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北略倪元璐传（绍兴名人的书画艺术）_崇祯_书法_理顺

本文目录

• 绍兴名人的书画艺术
• 古文《明史 列传第一百五十三》
• 倪元璐书法艺术对后世影响
• 时魏珰用事,公乡人多贵显者,公无所附丽什么意思
• 刘理顺文言文翻译
• 昨非庵日纂 翻译

绍兴名人的书画艺术

徐渭徐渭(1521～1593)，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别号青藤、天池、田水月等，明山阴人。我国明代晚期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名画家之一。徐渭多才多艺，在书画、诗文、戏曲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且能独树一帜，给当世与后代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一改因袭模拟之旧习，喜用泼墨勾染，水墨淋漓，重写意慕生 ，不求形似求神似，以其特有之风格，开创了一代画风。山水、人物、花鸟、竹石无所不工，以花卉最为出色，公认为青藤画派之鼻祖。所著有《徐文长全集》、《徐文长佚草》及杂剧《四声猿》，戏曲理论《南词叙录》等。陈洪绶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号老莲，明、清间诸暨枫桥人。秉性孤傲倔强，吞恨而终。他是一位擅长人物、精工花鸟、兼能山水的绘画大师，与北方崔子忠齐名，号称“南陈北崔”。当代国际学者推为“代表十七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的个人独特风格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人”。著有《宝纶堂集》、《避乱草》等。王冕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竹斋，别号梅花屋主，元诸暨枫桥人。自幼好学，白天放牛，每晚借佛殿长明灯夜读，终成通儒。诗多描写田园生活，同情人民疾苦，谴责豪门权贵，轻视功名利禄。一生爱好梅花，种梅、咏梅又工画梅。书法、篆刻皆自成风格，足以名家。有《竹斋诗集》传世。任伯年任颐(1840～1896)，初名润，字次远，号小楼，改字伯年，清山阴人。伯年幼从父学画，后师从任熊、任薰。他博取众长，于肖像、人物、翎毛、走兽、花竹、虫鱼及山水，无不涉笔成趣，形神俱全。流风遗韵，生机不绝。伯年人品高尚，画格纯正；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笔无常法，别出新机。作为近代中国画坛的代表人物，当之无愧。徐悲鸿先生誉他为“仇十洲之后，中国画家第一人”。传神作品有《蕉荫纳凉》、《饥看天》、《酸寒尉》、《群仙祝寿图》、《玉楼人醉杏花天》、《稻熟鹌鹑》《春江水暖》等。主要人物画：《牧牛图》、《顾影自怜图》、《苏武牧羊图》、《人物画》等。 赵之谦赵之谦(1829～1844)，字益甫，号梅庵、悲庵等，清会稽人。著名书画家、篆刻家。赵之谦从青年时代起，就刻苦致力于经家、文字训诂和金石考据之学，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精书画、篆刻。赵之谦善于向前人和同时代各派名家学习，同时又不囿前人，勇于创新。他通过自己多年的艺术实践和探索，巧妙地将书法、篆刻和绘画艺术融会贯通。他善用书法入画，又通书画之法于篆刻，可谓匠心独具。他的书法、篆刻和绘画，在意境、笔墨、取材和经营位置诸方面，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著有《六朝别字记》、《悲庵居士文存》等，又有篆刻《二金蝶堂印存》。孙位孙位，一名遇。晚唐画家。号会稽山人。唐广明元年(881)十二月初，黄巢起义军攻克长安，随僖宗入川，居成都。长于人物、松石、墨竹、龙水，对五代四川地区绘画艺术影响颇大。现传世有《高逸图》卷。智永智永，僧法极，字智永，王右军七世孙，右军第五子徽之之后，号永禅师，山阴人。智永善书，书有家法。智永还将王羲之作为传家之宝的《兰亭序》，带到云门寺保存，云门寺有书阁，智永禅师居阁上临书20年。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汉族，越州余姚人。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之弟。初唐著名书法家、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唐太宗称他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善书法，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合称“初唐四大家”。日本学界称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为“初唐三大家”。其所编的《北堂书钞》被誉为唐代四大类书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类书之一。原有诗文集30卷，但已散失不全。 徐浩 徐浩(703～783)， 中国唐代书法家。字季海，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少举明经，肃宗时，授中书舍人，四方诏令，多由徐浩所书。后进国子祭酒，历任工部侍郎、吏部侍郎、集贤殿学士，封会稽郡公。著有《论书》（又称《法书论》）1篇。徐浩擅长八分、行、草书，尤精于楷书。倪元璐倪元璐（1593—1644）明末官员、书法家。字汝玉，一作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官至户、礼两部尚书。李自成入京，自缢死。福王谥文正。清廷谥文贞。书、画俱工，尝喜口写文石，以水墨生晕，极苍润古雅之致。所画山水，山皆崚嶒兀屼，林木则苍莽葱郁，皴法喜用大、小斧劈，总不屑描头画角，以取媚於人。卒年五十二。著诗文集。

古文《明史 列传第一百五十三》

　　不好意思，字数所限，无法发送全文，只能发送一部分（还差 凌义渠传）
　　列传第一百五十三
　　范景文 倪元璐 李邦华 王家彦 孟兆祥（子章明） 施邦曜 凌义渠
　　崇祯十有七年三月，流贼李自成犯京师。十九日丁未，庄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国者，东阁大学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并予赠谥。皇清顺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王家彦、孟兆祥、子章明、施邦曜、凌义渠、吴麟征、周凤翔、马世奇、刘理顺、汪伟、吴甘来、王章、陈良谟、申佳允、许直、成德、金铉二十人名上。命所在有司各给地七十亩，建祠致祭，且予美谥焉。
　　范景文，字梦章，吴桥人。父永年，南宁知府。景文幼负器识，登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授东昌推官。以名节自励，苞苴无敢及其门。岁大饥，尽心振救，阖郡赖之。用治行高等，擢吏部稽勋主事，历文选员外郎，署选事。泰昌时，群贤登进，景文力为多，寻乞假去。
　　天启五年二月，起文选郎中，魏忠贤暨魏广微中外用事，景文同乡，不一诣其门，亦不附东林，孤立行意而已。尝言：“天地人才，当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当为朝廷守之。天下万世是非公论，当与天下万世共之。”时以为名言。视事未弥月，谢病去。
　　崇祯初，用荐召为太常少卿。二年七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京师戒严，率所部八千人勤王，饷皆自赍。抵涿州，四方援兵多剽掠，独河南军无所犯。移驻都门，再移昌平，远近恃以无恐。明年三月，擢兵部添注左侍郎，练兵通州。通镇初设，兵皆召募，景文综理有法，军特精。尝请有司实行一条鞭法，徭役归之官，民稍助其费，供应平买，不立官价名。帝令永著为例。居二年，以父丧去官。
　　七年冬，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几，就拜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屡遣兵戍池河、浦口，援庐州，扼滁阳，有警辄发，节制精明。尝与南京户部尚书钱春以军食相讦奏，坐镌秩视事。已，叙援剿功，复故秩。十一年冬，京师戒严，遣兵入卫。杨嗣昌夺情辅政，廷臣力争多被谪，景文倡同列合词论救。帝不悦，诘首谋，则自引罪，且以众论佥同为言。帝益怒，削籍为民。
　　十五年秋，用荐召拜刑部尚书，未上，改工部。入对，帝迎劳曰：“不见卿久，何癯也！”景文谢。十七年二月，命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未几，李自成破宣府，烽火逼京师。有请帝南幸者，命集议阁中。景文曰：“固结人心，坚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及都城陷，趋至宫门，宫人曰：“驾出矣。”复趋朝房，贼已塞道。从者请易服还邸，景文曰：“驾出安归？”就道旁庙草遗疏，复大书曰：“身为大臣，不能灭贼雪耻，死有余恨。”遂至演象所拜辞阙墓，赴双塔寺旁古井死。景文死时，犹谓帝南幸也。赠太傅，谥文贞。本朝赐谥文忠。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父冻，历知抚州、淮安、荆州、琼州四府，有当官称。
　　天启二年，元璐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册封德府，移疾归。还朝，出典江西乡试。暨复命，则庄烈帝践阼，魏忠贤已伏诛矣。杨维垣者，逆奄遗孽也，至是上疏并诋东林、崔、魏。元璐不能平，崇祯元年正月上疏曰：
　　臣顷阅章奏，见攻崔、魏者必与东林并称邪党。夫以东林为邪党，将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党矣，击忠贤、呈秀者又邪党乎哉！东林，天下才薮也，而或树高明之帜，绳人过刻，持论太深，谓之非中行则可，谓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议论，宁假借，必不可失名义；士人行己，宁矫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矫激为大咎，于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义，决裂廉隅。颂德不已，必将劝进；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犹且宽之曰：“无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无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将何所不至哉！乃议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辈，而独持已甚之论苛责吾徒，所谓舛也。今大狱之后，汤火仅存，屡奉明纶，俾之酌用，而当事者犹以道学封疆，持为铁案，毋亦深防其报复乎？然臣以为过矣。年来借东林媚崔、魏者，其人自败，何待东林报复？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乔岳矣，虽百东林乌能报复哉？臣又伏读圣旨，有“韩爌清忠有执，朕所鉴知”之谕。而近闻廷臣之议，殊有异同，可为大怪。爌相业光伟，他不具论，即如红丸议起，举国沸然，爌独侃侃条揭，明其不然。夫孙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而今推毂不及，点灼横加，则徒以其票拟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当诛，爌不为无说，封疆失事，累累有徒，乃欲独杀一廷弼，岂平论哉？此爌所以阁笔也。然廷弼究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则又不可谓后之人能杀廷弼，而爌独不能杀之也。又如词臣文震孟正学劲骨，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官，昌言获罪，人以方之罗伦、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谬悠之谭不已，将毋门户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端以相遮抑耶？书院、生祠，相胜负者也，生祠毁，书院岂不当修复！
　　时柄国者悉忠贤遗党，疏入，以论奏不当责之。于是维垣复疏驳元璐。元璐再疏曰：
　　臣前疏原为维垣发也。陛下明旨曰：“分别门户，已非治征”，曰“化异为同”，曰“天下为公”，而维垣则倡为孙党、赵党、熊党、邹党之说。是陛下于方隅无不化，而维垣实未化；陛下于正气无不伸，而维垣不肯伸。
　　维垣怪臣盛称东林，以东林尝推李三才而护熊廷弼也。抑知东林有力击魏忠贤之杨涟，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龙乎！忠贤穷凶极恶，维垣犹尊称之曰“厂臣公”、“厂臣不爱钱”、“厂臣知为国为民”，而何责乎三才？五彪五虎之罪，刑官仅拟削夺，维垣不驳正，又何诛乎廷弼？维垣又怪臣盛称韩爌。夫舍爌昭然忤珰之大节，而加以罔利莫须有之事，已为失平。至廷弼行贿之说，乃忠贤借以诬陷清流，为杨、左诸人追赃地耳，天下谁不知，维垣犹守是说乎？维垣又怪臣盛称文震孟。夫震孟忤珰削夺，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驰驿语，何可非？维垣试观数年来破帽策蹇之辈，较超阶躐级之俦，孰为荣辱。自此义不明，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颂德建祠，希蟒玉驰驿者呼父、呼九千岁而不怍，可胜叹哉！维垣又怪臣盛称邹元标。夫谓都门聚讲为非则可，谓元标讲学有他肠则不可。当日忠贤驱逐诸人，毁废书院者，正欲箝学士大夫之口，恣行不义耳。自元标以伪学见驱，而逆珰遂以真儒自命，学宫之内，俨然揖先圣为平交。使元标诸人在，岂遂至此！维垣又驳臣假借矫激。夫当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颂德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矫激，而不颂不建，岂不犹赖是人哉！维垣以为真小人，待其贯满可攻去之，臣以为非计也。必待其贯满，其败坏天下事已不可胜言，虽攻去之，不已晚乎！即如崔、魏，贯满久矣，不遇圣明，谁攻去之？维垣终以无可奈何为颂德建祠者解，臣以为非训也。假令呈秀一人舞蹈称臣于逆珰，诸臣亦以为无可奈何而从之乎？又令逆珰以兵劫诸臣使从叛逆，诸臣亦靡然从之，以为无可奈何而然乎？维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当以崔、魏为对案”，臣谓正当以崔、魏为对案也。夫人品试之崔、魏而定矣，故有东林之人，为崔、魏所恨其牴触、畏其才望而必欲杀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东林之人，虽为崔、魏所借，而劲节不阿，或远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犹以明镜别妍媸。维垣不取证于此，而安取证哉！
　　总之东林之取憎于逆珰独深，其得祸独酷。在今日当曲原其被抑之苦，不当毛举其尺寸之瑕。乃归逆珰以首功，代逆珰而分谤，斯亦不善立论者矣。
　　疏入，柄国者以互相诋訾两解之。当是时，元凶虽殛，其徒党犹盛，无敢颂言东林者。自元璐疏出，清议渐明，而善类亦稍登进矣。
　　元璐寻进侍讲。其年四月，请毁《三朝要典》，言：“梃击、红丸、移宫三议，哄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竖。其议可兼行，其书必当速毁。盖当事起议兴，盈廷互讼。主梃击者力护东宫，争梃击者计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言，争红丸者原情之论。主移宫者弭变于几先，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数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总在逆珰未用之先，虽甚水火，不害埙篪，此一局也。既而杨涟二十四罪之疏发，魏广微此辈门户之说兴，于是逆珰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经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慈归孝于先皇，正其颂德称功于义父，又一局也。网已密而犹疑有遗鳞，势已重而或忧其翻局。崔、魏诸奸始创立私编，标题《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则众正之党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铁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观，三案者，天下之公议；《要典》者，魏氏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为金石不刊之论者，诚未深思。臣谓翻即纷嚣，改亦多事，惟有毁之而已。”帝命礼部会词臣详议。议上，遂焚其板。侍讲孙之獬，忠贤党也，闻之，诣阁大哭，天下笑之。
　　元璐历迁南京司业、右中允。四年，进右谕德，充日讲官，进右庶子。上制实八策：曰间插部，曰缮京邑，曰优守兵，曰靖降人，曰益寇饷，曰储边才，曰奠辇毂，曰严教育。又上制虚八策：曰端政本，曰伸公议，曰宣义问，曰一条教，曰虑久远，曰昭激劝，曰励名节，曰假体貌。其端政本，悉规切温体仁；其伸公议，则诋张捷荐吕纯如谋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璐疏辨，帝俱不问。八年，迁国子祭酒。
　　元璐雅负时望，位渐通显。帝意向之，深为体仁所忌。一日，帝手书其名下阁，令以履历进，体仁益恐。会诚意伯刘孔昭谋掌戎政，体仁饵孔昭使攻元璐，言其妻陈尚存，而妾王冒继配复封，败礼乱法。诏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书姜逢元，侍郎王业浩、刘宗周及其从兄御史元珙，咸言陈氏以过被出，继娶王非妾，体仁意沮。会部议行抚按勘奏，即拟旨云：“登科录二氏并列，罪迹显然，何待行勘。”遂落职闲住。孔昭京营不可得，遂以南京操江偿之。
　　十五年九月，诏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明年春抵都，陈制敌机宜，帝喜。五月，超拜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仍充日讲官。祖制，浙人不得官户部。元璐辞，不许。帝眷元璐甚，五日三赐对。因奏：“陛下诚用臣，臣请得参兵部谋。”帝曰：“已谕枢臣，令与卿协计。”当是时，冯元飙为兵部，与元璐同志，钩考兵食，中外想望治平。惟帝亦以用两人晚，而时事益不可为，左支右诎，既已无可奈何。故事，诸边饷司悉中差，元璐请改为大差，兼兵部衔，令清核军伍，不称职者即遣人代之。先是，屡遣科臣出督四方租赋，元璐以为扰民无益，罢之，而专责抚按。户部侍郎庄祖诲督剿寇饷，忧为盗劫，远避之长沙、衡州。元璐请令督抚自催，毋烦朝使。自军兴以来，正供之外，有边饷，有新饷，有练饷，款目多，黠吏易为奸，元璐请合为一。帝皆报可。时国用益诎，而灾伤蠲免又多。元璐计无所出，请开赎罪例，且令到官满岁者，得输赀给封诰。帝亦从之。
　　先是，有崇明人沈廷扬者，献海运策，元璐奏闻。命试行，乃以庙湾船六艘听运进。月余，廷扬见元璐，元璐惊曰：“我已奏闻上，谓公去矣，何在此？”廷扬曰：“已去复来矣，运已至。”元璐又惊喜闻上。上亦喜，命酌议。乃议岁粮艘，漕与海各相半行焉。十月，命兼摄吏部事。陈演忌元璐，风魏藻德言于帝曰：“元璐书生，不习钱谷。”元璐亦数请解职。
　　十七年二月，命以原官专直日讲。逾月，李自成陷京师，元璐整衣冠拜阙，大书几上曰：“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敛。暴我尸，聊志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缢而死。赠少保，吏部尚书，谥文正。本朝赐谥文正。
　　李邦华，字孟暗，吉水人。受业同里邹元标，与父廷谏同举万历三十一年乡试。父子自相镞砺，布衣徒步赴公车。明年，邦华成进士，授泾县知县，有异政。行取，拟授御史。值党论初起，朝士多诋顾宪成，邦华与相拄，遂指目邦华东林。以是，越二年而后拜命，陈法祖用人十事：曰内阁不当专用词臣，曰词臣不当专守馆局，曰词臣不当教习内书堂，曰六科都给事中不当内外间阻，曰御史升迁不当概论考满，曰吏部乞假不当积至正郎，曰关仓诸差不当专用举贡任子，曰调简推知不当骤迁京秩，曰进士改教不当概从内转，曰边方州县不当尽用乡贡。疏上，不报。
　　四十一年，福王之籓已有期，忽传旨庄田务足四万顷。廷臣相顾愕眙，计田数必不足，则期将复更，然无敢抗言争之者。邦华首疏谏，廷臣乃相继争，期得毋易。巡视银库，上祛弊十事，中贵不便，格不行。巡按浙江，织造中官刘成死，命归其事于有司，别遣中官吕贵录成遗赀。贵族奸民纪光诡称机户，诣阙保留贵代成督造。邦华极论二人交关作奸罪。光疏不由通政，不下内阁，以中旨行之。邦华三疏争，皆不报。是时神宗好货，中官有所进奉，名为孝顺。疏中刺及之，并劾左右大奄之党贵者，于是期满久不得代。
　　四十四年引疾归。时群小力排东林，指邹元标为党魁。邦华与元标同里，相师友，又性好别黑白。或劝其委蛇，邦华曰：“宁为偏枯之学问，不作反覆之小人。”闻者益嫉之。明年以年例出为山东参议。其父廷谏时为南京刑部郎中，亦罢归。邦华乃辞疾不赴。天启元年起故官，饬易州兵备。明年迁光禄少卿，即还家省父。四月，擢右佥都御史，代毕自严巡抚天津。军府新立，庶务草创，邦华至，极力振饬，津门军遂为诸镇冠。进兵部右侍郎，复还家省父。四年夏抵京，奄党大哗，谓枢辅孙承宗以万寿节入觐，将清君侧之恶，邦华实召之。乃立勒承宗还镇，邦华引疾去。明年秋，奄党劾削其官。
　　崇祯元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寻改兵部，协理戎政。还朝，召见，旋知武会试，事竣入营。故事，冬至郊，列队扈跸，用军八万五千人。至是，增至十万有奇。时方郊，总督勋臣缺，邦华兼摄其事。所设云辇、龙旌、宝纛、金鼓、旗帜、甲胄、剑戟，焕然一新，帝悦。明年春，幸学，亦如之。命加兵部尚书。时戎政大坏，邦华先陈更操法、慎拣选、改战车、精火药、专器械、责典守、节金钱、酌兑马、练大炮九事。
　　京营故有占役、虚冒之弊。占役者，其人为诸将所役，一小营至四五百人，且有卖闲、包操诸弊。虚冒者，无其人，诸将及勋戚、奄寺、豪强以苍头冒选锋壮丁，月支厚饷。邦华核还占役万，清虚冒千。三大营军十余万，半老弱。故事，军缺听告补，率由贿得。邦华必亲校，非年壮力强者不录，自是军鲜冒滥。三营选锋万，壮丁七千，饷倍他军，而疲弱不异。邦华下令，每把总兵五百，月自简五人，年必二十五以下，力必二百五十斤以上，技必兼弓矢火炮，月一解送，补选锋壮丁之缺，自是人人思奋。三大营领六副将，又分三十六营，官以三百六十七人计，所用掾史皆积猾。邦华按罪十余人，又行一岁二考察之令，自是诸奸为戢。
　　营马额二万六千，至是止万五千。他官公事得借骑，总督、协理及巡视科道，例有坐班马，不肖且折橐入钱，营马大耗。邦华首减己班马三之一，他官借马，非公事不得骑，自是滥借为希。
　　京营岁领太仆银万六千两，屯田籽粒银千六十两，犒军制器胥徒工食取给焉。各官取之无度，岁用不敷。邦华建议，先协理岁取千四百，总督巡视递节减，自是营帑遂裕。
　　营将三百六十，听用者称是。一官缺，请托纷至。邦华悉杜绝，行计日省成法。每小营各置簿，月上事状于协理，以定殿最。旧制，三大营外复设三备兵营，营三千人，饷视正军，而不习技击，益为豪家隐冒。邦华核去四千余人，又汰老弱千，疏请归并三大营不另设，由是戎政大厘。
　　仓场总督南居益言：“京营岁支米百六十六万四千余石，视万历四十六年增五万七千余石，宜减省。”邦华因上议军以十二万为额，饷以百四十四万石为额，岁省二十二万有奇。帝亦报可，著为令。帝知邦华忠，奏无不从，邦华亦感帝知，不顾后患。诸失利者衔次骨，而怨谤纷然矣。
　　其年十月，畿辅被兵，简精卒三千守通州，二千援蓟州，自督诸军营城外，军容甚壮。俄有命邦华军撤还守陴，于是侦者不敢远出，声息遂断，则请防寇贼，缉间谍，散奸宄，禁讹言。邦华自闻警，衣不解带，捐赀造炮车及诸火器，又以外城单薄，自请出守。而诸不逞之徒，乃构蜚语入大内。襄城伯李守锜督京营，亦衔邦华扼己，乘间诋諆。邦华自危，上疏陈情，归命于帝。会满桂兵拒大清兵德胜门外，城上发大炮助桂，误伤桂兵多。都察院都事张道泽遂劾邦华，言官交章论列，遂罢邦华闲住。自是代者以为戒，率因循姑息，戎政不可问矣。邦华前后罢免家居二十年。父廷谏无恙。
　　十二年四月，起南京兵部尚书，定营制，汰不急之将，并分设之营。谓守江南不若守江北，防下流不若防上流。乃由浦口历滁、全椒、和，相形势，绘图以献。于浦口置沿江敌台，于滁设戍卒，于池河建城垣，于滁、椒咽喉则筑堡于藕塘。和遭屠戮，请以隶之太平。又请开府采石之山，置哨太平之港，大垦当涂闲田数万顷资军储。徐州，南北要害，水陆交会，请宿重兵，设总督，片檄征调，奠陵京万全之势。皆下所司，未及行，以父忧去。
　　十五年冬，起故官，掌南京都察院事，俄代刘宗周为左都御史。都城被兵，即日请督东南援兵入卫，力疾上道。明年三月抵九江。左良玉溃兵数十万，声言饷乏，欲寄帑于南京，艨艟蔽江东下。留都士民一夕数徙，文武大吏相顾愕眙。邦华叹曰：“中原安静土，东南一角耳。身为大臣，忍坐视决裂，袖手局外而去乎！”乃停舟草檄告良玉，责以大义。良玉气沮，答书语颇恭。邦华用便宜发九江库银十五万饷之，而身入其军，开诚慰劳。良玉及其下皆感激，誓杀贼报国，一军遂安。帝闻之，大喜，陛见嘉劳。邦华跪奏移时，数诏起立，温语如家人，中官屏息远伏。其后召对百官，帝辄目注邦华云。旧例，御史出巡，回道考核。邦华谓回道而后黜，害政已多。论罢巡按、巡盐御史各一人。奉命考试御史，黜冒滥者一人，追黜御史无显过而先任推官著贪声者一人。台中始畏法。
　　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陷山西。邦华密疏请帝固守京师，仿永乐朝故事，太子监国南都。居数日未得命，又请定、永二王分封太平、宁国二府，拱护两京。帝得疏意动，绕殿行，且读且叹，将行其言。会帝召对群臣，中允李明睿疏言南迁便，给事中光时亨以倡言泄密纠之。帝曰：“国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罢邦华策不议。未几，贼逼都城，亟诣内阁言事。魏藻德漫应曰：“姑待之。”邦华太息而出。已，率诸御史登城，群奄拒之不得上。十八日，外城陷，走宿文信国祠。明日，内城亦陷，乃三揖信国曰：“邦华死国难，请从先生于九京矣。”为诗曰：“堂堂丈夫兮圣贤为徒，忠孝大节兮誓死靡渝，临危授命兮吾无愧吾。”遂投缳而绝。赠太保、吏部尚书，谥忠文。本朝赐谥忠肃。
　　王家彦，字开美，莆田人。天启二年进士。授开化知县，调兰溪。擢刑科给事中，弹击权贵无所避。
　　崇祯四年，请释大学士钱龙锡于狱，龙锡得减死。请推行按月奏报例于四方，狱囚得无久淹。闽海盗刘香扰郡邑，抚镇追剿多失利，朝议召募，将大举。家彦言：“旧制，卫所军饩于官，无别兵亦无别将，统于各卫之指挥。寨设号船，聊络呼应，又添设游击等官，虽支洋穷港，戈船相望。臣愚以今日策防海，莫若复旧制，勤训练。练则卫所军皆劲卒，不练虽添设召募兵，犹驱市人而战之，糜饷扰民无益，贼终不能尽。”时以为名言。奉命巡青，所条奏多议行。
　　先是，隆庆间太仆种马额存十二万五千，边马至二十六万。言者以民间最苦养马，所纳马又不足用，议马征银十两，加草料银二两，岁可得银百四十四万两。中枢杨博持不可，诏折其半，而马政始变。万历九年议尽行改折，南寺岁征银二十二万，北寺五十一万，银入冏寺而马政日弛。家彦极陈其弊，请改国初种马及西番茶马之制。又班军旧额十六万，后减至七万，至是止二万有奇，更有建议尽征行粮、月粮，免其番上者。家彦时巡京营，力陈不可，且请免其工役，尽归行伍。帝皆褒纳其言。遵化铁冶久废，奸民请开之，家彦言有害无利。复有请开开化云雾山以兴屯者，亦以家彦言而止。
　　屡迁户科都给事中。军兴饷诎，总督卢象升有因粮加饷之议，户部尚书侯恂请于未被寇之地，士大夫家赋银两者，加二钱；民间五两以上者，两加一钱。家彦言：“民赋五两上者，率百十家成一户，非富民，不可以朘削。”军食不足，畿辅、山东、河南、江北召买米豆输天津，至九十余万石，吏胥侵耗率数十万。家彦请严治，帝并采纳焉。忧归。
　　十二年起吏科都给事中。流寇日炽，缘墨吏朘民，民益走为盗。盗日多，民生日蹙。家彦上疏曰：“臣见秦、晋之间，饥民相煽，千百为群。其始率自一乡一邑，守令早为之所，取《周官荒政十二》而行之，民何至接踵为盗，盗何至溃裂以极？论者谓功令使然，催科急者书上考，督责严者号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湿济其饕餮，一二贤明吏束于文法，展布莫由。惟稍宽文网，壹令抚绥，盗之聚者可散，散者可不复聚。又旧制捕蝗令，吏部岁九月颁勘合于有司，请实意举行。”帝皆纳之。擢大理丞，进本寺少卿。
　　十五年迁太仆卿。家彦向言马政，帝下兵部檄陕西督抚，未能行。至是，四疏言马耗之故，请行官牧及金牌差发遗制。且言：“课马改折，旧增至二十四万两，已重困。杨嗣昌不恤民，复增三十七万，致旧额反逋，不可不厘正。”帝手其疏，语执政曰：“家彦奏皆善。”敕议行。然军兴方亟，不能尽举也。
　　顷之，擢户部右侍郎。都城被兵，命协理戎政。即日登陴，阅视内外城十六门。雪夜，携一灯，步巡城堞，人无知者。翊日校勤惰，将士皆服，争自励。初，分守阜成门，后移安定门，寝处城楼者半岁。解严，赐宴午门，增秩一等。
　　十七年二月，廷推户部尚书。帝曰：“戎政非家彦不可。”特留任。贼逼京师，襄城伯李国祯督京营，又命中官王德化尽督内外军。国祯发三大营军城外，守陴益少。诸军既出城，见贼辄降，降卒反攻城，城上人皆其侪，益无固志。廷臣分门守，家彦守安定门。号令进止由中官，沮诸臣毋得登城，又缒叛监杜勋上，与密约而去。帝手敕兵部尚书张缙彦登城察视，家彦从，中官犹固拒，示之手敕，问勋安在，曰：“去矣。”秦、晋二王欲上城，家彦曰：“二王降贼，即贼也。贼安得上！”顿足哭。偕缙彦诣宫门请见，不得入。黎明，城陷，家彦投城下，不死，自缢于民舍，遭贼焚，残其一臂，仆收其余体焉。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端。本朝赐谥忠毅。
　　孟兆祥，字允吉，山西泽州人也。世籍交河，举于乡，九赴会试。天启二年始擢第，除大理左评事。
　　崇祯初，迁吏部稽勋主事，历文选员外郎。门生谒选请善地，兆祥正色拒之，其人悚然退。进稽勋郎中，历考功。忤权要，贬行人司副，稍迁光禄丞，进少卿。历左通政、太仆卿，旋进通政使，拜刑部右侍郎。
　　贼薄都城，兆祥分守正阳门。襄城伯李国祯统京营军，稽月饷不予，士无固志。城陷，兆祥曰：“社稷已覆，吾将安之！”自经于门下。
　　长子章明，字纲宜，甫成进士，兆祥挥之曰：“我死，汝可去。”对曰：“君父大节也，君亡父死，我何生为！”乃投缳于父之侧。兆祥妻吕，章明妻王相向哭，既而曰：“彼父子死忠矣，我二人独不能死乎！”皆自缢。兆祥赠刑部尚书，谥忠贞，章明河南道御史，谥节愍。本朝赐兆祥谥忠靖，章明贞孝。
　　施邦曜，字尔韬，余姚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不乐为吏，改顺天武学教授，历国子博士、工部营缮主事，进员外郎。魏忠贤兴三殿工，诸曹郎奔走其门，邦曜不往。忠贤欲困之，使拆北堂，期五日，适大风拔屋，免谯责。又使作兽吻，仿嘉靖间制，莫考。梦神告之，发地得吻，嘉靖旧物也，忠贤不能难。
　　迁屯田郎中，稍迁漳州知府，尽知属县奸盗主名，每发辄得，阖郡惊为神。盗刘香、李魁奇横海上，邦曜絷香母诱之，香就擒。魁奇援郑芝龙事请抚，邦曜言于巡抚邹维琏讨平之。迁福建副使、左参政、四川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并有声。
　　或馈之朱墨竹者，姊子在旁请受之。曰：“不可。我受之，即彼得以乘间而尝我，我则示之以可欲之门矣。”性好山水。或劝之游峨嵋，曰：“上官游览，动烦属吏支应，伤小民几许物力矣。”其洁己爱民如此。
　　历两京光禄寺卿，改通政使。黄道周既谪官，复逮下诏狱。国子生涂仲吉上书讼之，邦曜不为封进，而大署其副封曰：“书不必上，论不可不存。”仲吉劾邦曜，邦曜以副封上。帝见其署语，怒，下仲吉狱，而夺邦曜官。逾年起南京通政使。入都陛见，陈学术、吏治、用兵、财赋四事，帝改容纳焉。出都三日，命中使召还，曰：“南京无事，留此为朕效力。”吏部推刑部右侍郎。帝曰：“邦曜清执，可左副都御史。”时崇祯十六年十二月也。
　　明年，贼薄近郊。邦曜语兵部尚书张缙彦檄天下兵勤王，缙彦慢弗省，邦曜太息而去。城陷，趋长安门，闻帝崩，恸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可偷生哉！”即解带自经。仆救之苏，恨曰：“是儿误我！”贼满衢巷，不得还邸舍，望门求缢，辄为居民所麾。乃命家人市信石杂浇酒，即途中服之，血迸裂而卒。
　　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学，以理学、文章、经济三分其书而读之，慕义无穷。鲁时生者，里同年生也，官庶吉士，殁京师。邦曜手治含敛，以女妻其子。尝买一婢，命洒扫，至东隅，捧篲凝视而泣。怪问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时堕环兹地，不觉凄怆耳。”邦曜即分嫁女资，择士人归之。其笃于内行如此。赠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谥忠介。本朝赐谥忠愍。

倪元璐书法艺术对后世影响

倪元璐(1593年--1644年),字汝玉,玉汝,号鸿宝,又号园客,浙江上虞人。是明末三家之一，自幼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才华。十七岁时，郡县监司三试均第一，十九岁那年被陈继濡发现，十分赞赏，从此也是声誉日上。天启二年（即1622年）及第进士，官至历户、；礼部尚书，学问人品皆为人所重。倪元璐书法灵秀神妙，用笔惊绝，与他同期的书家黄道周在《墨池偶谈》中赞曰：“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方盛年，看其五十自化，如欲骨嶙峋，筋肉辅茂，俯仰操纵俱不由人，抹蔡掩苏，望王愈羊，宜无如倪鸿宝者。”由此可见黄道周对倪元璐的书法也是推崇备至。 倪元璐与黄道周、王铎三人被誉为：“明末三家”，天启二年，三人同举进士，在翰苑馆内相约攻书，倪学平原，黄学元常，王学大令，相互陶醉，砥砺濯磨。由此，倪元璐书艺大进。 明末的几大书家也是欲力挽狂澜，摆前人书法之束缚。倪元璐也是锐意开拓，积极进的书家，他的书法“尚新理异态”，似枯藤、似盘石,似老树著花,天意盎然，姿媚横生。不受笔笔中锋这制约，而多以侧锋取势，如钢刀斫木，铿然有力。得行草，王景曾曾说：“吾平生颇爱天池（徐渭）书法，脱尽俗尘，及置诸倪公行草之旁，便如小巫无坐立处。”其言虽有过激之处，但的确反映其对倪书的推崇。他的草书洒脱宏旷，神情爽朗，笔力雄厚，淋漓酣畅，极富韵味，观之美不胜收。倪公书法有“三奇”及“三足”之感。三奇曰：“笔奇、字奇、格奇”，三足乃“势足、意足、韵足”。无疑倪书也是天然形态，精彩纷呈。观其草书似迎浪畅游向前，畅快之至，不言而喻，无怪乎康有为称其书为：“新理异态尤多”。倪虽擅行草，但其楷书也是字字如珠玑，潇洒大方，不拘俗套，笔法、布局、精神俱佳。 倪元璐为人清正，有忠义之气，骨鲠气刚，倪对当时宦官专权兼掌东厂，魏忠贤又不断打击东林党人极为愤慨，并上奏皇帝为东林党人伸张正义，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京城，倪元璐闻之，遂束带向阙，谢毕天子，以帛自缢身亡，以示忠心，年五十岁，福王谥号曰：“文正”。 明代是继宋、元之后，帖学书法又一次发展和普及的历史时期。继宋代之后， 朝野间掀起的丛帖汇刻之风， 给明代书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明代书法的主要特点之一。法帖传刻十分活跃。其中著名的有常姓翻刻《淳化阁帖》于泉州的《泉州帖》；董其昌刻的《戏鸿堂帖》；文徵明刻的《停云馆帖》；华东沙刻《真赏斋帖》；陈眉公刻苏东坡书为《晚香堂帖》等。其中《真赏斋帖》可谓明代法帖的代表。《停云馆帖》收有从晋至明历代名家的墨宝，可谓丛帖之大成。 由于士大夫清玩风气和帖学的盛行，影响到书法创作，所以，整个明代书体以行楷居多，未能上溯秦汉北朝，篆、隶、八分及魏体作品几乎绝迹，而楷书皆以纤巧秀丽为美。至永乐、正统年间，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先后入直翰林院和文渊阁，写了大量的制诰碑版，以姿媚匀整为工，号称“博大昌明之体”，即“台阁体”。士子为求功名也竞相摹习，横平竖直十分拘谨，缺乏生气，使书法失去了艺术情趣和个人风格。
明代近三百年间，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有造诣的大家，像“吴门书派”，“明末四家”，但纵观整朝没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所以，近代丁文隽在《书法精论》中总结说：“有明一代，操觚谈艺者，率皆剽窃摹拟，无何创制。”晚明书坛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况，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侧锋取势，横涂竖抹，满纸烟云，使书法原先的秩序开始瓦解。倪元璐的书风是在近三百年死气的风格上的反叛，是对艺术情趣和个人性情的张扬。
在学书的道路上，倪元璐最得王右军、颜鲁公和苏东坡三人翰墨之助, 以雄深高浑见魄力，书风奇伟。黄道周曾在《书秦华玉镌诸楷法后》云：“同年中倪鸿宝笔法探古，遂能兼撮子瞻、逸少之长，如剑客龙天，时成花女，要非时妆所貌，过数十年亦与王苏并宝当世但恐鄙屑不为之耳。”正如黄道周所言倪元璐在植根传统的同时，又在竭力寻求变化，其学古人，灵活变通，学到举一仿三。其受益苏字，便能将苏字的扁平结字特征，反其道地化为偏长狭瘦的自家构字法则；学王字，却能把王氏书中居多的方笔，变成自己腕下能随机生发的圆笔；晚年用力颜字，去其“屋漏痕”意，书风渐趋浑沉,又能将揉、擦、飞白、渴笔等技法引入其中，借以丰富作品内涵。
倪元璐的行草书用笔锋棱四露中见苍浑，并时杂有渴笔与浓墨相映成趣，结字奇侧多变，人曾戏称“刺菱翻筋斗”，其棱峭生动之姿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他书法风格的形成，除了他善于从王右军、颜鲁公和苏东坡等古人的经典中得到滋养，更在于他的“新理异态”使其能自出新意。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明人无不能行书者，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在古代书法的品评中，用“异态”二字称誉，所见只有宋代的苏东坡称张旭的草书“异态生动，号称神逸”，明代的项穆评颜真卿的书法：“独其《自叙一帖》，粗鲁诡异，且过郁浊，酷非平日异态”。康氏所说的“新”与“异”，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同于一般的明人书法；二是不同于一般的帖学书法，这二者对于倪书来说是统一的。倪元璐书法有明人行书流便秀雅的特点，又有涩劲朴茂的风貌，其源出于帖学书法，又含有碑学特别是六朝碑学的特点。我们可以以《金山诗轴》为例来分析。
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精神、气质、人生观的无所掩饰的表露。此幅诗轴是倪书的代表作,整幅看来透射着一种苦涩的辣味，是众多抒发情怀书作中的精品。
此轴既以风骨凌厉，“异态”高古，清劲奇趣，格调旷达的特点，展现出明代气势豪迈、奔放的书风，行书流利犹如“凌鱼奋尾，骇龙反拘”，体现明人行书流便秀雅的特点，但又以其不求表面点书之精，这就超越了明代书法的一般风格，能惟求气势之盛，集形、意、气为一体，依意而生、率真天成，把明代的书风推向情与美相结合的道路，从而能达“通神”的极高境界。此其一。
其二：细度他的墨迹，结字多抬高右角，竭尽倾斜交错，危绝救应之势。如果说倪元璐的这幅书法很讲究造型的话，还不如说他更善于用笔，他在用笔上直落直收，斩钉截铁，笔画恣意，给人以刚劲畅达之感，其墨浓而厚笔画重而沉，方整中见婉遒，可窥篆、隶之意趣。加上笔画字型的粗细大小变化，墨色浓湿干枯交替，却又出现险劲中寓古雅的韵律。这就超越了他源出的帖学、碑学书法，将所学融入自己的创造，使之“下笔磊落无俗气”，难怪后人对他有“笔奇、字奇、格奇”之三奇，“势足、意足、韵足”之“三足”的称誉，正像清代的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说的“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他突破了明末柔媚的书风，创造了具有强烈个性的书法，对清末民国初年的书风有过一定的影响。

时魏珰用事,公乡人多贵显者,公无所附丽什么意思

意思是当时魏忠贤掌握权柄，倪元璐有许多显贵的老乡，但他却没有去攀附显贵者中的任何人。

刘理顺文言文翻译

译文

刘理顺，字复礼，是杞县人。万历年间乡试得中。十年参加会试，直到崇祯七年才考中。到殿试廷对时，崇祯皇帝亲自选为第一，回宫后高兴地说：“朕今日得到了一位饱学之士。”授予修撰之职。（刘理顺）更加勤于学问，不是好人就不与他们交往。

崇祯十二年春，京城告急，上疏陈述振作士气、抚恤穷苦百姓、选拔良吏、确定出师的日期、诚信赏罚制度、招服受胁迫跟从叛军等六件事。历任南京司业、左中允、右谕德，进用为侍经筵兼东宫讲官。

杨嗣昌迫夺服丧之情入阁理政，刘理顺在朝中倡言，杨嗣昌罢免了他经筵讲官和东宫讲官的职务。开封将要沦陷，刘理顺建议河北安排重臣把守，训练敢死士作为以后图谋之策，他的奏疏被搁置没有施行。杨嗣昌、薛国观、周延儒相继执政，刘理顺丝毫不依附他们。他出于温体仁门下，（但是）言论没有少许徇私。

贼兵侵犯京师很急，守城的士卒缺军饷，阴雨连绵受饥受冻。刘理顺到朝房对诸位执政说，赶紧请求库银，众人连连答应。刘理顺长叹回家，捐出家资犒劳守城士卒。同僚问他如何进退，（刘理顺）正色说：“（我的）生死视乎国家的存亡，（这个）还需要商量吗！”

城被攻破，他的妻子万氏、侍妾李氏请求先死。她俩气绝身亡以后，刘理顺写了一行大字：“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信践之，吾何不然！”写完后就上吊自杀了，享年63岁。四位仆人都跟他就义。

群盗大多是中州人，进入吊唁说：“这是我乡里杞县的刘状元，在乡里德行醇厚，怎么就这么死了呢？”围在一起下拜嚎哭一阵然后离去。后赠官詹事，谥号文正。大清朝赐谥号文烈。

出自《明史·卷二百六十六·列传第一百五十四·刘理顺传》

原文

刘理顺，字复礼，杞县人。万历中举于乡。十赴会试，至崇祯七年始中式。及廷对，帝亲擢第一，还宫喜曰：“朕今日得一耆硕矣。”拜修撰。益勤学，非其人不与交。

十二年春，畿辅告警，疏陈作士气、矜穷民、简良吏、定师期、信赏罚、招胁从六事。历南京司业、左中允、右谕德，入侍经筵兼东宫讲官。杨嗣昌夺情入阁，理顺昌言于朝，嗣昌夺其讲官。

开封垂陷，理顺建议河北设重臣，练敢死士为后图，疏格不行。嗣昌、薛国观、周延儒迭用事，理顺一无所附丽。出温体仁门，言论不少徇。

贼犯京师急，守卒缺饷，阴雨饥冻。理顺诣朝房语诸执政，急请帑，众唯唯。理顺太息归，捐家赀犒守城卒。僚友问进止，正色曰：“存亡视国，尚须商酌耶！”城破，妻万、妾李请先死。既绝，理顺大书曰：“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信践之，吾何不然！”书毕投缳，年六十三。仆四人皆从死。

群盗多中州人，入唁曰：“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居乡厚德，何遽死？”罗拜号泣而去。后赠詹事，谥文正。本朝赐谥文烈。

明史特点

共二十四卷，就卷数而论，《明史》本纪所占不足全书十分之一，若以字数而论，则所占不及全书二十五分之一。由此可知本纪在《明史》中所占比例甚小，这是《明史》编纂体例中的一个特点。本纪在纪传体史书中，是以编年形式叙史的部分，

《明史》显然是将本纪作为全史之纲，以简明扼要的方式，首列于全书之前，使人在读阅这部史书之时，首先了解到有明一代历史之概况，而不是使人在读阅本纪时便事无巨细尽览尽知。这应该算是《明史》编纂整体设计上的独到之处。

失误之处

《明史》有《哈烈》、《黑娄》二传，事实上都是指阿富汗西部重镇赫拉特（Herat），这个失误是受了哈烈、黑娄在《明实录》中并存的影响，又将统治者沙哈鲁当作地名。

《明史》这本书对部分的皇帝都进行了粉饰，比如世宗朱厚熜在位中后期，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宠信奸臣严嵩，边事废弛、倭患加重、海禁厉行，

《明史》却评价世宗为“中材之主”，对以上的事情很少提起；光宗朱常洛仅在位一个月左右，被评价为“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这确实夸大了光宗。

昨非庵日纂 翻译

郑瑄与《昨非庵日纂》
郑瑄，字汉奉，号昨非庵居士，闽县（今福州）下渡人。自幼天资聪慧，读书过目不忘。祖父郑日休，明嘉靖年间举人，官教谕。父郑元勋，县秀才。祖父、父亲都游学北京，教授学生数百人，郑瑄因而遍交海内名士。考中明天启四年（1624年）举人，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升渡支使，主管仓库和钱粮簿书等。后出任浙江嘉兴府知府，重视教育，兴修水利，深受百姓爱戴。数年后，任应天（今南京）巡抚，他为官清廉，一芥不取，生活清苦，妻子穿戴仍荆钗布裙。他说：“余为三品堂卿，几六年矣，萱帷布衾，制自微时。间欲更葺，亦不易措。”当时北方发生饥荒，流民纷纷逃难到南京，但南京百姓赋役繁重，民不聊天，有武生李琎，建议搜刮江南富裕人家财力以充军饷，受到钱士升的极力反对。郑瑄当即引退回乡。
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隆武小朝廷，授郑瑄为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郑瑄与大学士黄道周、巡抚张肯堂同心辅政，而当时武将专横跋扈，朝廷命令不能传达几州，隆武二年（1646年）朱聿键兵败被杀，郑瑄郁郁不得志，不久死于家中。后祀于嘉兴六贤祠。
郑瑄喜读书又精通文学，与学者倪元璐、徐石麟“以文章相引重”。郑瑄著有《抚吴疏草》四卷不传于世。又著有《昨非庵日纂》二十卷，“昨非庵”是郑瑄官署中的书室，郑瑄《自序》说：“使余而知昨之非也”。时时警示自己。此书是他的读书笔记，从历代正史、诗文集、野史、杂记等书中分门别类采集而成的，“此书皆记古人格言懿行”。他说：“兹编事不炫奇僻，语不求绮奥，取其有关世教、伦常、修德、释回，足当迷津一筏者。”希望能教化世人，为人们作一行动指南，此书刚刻板问世，立即引起朝野的关注，有人把它比作西汉刘向的《说苑》。不久，此书传入日本，受到欢迎，四百年来一直轰动日本商界。此书为明刻本、石印本，近年都有影印本。1995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又有“文白对照全译”本上下两册，极便于读者。
参考资料：《福州晚报.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