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为什么要杀袁崇焕？崇祯二年末至崇祯三年初，这期间明朝有没有发生过比较重大的兵事_崇祯_锦州_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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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为什么要杀袁崇焕
• 崇祯二年末至崇祯三年初，这期间明朝有没有发生过比较重大的兵事
• 崇祯是背锅，明朝最后崩溃，他难辞其咎吗
• 关于袁崇焕
• 崇祯皇帝杀过那些大臣
• 朱由检为何要在崇祯二年大开杀戒呢
• 崇祯算是一个好皇帝吗

崇祯为什么要杀袁崇焕

袁大人被凌迟的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等字样，丝毫没有提及那个虚构的“反间计”足以说明那个“反间计”是满清御用文人胡诌的。
他只适合做个基层将官，无帅才。可是由于他夸夸其谈，策略失当，招致满朝文武厌恶，竟没一个给他求情的！虽然罪不致凌迟（罢官就够了）。
阎崇年讲的太玄了！讲袁的军队没吃饭还在北京城外把皇太极打得大败，把其他明朝将领贬得已塌胡涂，这样的人说得话能相信吗？典型的捧人捧上天，贬人贬下地！缺乏基本的客观公正！遗憾的是我国专产这样的专家！
袁崇焕不是汉奸，但捧袁崇焕的就说不太清楚了……(转贴)
关于袁崇焕是否是汉奸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有争论，原因是袁崇焕在他任职期间有许多作为非常可疑，往往被人怀疑为汉奸或者奸细。
袁崇焕被怀疑为汉奸的事情主要有如下9件：
一、牺牲觉华岛换来的“胜利”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在后金粮食紧缺陷于困境之时，袁崇焕抗命不遵，执意不将觉华岛上的大批粮食、物资、辎重、船只撤往后方安全地区，而且还将岛上军民滞留在危险的地方不管不顾，自己龟缩于宁远城内，连事先将觉华岛军民撤入城中的动作都没有，最终导致了觉华岛上数万军民被屠杀，粮食、物资、辎重、船只被洗劫、焚毁一空。而实际上袁大人是早就接到了后金入侵的谍报，所以他有意放弃觉华岛的举措非常可疑。实质上整个过程中是袁大人“丧军无算，掩败为功”。
二、面对空虚的沈阳拒不策应友军和盟友
后金为了打破明朝对其经济和军事封锁圈，攻击朝鲜之时，袁大人再次抗命不遵，在沈阳空虚的情况下，执意不援救朝鲜，拒绝策应东江镇，按兵不动实施“观望养敌”，在朝廷连续两次催促下才敷衍了事，不仅让后金使朝鲜向其屈服，还导致了地处“明、金”中间的蒙古部落对明朝失望和寒心，为最终投靠后金埋下了伏笔，还让东江镇蒙受了损失，失去了朝鲜的提供屯田土地，并被断绝了朝鲜提供的军械和粮饷，使东江镇安置流民、出击后金失去了绝大部分后勤给养，而这些费用将来得由明朝朝廷来承担，给当时已经很拮据的明朝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且离散了明朝的盟友，又让后金获得了拓展空间。袁大人一意孤行的态度和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十分可疑的。
四、刻意将明军引入死地
袁崇焕因为“宁锦大战”时不救锦州而遭非议，“暮气难鼓”而辞，其职务由关内的王之臣接任。此时，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要求放弃了锦州，而且朝廷中也不少人反对设“宁锦防线”。与此同时，明朝前线将领也对守锦州提出异议，驻守该地的总兵尤世禄称锦州“城池遭雨崩颓，万不可居”（《三朝辽事实录》卷17）要求撤往杏山。驻塔山守将认为塔山不是可守之地，想要“移置别所”
（《三朝辽事实录》卷17）。兵部侍郎霍维华虽然认为锦城不能轻易放弃，根据众将的异议他也不能不总结为：“贼至，则坚壁清野以待。”
在诸多提出放弃锦州的意见中，总督蓟辽的阎鸣泰上疏的力度最强硬，用辞也最为严厉说：“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属失策，顷以区区弹丸几致挠动乾坤半壁，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窃意今日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天启七年七月实录》。
其实众多的将领和大臣都认为锦州不可守主要是因为锦州的特殊地形。锦州地处小凌河和大凌河之间，由宁远至锦州时又必须经过塔山、松山、杏山才能到小凌河，如果任何一处被制约，那锦州就和后方断绝联系了，袁崇焕在“宁锦大战”时无法有效增援赵率教，洪承畴在“松锦大战”时救援不了祖大寿都是因为这个地理缺陷。解放战争期间蒋委员长的海陆空绝对优势也在塔山受阻，最终无法增援锦州而吃了败仗。可见锦州实在太不容易增援了，一旦被围困则无法救援，“宁锦大战”时若非毛帅攻打后金重镇辽阳，皇太极是不会那么快撤军的，后来“松锦大战”中明朝军队的失败将提前上演。所以当时的督臣阎鸣泰在评价“宁锦大战”时曰：“虽幸无事，然亦岌岌乎殆矣”，而他主张“锦州止可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他的断言完全预见到了今后两位将锦州“慎弗狃为实著”最终沦为“死局”之人物的结果，他们分别是袁崇焕、洪承畴~！
在明朝将领和大臣们经过广泛而慎重的讨论，并认真而深刻的总结实战教训以后，锦州守到次年二月终于放弃。应该说此时王之臣放弃锦州而守宁远，既遵从了阎鸣泰的意见，又回到了孙承宗四年成功守辽的路子上。
到了崇祯元年三月，明军已放弃完全锦州、塔山、杏山一带。该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派阿巴泰、岳托等率兵三千，破坏了锦州、高桥、杏山三城，并毁掉十三山以东台站三十一处，《满文老档》太宗朝第10册记录了这一事件。另有《清太宗本纪》记载：“五月辛未，明人弃锦州。贝勒阿巴泰等率兵三千略其地，隳锦州、杏山、高桥三城，毁十三站以东墩台二十一。”
从后金占领锦州也放弃的举动来看，为了攻打锦州付出了沉重代价的皇太极其实根本不想要锦州，他攻打锦州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消灭明朝军队和劫掠城池里的粮食而已，这足以说明锦州并不是什么“扼要之地”，阎鸣泰的断言成为了现实。
“宁锦大战”之前，袁崇焕为了锦州这个“非扼要之地”空耗国家财力、牺牲戍边将士，且放弃策应而导致友军重大损失、盟友向敌人妥协已经是罪大恶极了，而袁大人重新上任之时却以“且守且战，且筑且屯”的“守为正著”则可“五年平辽”之荒谬说辞哄骗崇祯，在明朝军队主动放弃锦州回归正确选择以后，又一次在重新在锦州大兴土木，耗费国家极为有限的财力、物力，用银子堆砌锦州这个巨坑，最终导致了“松锦大战”明军在锦州被围点打援的全面失败。袁大人的所作所为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汉奸行为。
五、有意削弱危险的蓟门
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蓟门外的蒙古部落朵颜束不的部投降后金。崇祯元年（1628年）九月明朝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但失败了。此时，蓟门外就显得形势就紧张起来了，于是朝中许多大臣都提出蓟门防务紧要，必须切实加强。
可袁大人却在此时调动兵力充实关外，丝毫没有加强蓟镇的意思。《崇祯长编》中有这样的记录：“关内兵五万五千三百四十五员名，关外七万八千三百四十员名。”但到了十二月，关内关外的兵力“关外官兵七万一千余员名，关内官兵四万二百余员名”。所谓“关内”就是蓟镇，所谓“关外”就是辽东镇，蓟、辽设督师就是总领两镇。关内兵减少就是抽调了蓟镇兵力一万多到辽东镇，辽东镇的兵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是因为当时关外已经在搞“清汰”，把老弱的兵卒淘汰掉用关内的精锐来充实，所以没有形成大量“减额”。这个“汰兵减额”的方略是袁大人提出来的，《崇祯实录》中有记载：“冬十月己丑，召廷臣於文华殿，以锦州军哗、袁崇焕请饷疏示；阁臣求允发。上责户部尚书毕自严；又曰：‘崇焕前云汰兵减额，今何仍也’？王在晋曰：‘减汰，当自来岁始’。”由《崇祯实录》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蓟镇的汰兵是袁大人力导的，而且袁大人提前调动了兵力，以蓟镇的精锐充实关外宁锦防线。
事实上若袁大人不大兴土木修建锦州，并增加锦州的驻军，明朝是有时间和财力提高蓟镇防御能力的。而袁大人作为蓟、辽两镇的督师不思增加蓟镇的兵力，却选择了临时抽调宁锦的守军以“增戍关门”的方式“往备顺天”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完全是敷衍的态度，当皇太极真的从遵化入塞之时，在山海关的赵率教仅能带上三五千人去增援，足以说明袁大人这种部署的虚伪。
许多人讨论蓟镇是否属于袁大人直接统辖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朝廷不是不知道蓟镇薄弱，但兵员和粮饷都优先满足袁大人的锦州了，想加强蓟镇也没有办法，在朝廷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执行袁大人方略必然导致“厚”锦州而“薄”蓟镇，有了这样的倾斜朝廷上上下下自然有许多人都提出蓟镇应该加强。
但袁大人不是调整方略，而是上疏和危险的蓟镇脱离关系，袁大督师上奏崇祯，曰：“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
是很卑劣的做法，他的不负责任最终才导致了蓟镇被突破，应该说袁大人“厚”锦州而“薄”蓟镇的方略是一个非常离谱的败笔。
若袁大人不修建众人都反对而之前刚刚放弃且后金占了也不想要的锦州，明朝没有任何理由不加强蓟镇的防御，蓟镇的防御也没有任何理由被削弱，而修锦州以后明朝有限的财力和兵力都耗在锦州了，蓟门自然空虚了。
六、不惜一切的以粮资寇
天启七年（1627年）林丹汗西迁,召城大战后朵颜束不的部就正式降后金。在袁大人督师蓟、辽时已经是崇祯元年（1628年）了，该年崇祯曾作过一次努力拉拢朵颜三十六家，这是崇祯元年九月的事情，但后来失败了。袁大人在次年，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又提出要给喀喇沁部开马市，要用粮食接济朵颜束不的部，这完全是以粮资寇。
崇祯在袁大人上奏要开马市后认为这是以粮资寇，于是连发诏书斥责曰：“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
袁大人抗辩提到蓟门防御但重点却是开马市，袁大人的核心意思是若不开马市“万一夷（喀喇沁）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同时，袁大人还保证他接济的这些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但崇祯驳回袁大人的上疏，崇祯强调：“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可袁大人还是置若罔闻。后来崇祯勉强同意，但告戒袁大人只能以口粮形式接济，不饿死就行了，而且抚赏和剿灭相结合，如果有什么异常直接扑杀掉，而袁大人始终认为他抚赏的蒙古部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均以抚赏和接济。而不幸的是蓟门外的喀刺泌部不仅为皇太极入塞带路，并且为其筹备粮草。
《明史记事本末补遗》中记载了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在宁远的见闻，其中提到朵颜束不的部派出两千人的队伍来宁远买粮食，其中还有四百满人谍哨——“建洲哨在束不的部内计四百余人，不将弓矢”，这不是为后金买粮食还能干什么？这在当时的辽东已经是世人皆知了，陈仁锡提到当时的士绅“宁远武进士王振远、陈国威”等都知道此事，并且要求乘之“卒不及备，可夜掩而杀之”，可此时的袁大人不顾崇祯的斥责，明目张胆的在宁远卖粮食给后金，这是多么恶劣的汉奸行径。谈迁的《国榷》也有如下记载：“朵颜三卫及建虏大饥，三卫夷半入于建虏，束不的求督帅开粜于前屯之南台堡，互市貂参。边臣俱不可，独崇焕许之。盖束不的为建虏积谷，谋犯蓟西，虽有谍报，崇焕不为信。”
综上所述，可以说袁大人是顶着崇祯连续两次驳斥，对所有边臣的反对置若罔闻，还压制要求剿灭为后金采办粮食的谍哨之意见，一意孤行为饥荒中的后金置办粮食，完全不惜一切的以粮资寇，是非常可疑的汉奸行为。
七、断绝东江镇的给养以“配合”后金蚕食明在辽南、辽东的控制区
袁大人申请将东江镇的军饷、粮饷由他来发送，崇祯予以同意，于是袁大人拿到了东江镇的给养，但袁大人非但没有及时拨发给东江镇，反而下令渤海各港口，不得发一舟一船往东江，不得售一米一鱼与东江。与此同时，皇太极发兵猛攻东江镇，到崇祯二年，东江镇在辽南、辽东领土几乎全部丧失，至四月，东江原本在辽东、辽南的数十堡只保有海州、横山、镇江、盖州。
在断绝东江镇的给养以“配合”后金蚕食明在辽南、辽东的控制区后，同年六月，袁大人斩毛帅于双岛。当时一共罗列了十二条罪名，其中最后一条名是：“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这简直颠倒黑白到极点了，就东江镇现占据的堡和岛不说，这个东江镇原本就是毛帅带领两百余个家丁白手起家的，这个“镇”都是从无到有的，怎么能叫“不能复寸土”？袁大人在崇祯二年三月把粮食用来“资寇”、“养敌”，而转过脸来却把整个东江镇饿得“人皆菜色”，在友军遭受攻击之时袁大人采取“观望”态度，可最后居然还以“观望养敌”的罪名污蔑东江镇，袁大人这种“厚”敌人而“薄”友军、颠倒黑白的汉奸行为显得十分的诡异和可疑。
八、擅杀毛帅而为后金解除西征的后顾之忧
早在广宁失陷以前的1621年，正在练兵的游击毛文龙就受王化贞、熊廷弼派遣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当时他仅率家丁、军士二百余人，按照许多网友的说法真比李云龙还不如，可后来毛文龙就是用这个班底在敌后策动了声势浩大、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被后金视作心腹大患，他所创建的东江镇巍然屹立于敌后，成了牵制后金远途作战的一颗钉子，长期制约着后金南侵的步伐。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毛文龙攻克樱桃涡、涡站。
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毛文龙的部队攻克满浦、昌城。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部攻克永宁等堡。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与后金军在凉马佃大战，双方都付出了重大伤亡。
天启三年（1623年）春，后金反攻旅顺毛文龙部被击溃。
天启三年（1623年）毛文龙不断派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致使大批辽民“叛去”，投向明朝。后金的许多贝勒大臣都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毛文龙沿鸭绿江秘密北上，进入长白山区，在高岭、沙松牌大战中大败后金，后金仅军官就有16人被俘。
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毛文龙又于把骨寨、骨皮宏、分水岭三场大战，三战三胜。
天启五年（1625年），海州（辽宁海城）所属张屯的汉人秘密联络明将毛文龙派兵，袭击本屯的满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8页），同时在这一年，镇江、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海州、鞍山、首山、彰义等十余处掀起了反抗后金的武装斗争。
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攻宁远时毛文龙袭击永宁，后金被迫回师。
天启六年（1626年）宁远之战后努儿哈赤于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毛文龙随即进攻鞍山，因后方吃紧努尔哈赤被迫回师。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至四月，后金以空虚沈阳为代价精锐尽出，以重兵对毛文龙的东江镇和朝鲜发动了“丁卯之役”，毛文龙奋起反抗在铁山、瓶山、昌城、鸭绿江取得的“五战而五胜”，但终因袁大人两次抗命、拒绝策应、最终敷衍了事而贻误了抄袭沈阳的战机，致使关宁军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未能有效策应朝鲜和东江镇，导致朝鲜和后金结为“兄弟之盟”，毛帅被朝鲜驱逐而退守皮岛。
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皇太极攻“宁、锦”时毛文龙袭击昌城、辽阳，迫使了后金再次回师。袁大人在“宁锦大战”以后还特为毛帅请功：“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八，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言。）
毛文龙象一颗钉子死死的牵制住后金的尾巴，致使其不能远距离、长时间的在外作战，后金数次想根除毛文龙都没有成功，但他却死在了袁大人的手里，让后金能远征林丹汗以及绕道千里长期袭扰关内。以前，每次后金主力出动毛文龙都会率领东江镇乘势出击捣其后方，一旦没有了东江镇这个牵制，后金则可长途奔袭，进行远距离长期的在外作战。所以，皇太极在毛帅于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五日于双岛被杀的七天以后，即可宣布“整旅西征”，并且让蓟门外的蒙古部落马上赶造船只，准备用其在老哈河转运粮食随大军沿河入塞，这个部署在六月之前还没有，而这即是将入塞的地点确定为蓟门的标志。
袁大人先削弱蓟镇的兵力，把重兵放在锦州使关内兵力空虚，再开马市为后金南侵准备好粮草，最后杀了毛帅毁了东江镇解决了后金的后顾之忧，这一系列举措亲手促成了后金首次从蓟门入塞，将他自己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彻底的变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马其诺防线”。而后金不仅于崇祯二年（1629年）绕道蒙古入塞，而后还有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四次绕道蒙古入塞，而这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毛帅被戮、东江瓦解，这种自毁长城的汉奸行为非常值得怀疑。
十、蓟西防御战中不可思议的失败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由遵化附近入塞。次日，山海关得警赵率教驰援遵化，但由于袁大人对皇太极的举动丝毫没有准备，且有故意防空蓟门之嫌，所以山海关的兵力并不多，赵率教只带领了三五千人赶赴遵化。
十一月初二至袁大人才从宁远赶到前屯营，得报后金已经在围攻遵化了。十一月初四，袁大人率兵到山海关，此时赵率教战死于三屯营。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率军入蓟，并以周文郁为掌旗官，周文郁曾是孙承宗身边的人，他以第一人称“余”所写《辽西入卫纪事》是描述“己巳之变”的一篇纪实，其中有许多第一手资料，通过里面的记录能印证一些关键问题。十一月初六，袁大人到了永平，此时遵化已于十一月初三陷落，由袁大人之“汰兵方略”裁撤下来的汰兵打开城门，巡抚王元雅死。袁大人于榛子镇接到崇祯圣旨，得调度指挥各镇援兵之权，这个情节也很重要，为蓟辽总督刘策洗清了不小的冤情，因为后来的解读多说刘策不会用兵，才导致蓟西失守且还冤枉了袁大人……
十一月初九，袁大人到了蓟州顺天府。十一月初十，袁大人上疏崇祯，曰：“入蓟州稍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拨哨，力为奋截，必不令敌越蓟西”。（《明实录》十一月丙申）其中这个“必不令敌越蓟西”是袁大人继“五年平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后又一经典……
袁大人上疏后便开始部署蓟州防御。此时，蓟辽总督刘策和各路兵马汇集蓟州。蓟辽总督刘策驻地是在密云，昌平总兵尤世威原来是驻守昌平的，十一月初九，刘策率军援守蓟州，尤世威而防通州蓟州两地之间。但袁大人却将兵力分散布防于蓟西各地，他令刘策回守密云，命尤世威回防昌平，许多史料都记载了袁大人这个部署：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其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怀宗实录》
“保定总督刘策兵亦至，令还守密云。”崇祯二年十一月已丑《崇祯实录》
“令刘策着还镇，调度诸将，分信防守密云。”《崇祯长编》
朝野对袁崇焕战守布置非议甚多，孙承宗更指出集中兵力紧守蓟州三河一线为要务，否则敌人越蓟州三河则可直扑北京。事实证明，由于保定兵和昌平兵的远去，蓟州防备兵力严重不足，连起码的侦防也做不到，结果皇太极轻易越过蓟州直趋北京，袁大人直到十一月初十四才发觉方提兵追赶，被朝庭寄与厚望的蓟西防线竟不经一战便完全失效。
袁大人的掌旗官周文郁所写的《辽西入卫纪事》中提到了此事：
“十三日，侵晨，报奴全军过石门驿，公令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件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复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十四日，乃探奴大队潜越蓟西矣，公即督辽将士西追……”
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防御战是袁大人豪言壮语下开打的，而地形又对袁大人有利。蓟州，古属幽燕，亦称渔阳，历史悠久，上溯周商：燕山北靠，渤海南望，地“扼东北入京之要冲，控中原与坝上之险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畿东锁钥”之称。蓟县西有盘山、南有湖泊、东北方向有九龙山和八仙山，因为这么多天堑中留出的通道如同一道往来必经的门户而故称蓟门，自古设置兵镇和关城，是北京东北的要冲。可袁大人在这个地方都没有堵住后金军，而且是不战就任其越过，自己第二天才发现，那可真叫“无能”啊，难怪后金鞑子喜欢这样的“英雄”了……
袁大人自己保证“必不令敌越蓟西”而又分散明朝已经聚集的兵力，导致后金军不战而“潜越蓟西”，浪费了这么一个决好的堵截机会，让后金军顺利的直扑北京而去，这确实十分值得怀疑。
总结：
在了解了袁大人如此众多的疑似汉奸的作为以后，我们不禁要怀疑，袁大人到底居心何在？若袁大人是汉奸那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若袁大人不是汉奸，那他在怀揣一颗“忠君报国”的“赤子之心”时还干下了这么多汉奸勾当，那他可真算得上是天字第一号的蠢材，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
但在事实面前，虽然我们有理由怀疑袁大人有可能是汉奸，虽然他要愚蠢到几乎不可能的地步简直匪夷所思，但经过客观冷静的分析他应该不是汉奸，而确实是一个难得的蠢材。
在刚才我们分析大汉奸刘爱塔的时候，他在那封被错归为毛帅与后金通书的信函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一语证明了袁大人不是汉奸，否则何苦用奸细去诬告毛帅？所以，在客观冷静的思考以后，应该得出袁大人只不过是一蠢材而已，并非汉奸的结论。
这个虚构的“冤案”就是要说明朝是个“黑暗腐朽”的王朝，所以才出了“冤枉”袁大人的“冤案”，满清御用文人为此还不惜捏造“反间计”来显示真有“冤情”，而实际上袁大人的每一条罪名都是真切成立的。袁大人被凌迟的罪名在《崇祯长编》里记载得很详细：“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其中把袁大人出关以后为后金张罗的一切都包括进去了，但就是没有“通敌”、“谋叛”等字样，丝毫没有提及那个虚构的“反间计”足以说明那个“反间计”是满清御用文人胡诌的。
明朝是一个胸襟开阔的帝国，有着远大的志向和惊人的成就，是中华文明的正朔，所以才有那么多满清御用文人用各种卑劣的手段予以诋毁，以达他们标榜满清才是天命所归的目的。
虽然袁大人不是汉奸，但他那子虚乌有的“冤案”和“光环”却是别有用心之人用来诋毁中华文明正朔的一块砖头，挺袁的人，想想你们到底是在干什么？把这样一个满清御用文人用伪史和谎言装点出来的人作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来推崇实质上是对整个民族的亵渎和挑衅~！

崇祯二年末至崇祯三年初，这期间明朝有没有发生过比较重大的兵事

你看看这个，这个比较全，大战小战都有。
崇祯二年（1629年）：
陕西起义军攻三水
起义首领王二、王大梁虽先后牺牲，但继起者日众。崇祯二年（1629）闰四月初八日，起义军七千余人攻三水，游击高从龙败死。官兵被伤者二千余人。
后金兵入关
崇祯二年（1629）十月二十七日，后金兵分三路，一路攻打入大安口，参将周镇死亡；一路攻入龙井关，一路攻打洪山口，明参将张安德等败逃，张万春降。蓟州被围，十一月，京师戒亾严。
遵化之役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后金皇太极亲自督军攻入龙井关，以蒙古喀尔沁台吉布尔噶图为向导，攻克洪山口。别将攻克大安口，会于遵化。本月初四日，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入援，于遵化战死，全军覆没。巡抚王元雅、保定推官李献明、永平推官何天球、遵化知县徐泽、前任知县武起潜等，据城拒守，城破皆死。
山西援兵溃于良乡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宣大总督及宣府、保定、河南、山东、山西巡抚，闻京城戒亾严，都奏请率师入卫。山西巡抚耿如杞与总兵张鸿功也率五千人赴援。军队曾有令曰：“卒至之明日，汛地既定而后给饷。”山西援兵既至，今日令守通州，明日调昌平，后日又调良乡。驻地累更，三日没有给军饷，军队乃发生哗变。事发后，耿如杞、张鸿功被捕入狱。时四方援兵先后集，以缺饷故，多肆剽掠。
蓟州兵变
崇祯二年（1629）三月十八日兵科给事中宋鸣梧疏陈：从来遵化台军营兵、南兵每月一两五钱，北军每月米一石止折银一两，其新设营兵皆折色一两五钱，本色米五斗，有马家丁每月二两三钱五分，无马家丁亦一两一钱，犒赏丰腆，北兵已叹不平，后欠饷日多，诸兵绝望，始离信索饷，各营闻风倡煽。于是东游兵，榆木岭、白羊峪援兵营于二月初三日、初八日集于遵化西门外，伐木立寨，服蟒竖旗，大书“赤心报国，饥军设粮”八字，民起而殴，军起而怒，要索全饷，思得潘中军而甘心焉。至三月二十二日，有司抚定之。次日，巡抚顺天右都御史王应豸以牟饷激变被逮，论死。
朱燮元平水西
崇祯元年（1628）六月，崇祯帝起用朱燮元，复其故官，兼抚贵州。朱燮元征发云南兵攻下乌撤；四川兵出永宁，攻下毕节；自率兵驻陆广。水西兵安邦彦与奢崇明来攻，燮元令贵州总兵许成名率兵佯退诱敌，另派兵三路捣其老巢，四川总兵候良柱，副使刘可训与敌战于永宁，后与成名合击，大破水西兵。崇祯二年八月初十日，斩邦彦，崇明，俘敌数千人。后来燮元又迫降安位，水西、永宁皆平。
崇祯三年（1630年）：
后金陷永平
后金兵自通州东行，攻克香河，进逼永平。崇祯三年（1630）正月初四日，黎明，城破，副使郑国昌自缢于城上。知府张凤奇等皆死。接着陷滦州，知州杨濂自刎，太仆寺卿冯运泰先遁。再攻抚宁，参将黄维正力守，四日不克。转攻昌黎，还永平。
明军袭击遵化
崇祯三年（1630）一月初九日，后金兵攻下滦州后，分兵自抚宁向山海，离关三十里列三营。山海北路副总兵官惟贤与参将陈维翰设两营拒敌。后惟贤奉马世龙命，率陈维翰及游击张奇化等往袭遵化。城中兵出击，惟贤军先锋死战，后队乘势进攻，城上矢石如雨。惟贤、张奇化皆战死，士卒死伤三百余人。
农民起义军攻入山西
山西自河曲至蒲津一千五百里，皆与陕西为邻，河最狭。崇祯三年（1630）三月二十八日，陕西起义军由神木渡河，进入山西，攻襄陵、吉州、太平、曲沃。从此起义烽火燃遍山、陕。
王子顺转战陕晋
崇祯三年（1630）正月初，陕西农民起义军王子顺、苗美拥三四千之众，南下围韩城。十五日，总督杨鹤等，解韩城之围，王子顺受抚。四月，清涧庠生李攀龙杀苗美于贺家湾。王子顺复起，于四月二十八日由神木过河，攻陷蒲州，分兵二路，东攻赵城、洪洞、汾、霍；西攻石楼、永和等，号横天一字王。
金日观守马兰城
崇祯三年（1630）一月二十二日，后金乘胜进攻马兰城。时副总兵金日观驻守马兰。金日观坚守马兰城，亲燃大炮。头目手足皆被烧，而意气犹盛。后马世龙令参将王世选等赴救，后金兵退。寻，又以二千骑来攻马兰，金日观与王世选等死守不下。
孙承宗收复京东四城
崇祯三年（1630）五月初四日，督师孙承宗督师，檄总兵马世龙屯丰润待合击；檄总兵朱梅以游击靳国臣取迁安；檄协将王维城等趋滦州合攻，以牵制迁安南援；檄中军何可纲等分双望各山，牵永平之敌；义军游刘法，守备刘启职合三万人屯滦州之莲泊，为声援，兼向导。孙承宗进驻抚宁，祖大寿亦来会合。于是收复滦州、迁安、永平、遵化四成，各堡十二。并获后金知府张养初、都御史马思恭、兵道贾维钥、知州杨熠、都督李际春、守备吕及第等多人。后金侵掠受阻，遂收道冷口东归。
洪承畴击陕西义军
崇祯三年（1630）六月初五日，农民起义军王嘉允攻下府谷，延绥巡抚洪承畴及文焕闻之，驰兵救府谷，击败王嘉允。王嘉允夺路逃到黄甫川，洪承畴复追败之。后还军，于清涧击败张献忠军。其时，农民起义军王左挂欲据绥德起事，洪承畴与巡按李应期又击杀王左挂。

崇祯是背锅，明朝最后崩溃，他难辞其咎吗

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自古以来有许多传说。

关于崇祯究竟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还是一个力图奋起的人，一直众说纷纭。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也是一个精彩的时代。

我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分析梳理，引人思索。

魏忠贤是一定要处理的。

魏忠贤死后，为了扩大战果彰显自己的圣明，肆意扩大魏党的名单做成逆案大案，造成政局动荡则不可取。比如内阁：朱由检执意要将这几个全部一刀切掉。换上来都是起至废籍的六个新内阁，以及中旨任命的首辅。

我们只知道崇祯皇帝换内阁频繁，但是换别的官更频繁。

他上任以来这几个月，六部尚书换了五个部，其中兵部尚书换了四个人，一共八个尚书。

到崇祯元年这一年的上半年，六个部的尚书又全再换过一次。到再元年年底，六部里的尚书又换了四个部。崇祯二年，再换掉了四个尚书。

朱由检为定逆案以显摆自己的功绩，对官员进行大量换血，迅速导致朝廷政局不稳。

这些新上来的高层根本站不称脚根，崇祯二年就马上要进行二次内阁推选，并且以温体仁的捣乱，最后以失败告终。

这一次又一次的人员大换选，不仅使得明朝的后备人才极速消耗，同时也加大朝廷暗流汹涌，攻伐更甚。

一、是西南对奢安的民族战争又过于操切。

尽管崇祯二年，西南已经上报基本平定，实际上并没有彻底。

由于崇祯三年以后征调西南的作战部队，结果西南局势再度恶化。

一直拖到崇祯七年才平定。再之后，崇祯十四年，又暴发了沙普之乱。

2.东南海盗郑芝龙求召安，明朝廷对海权毫无任何意识

明朝的整体军事完全得不到改变，兵部一厢情愿的驿递改革，致使腐化的军队更加脱离控制。

已经完全败乱的军屯制也完全没有进行整顿。

十几年以后孙传庭后来在西南局部进行整治，且极有成效。

当然，坚持的时间很短，那是后话了。

发生了已巳之变，暴露了其完全不堪作战的问题。

崇祯元年、二年间，刚刚发生西北农民起义，其实还不是大患。

关键的问题在于处理得当，不能急于求成。

朝廷派出的是一个完全不知兵的杨鹤。派了杨鹤也没关系，杨鹤至少还“清慎自持”，在前线表现的还不错，有剿有抚，剿抚并用，农民起义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这个时候朝廷又开始操之过急，不会指挥乱指挥，不懂军事的官员乱出主意，弄得剿也不是，抚也不是。

崇祯三年开始，从南京、浙江开始的一些地方纷纷恢复原有的避税苗头，各种投机倒把。之后经历了已巳之变，各地士绅又借此脱逃税赋，税收变更加困难。崇祯三年，蓟辽的费用大增。

崇祯皇帝接手的，本来就是一个重病的王朝。

需要一个类似秦皇汉武式的英主出现，或者象商鞅张居正式的名臣，或可挽回明朝不亡。

最不济，有这样的人才出现，也能扭转明朝走向灭亡。

关于袁崇焕

生平简介
　　袁崇焕（1584年6月6日－1630年9月22日），字元素（《明史本传》），一说字自如（《黄尊素说略》），汉族。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二十八日。 　　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广西布政使司梧州府藤县北门街。（一说袁崇焕出生于广东东莞，年十四随祖袁世祥，父袁子鹏迁至广西藤县）。
袁督师祖崇焕公相
　　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初六日，后金皇太极，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没有议和诚意为藉口，亲率数万军队，谒堂子，出沈阳，举兵向西，进攻宁（远）锦（州）。 　　十一日，后金军至锦州，距城一里，四面扎营布兵，将锦州城包围。时明太监纪用、总兵赵率教驻锦州，负责筑城、守城。当后金兵将至时，左辅等人，撤入锦州，凭城固守。皇太极得报后，传令攻城。后金兵攻城数日，伤亡惨重，别无所获。　 　　十六日，明辽东巡抚袁崇焕派人送给纪用、赵率教的书信被后金兵截获，内称“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关，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各处蒙古兵，已至台楼山”云云。皇太极信以为真，即收缩围锦兵力，聚集于城西，以防明援师。 　　至二十六日，后金军已围城15日不克，人马疲惫士气低落。 　　二十七日，后金军分兵为两部：一部继续留驻锦州，在锦州城外凿三道濠，加以包围；另一部由皇太极率领官兵数万，往攻宁远。　 　　辽东巡抚袁崇焕提出：“坚壁固垒，避锐击惰，相机堵剿。”总督蓟辽、兵部尚书阎鸣泰题奏：“今天下以榆关为安危，榆关以宁远为安危，宁远又依抚臣为安危，抚臣必不可离宁远一步。而解围之役，宜专责成大帅。”此奏，得旨：“宁抚还在镇，居中调度，以为后劲。”朝廷为确保宁远，不允许袁崇焕亲自率领援兵，前往救援；而令满桂、尤世禄、祖大寿等率军一万，驰援锦州。 　　二十八日，辽军与后金军在宁远城，展开激烈的攻守战。袁崇焕列重兵，阵城外，背依城墙，迎击强敌。皇太极欲驰进掩击，贝勒阿济格也欲进战；大贝勒代善、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皆以距城近不可攻，劝上勿进，甚力”。天聪汗皇太极对于三位大贝勒的谏止，怒道： 　　“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 　　明辽军与后金军两支骑兵，在宁远城外展开激战，矢镞纷飞，马颈相交。明总兵满桂身中数箭，坐骑被创，尤世威的坐骑也被射伤；后金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及瓦克达俱受伤。两军士卒，各有死伤。 　　明军骑兵战于城下，炮兵则战于城上。袁崇焕亲临城堞指挥，“凭堞大呼”，激励将士，齐力攻打。参将彭簪古以红夷大炮击碎八旗军营大帐房一座，其他大炮则将“东山坡上奴贼大营打开”，后金军伤亡重大。明太监监军刘应坤奏报称：“打死贼夷，约有数千，尸横满地”。后金贝勒济尔哈朗、大贝勒代善第三子萨哈廉和第四子瓦克达俱受重伤，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蒙古正白旗牛录额真博博图等也战死。后金军死伤甚多，尸填濠堑。 　　二十九日，后金天聪汗皇太极率军撤离宁远，退向锦州。 　　辽东巡抚袁崇焕欣喜地奏道： 　　“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拚命，不知有夷之凶狠骠悍。职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此贼，一战挫之，满镇之力居多。” 　　皇太极攻宁远不克，又转攻锦州。 　　先是二十八日，当后金兵在宁远城下激战之时，锦州的明兵趁后金军主力西进、势单力弱之机，突然大开城门，蜂拥冲杀出来，攻向后金大营，予敌一定杀伤。稍获初胜之后，迅即撤退回城。后锦州战报送到皇太极手里，他感到宁、锦前后、腹背受敌，不得不迅速从宁远撤军。 　　六月初三日，皇太极向锦州城发起进攻。　 　　初四日，皇太极攻城不下，遂命撤军回营。明总兵赵率教疏报：此役后金兵伤亡“不下二三千”。明镇守太监纪用奏报：“初四日，奴贼数万，蜂拥以战。我兵用火炮、火罐与矢石，打死奴贼数千，中伤数千，败回贼营，大放悲声。” 　　初五日，凌晨，天聪汗皇太极从锦州撤军。 　　初六日，辽东巡抚袁崇焕上《锦州报捷疏》言： 　　“……孰知皇上中兴之伟烈，师出以律，厂臣帷幄嘉谟，诸臣人人敢死。大小数十战，解围而去。诚数十年未有之武功也！” 　　宁锦之战，后金军攻城，明辽军坚守，凡二十五日，宁远与锦州，以全城而结局。明人谓之“宁锦大捷”，载入中国战争史册。
平台应对
　　熹宗崩，崇祯即位，魏忠贤被诛。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 崇祯任命袁崇焕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入都，十四日崇祯帝召见平台。袁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时间恢复辽东，并疏陈方略，皇帝大喜，袁崇焕复奏掣肘，袁崇焕奏曰“以臣之力治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嫉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岂臣谋”。（《崇祯纪事》）二十四日崇祯赐崇焕尚方宝剑，便宜行事。袁崇焕疏谢并陈方略,崇祯赠蟒玉银币,崇焕辞莽玉不受。
计斩岛帅
　　袁崇焕于崇祯二年（1629）五月二十五日自北汛口开洋出海，经大王山风中岛松木岛小黑山大黑山猪岛蛇岛虾蟆岛，二十八日泊双岛。二十九日，崇焕登岛岭，谒龙王庙。当晚，毛文龙至。 　　六月初四，袁崇焕颁东江三千五百七十五员名赏，军官每员自三两至五两，士兵每名一钱。并将饷银十万两发于东江。袁崇焕传徐旗鼓王副将谢叁将商谈。随后要命令毛文龙，今后旅顺以东公文用毛文龙印，以西用袁崇焕印。又命令制定东江营制，同时命令准备收复镇江旅顺。毛文龙均不同意。 　　六月初五，袁崇焕传东江各兵登岸，较射给赏。毛文龙问“袁崇焕何日行?”。袁崇焕云：“宁远重地，来日行。今邀贵镇岛山盘桓，观兵角射。”又说：“来日不能踵拜，国家海外重寄，合受余一拜。”交拜毕，登岛山。谢叁将暗传合营兵，四面密布，将文龙于随行官百余员，绕围内，兵丁截营外。袁崇焕询问毛文龙随行各官姓名，俱曰姓毛。毛文龙曰：“俱是敞户小孙。”袁崇焕曰：“岂有俱姓毛之理?似尔等如此好汉，人人可用。我宁前官兵，俸粮多于尔等，倘然不能深(饱)暖。尔等海外劳苦，每月领米一斛，且家人分食此米，言之可为痛心。尔等亦受我一拜，为国家出力，此后不愁无饷。”各官垂泣叩首。 　　随后对文龙说：“余节制四镇，严海禁者，恐天津莱登 ，受心腹之患。今设东江饷部，钱粮由宁远运来，亦无不便。昨与贵镇相商，必欲取道登莱，又议移镇，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并设道厅，稽兵马钱粮，俱不见允。岂国家费许多钱粮，终置无用?余披沥肝胆，讲至三日。望尔回头是岸，谁知尔狠子野心，欺诳到底，目中无我犹可，圣夫子英武天纵，国法岂能相容?”说完，向西请命，缚毛文龙，去冠裳。毛文龙尚倔强，不肯就擒。袁崇焕又说：“尔疑我为书生，不知我乃朝廷一员大将。“随即颁布毛文龙十二条罪名,并对东江各官说：“毛文龙如此罪恶，尔等以为应杀不应杀?若我屈杀文龙，尔等就来杀我”。来官俱相对失色，叩首哀告。毛文龙语塞，叩首乞生。袁崇焕说：“尔不知国法久了，若不杀尔。东江一块土，以非皇上有也。”请尚方剑，合水营都司赵不歧，何麟图监斩，令旗牌官张国柄执尚方剑斩毛文龙首级于帐前。又令将毛文龙首级，备好棺木安葬。围外兵丁汹汹，见袁崇焕兵严整，不敢犯。 　　崇焕又谕东江各官云：“今日斩文龙一人，以安海外兵民，乃杀人安人，尔等照旧供职，复原姓，为国报効，罪不及尔。”后分东江兵二万八千为四协,用文龙子承祚管一协，用旗鼓徐敷奏管一协。其余二协，东江各官举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二员分管。将带来饷银十万，分给各岛官民,令冯旗鼓，往旅顺宣抚。又令将毛文龙将剑，东江事权，让陈继盛代管。谕毕,离岛登舟,发牌晓谕，安抚各岛军民。檄承祚偿所欠各商银两,差官查岛中寃狱，并抢来各商船只。俱即发商人洪秀等。 　　六月初六，备祭礼，到文龙棺前拜祭。云“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我辈私情”。遂下泪，各将官俱下泪戚叹。 　　六月初九，往旅顺，官军迎，宣谶毕，扬帆以归。(《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 　　崇祯虽然不满袁崇焕先斩后奏杀死毛文龙，但由于毛文龙曾经两次带兵到山东抢掠钱粮，狂言“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劣迹斑斑，又在给皇太极的书信中说：“汗凡有旨来，我皆领受，无不遵行”，“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尔牵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已经有投敌的趋势，崇祯自己也对毛文龙早有不满，认为毛文龙“通夷有迹”，故而对毛文龙之死甚喜，对袁督师斩毛文龙嘉谕倍至。 　　据《明季北略》记载：“辽民苦虐于北，时欲窜归中朝，归路甚艰，百计疾走，数日方抵关，文龙必掩杀之，以充虏报功，是其大恶。又骄恣，所上事多浮举，索饷又过多，朝论多疑而厌之，以方握重兵，又居海岛中，莫能难也。崇焕初斩文龙，上甚喜，嘉谕倍至。” 　　明末时事小说《镇海春秋》则把袁崇焕杀毛文龙说成是袁崇焕与后金议和的条件之一，并被当时的一些史书传抄，但在袁崇焕与后金往来的书信中并没有与此相关的内容。 　　史学大家孟森认为： 　　“毛文龙东江之兵，始以朝廷无的饷而借口通商，以违禁物与敌为市，敌乃大得其助，而崇焕治兵，请管东江之饷，而文龙拒之，以与敌通市为利，又不欲以领饷而暴露其兵额也。崇焕斩文龙，编制其兵，核实其饷，东江正可有为，乃身即被戮，毛兵亦无所依赖，自相屠杀，相率降清。论者又以此为崇焕之罪，不以为杀崇焕者之罪，至今尚纠纷不已，是用揭之。” 　　（孟森《明史讲义》） 　　著名历史学家李光涛曾经痛骂给毛文龙翻案的清朝遗民、伪满洲国大汉奸罗振玉： 　　“癸酉，即民国二十二年，罗氏因从来不用中华民国纪年，所以只书癸酉。九一八事变’日寇成立伪组织，罗氏尝为首任十大臣之一，以其衰老之年，犹为此无耻之事，其以毛文龙之“通敌叛国”为伟功，以叛徒孔耿等之屠杀同胞篇佐命之勋，亦无足异矣。毛文龙通敌原书，载明清史料，姑勿论罗氏曾否见之，即如金梁之满洲老档，云己毛文龙私通之事，亦大胳可见，此书出版较早，罗氏当亲见之，彼又尝手编坐史料丛刊，其中亦截有毛文龙种种罪恶，彼皆不肯征信，独信此至东江遗书一书，且又摭拾由来一贯之浮言，妄毛文龙有功之状，其为“贼贼相护”有意淆乱是非之心理显然可知矣。” 　　（李光涛论罗振玉刊《东江遗事》）
己巳之变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发生“己巳之变”，皇太极率数万清兵绕道蒙古，以避开忠于明朝的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的防区。10月27日突破大安口，至11月初连陷遵化、三屯营，巡抚王元雅、总兵朱彦国自尽。京师震动而戒严，同时诏令各路兵马勤王关。蓟辽督师袁崇焕对后金此举，已有所料。为此，袁崇焕曾正式向崇祯皇帝上疏，说：“若顺天等处，则听督抚为政，臣不敢越俎而议者也。”（崇祯二年五月十六日到吏部事兵部呈于兵科抄出之《钦命出镇行边督师蓟辽等处兵部尚书臣袁崇焕谨题为乞汰冗官以纾国用等事》）说得很清楚，蓟门比较薄弱，应当设重兵把守。不仅如此，袁崇焕又上了一道奏疏，说：“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因为宁锦防线坚固，皇太极打不破，就会以蒙古为向导，突破长城，来威胁北京。 　　“九月己丑，袁崇焕以清兵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虗警耳。遣其众归，师果不出。”（《崇祯实录》卷二） 　　“崇焕随奏：『臣守宁远，寇被臣创，决不敢侵犯臣界。只有遵化一路守戍单弱，宜於彼处设一团练总兵』。遂以王威为请。兵部以王威新奉部劾，不肯即予，留难移时。”（石匮书后集） 　　盖崇焕自任复辽，殚精拮据；甫及期年，锦宁一带，壁垒改观。正拟器械马匹，稍有头绪，决计渡河，惟虑蓟门单弱，请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白冤疏） 　　但是，袁崇焕的两次上疏，都没有引起崇祯皇帝的足够重视，派出的援军也被遣回。不幸的后果被袁崇焕言中了。 　　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二十六日，八旗军东、西两路，分别进攻长城关隘龙井关、大安口等。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后金军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顺利突破长城，于三十日，兵临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师东北方向，距离京师300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师戒严。 　　虽然按照朝廷分工，袁崇焕主要分管山海关外防务，蓟辽总督刘策分管关内防务。但是，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是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 　　先是，十月二十九日，袁崇焕从宁远往山海关，途经中后所，得报后金军已破大安口。袁崇焕做出以下军事防御部署： 　　其一，严守山海关。因为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已经调到关内，宁远总兵祖大寿也带精锐随袁崇焕入关，所以袁崇焕命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防止后金乘机夺关。 　　其二，严守京师要道。袁崇焕命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 　　其三，严守京畿地区。在靠近京师东北方向的蓟州、三河、密云、顺义严密布防，防止后金从东北路入京。袁崇焕命保定总兵曹鸣雷等驻蓟州遏敌，自率大军，以总兵祖大寿作先锋，驻蓟州居中调度策应。命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保定总兵刘策守密云。 　　袁崇焕一面进行总体部署，一面阻截后金军南进，其措施是： 　　第一，遵化阻截。因为皇太极的军队突破了龙井关和大安口，直接指向遵化，遵化是京东的重镇，袁崇焕想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这里，他急令平辽总兵赵率教率四千兵马，驰救遵化。他率部急驰三昼夜，行350里，到达遵化以东的三屯营。但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让入城，赵率教只好纵马向西，驰向遵化。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率援军至遵化城外，与后金贝勒阿济格等所部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相遇，误入埋伏，中箭坠马，力战而亡，全军覆没。赵率教战死，是明军的重大损失，袁崇焕失去了最得力的大将，失去了救援京师的最佳时机。 　　当日，后金军进攻遵化城。后金先劝降，遭到拒绝。后四面攻城，明巡抚王元雅凭城固守，顽强抵抗。第二天，遵化“内应纵火”，遵化城陷落。巡抚王元雅走入衙署，自缢而死。城中官兵人民，反抗者皆被屠杀。接着，后金军进攻遵化东面的三屯营，副总兵朱来同等潜逃，总兵朱国彦把逃跑将领的姓名在大街上张榜公布，然后偕妻张氏上吊自尽。初七日，后金军破三屯营。明朝丧失了将后金军堵在遵化的机会。 　　遵化失陷，驰报明廷，人心大震，朝野惊恐。时“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崇祯长编》卷二八）。皇太极命留兵八百守遵化，亲统后金军接着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这时，袁崇焕亲自带领九千兵马，急转南进，实施其第二步想法：就是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蓟州。 　　第二，蓟州阻截。袁崇焕于十一月初五日，督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等率领骑兵，亲自疾驰入关，保卫北京。至此，袁崇焕在关外的三员大将——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全部带到关内，可见袁崇焕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誓死保卫京师。初十日，袁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140里。袁军在蓟州阻截，“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崇祯长编》卷二八）。皇太极曾两次败在袁崇焕手下，这次就没有同袁崇焕军队硬碰，而是从东北方向通过顺义往通州进发。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又落空了。 　　第三，通州阻截。通州离北京只有40里，袁崇焕紧急率领军队往通州进发，力图把皇太极军队拦截在通州。十二月初一日，袁崇焕的军队到达河西务。河西务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大约离北京120里。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接近通州，他揣测到了袁崇焕的军事意图，不打算在通州跟袁崇焕决战，而是取道顺义、三河绕过通州，直奔北京。这样，袁崇焕在通州拦截的军事意图又落空了。 　　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袁崇焕这时的战略目标是将后金挡在京师以外，并部署军队依托城池来防守抵御。因为袁崇焕与后金征战多年，深知后金骑兵野战的优势，明军唯有依城作战，才能取胜。赵率教的四千骑兵在平原野战，全军覆没，就是明证。 　　虽然袁崇焕决意要“背捍神京，面拒敌众”，堵塞八旗军入京师之路。但是，袁崇焕设计的三个阻截都没有成功，这样战线就推到了北京。 　　袁崇焕在河西务举行军事会议，议商进取。会上，副总兵周文郁提出：“大兵宜趋敌，不宜入都。且敌在通州，我屯张家湾，相距十五里，就食河西务，敌易则战，敌坚则乘，此全策也。”（《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就是说，未奉明旨，不宜入京！袁崇焕说：“周君言是。弟恐逆奴狡诈异常，又如蓟州，显持阴遁，不与我战。倘径通都城，则从未遇敌之人心，一旦动摇，其关系又不忍言”。“君父有急，何遑（闲暇）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河西务会议之后，袁崇焕率领九千关宁铁骑，日夜兼驰，行120里，由间道急奔，抢在皇太极之前，于十九日抵达北京外城广渠门外。其实，袁崇焕统兵入蓟时，明朝官员中就传说他有引导后金兵进京之嫌，故崇祯帝下令袁崇焕不得越蓟州一步，而他竟然毫无察觉。现在他又擅自率部进京。所以，从他抵达京师的那一刻起，袁崇焕实际上已经身陷腹背受敌的局面，只是他还不很清楚，或者根本顾不得关注自己。 　　同时，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兵，也来到北京城德胜门外扎营。 　　第二天，即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明朝北京保卫战即将开始。 　　袁崇焕率领关宁九千骑兵，于十一月十九日，赶在皇太极之前驰抵京师城下。第二天，保卫京师的战斗就打响了。 　　京门初战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城外明军，主要是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的勤王部队，另外参加战斗的还有城上的卫戍部队。 　　德胜门之战：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亲率大贝勒代善和贝勒济尔哈朗、岳讬、杜度、萨哈廉等，统领满洲右翼四旗，以及右翼蒙古兵，向满桂和侯世禄的部队发起猛攻。后金军先发炮轰击。发炮毕，蒙古兵及正红旗护军从西面突击，正黄旗护军从旁冲杀。后金两军冲入，边杀边进，拚搏厮斗，追至城下。城上明军，奋勇弯弓，又发火炮，轰击敌军。不久，侯世禄兵溃，满桂率军独前搏战。城上明兵，发炮配合，但误伤满桂官兵，死伤惨重。满桂身上多处负伤，带败兵一百多人在城外关帝庙中休整。第二天，守军打开德胜门的瓮城，供满桂的残兵休养。就在德胜门之战的同一天，广渠门也发生激战。 　　广渠门之战当天，莽古尔泰率满洲左翼四旗及蒙古兵二千往击袁崇焕军，此时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率九千关宁铁骑屯沙窝门外。这场广渠门大战，九千关宁铁骑血战数万八旗军及蒙古兵，自巳（巳正10时）至酉（酉正18时），炮鸣矢发，激战8小时，转战10余里。战斗中，一敌军抡刀砍袁崇焕，适傍有材官袁升高以刀架隔，刃相对而折。莽古尔泰箭如雨下，袁崇焕身中数箭，两肋如猬，赖有重甲不透。由于袁崇焕身先士卒，拼死力战，关宁铁骑倍奋砍杀，莽古尔泰军被击败。袁崇焕部将游击刘应国，罗景荣，千总窦浚等，直追敌军至运河边。敌军忙迫拥渡，冰陷，淹没者无数。此一战，关宁铁骑杀敌千计，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 关宁兵亦伤亡数百。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 “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十一月二十日，袁崇焕又用乡导任守忠策，以五百火炮手，潜往海子，距皇太极军营里许，四面攻打，皇太极军大乱，随移营出海子。
粜米蒙冤
　　明朝遗民谈迁的史学巨著《国榷》记载： 　　「辛末，召象乾及廷臣於平台问。象乾方畧对曰：『插汉虎墩兔憨与顺义王卜石兔哈喇慎、白黄台吉俱元小王子之後。卜哈俱插汉分部，岁贡。自黄台吉与插汉閧，插汉不贡。隆庆庚午，俺荅受封开市，卜哈部夷屡掠之。去岁卜石兔西走，哈喇慎俱被攎，白台吉仅身免，东投於建奴。其弟跌各兔等不欲也，白台吉媿死，哈部今其人无几。朵颜三十六家此日亦当联络，与哈喇慎可得三万人。诸部惟永邵卜最强，约三十余万人，若合卜石兔之兵可御插汉。』 　　帝曰：『插汉意不受抚，何？』对曰：『当从容笼络。』帝曰：『如不欵，何？』象乾密奏语不尽闻。帝善之，命往与袁崇焕共计。象乾请发抚赏银五万两。」 　　此事《崇祯长编》卷之十三元年九月亦有载，不过把「建奴」忌讳作「清」而已。由此可见朵颜是明廷笼络的对象。 　　而袁崇焕被指资敌的对象，就是上述的朵颜部。故市米资盗并不能成袁崇焕的罪名。而且袁崇焕后来卖米也是崇祯帝许可的：“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 　　《国榷》卷八十九又有记载：“初，广宁塞外有炒化、暖兔，贵英诸虏。蓟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守门诸夷。所云西虏也。皆受我赏。建虏虽强，其势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谓通建虏，并革其赏。诸夷已閧然。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且罪阑出者。于是东边诸胡群起飚去，乃尽折入建虏，不受汉索也。” 　　可见谈迁认为崇祯在蒙古人饥荒时不知乘机拉拢，才是蒙古人投向后金引其入寇的主因。
磔刑处死
　　明思宗（1610—1644）在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囚禁审讯半年后，在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明思宗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罪名于三年八月碟（zhe）刑（分裂肢体）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行刑那天，袁崇焕毫无惧色，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刑场，“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袁崇焕卒年四十七岁。（《石匮书》）。 　　世传清太宗皇太极（1592—1643）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明思宗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但是阎崇年等一些学者则倾向于认为明思宗杀袁崇焕是因为朝廷内阉党余孽的诬陷，皇太极的反间计只是袁崇焕落狱之因。 　　对反间计，《明史》袁崇焕传，记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 　　《明季北略》则记载：“都中又喧言崇焕导虏入犯，上甚切齿。先是，虏出猎，掳我多人。中有二珰，上命侦崇焕者，亦被掳。虏视之，知为珰也，乃设一记，佯为袁遗书约犯边，答云：“知道了，多谢袁爷。”又佯惊云：“乃为珰闻，缚珰亟斩之！”又故遗一奴私放珰归。珰归，上其事。上再召崇焕入，即下诏狱。” 　　袁崇焕在行刑前，念出了自己的遗言：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崇祯皇帝杀过那些大臣

袁崇焕、刘策、孙元化、杨一鹏、熊文灿等。

1、袁崇焕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籍贯广东东莞石碣，通籍广西梧州（籍贯争议 ）。明朝末年蓟辽督师。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后通过自荐的方式在辽东边关任职，得到孙承宗的器重镇守宁远。在抗击清军（后金）的战争中先后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但因为不得魏忠贤欢心辞官回乡。

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袁崇焕得以重新启用，于崇祯二年（1629年）击退皇太极，解京师之围后，魏忠贤余党以“擅杀岛帅（毛文龙）”、“与清廷议和”、“市米资敌”等罪名弹劾袁崇焕，皇太极又趁机实施反间计，袁崇焕最终被朱由检认为与后金有密约而遭凌迟处死。

2、刘策

刘策（？－1630），字范董，武定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由保定新城知县入为御史。后以病归家。天启元年（1621）春起天津兵备，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

召拜兵部右侍郎，协理戎政。五年冬，为逆党劾归。崇祯二年（1629）夏起故官，兼右佥都御史，总理蓟、辽、保定军务。

后金兵由大安口入内地，刘策不能御，被劾。祖大寿东溃，刘策偕孙承宗招使还。崇祯三年正月初十日，与总兵张士显并逮，斩于市。

3、孙元化

孙元化（1581～1632）字初阳，号火东，上海川沙县高桥镇人，是西洋火炮专家。天启间举人。从徐光启学西洋火器法，孙承宗荐为兵部司务。

在边筑台制炮，进兵部职方主事，崇祯初为职方郎中，三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五年叛将孔有德陷登州，被俘后放归。

后遭首辅温体仁等诬陷，崇祯五年七月二十三日（1632年9月7日），孙元化与张焘同被处死。孙元化在北京西市斩首，年仅51岁。

4、杨一鹏

杨一鹏（？～1635），字大友，号昆岑，湖南临湘云溪（今岳阳市云溪区）人，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初任成都司礼。任内播州（今贵阳遵义）一带出现动乱，朝廷欲调兵围剿。

杨主张采取安抚政策，结果未动一兵而使播州平定。不久，一些在四川采办皇木的差吏乘机敲诈地方百姓，致使民怨四起。

杨一鹏闻讯后，立即命令统一价格，不许乱派，毫不留情地打击不法行为，赢得了四川百姓的信赖。

崇祯八年（1635），农民起义军攻克凤阳，焚毁了皇陵，皇上震怒。李守锜等趁机上书，告杨渎职，杨被处死。

5、熊文灿

熊文灿(1575--1640)，四川省泸州市泸县云锦镇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黄州推官，历礼部主事、郎中，山东左参政、山西按察使、山东右布政使，兵部侍郎、尚书等职。

崇祯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崇祯十年四月，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崇祯十一年五月，文灿仍行前策招抚张献忠、刘国能投降，而张献忠名义上是归顺明朝，实际是向熊文灿催索饷银，屯兵数万于谷城，伺机而动。

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再起，势如破竹，熊文灿因此次抚局失败而被捕入狱，次年被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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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为何要在崇祯二年大开杀戒呢

其他皇帝继位之初，帝国总能有一些起色。说句粗俗的话，就是新修的厕所也能香三天。可自从崇祯皇帝继位以来，似乎除了干掉魏忠贤是顺利的，其他事情干得都不顺利。

一来二去，崇祯皇帝也看明白了：凭自己的能力，根本不足以打破官僚集团的攻守同盟。

官僚集团别的本事或许不咋样，但装傻充愣和装腔作势的本事却是一流的。

想处理贪官，首先要有人证物证。但在官僚集团一致对外的前提下，想取得人证物证谈何容易，韩一良和张凤翔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官场的贪腐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普遍现象。如果崇祯皇帝想拿贪腐开刀，就等于主动站在了官僚集团的对立面。

吃一堑未必能长一智，崇祯皇帝经过几次失败，逐渐学会了唯结果论：只要结果不好，我就收拾你们！

比如说，某官僚负责某件具体事务，如果没有闹出丑闻，崇祯皇帝就当他工作完成得还不错。一旦出现丑闻，那崇祯皇帝一定会下狠手整人。

客观地说，能把手握生杀大权的崇祯皇帝逼到这份上，明末那帮官僚足以自傲了。可他们对此还是大呼小叫的：这皇帝太没有人性了！

立下这条规矩之后，崇祯皇帝就把杨镐杀了。杨镐是何许人也？就是当初萨尔浒兵败的明军总指挥。

言官交章劾镐，逮下诏狱，论死。崇祯二年伏法。——《明史》·卷二百五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自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因兵败被革职，到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被杀，其间足有十年，杨镐一直被关在监狱里。

按说，搞出萨尔浒这样一场大惨败，杨镐死十次都不够，可为什么一直没有被杀呢？主要是因为大家理解和同情杨镐，萨尔浒虽然败得惨，但杨镐责任不大，对此我之前写过分析文章，今天不赘述。

既然理解和同情杨镐，为什么不把他放出来呢？主要是因为萨尔浒败得太惨，虽然杨镐责任不大，但总归是一个合格的替罪羊，所以就一直关着他。

崇祯皇帝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杀杨镐呢？主要是为了替自己那套“唯结果论”的工作方式立威。想找茬杀一个在位的官僚不太容易，杀一个已经失势的官僚还是不难的。

换言之，崇祯皇帝用这种方法向官僚集团集团示威：我不管杨镐是否委屈，我也不想知道萨尔浒兵败的详情，我只知道萨尔浒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这个家伙是总指挥，就该付出代价。

崇祯算是一个好皇帝吗

崇祯不算是一个好皇帝。

崇祯皇帝与历史上其他的亡国之君不一样，他不贪色、不昏庸、不暴戾，崇祯每天工作八个时辰以上，按理说，崇祯皇帝如此勤勉执政，应该算是一个好皇帝，为何就不能阻止大明王朝的灭亡呢？

其实，崇祯皇帝虽然是一个勤勉的皇帝，但他的勤勉却是用错了方向，比起他的哥哥朱由校，他的帝王之术差的实在是太远了，他不仅没有治国之谋，而且还没有任人之术，除此之外，他的性格上也是有缺陷的，他严苛、猜忌、多疑，这对帝王而言可是非常致命的。

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累积换了十七个刑部尚书和五十个内阁首辅，平均一年换一个刑部尚书和三个内阁首辅，崇祯皇帝此举导致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为国效力了。

崇祯皇帝刻薄寡恩，孙传庭是晚明时期了不得的一个文臣，也是一个武将，非常厉害。当年他跟洪承畴两个人打李自成，灭张献忠，包括把高迎祥抓住。李自成差点被他灭了。后来崇祯皇帝就怀疑他装病，装病就抓起来，甚至一度要杀他。

崇祯皇帝的一生，真的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他是一个勤勉的皇帝，甚至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勤勉的皇帝，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频繁的更换重臣，以至于朝纲不稳，除掉阉党以至于朝中势力失衡，冤杀袁崇焕自废武功，屡放农民起义军首领以至于最终亡国。

背景：

崇祯，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1628年—1644年）。崇祯是明朝作为大一统王朝的最后一个年号。

明思宗朱由检（1611-1644），父朱常洛，母刘氏。为朱常洛第五子。天启七年（1627）八月丁巳，崇祯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

崇祯元年（1628）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1629）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这一系列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

崇祯年间大明王朝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有三，其一明末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其二为崛起的后金，其三为农民起义军。明朝败亡之后，李氏朝鲜的士族出于小中华思想，在国中仍然使用崇祯年号，如崇祯纪元后八十三年（1710年）、崇祯后再癸丑（1733年）、崇祯后百三十八年（1765年）等等，这被称作“崇祯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