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与王关系如何？这关系到传统时代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借由对经典的理解与解释，清帝逐渐摸索出一套成熟的话语模式，从康熙到乾隆，进行了不断探索，这一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不过，对于这一问题，祖孙二人的理解却迥然不同。
王当奉天命
康熙曾表示“天下大权，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天下大权，当统于一”，皆表明天子权威的惟一性，此点是不容争辩的。康熙帝明确表示忠孝乃人生大节，“知之明，则不惑于邪正，守之固，则不昧于顺逆”，要求讲究“亲亲长长之谊”。他亦十分提倡忠义，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参与三藩之乱，拘押范承谟，范氏始终坚贞不屈，最终为耿精忠所杀。康熙帝赐予其“忠贞”谥号，亲洒华翰，评价其“舍生取义，流光天壤，古所谓不二心之臣，如此而已”。然而康熙在《春秋》中所强调的尊王之义、君臣之伦，并不是绝对的，与天命、天道相比，王是居于下位的，也就是说，王要奉天而行，要受到天的制约，在康熙的政治修辞中，王权是要受制于天命、天道，并不能无限延展。康熙早年编撰的经筵日讲内容《日讲春秋解义》（后简称《日讲》）中对“天王”有所探讨，譬如《春秋·桓公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日讲》云：
操刑赏之柄以驭下者，王也，论刑赏之法以诏王者，宰也。乃为乱者，承命以聘，弑君之贼乎？于来聘名宰，而天王从其常称，示王当奉天命，彰天讨也。于锡命，王不称天，而荣叔无讥焉。其义盖互相备，纠书官，又书爵，任愈重则责愈大，而耻愈深也。
《日讲》以为，经书宰名，乃“天王从其常称，示王当奉天命，彰天讨”，示天命在王之上。庄公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日讲》云：
夫王者，履天位、奉天道，赏则承天命，伐则行天讨，故王必称天，所以法天也。今庄王宠篡弑以乱天常，无天甚矣，故不称天。
《日讲》指出王者是要“履天位、奉天道，赏则承天命，伐则行天讨”，所以“王必称天，所以法天”，批评周庄王“宠篡弑以乱天常”，无天已甚，故不称天。
康熙晚期编撰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后简称《汇纂》）亦指出“欲王者，上奉天时，必以得天为正”，“以天道正王道也”，可见，王是要受到天的制约的。
康熙帝之所以强调王权受制于天，在于其接受了宋儒胡安国的传统。他在《日讲》的序中说：
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氏，义取公、穀，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抉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十常得其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爰命儒臣撰集进讲，大约以胡氏为宗，而去其论之太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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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康熙以为，胡安国的《春秋传》“事本左氏，义取公、穀”，萃取诸家之长而成一家之书，虽然存在“持论过激、抉隐太严”的问题，然其得《春秋》大旨十之六七，相比较汉唐以后诸家则优，故“大约以胡氏为宗”。在宋儒看来，天理、王道是最高之准则，是要制约王权的，康熙在解释《春秋》时，尚且坚持宋儒的天理观念，不时以天理为绳墨，批评天王与国君之举。譬如庄公元年“春，王正月”，《日讲》云：
不书即位，继故而不忍行即位之礼也。闵公、僖公亦然，闵、僖之立，不忘讨贼，故叔牙、庆父终无所逃其死，庄公则晏然安于其位，而与仇人亲昵焉，天理熄灭，罪不容诛矣。
认为经不书庄公即位，是“继故而不忍行即位之礼也”，闵公、僖公不忘讨贼，而庄公却安于其位，与仇人相亲昵，乃“天理熄灭，罪不容诛”。庄公元年“筑王姬之馆于外”，《日讲》云：
鲁为王室懿亲，其主王姬，旧矣。馆于国中，宜有常所而特筑于外，盖知其不可而为之也。然以仇讎而接婚姻，以衰麻而接弁冕，筑馆于外，遂可以自掩乎？窃按齐、鲁之邦交，以察庄公之用心，非畏王命而不敢辞，乃欲借是以接齐好也，故自是以后，会伐同狩，与齐亲好，绝无间疑，废人伦、灭天理，莫此为甚，故《春秋》于主王姬事，特书屡书，以正庄公忘亲昵讎之大恶云。
批评鲁国“欲借是以接齐好”，“自是以后，会伐同狩，与齐亲好”，是“废人伦、灭天理”，《春秋》屡书鲁主王姬事，乃“正庄公忘亲昵讎之大恶”。
《汇纂》特别录入《胡传》的解释，与《日讲》一样，对胡安国的天理观亦直接继承。譬如隐公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一条，《汇纂》录入《胡传》云：
《春秋》之法，诛首恶，兴是后者，首谋在卫，而以宋主兵，何也？前书州吁弑君，其罪已极，至是阻兵修怨，勿论可也。而邻境诸侯，闻卫之有大变也，可但已乎？陈桓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请讨之……然则邻有弑逆，声罪赴讨，虽先发而后闻可矣。宋殇不恤卫有弑君之难，欲定州吁，而从其邪说，是肆人欲、灭天理，非人之所为也。
此处即批评州吁弑君，宋殇公不恤卫之有弑君之难，而从邪说，“是肆人欲、灭天理，非人之所为也”，以天理来解释宋殇公之举。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汇纂》录入《胡传》云：
桓公与闻乎？故而书即位，著其弑逆之罪，深绝之也。诸侯不再娶，于礼无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继室以声子，则是摄行内主之事矣。仲子安得为夫人母？非夫人则桓乃隐之庶弟，安得为当立乎？桓不当立，则国乃隐公之国，其欲授桓，乃实让之，非摄也。以其实让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恶桓，深绝之也……《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贬绝，备书终始，讨贼之义，以示王法，正人伦，存天理，训后世，不可以邪汩之也。
《胡传》指出，桓公书即位，乃著明其弑逆之罪，加以贬绝，以明讨贼之义，“以示王法，正人伦，存天理，训后世”，以天理解释弑君之罪、讨贼之义。
天王本一体
乾隆一直强调王权的至高无上性，他表示“君者为人伦之极，五伦无不系于君”，“朕为天下主，一切庆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采而用之，仍在于朕”，“国之统系于君，《春秋》之义，君在则大统归之”。在纂修《四库全书》的同时，乾隆帝于乾隆四十年（1775）编《胜朝殉节诸臣录》，对殉明臣子大加褒扬，次年，他又下令编辑《贰臣传》，凡是从龙或降清之后忠清到底的，列入《贰臣传》中的甲编，而在清为官，后来又心怀怨怼的，列入乙编，而接着细分，凡是降清之后又反叛的列入《逆臣传》，不唯如此，同年下令在抄录《四库全书》时，所有记载关羽谥号的地方皆改为“忠义”。其在乾隆四十四年谕旨中，褒奖明季诸臣刘宗周、黄道周，说他们“意切于匡正时艰，忠荩之诚溢于简牍”，著作中的违碍文字斟酌改易，不必销毁，并且下令将他们的直言编录为《明季奏疏》。乾隆帝始终强调君为天下之主，王权在五伦关系，包括君臣关系中居于宰制地位。
乾隆
乾隆虽然承认其祖父康熙王奉天命的看法，但他进行了进一步的演绎，将天与王的关系看得更为紧密，尊王即尊天，旨在表明天王本是一体。乾隆在《御纂春秋直解》（后简称《直解》）中对“天王”问题进行了重新的理解。《直解》在解释隐公元年中“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一条时云：
系王于天，明王者当钦若天道，欲循名以尽其实，又以见尊王，即所以尊天不尊王，则获罪于天也。宰统百官，天子之卿也。或名或字或爵，因旧史也。系仲子于惠公者，惠公宠仲子，若夫人兆祸端也。然究未立之为夫人，故止曰仲子，而隐公寻父志，而以其卒赴于王，成父过也。
《直解》以为经系王于天，一则表明王者当钦若天道，二则表明天与王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尊天不尊王，则获罪于天也”，尊王即尊天，天王本来是一体的。《直解》还对书王不书天的地方进行辩解，桓公五年“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直解》云：
属辞之法，首举王而事系于下，则称天王。其不称天者，特文也。先举其事，而不称天者，恒辞也。此之王不称天，恒辞也。盖郑罪本当治矣，诸侯同伐书会，用其师书以，王者天下之共主，则书从而已矣。
《直解》指出，按照属辞之法，“首举王而事系于下，则称天王”，此处不称天王，乃特殊情形，原因在于首举其事，罪在郑国，为表明“王者天下之共主”，经于是书从。
乾隆与康熙不同，其已完全弃置了宋儒的看法，使王权不再受到天道的束缚。他在《直解》序文中即直言：
左氏身非私淑，号为素臣，犹或详于事而失之诬。至《公羊》《榖梁》去圣逾远，乃有墨守而起废疾，下此龈龈聚讼，人自为师，经生家大抵以胡氏安国、张氏洽最为着。及张氏废，而胡氏直与三传并行，其间傅会臆断，往往不免，承学之士，宜何考衷也哉？
《直解》将《胡传》与三传之发展加以呈现，指出各自问题，接着批驳《胡传》“傅会臆断”。
在解释《春秋》时，乾隆完全不再遵守康熙的理解，直接放弃宋儒的天理观念。譬如隐公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一条，康熙帝的《汇纂》录入《胡传》，批评州吁弑君，宋殇公不恤卫之有弑君之难，而从邪说，“是肆人欲、灭天理，非人之所为也”，以天理来解释宋殇公之举，而《直解》则说：
伐郑之谋，发于卫州吁，弑君而求宠于诸侯，先序三国，恶党贼也。宋公子冯出奔郑，殇公乘州吁之请而以兵会怼，郑之欲纳冯而不忌州吁之为篡贼，其恶甚矣，故首宋。
《直解》与《汇纂》不同，虽然亦批评宋殇公乘州吁之乱而以兵伐郑，然不采用《胡传》天理观的解释。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汇纂》录入《胡传》，指出桓公书即位，乃著明其弑逆之罪，加以贬绝，以明讨贼之义，“以示王法，正人伦，存天理，训后世”，以天理解释弑君之罪、讨贼之义。《直解》云：
继故不书即位而桓即位，何也？桓自正其即位之礼，盖以罪归寪氏，为贼已就讨，又以嫡自居，本宜立也。圣人以仍旧史以著其实而其罪自定，且以见乱贼之得志也。天王之失诛也，方伯之废职也，鲁人之臣仇也。
《直解》虽批评桓公即位，乃“圣人以仍旧史以著其实而其罪自定”，然与《汇纂》不同，亦不采用《胡传》天理观的解释。庄公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蔇”，《汇纂》录入《胡传》，批评庄公与齐大夫会盟，以为经书公及大夫盟，乃讥其释父怨亲仇雠，进一步指出父母之雠不知怨，而欲以重德报之，“则人伦废，天理灭矣”，亦以天理解释之。《直解》云：
谋纳纠也，齐大夫纠之党也。二公子皆有党盟者，党纠不来者，党小白也。书公即病公也，忘仇而纳其子，降尊而盟其臣，悖义且失礼也。大夫不名，义系于齐，不在其名也。
《直解》批评庄公，“忘仇而纳其子，降尊而盟其臣，悖义且失礼也”，此与《胡传》理解一致，然不采用其天理观的解释。
迎合者孔广森
孔广森对乾隆的旨意似乎早有领略，他在《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对“天王”问题的看法与乾隆保持惊人一致。在讨论“（文公）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赗”，对《公羊传》“其言归含且赗何？兼之。兼之，非礼也”，孔广森解释说：
胡康侯曰，不称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系王于天，以定其名号者，所履则天位也，所治则天职也，所赏所刑，则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讨。
意思十分明确，系天于王，乃是定其名号，对天子的地位、职责、赏刑的合理性进行了解释，也就说天与王是无法分割的整体。“（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孔广森对《公羊传》“公何以不言即位”，孔广森在案语中指出“桓公之行，是谓无王，无王之人，而追命之，是谓无天”，对桓公严厉斥责，将“无王”与“无天”联系在一起。
乾清宫
在君臣秩序上，孔广森极力强调尊王、尊君。如“（僖公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公羊传》“此偏战也，何以不言师败绩？君获，不言师败绩也”，孔广森采胡安国之说云：
胡康侯曰，君获，不言师败绩，君重于师也，大夫战而见获，必书师败迹，师与大夫敌也。君为重，师次之，大夫敌，《春秋》之法也。与孟子之言何以异？孟子为时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为重，君为轻，《春秋》正名定分，为万世法，故以君为重，师次之。
胡安国指出，此处君为获，而不书师败绩，乃是君重于师，旨在表明“君为重，师次之，大夫敌，《春秋》之法”，是乃尊君也。又如“（宣公五年）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子叔姬。叔孙得臣卒”，孔氏云：
仲遂如齐，谋弑子赤，叔孙得臣与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数岂略而不书日？是圣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伦。方仲遂往谋于齐，而与得臣并使，若懵然不知其谋，或知之而不能救，则将焉用彼相矣？故特不书日以贬之。
胡安国认为，叔孙得臣卒不书日，乃是讥贬其与仲遂相偕行，强调“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伦”，亦是在彰显君臣、父子、夫妇、適庶的人伦之间的尊卑秩序。
孔广森乃曲阜人氏，为孔子裔孙，其祖父孔传铎袭封衍圣公，父亲孔继汾曾为户部主事。孔氏自己亦平步青云，乾隆三十年（1765）举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1771），后改庶吉士，散馆授翰林检讨。可以说，孔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食新朝俸禄之人，其所坚持《春秋》中的尊王、尊君父的想法，是完全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这个标准的。尊王、尊君父已经不是《春秋》中的历史话语了，而是现实的政治话语，为满人入关克服了障碍，提出了一套新的解释思路，这可以说是实获清帝之心的。作为“食毛践土”的一代，与清初士人于清廷采取反抗、不合作的态度有着绝大不同，孔广森实乃转向认同，甚至主动迎合清帝的“气息”。孔氏不仅是一位有建树的经学家，还是一位文采斐然的文学家，尤工骈文。他的骈文《元武宗论》，娴熟运用元代的各种史料，对清帝乾隆的“大一统”思想加以佐证。《元武宗论》里面写道：
古之王者因时以制礼，虑难以立经。承颛九世，非袭若水之降居，荐益七年，不慕阳城之讴域。一生一及，废质家亲亲之法，三昭三穆，明文家贵贵之典。所谓设妃如庙，树子如社，重齿路之防，定逐鹿之分，消闚竞于未萌，期宪章于可久。不幸中叶震业，大宝陆沉，犹当上鉴夷吾唯卜贰圉，下征灵武即禅宗储，则英景之畔、肃愍之诛，不且可以免乎？故曰，《春秋》之义，先大一统，君而二统，未有不乱者也。
这篇骈文词藻宏富，气势如虹，无非就是表达礼义、文教对国家安定的重要性，最后落到“《春秋》之义，先大一统，君而二统，未有不乱者也”一句上，犹显孔氏对大一统、国君定于一尊的热切企盼，其迎合、呼应乾隆的心理是不言自喻的。乾隆于四十一年（1776）平定金川之乱，孔广森随即作了一篇颂圣的文字《武成颂》，其中写道：
天子方讲艺螭抝，修文虎观，咨儒官于刘向，遣谒者于陈农。羽檄星驰，叠下五申之令，铜籤夜警，仍披二酉之篇，岂非天亶聪明，圣兼文武与？
孔氏盛赞乾隆的文治武功，刻画出一幅神武威仪、勤政爱民的圣天子形象。孔氏汲汲于此，不惜笔墨维护乾隆的权威，此与其《春秋》中所要表达的意味是一样的。不难看出，孔广森是清帝不折不扣的迎合者。
在“天王”这一问题上，康熙强调，与天命、天道相比，王是居于下位的，也就是说王要奉天而行，要受到天的制约。在康熙的政治修辞中，王权并不是最高准则，要受制于天命、天道。康熙帝之所以强调王权受制于天，在于其接受了宋儒胡安国的传统。在宋儒看来，天理是最高之准则，是要高于君的，作为理学的拥护者，康熙在解释《春秋》时，尚且坚持宋儒的天理观念，不时以天理为绳墨，来评定天子得失。
乾隆虽然承认其祖父康熙帝王奉天道的看法，但他进行了进一步的演绎，将天与王的关系看得更为紧密，尊王即尊天，强调尊王与尊天的统一，将王权与天命、天道密切绑在一起，进一步抬高了王权的地位。乾隆与康熙不同，其已完全抛弃了宋儒的看法，摆脱了理学的牢笼，使王权不再受到天道的束缚。孔广森作为乾隆的迎合者，其在理解天王问题时，与乾隆保持高度一致，甚至不惜费笔墨去盛赞乾隆的文治武功。在清帝权力的图景上，不是单线条的勾画，而是复杂、多样的笔调在穿行、挪移，除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武力控制，还有悄然无声的知识解释权的争夺，而在这一过程中，却不乏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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