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嘉塬，是甘肃正宁县和陕西旬邑交界的一个小平原，地处子午岭西麓，北靠桥山，南与陕西省旬邑县职田镇相邻，南面是平原地带，方圆有十多里。上世纪30年代初，初步组建的西北革命队伍，曾在这里发生了一起内部“缴枪事件“。
这次“缴枪事件”，在中共历史上鲜为人知，但是深刻影响了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并且围绕该事件的争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最后中共中央不得不出面做出结论。
要厘清此次事件的真相，就得从西北革命的创始人刘志丹和谢子长说起。
刘志丹，原名刘景桂，字子丹。1903年10月4日诞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丁镇。1922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任学生会主席，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同军阀井岳秀等封建势力作斗争。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奉党的命令，考入黄埔军官学校。
大革命时代，刘志丹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等职，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奔走于湖北、安徽、陕西等省，从事组织起义的工作。1928年，与其他人一起组织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
1928年，刘志丹领导渭华起义失败后，回到陕北，担任陕北特委的军委书记，领导陕北和陕甘宁边界的“军事运动”。
刘志丹
从1928年秋到1930年秋，刘志丹在陕北动员了大批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陕北军阀高志清部、杨庚午部，甘肃军阀谭世麟部，宁夏苏雨生部等进行“军运”工作。刘志丹还利用社会关系亲自打入敌军队中活动，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
在开展“军运”同时，刘志丹还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土匪武装。他认为，陕甘地区有许多绿林土匪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侠肝义胆，由于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被“逼上梁山”。他们同官僚军阀、地主豪绅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复杂。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绿林好汉赵连璧（赵二娃） 就是在刘志丹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在甘肃合水县太白镇领导组织了一百多人的起义，打死了陇东民团第24营反动营长黄毓麟，收缴了该营的大部分武装。太白起义后，部队分散在合水、保安、安塞边界地区游击，打土豪，消除民团，给群众分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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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院一年多的苦心经营和发展，到1931年10月，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扩大到400多人，有300多支枪，在庆阳南梁地区活动，群众称之为“南梁游击队”。
刘志丹在陕甘边进行革命斗争的同时，他的战友谢子长也在陕北大地艰苦卓绝地奋斗。
谢子长，原名世元，曾改名德元，号浩如，化名冬阳，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市）枣树坪人。1919年起先后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和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读书。1922年考入太原学兵团学军事。1924年回安定县办民团，任团总。同年赴天津、北京，参加反帝斗争。
1925年，谢子长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回安定县继续办民团，利用团总身份进行革命活动。他创办青年军事干部训练班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教育。他组织和领导农民协会打击封建官僚，惩办土豪劣绅，被群众誉为“谢青天”。
1927年10月，谢子长与唐澍等组织领导清涧起义，任西北革命军游击支队营长、副指挥。1928年5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3大队大队长。起义失败后，回陕北开展武装斗争，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委员。1930年8月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
1929年至1931年，谢子长先后在陕北、宁夏、甘肃等地做兵运工作。
1931年9月，晋西游击的闫红彦、拓克宽、黄子文等人带领二、三十人西渡黄河到陕北，陕北特委动员了一些党团员和群众参加，部队扩大到五、六十人，后与师储杰、杨鼎、杨琪等带领的烟商的保镖武装二百余人联合在一起，称为“师储杰大队”，在陕北安定、延川一带游击。他们在陕北打了胜仗，引起敌人的围攻，站不住脚，于同年10月下旬来陕甘边界，找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游击队汇合。刘志丹立即率部队到东华池同他们汇合，随后开到庆阳南梁地区休整。
1931年11月中旬，谢子长和高岗由西安经平凉来到南梁，他们召开了游击队队委扩大会。会上，高岗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尽快成立陕甘红军游击队的指示，决定在南梁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但在打什么旗的问题上和部队改造问题上，与会者发生了争论。
谢子长、闫红彦认为，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应该尽快打出红旗成立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
而刘志丹从实际情况出发则认为，目前部队力量小，成分复杂，过早的打出红旗，目标大，会招致敌人的注视，使游击队站不住脚，主张在陇东军阀陈国璋部挂个名义，扩大力量，然后再考虑打红旗问题。
谢子长、闫红彦还认为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绿林土匪出身的人比较多，成比较复杂，因此必须进行“清洗”。但刘志丹不赞成采取立即“清洗”的方式改造部队，而是主张“缓一些看怎样想法改造”。
由于与刘志丹分歧比较大，阎红彦还和刘志丹大吵了一顿。结果，虽然双方经过充分讨论，但意见仍然相持不下。
1931年12月下旬，陕西省委派荣子卿来部队传达了省委指示：“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进攻中国，这种侵略行为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高潮，西北形势同全国一样，各界人民强烈地要求抗日，要求民主。在这种新形势下，省委决定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同盟军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同时成立了同盟军党委会，谢子长为党委会书记，刘志丹、荣子卿为党委会委员。
谢子长
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设第一、第二两个支队，陕北商贩队和原晋西游击队共300多人，编为第一支队，师储杰任支队长、杨重远任参谋长。陕甘边界游击队400多人，编为第二支队，刘志丹兼支队长，朱理愷任参谋长。
第一支队编成3个大队，一个警卫队（警卫队是原晋西游击队）。第二支队编成3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赵连璧（赵二娃），副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队长杨丕胜，副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队长贾生财，副队长谷聚山。每个大队下设3个中队。还任命了马锡五为第二支队军需长，张天禄为第二支队副官长。
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队委会根据省委的指示，再次讨论是否尽早打红旗的问题，内部争论仍很激烈。
谢子长派阎红彦、杨重远和刘志丹谈话，进一步进行说服。但刘志丹坚持自己的主张。刘志丹还认为，“同盟军的成分虽然复杂，但绝大部分是受压迫剥削的贫苦农民，他们因无法生活，才来参加革命的。还有一些流浪汉和一些反对国民党压迫的其他阶级的人，在社会上站不住脚，投入我们的部队，并不是坏事。这些人虽有自由散漫、纪律松弛的一面，但是也有仇恨国民党的一面，动员他们回家生产或另谋活路，使之不要与我们为敌”。
在分歧无法化解且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谢子长、阎红彦等依靠反帝同盟军内以原晋西游击队为骨干的一支队部分武装，在刘志丹不知情的情况下，决定对刘志丹领导的以原南梁游击队为主的二支队实施武力缴械的“整顿”计划。
1932年1月3日，部队到达三嘉塬。大年三十前，“缴枪事件”爆发了。
三嘉塬红军游击队旧址
为了对此次事件有一个客观、全面、公正的认识，还是听听当时事件亲历者的回忆。这几位亲历者，属于不同方。
先听听属于谢子长一方的雷恩均的描述。雷恩均陕西子长人，1925年入党，曾参加谢子长领导的清涧起义，先后担任过陕北支队执法队队长、西北反帝同盟军大队长。解放后曾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他回忆道：
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谢子长在他的驻地召集反帝同盟军一支队大队长以上党员负责人开会，讨论群众纪律问题。荣子卿、杨仲远、阎红彦、白锡龄、胡廷俊、我都参加了。师储杰未参加，怕走露消息，也没有通知刘志丹参加。
会上，子长说赵二娃等人违反群众纪律，把群众的辘辘故意丢下井，晚上出去抢人，抢老百姓的东西，搞得群众害怕我们，让大家讨论怎么办？参加会的同志都说我们不能脱离群众，改造不行，要采取坚决措施。
最后决定用部队开拔集合讲话机会，收二支队的枪，处决赵二娃。
第二天(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早上，整个部队集合在三嘉塬一群众的打麦场上，子长站在场边一个粪堆上讲话，话一毕，白锡龄就一枪打死了赵二娃，并收了二支队的枪。
收二支队的枪，师储杰心里有些害怕，加上部队宣布要进行整顿，严明纪律，过去干土匪的都觉得不大自由了，就暗地里活动师叛变。
刘志丹的胞弟、时任二支队一大队副队长的刘景范回忆道：
1931年旧历正月初一早上，谢子长以集合部队训话的名义，把全军集合在二支队驻地细嘴村的打麦场上。一支队集合在场的东边，二支队集合场的北边，一支队的警卫队集合场南边，谢子长、荣子卿来到麦场南边碾场的碌碡旁边。
队伍集合好后，谢子长站在碌碡上讲了几句以后，要各支队的领导人和各大队队长集合，他们便集合在谢子长面前。这时谢便大声喊着说：“有些人挂羊头，卖狗肉！”这是他们定的暗号。这句话一出口，白锡林把赵连璧拦腰抱住，阎红彦用驳壳枪对准赵的太阳穴打了一枪，赵连壁倒地死了。
阎红彦随即扭头夺了刘志丹的驳壳枪，吴岱峰夺了我的枪。同时，一支队警卫队的人便向二支队开枪射击，又打死第二支队第三大队副队长谷聚山和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王队长；打伤了二支队第二大队副队长白冠五。这时警卫队的人一齐拥来，夺了二支队战士的枪，二支队全部被缴械。
二支队被缴械后，谢子长当众宣布二支队全部解散，战士各回各家，干部一律开除出同盟军，而且限定当日都要离开同盟军。
当天，朱理愷、马锡五、张天祿、杨丕胜、贾生财、刘景范等40多名干部和400多个战士，含泪离开同盟军，四六大散，各奔前程。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历尽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搞起的这支革命武装，无辜的被自己的同志搞突然袭击消灭了。我们离开部队前想见刘志丹一面，谢子长他们不允许，因为刘志丹已被软禁起来了。
事件目击者、正宁县三嘉塬农民梁怀德，1985年9月回忆道：
谢浩如（即谢子长）、刘志丹部队民国二十年(1931年)腊月初五来到三嘉塬，先驻后坡、锦章村，刘志丹驻细嘴子张有芳(张万有)家中，谢浩如驻锦章张积发家，指挥部设锦章村。
正月，有部分部队驻索络南庄子村。部队驻防期间，赵营长(赵二娃)腊月二十四日带队伍抢了永和集，主要抢了些大烟土(那时做买卖的把大烟土摆在大街上卖)和布匹，抢集的人回到黄柏岘子时，未抢集的打了几枪，回到南庄子。
以后刘志丹、谢浩如知道了，在腊月二十八日以开拔为名，把部队集合在一起，把枪架起放在场边，谢子长站在碌碡上讲了几句话，谢手下的人把赵营长等三人打死了，打伤了二人。我们在场边看的约百人，枪一响，部队和群众都跑了。
埋赵营长时，买了南庄子王自成(王保西之父)的黑油漆棺材。另一个买了武成信未油的棺材。有一个负伤的，部队叫我在东庄子派张积富、范存树、武有娃等4个人送到彬县水帘洞。
第二年正月初七，队伍在锦章村大柳树前场里整编，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每个队员脖子上都戴着红布索索。
刘志丹在缴枪事件发生时，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他冷静镇定，顾全大局。
事件亲历者、原晋西游击队成员、时任反帝同盟军经济处主任马云泽回忆：“会场一时混乱，警卫队一个姓许的战士(后因搞反革命活动被部队枪毙)便擅自收了刘志丹的枪。我当时喝令将枪还给刘志丹，刘志丹却笑笑说：“叫他拿着嘛!”随后，谢子长亲自把枪还给了刘志丹。”
本来二支队的人枪多于一支队，如果刘志丹一声令下，完全可以自卫，甚至解决掉一支队。但是，刘志丹以大局为重，竭力忍让，避免了革命队伍内部的自相残杀悲剧的发生。
谢子长、闫红彦还软禁了刘志丹。事件爆发后的第三天，陕西省委巡视员高岗由西安来三嘉塬，释放了刘志丹。3月下旬，刘志丹到西安向省委汇报了“三嘉塬事件”的真实情况，省委对谢子长等人的做法提出批评说：
“你们整天喊‘游击队成份不好’，你们不加强教育，把我们决议和指示不在群众中讨论，封锁起来，不让群众知道。因此，改造的办法只有把‘坏分子’开除，把整个部队的武装解除。”
刘志丹看望养伤的谢子长
“三嘉塬缴枪事件”，使西北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也给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内部留下一道裂痕。该事件的影响在中共西北党史、甚至中共党史上都较为深远。在1935年陕北“肃反”、1942年西北高干会、1945年西北历史座谈会，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高饶事件”、“小说《刘志丹》事件”，甚至改革开放初期关于西北历史问题的新分歧和争论中，该事件的影响都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1935年陕北“肃反”时，刘志丹与在南梁游击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红26军营以上干部被“左”倾路线推行者逮捕关押，他们给刘志丹罗织的“罪名”之一，就是在三嘉塬时反对“打红旗”。
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召开的西北高干会上，就有人指责“三嘉塬缴枪事件”是谢子长、阎红彦等人制造的“阴谋”。阎红彦辩解道说：“我今天说这个问题，因为有的同志说这是我的阴谋，我想今天高岗同志也在这里，也搞个清楚，是不是我的阴谋？假使是我的阴谋的话，这不是我的阴谋，这是党的阴谋。我只讲这一点，我现在认为是没有错的。”
1945年，西北历史座谈会上，高岗在谈到“三嘉塬缴枪事件”问题时，质问阎红彦:“你以后缴刘志丹的枪缴对了吗?他不是土匪，你把他枪缴了……你亲自把他的枪下了，把他搞在一个窑里;我们去了，门口还站着卫兵;当然你说怕刘志丹自杀，志丹见了我们就哭，你这枪是缴得不对，是带有宗派性质。”阎红彦再次申明:“缴枪的问题是要我负主要责任，但当时主要负责人不是我，总指挥是子长，政委李杰夫。说我负责也是负责者之一，我是坚决赞助执行者，是执行了党的指示。”
闫红彦
1955年，“高饶事件”发生之后，阎红彦曾多次内部或公开为“三嘉塬缴枪事件”辩护，并批评刘志丹在“三嘉塬缴枪事件”上存在过失和局限。
1959年，阎红彦在谈到陕西党史时讲:“关于三嘉塬缴枪这件事情是对是错，现在有意见分歧。我认为缴枪是对的，红旗一定要打，要打红旗就要改造队伍。那时的情势(志丹不同意马上打红旗，队伍成份不好的部分多)下，除采取缴枪的办法，我看是别无办法的。”
1962年，“小说《刘志丹》事件”后，阎红彦在一定场合甚至直接点名批评刘志丹在“三嘉塬缴枪事件”上所谓的“问题”。1965年，阎红彦在接见中共西北党史、军史问题编写者采访时，强调:
“我过去写过一个东西，说在三嘉塬，刘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有错误，政治上就是阶级立场、意识上有问题，组织上是不执行省委指示，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一直争论着……刘志丹一九二八年到陕北，整整三年，搞军队干什么?搞了些什么军队?他没有什么基础，他没有培养出干部，也不接受失败的教训，他一直对红军没信心一直到三嘉塬缴枪。”
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三嘉塬缴枪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但新一轮争论再起，并且愈演愈烈。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刘志丹胞弟刘景范怀着激愤的心情对“三甲源缴枪事件”评价道:
“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历尽千辛万苦，流血牺牲搞起的这支革命武装，无辜的被自己的同志搞突然袭击消灭了。人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共产党人的自相残杀，真使人痛心!”
“‘三嘉塬事件’完全是谢子长、阎红彦、吴岱峰等宗派主义的恶性发作，是一次消灭革命力量，不利于我而有利于敌人的犯罪行为。真是岂有此理!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尊重历史事实，决不容忍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违背党性原则的恶劣作风长期泛滥，也决不容忍含冤而死的人长期得不到正确评价！”
围绕“三嘉塬缴枪事件”的争论，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层的关注并对此进行了处理。1985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冯文彬、宋时轮专门邀请原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工作的部分领导干部座谈，形成了《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这份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印发的文件，在分析评价“三嘉塬缴枪事件”时指出:
“队伍成分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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