗棠缓缓打开。
桀骜乖张,险遭杀身之祸
长沙一役,太平军聚兵坚城之下,鏖战二月有余,终不能更进一步,只得无奈撤军,北上岳州。
而左宗棠于长沙解严之后,又把精力放在辅佐张亮基整顿吏治、镇压会党之中,因其勤勉有加而能力出众,深受张亮基的信任,军政要务皆委于其一人之手。
此时的左宗棠,虽为幕僚,实则大权在握,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然而却始终未受朝廷重视,不久之后,张亮基调任山东,左宗棠“心血耗竭”却不得显名,又不愿远离家乡,遂辞归返籍。
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随即两路用兵,开始西征、北伐。西征太平军势头依然迅猛,由天京溯江而上,经皖、赣、鄂诸省再次兵临湖南。
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得知左宗棠返乡,多次派人携礼于湘阴求贤,然而左宗棠颇为心灰意冷,外加此际太平军兵盛,前途未卜,便屡屡“托词谢之”。
骆秉章无奈,只能将左宗棠女婿陶桄请到巡抚衙门,同时对外宣称:需陶桄助饷万金,如若不从,必将受辱。
左宗棠关心则乱,不知是计,闻讯急赴抚署,投名刺求见,骆秉章见状连忙倒履相迎,左宗棠见女婿在此不仅未受委屈,反而被待为上宾,感念骆之诚意,再次入湘抚幕府。
而左宗棠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经世治国之人才,入幕之后不久,协助骆秉章“内谋守御,外筹军实”,筹措军饷、改革税赋,虽逢多事之秋,兵荒马乱之际,湖南省内各方工作却是井井有条,蒸蒸日上。
骆秉章从此对其言听计从,军政民务均委于其手,公文奏疏不复检阅,湖南一省,巡抚之下,司、道、州、县诸官,皆不如左宗棠之权重。
随着战事的推进,左宗棠的军事才干终于引起了朝廷重视。咸丰七年(1857)五月,皇帝在一道“上谕”中咨询骆秉章“现当军务需才,该员素有谋略,能否帮同曾国藩办理军务?”骆秉章不愿宗棠离开左右,就以“湖南军事方急”为由,奏请留湘。
此后,为留住左宗棠这样的旷世奇才,骆秉章更是对其百般笼络,不仅花费白银五百两为其在长沙购置宅邸,更奏报朝廷,加封其四品卿衔。
但左宗棠本是恃才傲物之辈,性格桀骜而脾气火爆,此时在巡抚幕下又颇为得志,不免更生骄狂。
1859年永州总兵樊燮赴长沙拜见巡抚骆秉章,只因未向师爷左宗棠跪拜请安,竟遭其喝骂羞辱,而后,左更以骆秉章的名义再次弹劾樊燮。
而樊燮本与湖广总督官文的宠妾沾亲,如今本人受辱不说,还变相折损了总督的威风,随即,樊燮向武汉督署、北京都察院递禀诉冤,反控“左某以图陷害”;官文亲自具折,参劾“著名劣幕”。
左宗棠在湖南一地固然声名卓著,但“劣幕把持抚署”的指控却十分犯清廷统治者的忌讳,加之一、二品官员同时上奏,咸丰随即下旨严查,并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矛头直指左宗棠,不仅是樊、左的个人恩怨,也反映了清朝统治内部满、汉官僚的矛盾,并有通过左宗棠的幕宾身份借题发挥,从而打击其背后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以及湘军统帅兵部侍郎曾国藩的深层含义。
左、樊之争愈演愈烈,骆秉章救人心切,率先具折为左宗棠申辩,胡林翼亦极力从中斡旋,而京城之中左的同乡兼好友郭嵩焘更是通过关系向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肃顺求援,并请侍读学士潘祖荫出面营救。
而潘祖荫在随后为其辩护的折中,便有了那一句后世振聋发聩的评语——“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征战江南,成就楚军威名
在众多高官联手相救之下,左宗棠终于逃过一劫,但“樊燮事件”终是令其颜面尽失而备受打击,且“劣幕”之名又已是天下皆知,左宗棠心高气傲,遂于咸丰十年(1860)正式搬出湖南巡抚衙门,结束了幕客生涯。
但正在左宗棠愁苦困顿之时,却意外接到清廷赏赐的四品卿衔,同时命其襄办曾国藩军务的谕旨。
随即,左宗棠根据曾国藩的授意,在湖南乡间募得丁勇共十一营5400人,号为“楚军”。
历时二月楚军初成,从未独当一面且毫无治军经验的左宗棠由此“一夜暴富”,成为统领五千人马的一方主帅。
1860年9月,左宗棠携楚军由长沙出发,经醴陵入江西,其时,湘军主力兵围安庆,主帅曾国藩将指挥部设在皖南崇山峻岭中的祁门,而调动楚军进军江西,也是为了力保祁门大营的后路安全。
但在左宗棠由湘入赣之际,太平军在皖南接连取得胜利,并有直逼祁门之势,于是曾国藩再次命令左宗棠由南昌东进驰援。
11月初,左宗棠率军抵达赣东北之景德镇,其时,湘军总粮台设于南昌,粮秣、军需均由景德镇转运至祁门大营,因此,景德镇一地,对于赣北、皖南战略全局都相当关键。
而太平军当然也意识到了景德镇的重要性,随后,楚军与太平军,双方围绕景德镇展开反复拉锯,左宗棠充分利用山川地形,仅凭麾下数千人,最终击退号称十万的李世贤兵团。
当时曾国藩的祁门大营正陷于太平军东、西、北三面重围,艰难困苦之中,闻知南面后路得以巩固,大喜过望,随即奏请朝廷,晋升左宗棠为正三品太常寺卿。
1861年9月,历经17个月的漫长围困,湘军取得安庆战役的胜利,随即水陆并发,兵锋直指太平天国首都天京。
而为了配合天京主战场的作战,牵制侍王李世贤回援天京,1862年初,左宗棠以浙江巡抚的身份率军由赣北经皖南进入浙西开化,开辟浙江战场。
随后,左宗棠部以开化为突破口,先后克复重镇衢州、金华、绍兴,1863年5月,左宗棠因功被授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随后楚军又联合“常捷军”攻克杭州前沿之富阳。
1864年3月,经过两个月的围困,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弃城而走,左宗棠规复浙江省会杭州,清廷加恩赏太子少保衔,并赏穿黄马褂。
1864年7月19日,天京城破,太平天国成为历史,而左宗棠顺势攻克湖州,至此,浙江全境克复,左宗棠因功受封一等恪靖伯。
随后,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又奉命入福建追剿李世贤、汪海洋等太平军残部,并最终于1866年2月,在广东嘉应州消灭了最后一支太平天国武装。
从咸丰十年组建楚军到同治五年剿灭太平天国汪海洋余部,历经七载,左宗棠终于完成了由入幕之宾到封疆大吏的华丽蜕变。
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平定太平天国后,左宗棠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并在福州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时逢西北回民起义,旋改任陕甘总督,并于1866年9月前赴陕甘平乱。
1864年,受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回变影响,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
1867年,阿古柏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沙俄亦趁机于1871年7月侵占伊犁。
而平定陕甘回变之后,左宗棠便有意收复新疆,只是因1874年日本侵台,清廷由此发生“海防”与“塞防”之争。
尤其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官员,认为新疆乃是“数千里之旷地”收复之后还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驻防,因此主张放弃塞防,并要求“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指出若不收复新疆,陕甘清军便会被长期牵制,西北也将永无宁日。
在左宗棠的据理力争之下,1875年5月,清廷下诏授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帮办军务,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而阿古柏并不是一般流寇土匪,他占据新疆广袤土地,还有国际势力插手,因此,左宗棠经过精心考虑定下"缓进急战"策略。
所谓缓进,即耗时一年半,筹措饷银、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练成精兵六万,又建立“兰州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洋枪洋炮。
一切准备妥当,再以雷霆万钧之势猛扑新疆,仅用十月,克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
收回新疆后,沙俄仍对占据伊犁抱有幻想,面对清廷的谈判还提出十分苛刻的归还条件,这一举动再次激怒了脾气火爆的左宗棠,其高呼“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并愤而由肃州出发,台棺入疆准备开战。
“壮士长歌去,马革裹尸还”,左宗棠的气概与决心让沙俄侵略者胆寒,终于在谈判桌上让步,有条件的返还了伊犁。
1884年9月,时值中法战争,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12月,左宗棠抵达福州,积极布防,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
1885年9月5日,一代名臣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享年七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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