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在南雄战斗的日子
我妈妈麦秀琼（参加革命后改名为赵菁）1928年春出生在广东南雄城里一个书香之家。她的祖父麦彝宪曾于清朝末期考中秀才，后来又接受了西方教育，之后他胸怀建立民主国家的理想跟随孙中山参加过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斗争。她的父亲麦友德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后进入教育界、新闻界工作，他继承了父辈救国报国的遗志，在抗日战争时期，以笔为剑，在广州、香港的报纸、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抗日救国的文章，不顾个人安危，努力唤醒民众，呼吁大家与日寇抗争到底。
我妈妈的童年少年时代跟随家人在广州、香港度过。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他们一家人被迫几度流离失所。国破家亡的现实、父辈先人救亡图存的未尽遗志都促使我妈妈较早就跟随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麦秀琼（赵菁）
1945年5月，我妈妈在她的同学李宏义（李洁）的带领下，参加了南雄抗日自卫十二队。该队主要在珠玑、里东、湖口一带开展游击战，打击下乡抢粮、抓丁的日伪军。我妈妈和刚进入十二队的年轻人一起被安排在青训班学习。在青训班的学习中，他们接受到一系列革命教育，主要内容是毛主席在抗战期间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人民服务》等著作，还有李宏华大姐主讲妇女运动等内容的课程，军事训练主要有野营行军、翻山过溪、使用“7斤半”老式步枪进行三角瞄准等训练。这些学习与训练使我妈妈和青训班的战友们找到了精神上的前进方向，学到了游击战士需要具备的基本军事素质。
1945年7月，败退的日军撤离南雄。我妈妈回到南雄城里，在李宏华大姐的领导下开始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她在李宏华任校长的南雄女子小学当老师，同李宏义、李茵、王湜、胡军、潘濂、林修等同学、同事、朋友一起积极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她们到妇女群众家中，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启发妇女们要掌握自己的人身权益，鼓励她们走出厨房，关心社会、融入社会等等。她们教妇女们识字、唱歌，不少妇女在她们的宣传鼓动下，争取到了走出家门、上学等权利。有一个童养媳张大英，就在那时争取到了读书的权利。多年后，她成为当地一个门市部的售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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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妈在地下党组织的指引下还参加一些社会宣传活动，宣传抗战胜利后按停战协议争取建立独立民主富强新中国的方针。她的一篇短文刊登在当时南雄的浈江日报上。该文的“亲共”立场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关注，还被收进了当局的档案中。
1946年初，省立南雄中学迁回城内复课，我妈妈和同学们返校继续高二下学期的学业，同时，她仍在小学兼任老师，在妇女会兼任干事的工作，她和李宏义等同学担任一些传送情报和散发宣传材料等工作。1946年的春夏间在城内家中楼上我妈妈的居室里，举行了一次党课学习活动，当时的地下党负责人金阳同志主持并主讲，我妈妈和李宏义，林修参加了这次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锻炼，我妈妈于1946年6月底正式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这段时间里，在我妈妈家，还驻有一个共产党的联络站。地下党员刘波、郭凌敏也是省雄中的学生，他们以租客的身份，到我妈妈家租房居住，一边在城里上学一边开展地下工作。但他们并不与我妈妈她们直接联系，而是分别按不同组织关系开展工作。
1947年，针对当时形势发展状况，共产党需要壮大粤赣湘边区的革命武装队伍，号召年轻人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47年6月我妈妈高中毕业，成绩优异，学校老师希望她报考大学。但她放弃了升学和就业的良好机会，毅然响应党的号召，瞒着家人奔赴帽子峰，成为了一名游击队战士。
我妈妈1947年7月初来到边纵北二支，经过青训班、研究班2、3个月的学习，她被分配到司令部电台工作。当时司令部除了几位部队领导，还有警卫连、电台、报社、卫生队、炊事班等部门，有几十人。为了应对敌人的围剿，时时都要与敌人周旋，部队总是要处于运动中。所以电台是部队与上级、下级联系，与友邻部队联系的关键途径。接受上级指令、反馈战斗情况、下达作战或转移指令、通报重要信息……都要靠电台发送和接收。我妈妈在电台主要担任收电译电工作。每当收到上级发来的各种指令，就要以最快的速度准确译出电文，报送给领导。如果是收到战报、新闻、社论性的比较长的电文，她和战友们也要认真抄译，仔细核对，誊写清晰，报送给上级。
游击队的生活紧张、艰苦，但和谐、愉快。“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日落西，集会议兵机。交通晨出无消息，屈指归来已误期。立即就迁居。……”记得我上小学时在家读课文，读到陈毅的《赣南游击词》时，我妈妈在旁边颇为感慨地说：“我们当年就是这样。”
游击队经常需要在深山密林中宿营，有时候天当被，地当床；有时候需要在营地住上一段时间，我妈妈和战友们就要一起搭建竹棚，自制竹床等，对于什么样的竹子如何切割，哪些竹子适合做顶棚，哪些适合做柱子，哪些适合做竹床……他们都非常有经验。电台组的人员还经常需要制作一些竹桌竹凳，因为他们需要架设电台设备，还需要有一点平整之处用于收报、抄报、译电。所以大块一些的竹板和木头箱子都是他们眼中的“桌子”。
在建立营地时，游击队员们都是因地制宜，相互配合，各尽其能。每天早上起来首先要打好自己的背包，随时准备即刻出发。随时转移是游击战争的特点。翻山越岭是游击队的家常便饭，我妈妈和她的战友们经常是每天走几十里山路。他们每人行军时都要背着自己的行李，电台组的人虽然不带重武器，但他们需要携带并保护好电台相关的设备、组件、电池等，所以每个人在行军时也都有较重的负荷。
夜行军时，每人都要以前面战友背包上的白毛巾或白搪瓷杯为标识，紧跟前行，以防走失迷路或误入山涧。有时几天几夜连续行军，有的人靠在树上站着都有可能睡着。游击队员的随身行李中都会有一个搪瓷茶杯，这一个茶杯往往要承担水杯、饭碗、脸盆、水瓢、饭锅、储物罐……各种角色。
为了避免升腾的炊烟暴露部队的行踪，游击队常常是每天吃两顿饭，第一顿是在天亮之前，第二顿是在天黑之后。炊事班的同志们也非常辛苦，他们总是想尽办法，就地取材，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尽量让战士们吃上饭，好有体力行军打仗。我妈妈她们在没有收发报任务的时候也会帮忙去挖野菜。在帽子峰一带生长较多的野菜是一些类似蒿子杆的蒿菜，我妈妈她们常挖这种野菜回来吃。当地老百姓管这种野菜叫“红军菜”，看来当年红军经过此地时，吃的也是这种野菜。
在游击队里，大家同吃同住，并肩战斗，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他们不畏艰险，英勇抗敌。在革命队伍中，年轻人向有经验的老同志学习，锻炼出坚强的革命意志，学习到严肃细致的工作作风。同志们亲如一家，结下深厚的战友情谊。
据我妈妈回忆，1947年底，正当解放战争的大反攻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其华南地位，挽救其全面崩溃的危机，对华南人民武装力量大举清剿，企图消灭华南各地人民武装力量。粤赣湘边区和粤北地区被列入重点清剿目标。边纵北二支大部分队伍为保存力量，从平原撤退至山区。原一、三、五支队都各自突破包围，整编为小分队，转移到下北山、下南山坚持斗争；六支队主力部队戴耀支队长、周来大队长等带领部队与敌激战，阻止来敌进攻。
边区军民英勇奋战，抗击敌人的“清剿”行动，致使敌人妄想一举消灭人民武装力量的企图未能实现。但边纵部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也受到不小的损失。经济来源中断，物资供应短缺。常常靠吃野菜、山果、竹笋充饥，缺少御寒衣物，缺少药品物资。根据地、游击区群众也受到影响。
1948年6月间，五岭地委召开会议，总结反“清剿”的经验教训。会后作出新的部署：除了部分队伍在南雄、始兴山区和平原老根据地坚持开展游击战，主力部队大部转移到湘南和赣南去开辟新区，积极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第二期“清剿”计划。地委决定在赣南组建信雄游击队等几支游击队，又组建梅岭武工队等三支武工队。8月，成立了云昌遇为书记、张定为副书记的中共信余康雄工委，加强对粤赣边工作的领导。工委主要在大余、信丰、南康、南雄一带的油山地区活动，领导开展巩固老区、发展新区的工作。
1948年秋，我妈妈奉命调到信余康雄工委机关工作。经常在工委安排工作、指导工作的有刘建华司令员等领导同志。工委的云昌遇书记原是我妈妈在南雄中学的老师。在这里，他仍像老师一样常常对年轻人给予指导。张定副书记也是一位对同志们关怀有加的老大哥。
在工委，我妈妈主要担负一些秘书性工作，也印发一些宣传品、新闻短讯，向游击区军民报导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配合游击区群众反“三征”活动，印发传单。在那种游击环境下，工作条件很艰苦，没有油印机，只能用竹木材料和胶皮自制油印工具。没有油墨，就从炊事班做饭的锅底下刮下的柴灰，加入凡士林和茶油，用饭盒烧制成油墨。用这样的土方法印制传单，散发出去。
此外，我妈妈还给警卫部队的战士上文化课。没有教材，她就自编教材教战士们识字，给战士们读“老三篇”等毛主席著作。战士们很喜欢唱歌，我妈妈就凭记忆将词曲默写出来，教战士们唱歌。如解放军进行曲、新四军军歌、南泥湾和一些民歌小调等等。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些激情豪迈的歌声震荡在油山、梅岭的山岗，鼓舞着战士们更加勇敢向前，也鼓舞、团结和联系着根据地和游击区的群众。有一次，信余康雄工委领导和警卫部队夜间转移到雄余边山区的一个村庄，准备在这个村庄宿营。但不久前，国民党清剿部队曾到这些村庄抓丁、抢粮、骚扰群众。村民入夜即紧闭门窗，不敢出门。当时，我妈妈所在部队进村后，村民不知是什么队伍来了，不敢开门。等候良久，仍未见村民出来；于是，他们集合队伍，高唱革命歌曲。村中群众听到他们的歌声，知道是边纵的部队来了，立即开门出来，欢迎工委游击队在村中宿营。这件事既体现出革命歌声的力量，也体现出边纵部队和边区人民的鱼水深情。
1948年冬季的一天，粤赣湘边纵与敌人短兵相接，打了一场伏击战。战场是在油山邓坊上下杨梅的一处峡谷，边纵的主力部队一、六支队联合作战，伏击了国民党江西保安团。这次伏击战边纵大获全胜，打垮国民党江西保安团一个营，歼灭其一个连，缴获一批武器。作为部队机关的人员我妈妈没有进入战场作战，但是当她在山上看到战斗场面时，她的心是与那些冲锋上阵的战士们连在一起的。当看到我们的部队大获全胜，我妈妈激动、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她与身边的战友拥抱在一起，共同庆贺战斗的胜利。这次胜利以及之后的多次伏击战、保卫战使粤赣湘边纵声威大振，边区自此开始扭转受敌人压制的被动局面。
（1949年10月解放韶关后，北二支司令部电台战友合影。第三排右三为麦秀琼。）
1949年夏，四野的十五兵团和二野一部渡江南下，与粤赣湘边纵队在赣南会师。此后，边纵配合南下部队迅速解放了赣南、湘南。在叶剑英元帅主持下，我军召开赣州会议，研究部署继续南下解放广东，海南等地的战略与任务。边纵副司令员黄松坚到赣州参加会义。当时我妈妈已调回司令部电台，作为黄副司令带领的电台的工作人员之一也到了赣州，在会师联欢会上，叶帅亲临讲话，四野文工团演出了歌剧“白毛女”等节目。会议结束后，工作组随黄付司令员回到边纵随队继续南下解放南雄，始兴、韶关。在前往韶关途中，大家听到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毛主席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950年8月我妈妈调入广州华南军区（后改为中南军区、广州军区）司令部机要处，担任译电员。50年代初，我妈妈又被组织上派往干部学校学习，之后，被调到北京，进入通讯兵部技术研究所，参与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初创与建设。在后来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妈妈一直在航天系统内的研究所工作，曾担任资料科副科长、资料室副主任、所办公室主任等职务，她秉承一个革命老区游击队员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严谨周密的工作作风，跟我爸爸梁思礼一起与几十万航天人共同历经千难万险，开创并延续了中国航天事业的不朽辉煌。
梁旋 （麦秀琼（赵菁）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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