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拔赵帜——陕北三战三捷之蟠龙攻坚战(上)_蟠龙_彭德怀_攻击

羊马河战斗之后,胡宗南以整1军沿山神峁、安定、瓦窑堡大道以南山地前进,以整29军绕过羊马河转向东,企图围歼西野于瓦窑堡以南,但再次扑空。国民党军在瓦窑堡附近驻扎了几天,除了搜到一窑洞羊皮,声称击退了共军几次骚扰性的攻击外,毫无建树,而大军补给问题还是难以解决,虽然胡宗南曾用飞机空投粮食和大饼,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4月18日,整1军、整29军按照胡宗南命令准备撤回永坪、蟠龙地区休整补充。

胡宗南将两个军集结于瓦窑堡附近狭小地区,无法久驻,这一点当在彭德怀的意料之中。4月17日4时,彭德怀致电张宗逊、廖汉生、王震并军委,判断敌“有东退清涧极大可能,亦有南退蟠龙可能”,决心“不管敌南退和东退,我军必须继续截击敌一至两个旅”。之所以强调“必须继续截击敌一至两个旅”,或与彭德怀判断胡宗南有可能抽调兵力援晋而力图拖住胡军有关。

四月初,陈赓、谢富治集中4纵全部和太岳军区三个旅及19、20两个军分区部队,共五万余人,在一百三十四个民兵连与六万群众支援配合下,发起声势浩大的晋南反攻作战。截至4月15日此战第一阶段结束为止,已切断同蒲铁路南段,攻占县城十余座及重镇多处,前锋直抵黄河左岸。胡宗南只好急调原控置于关中的整10师(欠第85旅)及第206师第2旅由永济亘临晋间渡过黄河,增援晋南。西野认为此时胡军后撤,是因为老巢受到严重威胁,胡宗南企图先休整补充,尔后视情况抽兵援晋或继续寻我主力决战。为不使其得到喘息之机,故此力求再次寻歼胡军一部。

胡宗南

恶战新岔河

17日午时,彭德怀得知敌90师忽向安定城西南十里铺前进,判断敌可能南撤,要2纵速查明瓦市敌动态。当晚,彭德怀又下达命令,强调对敌宣传和监视,“使敌一出一动均在我控制下,并随时向指挥所反映。”

西野18日由俘供得知,“敌二十九军(一二三、一六五、十二各旅)沿瓦市至永【坪】大路南撤,主力似在大路以西,董钊第一军由桑树坪、石家川向榆树坪南撤”,决心“首先消灭南撤刘戡之左翼,并坚决扩张战果,歼灭刘军”。依此,西野于当日7时下达命令,部署2纵以顿旅(独4旅)占领永坪西北阵地,迎头坚决抗击;罗、郭(教导旅、359旅)及新4旅从小寨、大塔河、捎包河向岔沟坪、千家坪(笔者按:原文如此,应为于家坪,该地在新岔河、岔湾坪以西,胡草沟东南,下同)之敌猛击而歼灭之,并乘胜向张家湾、源流湾敌之左侧背猛击。同时,令一纵以一个旅钳制第一军东援,主力(包括警七团)取道石家川、李家川向风背上迅速攻击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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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报获知的时间太晚,致使西野1、2两纵的行动无法很好地协调。另外,由于135旅被歼后整29军行动异常谨慎,猬集一起,很难分割。彭德怀虽然决心很大,打算先歼123旅,然后扩张战果,“歼灭刘军”,但在敌军增援部队较近的前提下,要一次歼敌一个整编军显然超出了西野本身的能力。

18日黄昏2纵各部均已抵达指定位置,当日纵队领导到徐家疙瘩以西高地看了地形,并确认敌人已经到了于家坪、岔湾坪、郝家川一线,王恩茂在当日日记中写道:“明日战斗一定打响。”

19日凌晨3时,独4旅遵令进至永坪西北之麻子沟以北高地,构筑工事准备堵击南撤之敌。教导旅3时亦进抵捎包河、段家渠西南高地。359旅原计划五时前在大塔河以西寺沟北山附近集结完毕,以717团攻占岭湾以西敌军阵地,以718、719团由中寺沟北上攻占新岔河以西敌阵地,然后由西北向东南发展,首先歼敌123旅(战后查明该敌系整165旅)。但由于部队未按时进入集结位置,直到拂晓后仍在运动,被敌人发觉,遂发生了战斗。

国民党军方面,整29军18日位置分别是:36师抵于家坪、郝家川;55旅驻何家塔附近;12旅在胡草沟附近。各部驻地东西相距仅约7公里,南北仅约2-3公里。19日晨当36师由郝家川北侧向永坪方向搜索前进时,甫离宿营地即在郝家川、崖【崔】头村、汉山村一带遭到共军袭击,刘戡当即以165旅、123旅占据这一带附近高地,以55旅占据郝家川亘胡草沟各高地,以12旅占领何家塔以东各高地,拼命顽抗。

战斗开始后,717团打得勇猛,接连攻占了岭湾以西两处敌阵地,造成了攻击敌人的有利态势。但718、719团向新岔河西山之敌的进攻,却因为地形狭窄,兵力不能展开,攻击方向又处在敌人正面,火力不能压制敌军火力,因而几次攻击均未成功。

教导旅于上午8时展开攻击,旅决心以第2团向寺沟左翼之敌阵地攻击,第1团向寺沟敌右翼阵地攻击,获胜后向南发展。攻击开始后很快占领了寺沟两侧山地,并击伤来袭的敌机两架,主攻的2团伤亡12人。但之后因敌占据岔湾坪东南及西北一带有利地形,战斗遂打成对峙。独4旅于当日上午11时将寒沙石南山少数敌人驱逐后,因为其他方向均未按原计划打响,整29军缩回阵地和359旅对战,所以仍在原地待敌。

从彭德怀当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可知,西野对整29军的实力判断有误,少算了第55旅,且对敌均集结于永瓦大道以西似亦未了解,只“判知刘戡三个旅集在一块来”。另外,当日除359旅全部进入战斗外,只有新4旅、独1旅各一个团进入战斗,共伤亡二百余人。此时,彭对各部配合不佳尚未觉察,仍决心“准备今晚大夜战”。

当夜,西野2纵仍以359旅为主攻,但该旅指挥所未根据白天攻击失利的情况调整部署,还是以718、719团从原阵地组织进攻。打到半夜,虽然718团和719团的一个营先后突破敌第一道阵地,又被敌反冲击打了下来,夜攻未能奏效。717团则因得不到配合,孤军深入,伤亡很大,当晚也被迫撤出已得阵地。

事后检讨,胡军占据的山头地形险要,又有野战工事,不利于攻击。359旅主要突击方向上除一条窄梁可直达山头外,两侧均临深沟,山坡极陡,正面不宽,兵力展开受到很大的限制,容易遭到敌人火力封锁和杀伤。因此,旅指挥员本应该以一个团于原阵地攻击,牵制吸引敌人,将另一团调至岭湾以西,利用717团既得阵地向敌侧背攻击,可能收到好的效果。

教导旅当晚9时开始攻击,直到次日凌晨1时才攻占梁家渠后山,向西北发展进攻时因敌以一团兵力固守,又打成对峙。次日凌晨4时30分,教导旅奉令撤退,至6时,部队相继撤出战斗。随后,359旅及独4旅等也先后撤出了战斗。

1纵风背上的战斗也不理想,358旅716团一下子就伤了三名团级干部,包括该团团长张树芝、副政委栗光祥、政治处副主任吴正夫。主攻的第3营,营长唐洪泽、副营长鲁秉虔也都受了伤。358旅旅长黄新廷见势不妙,自作主张就撤了下来。1纵司令员张宗逊询问为何后撤,黄新廷回答说“一口吃不下”。正好野司下达了撤退命令,张宗逊也就没再说什么。

对于这一场大混战的结果,说法各有差异。按照胡宗南的讲法,“匪遗尸一九八四具”、“我俘匪官兵五十八员名”;当时的战报则称“本会战毙伤匪五千一百余名,我军伤亡官十八员,士兵二百二十七名,其比例数为廿与一之比”,这就比较夸张了。

中共方面的战史一般称此战歼敌整编第29军一部2000余人,但多不提及西野伤亡的具体数字。综合已知的部分材料分析,此战西野伤亡不小,尤其是干部损失很大。2纵359旅作为主攻部队,伤亡计达537人(其中营团干部13人,连排干部34人,班以下人员490人)。旅参谋长王子良、第718团副政委胡炎奎牺牲,第719团团长蒋玉和、718团参谋长伍银德、718团副参谋长吴锡、717团副参谋长孟梅生负伤,可谓元气大伤。该旅第717团因孤军深入,连续作战26小时,损失最大。全团共阵亡170人,负伤118人,其中营级干部王义明和连级干部刘嘉祥等8人牺牲。1纵(358旅和独1旅)损失也达350人,其中伤亡311人,其他39人。合计损失已近千人。

新岔河战斗的性质是一个对野战阵地的攻击战斗,也是个消耗战斗。此战未达目的,且主攻的359旅“伤亡之惨重,消耗之巨大,较以往为重”,王恩茂总结此战的教训认为:“主观上希望太大,企图一下歼灭三个旅,这是一;二、敌人刚出发就打,以致敌三个旅靠在一起,不是首先打一个旅,而是一打就打三个旅,如果让敌人先头部队到了永坪,或者其后卫部队离开了岔沟坪(笔者按:应为岔湾坪,下同),在其运动中打他后面一个旅,采取突然、猛烈手段是可以取得胜利的;三、敌在露营的地方构筑有工事;四、集中力量,组织攻击,配合得不好。”

彭德怀4月22日给军委的电报报告:“十九日战斗二纵、教旅、新四旅由东北向西南打得过早,致敌未脱离宿营阵地与工事。一纵由西向东打的过迟,故未隔离董、刘两军,使之愈打愈靠拢。我们对敌判断错误,以为一二三旅或十二旅在永、瓦大道以东,……敌三旅均集结永、瓦大道以西,大道以东仅少数警戒部队,一旅面向西靠拢,当即形成相持形势。”但彭认为“刘部虽得董部迅速增援亦仅免于消灭”,“刘董两军均表现恐慌避战,歼敌条件在增加”,并未失去歼敌之信心。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彭德怀、习仲勋4月20日给军委去电,称:“我十九日夜战,占岔沟坪线以西阵地,系一六五旅(其余两旅在风背上附近),甚顽强,缴获不多。”同日的另一份电报中,彭德怀认为:“给二十九军以严重打击,使敌第一军被迫停留与二十九军靠拢,增加胡军回救晋南豫北困难,挫敌士气,增敌疲劳,造成今后继续歼敌机会。”这从另一角度看到了此战的意义所在。军委和彭德怀对下一步作战方针,均认为仍应采取“在延水以北再拖敌一时间”的办法,故此彭德怀打算“休息数天后准备夺取瓦市,得手后再围清涧或延川,不打援,调董军回头”。故此,新岔河战斗后,西野部队仍集结于永坪东北地区,休整了五天(4月22日至26日)。

新岔河战斗的“伟大战果”,亦给国民党军高层带来一种错误的印象,即共军已受到了重创,应乘胜而击,不使喘息。胡宗南权衡晋南和陕北两者轻重,看到有陷入两面作战之势,决心先解决陕北。针对有人提出的放弃延安的建议,胡宗南认为这将“有影响国际视听,且使匪有喘息整补机会,将养痈遗患”,故“仍采东守北攻方针”,以部分兵力据守晋西、晋中、晋南之要点,集中主力北进,以求“彻底剿灭陕北残匪”。

进入边区后,国民党军情报系统几乎毫无作为,关于共军活动的情况,基本上全靠空军侦察。4月下旬,空军侦察报告显示,绥德、米脂以东黄河各渡口集中了一批船只,共军多路小部队正向绥德方向前进。蒋介石、胡宗南判断共军主力开始陆续渡过黄河,遂决心以胡宗南集团沿咸榆公路北进,以邓宝珊部南下配合,歼灭共军于葭县、吴堡地区,或逼迫其东渡黄河;如果共军未渡黄河,仍在咸榆公路以西地区,则占据绥德、米脂,沿咸榆公路设置据点,隔断陕北与晋绥联系,然后与二马、邓宝珊部一起,压缩共军于志丹、吴起地区就歼。

胡宗南经与十二战区协调后,作出如下的部署:

一、整一师第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率步兵一团、炮兵一营及旅直属部队,坚守蟠龙补给点;

二、以整一、整二十九军为南兵团,携带七日份粮秣,由蟠龙沿延榆公路两侧地区,向绥德挺进;

三、榆林之第二十八旅、新十一旅及整八十六旅(仅步兵两团)为北兵团,向镇川堡前进;

四、南北兵团应排除沿途匪军抵抗,尽速于绥德会师后,待命续向西进剿。

在4月20日上午召开的第七补给区司令部会议上,由补给区司令周士冕主持,确定蟠龙为前进补给基地,按照7.5万人屯储7天粮秣,前进部队的夏服全部运往蟠龙,并在蟠龙存储一个基数的弹药。由于粮食来不及补充,胡宗南命令部队一面等候粮食补给,一面抽调所有工兵协助167旅于4天内完成蟠龙附近的防御工事。以不足一个旅的兵力守备蟠龙,167旅的指挥官感到责任重大,兵力不足,也不愿意将部队建制分割开,所以曾向董钊提出意见,但董钊强调集中兵力北上决战,未予采纳。

新岔河之战后,西野对国民党军的情况一度也不太清楚。4月24日彭德怀、习仲勋向军委通报三边、陇东、关中敌情,提及“董刘集八个旅于青化砭、蟠龙补充干粮,今后行动尚未判明”,询问“玄台有无新情况”。4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习,认为“主力宜在现地多休息数日,完全弄清敌情,然后考虑行动”。同日,毛泽东甚至判断“陈赓威胁西安,董军可能南撤”,提出“瓦市敌可能逃跑,其道路或经瓦市东北(王家湾、李家川等地)向清涧,或经瓦市西南向蟠龙,望部署歼击之”。当日,彭德怀、习仲勋致电第1、2纵队并报军委:“董、刘两军共九个旅由蟠龙王家屯二十六日未时先头抵新岔河西。明(二十七日)有继续北进瓦市接该城之七十二团,再东向清涧收缩。七十六师师部、二十四旅于延川、延长,准备抽出主力南调,或者不顾一切继续北犯;或者董、刘两军向北佯动,迷惑我军,使瓦市敌向东逃窜。”虽然罗列了几种可能,但究竟敌人意图如何,还是不清楚。

27日,彭德怀根据敌情,提出打蟠龙的主张,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称“董、刘两军二十七日未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模样。蟠龙留一六七旅旅直及四九九团守备,似有粮弹未发完”,“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得手后再围歼甘谷驿、桥儿沟八十四旅之二五一团,并彻底破坏永延段公路”。当日毛泽东电复彭、习:“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为加深敌之错误印象,以为西野主力准备东渡黄河,彭德怀令2纵派出359旅诱敌北上。之所以让359旅担任这一任务,可能和新岔河之战该旅损失较大,不适合再担任攻坚任务有关。359旅根据王震、王恩茂的指示,将全旅分成大小不等、配有电台的几个支队:两个支队分别扮演1纵、新4旅;两个支队分别扮演2纵、教导旅,阻击左右两路敌人;一个支队留在敌军背后,扮演执行迟滞任务的359旅;旅部则扮演野战军首脑机关,和“二纵队”一起行动。为增加逼真程度,彭德怀还令各旅分别抽出一个排,配合绥德分区的第4团、第6团及晋绥独5旅等部一起演戏。西野各部服饰各异,有深色的,有浅色的,有绿色的,有灰色的,这些部队沿途不断弃下符号、物资等,有意暴露,使敌人确认西野主力正在北撤。同时,又在佳县一带黄河边,集结了大批船只,以迷惑敌人。

这一番动作,丝毫未引起国民党军的怀疑,董、刘两军以绥德为目标,一路追击了下去。西野则隐蔽下来,静待胡军擦身而过。4月27日,西野野司机关驻在一个叫新庄的小村子,胡军大部队从山岗上走过,机关人员隐伏在山脚下的窑洞里,一面同当地民兵放出隐蔽哨监视敌人,一面荷枪实弹准备战斗。彭德怀镇定异常,“敌人怕我们打它的埋伏,是不敢下到沟里来的”,若无其事地躺在炕上。果然,几个小时后侦察员进来报告胡军走完了,彭德怀从炕上下来,命令部队向南出发,“各走各路”。

无独有偶,国民党军居然也有奉行“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整90师28日向王家湾行进途中,从山上看到行进道路以西山梁上有共军正规部队由北向南运动,先头部队第61旅将情况报告师长陈武后,陈武居然说:“我们有任务,要按期限到达绥德,哪有时间去管这些。这个情况无需向兵团司令部报告,免得耽误时间,咱们还是赶路要紧。”陈武把打仗当成赴约会,只顾赶路,蟠龙之167旅的命运也就此被决定了。

蟠龙镇位于延安东北五十五公里处,是通往子长、延川、清涧、绥德等地的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该镇周围有三座山,构成其天然屏障。西北山叫宋道梁,“蜿蜒起伏,势若龙蟠”,据《延安府志》,该镇即因此而名。西南山叫老爷庙山,地势较缓,视野开阔。镇东山叫捣钟圪垯,最为高耸险要,控制此山,就能瞰制整个蟠龙镇。该山山底为数十米高的悬崖陡壁,半坡为泥流滑坡段,山顶高面光,坡陡且大,易守难攻。(笔者按:此文中,镇东山捣钟圪垯即集玉峁或称积玉峁,镇西北之宋道梁即为小庙梁,镇西南老爷庙山即磨盘山)

蟠龙守军系胡军整1师第167旅(旅直及第499团),加上地方武装陕西人民自卫军第3总队(约2000余人),人数共计约近7000人,但真正可用的兵力并不多。据时任该旅副旅长的涂健回忆,除第499团及配属的一个炮兵营之外,只有旅直的几个连(工兵连一、输送连一、通讯连一、特务连一,卫生排一)。自卫军第3总队人数虽然不少,但原来只是负责运送给养的,“战斗力十分差”。

该旅原系江西熊式辉旧部,1938年调西北后被胡宗南编入第1师,遂逐渐成为胡宗南的嫡系主力。虽然由于胡宗南对整1师的过度爱护,以致被视为“小姐”部队,但该部装备、训练精良,火力强,之前也未像整1旅那样遭受过严重的打击,在西野看来,仍是“胡部劲旅之一”。蟠龙战斗之后,该旅迭受打击,后来又因为和1旅及78旅各置换了一个新兵团过来,至1948年底,彻底沦为“全军最弱之师”(1948年9月整编师复改称军)。

该旅旅长李昆岗,四川容县人,黄埔六期毕业,陆大正则班第十一期毕业(1935年12月毕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组(军事)组长、第四战区参谋处处长、第一战区副参谋长。胡宗南誉之为“智勇双全,有雄才大略”,为胡手下“四大金刚”之一。

陆大十一期毕业仅年余即逢全面抗战爆发,各方需人,争相罗致,特别是同期同学之间互相推荐、援引,因而提升较其他各期快得多。如黄埔六期出身的学员,大都是尉官带职入学,毕业不及一年,几次擢升后,官至将官者颇不乏其人。1946年之国防部实权握在参谋总长陈诚手中,枢要岗位多为陆大十一期同学所占据,如刘云瀚以第1厅(主管人事)第1处处长主管将官人事,后调第5厅副厅长主管编制装备;方天初任第5厅厅长,后升任参谋次长;罗泽闿一度充任第3厅厅长,主管作战;杨业孔曾充任第4厅厅长,主管补给;另外,吕文贞任联勤总部参谋长、赵桂森任该部运输署署长、车蕃如任总长办公室主任,也都是关键位置的要职。故当时亦有“土木系”即“十一期”的说法。该期同学在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出任国民党军军长职务的尚有盛文、薛敏泉、沈澄年、吴仲直、罗泽闿、李仲辛、刘云瀚、刘劲持等人,可见人脉之旺。

蟠龙战役旧址

李昆岗能得到胡宗南如此看重,自然也非等闲之辈。他根据蟠龙周围的地形,经十余昼夜抢修工事,已经构成了以街区为中心,周围纵深较大的支撑点式防御阵地。蟠龙镇本身四面环山,并无可资防守之地,必须占领四周高地,尤其是东山制高点,以构成整个防御体系。李昆岗因兵力不足,故确定兵力重点置于东山方面,对西、北两高地则置以适当的兵力,以炽盛火力封锁隘路,并在隘路口设置班、排据点,以伏地碉配合外壕、铁丝网、地雷等副防御措施构成。炮兵观察所位于东山制高点,第499团指挥所位于北面高地南麓,旅指挥所位于东山西麓。旅直属部队除担任本身战斗勤务外,并作为旅机动部队。陕西人民自卫军第3总队担任外围搜索警戒,为防止其溃逃影响防御稳固性,李昆岗还规定该部遭攻击后应向延安方向转移,不得向蟠龙镇内撤退。

其具体兵力分布为:第167旅旅直及499团团部率第1营负责蟠龙街区及北山;第2营及第3营第7连扼守蟠龙镇东的集玉峁(标高1284)及东南诸高地;第3营(欠第7连)扼守镇西之老庄、新庄科、寨则沟、小庙梁及西南之1227高地(磨盘山);陕西人民自卫军第3总队除以一部兵力留驻蟠龙镇,其余大部活动于镇北及西北之纸坊坪、圪驮村、核桃坪一线,以掩护主力构筑工事。

这一部署就其有限的兵力来说,可谓适切。一般情况下,即使敌方由北、东、西等数面攻击,守军可以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与之周旋争取时间,只要东面的集玉峁阵地不丢,则纵然敌军由北、西等面攻入蟠龙镇,守方仍可逐步将兵力退往东山,凭借制高点的优势,令敌军无法立足。

4月28日,西野开始攻打蟠龙镇的准备了。15时,教导旅接彭、习电令:

一、董、刘军北犯绥德,一六七旅(缺一个团)留守蟠龙,我决歼该敌,向延安、甘谷驿线扩大战果。

二、部署:一纵队(缺三十五团及尾追敌主力之小部)向蟠龙以西前进,新四旅取道风背上向蟠龙东北前进,二纵队(缺九旅)取路永平【坪】向蟠龙东南前进。

各兵团于本日由现驻地出发,二十九日进至攻击准备位置,三十日拂晓或午后四时开始攻击,本部二十八日晚进驻永平【坪】。

29日20时,彭德怀正式向各纵、旅下达了围攻蟠龙之敌的部署并报告军委,以1纵由西向东、2纵独4旅由东南及南向北、新4旅由东北及东向南、西进攻,教导旅则位于青化砭以北机动。并限各部“明日午后四时以前提出报告和提出攻击部署,以备五月一日攻击参考”。

30日下午,彭德怀、张文舟(西野参谋长)冒雨到蟠龙东面和北面观察地形和敌情。前一天西野的侦察人员已经在蟠龙外围和敌地方部队发生过战斗,且有一名纵队司令部的传骑被俘,故此,蟠龙之敌正在赶修工事。彭德怀等一面观察,一面找干部谈话,将进攻集玉峁方向的新4旅771团团长、营长找去,问他们准备如何攻击。771团团长吴宗宪说:一个方案是夜晚摸到前沿,做好工事再攻击;另一方案是拂晓前强占前沿。彭德怀肯定了其第一个方案,认为该方案出其不意,伤亡小,但指出出击道路应放在左面,左面地形好,有沟,容易隐蔽接敌。当天下午,彭德怀又在薛家沟山上和2纵的指挥员碰了面,由于当天大雨淋漓,故将原定当晚攻击的计划推迟了一天。

但就在西野部署已定,决心攻歼蟠龙之敌时,30日5时,毛泽东突然致电彭德怀,提出:“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攻击瓦窑堡或蟠龙,如无充分把握,以不打为宜,部队加紧休整,以逸待劳,准备运动中歼敌。”

《彭德怀元帅》中关于蟠龙战役的剧照

何以毛泽东忽然改变了27日复电的决心,现在分析起来,也许可以找到以下的理由:

一是毛泽东基于当时部队的装备等情况,对于攻坚战能否胜利缺乏把握。毛泽东5月2日分别致电刘邓、陈谢,询问是否能以十天内外攻克焦作、安阳、安邑、运城。说明对于攻坚当时还没有很强的信心。

二是毛泽东对于胡宗南部主力的行动没有掌握,担心胡军回师救援。前述已经提及新岔河之战后,中共对胡宗南部行动一度也无法确切了解,这也许是胡宗南觉察到了西野有侦破其行动的可能,从而更换密码所致。4月28日,周恩来找中央支队2大队(即军委二局前梯队)领导胡备文,下了死命令,要求3天内破译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全部密码,为蟠龙战役提供准确情报。此时这一任务可能尚未完成,因而毛泽东对敌军动向没有把握。

虽然毛泽东改变了主意,但彭德怀不为所动,仍坚持原定决心不变。他判断敌军主力北上约需5至7天时间,我军南下攻打蟠龙,虽敌军必然回援,但最快也要三四天时间。彭德怀于5月1日致电军委:“原准备一日拂晓攻击蟠龙,因天雨路滑停止,待雨停后二日攻击。胡军为避免消灭,现工事技能已达最高点。清瓦以南至延水,所有山头村庄,均有相当坚固野战工事。蟠龙工事已完成外壕、鹿砦、铁丝网,平毁甚不易。该军所到之处,木器门板大部烧光,牲畜杀光,一切工具均损坏,壮丁抓走亦不少,与日本三光政策同。人民损失五年难以恢复。”毛泽东5月2日13时复电,肯定了彭德怀的意见,认为:“攻击蟠龙决心很对。如胜利,影响必大;即使不胜,也取得经验。”

胡军军纪如此之差,对于西野来说,反适足以鼓励士气,增加对敌的仇恨。王恩茂日记记载4月29日至贺家渠宿营的情况:“贺家渠是敌人驻过的村子,平房均已拆毁,窑房均已破坏,门窗家具均被烧毁,地窑均被挖掉,粮食均被吃掉和抛撒,纺车、犁铧等生产工具均被捣毁,耕牛被宰杀,人民无法生活,看见我军到来,眼泪盈眶,诉告敌人的暴行。我见了这种情景,增加了对敌的仇恨。”

5月1日,西野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研究战术问题,西野各部也普遍都进行了动员。5月2日黄昏,蟠龙攻坚战按计划正式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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