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至民国，梁启超不可谓不是个先锋人物，他提倡西学，提倡政治、文化与教育改革。
作为当时绝对的弄潮儿，梁启超等人所推动的戊戌变法更是给中国人带来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但就是这样一位享誉中外的人物，却在56岁的盛年突然离世，其中缘由却是因为“误诊”？这难道是真的吗？
一、夫人故去，悲痛到不能自已
出生于广东新会的梁启超17岁中举，同年迎娶了比自己大4岁的夫人李蕙仙。梁启超出身士绅之家，而夫人李蕙仙则出身于名门，其堂兄为礼部尚书李端棻。
相较于李氏，刚刚中举的梁启超可谓处于微时，但主考官李端棻却十分赏识这个年轻人，并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介绍给他，因而促成了两人的婚事。
成婚后的李蕙仙没有固守家中，而是跟随丈夫的脚步，全力地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上海女子学堂时，李蕙仙还担任了女子学堂的校长，她也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子学校的校长。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十余年，有国不能归，其中痛苦自不必说，但多亏了家人，特别是夫人李蕙仙的陪伴和安慰。
梁启超与李蕙仙育有一儿两女，三个孩子都是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著名的建筑学家；次女梁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成与李蕙仙两人相互敬重、相濡以沫地度过了大半生。直到1924年李蕙仙不幸罹患乳腺癌，同年9月李蕙仙去世，终年55岁。
妻子过世后，梁启超曾写下《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来纪念妻子。
文中他讲述“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眼见妻子饱受病痛折磨，自己“也嗒然气尽了”，备受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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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故去带给梁启超巨大打击，他经常通过工作来麻痹自己，以减轻对妻子的思念，而长年累月的辛劳也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最明显的症状便是尿血。
一开始梁启超并没有当回事，以为就是劳累过度，但时间久了情况并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
1926年年初，在家人的极力建议下，梁启超决定去医院检查。他去的是一家德国人开设的医院，当时医生给出的结论是：他的肾脏很有可能出现了问题。
之所以便血就是由于肾脏功能异常导致，对此需要做手术来解决。
在二十世纪初，做手术虽不像华佗刮骨疗伤一般原始，但也是风险极高的，特别是这种需要开腹的手术。
考虑再三，梁启超还是决定采取保守疗法，先从传统中医入手来找寻病因、治疗疾病。
二、中医还是西医，这真是个问题
梁启超有一位朋友名叫萧龙友，这位萧龙友在当时被誉为“京城四大名医之首”。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也就是现今的院士。
萧龙友为梁启超把脉诊疗后，认为他的肾脏没有问题，他之所以便血是因为常年疲劳所导，根本不需要做手术。
听了萧龙友的话后，梁启超的心情变得好了很多，在喝了几服中药之后，他便血的情况果然有了明显好转。
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梁启超的病情又出现反复，而且愈发严重。
这引起了梁启超对于中医的质疑，再加上身边很多朋友劝他要去看西医，于是他就去了当时北京最好的西医院——协和医院治疗。
对于梁启超这样的名人，协和医院自然不会“怠慢”，院方为此专门成立了以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为组长的8人专家团队。
当时虽然没有CT但是已经有了X光机，院方运用最先进的X光机对梁启超的身体做了全面检查，结果发现他的右肾上有一个“小黑点”。
对此，刘瑞恒认为极有可能是肿瘤，建议对梁启超的右肾进行切除。切除右侧肾脏，这还是令梁启超心存顾虑与恐惧，他反复考虑还是决定再服用中药看看效果。
相比于西医，中医的治疗过程是比较长的，但梁启超是个急性子，而且他一生又极其推崇西方科学，因而在服用了一个月中药不见效后毅然决定还是做手术来彻底解除病痛。
协和医院
梁启超要做手术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在那个时代，西医的“开膛破肚”式的治疗方法依旧为众多国人所不能接受。
在梁启超身边，劝说他继续接受中医治疗的不在少数，当然也有很多文化界的友人支持他做手术。
在当时，有关梁启超病情的治疗方式，是选择西医还是中医，就如同“传统”与“现代”之争一样，愈演愈烈。
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又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大旗的人，西医就成为梁启超的“必选项”了。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代表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西医疗法，即做手术。
三、割肾、拔牙、“饥饿疗法”，他还经历了什么？
为了安抚家人和朋友，梁启超曾以“协和为东方设备最齐全之医院，余即信任之，不必多疑”来消除大家的顾虑。
成立于1921年的协和医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创办。“建成亚洲最好的医学中心”是这家医院建立的初衷，因而该院的医疗资源在当时完全可以称之为亚洲最好。
最初确定为梁启超做手术的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美国外科医生，当时很多知情人都为梁启超高兴，因为这名医生不仅医术高超，而且他即将回国，这次能为梁启超做手术完全是巧合。
但不知为何，临到手术之前，这位美国医生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或许是由于梁启超的名声太大抑或是中国民众对西医的偏见太重，总之他要求刘瑞恒来做这次手术，而自己则作为助手辅助他。
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刘瑞恒院长，是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外科专家。由他主刀，对此梁启超及其亲朋也没有什么话可说。
经过手术，梁启超被判定长有肿瘤的右肾被顺利切除，当所有人都以为梁启超的病情会由此好转之时，可他仍旧在尿血，而且没有好转的迹象。
这就让人很难接受了，毕竟切掉了一半肾脏，这对人体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尤为生气，他甚至严重怀疑：协和医院误诊了。
为了找寻病因，协和医院也是拼尽了全力，有医生认为梁启超的尿血症是在于“牙齿”，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地先后拔掉了梁启超共计7颗牙齿。
主刀医生刘瑞恒（左）
牙齿拔掉了，可梁启超依旧在便血。病因究竟出在哪里？专家组又经过“研判”，得出病因在——胃部。
他们决定采用“饥饿疗法”，也就是让梁启超“绝食”几天，没有进食后，看尿血症是否能痊愈。
又过了几天，梁启超被病痛和饥饿折磨得不成人样，可他依旧没有好转。
这时无奈的协和医院给出了医疗结论：梁启超所得疾病是一种无理由地出血，并不妨害身体。
这个结论让梁启超的家人和朋友都快气疯了，这说明：一颗健康的右肾被白白地切除了。
四、文雅的“质疑”而非“医闹”
所幸，梁启超的家人和朋友都是“文明人”，他们所表达的不满和愤怒都是用“文明”的方式。
比如，对于协和医院对哥哥的诊治，梁启勋（梁启超弟弟）说：“在我看来这就是件十分不可思议的事情”。
梁启勋
梁启超的好友陈西滢则公开表示：“梁启超的右肾根本没有问题，医院把好肾割掉了。”
梁启超的学生徐志摩专门在《晨报》上撰文吐槽协和医院治疗老师疾病的失败是：“梁任公先生这次白丢了腰子，几乎是大笑话了。”
当时虽然没有网络这样的及时性媒体媒介，但大量报纸的报道同样令协和医院丢了大人，社会舆论一边倒地指责协和医院“误诊”。
各种风言风语也多有传出，甚至一度说，当时手术室里的护士将梁启超做手术的部位标错了，本应是切除左肾，结果标成了右肾，而主刀的刘瑞恒没有核对X片就直接将右肾切除。
身处舆论风暴的中心，协和医院的院长刘瑞恒选择主动辞职，而梁启超的这次切肾手术与病因也成了一桩“悬案”。
直到80年后的2006年，在协和医院举行的一次病例展中，梁启超的病例赫然在列。
在这份英文写就的病例中，注明梁启超“痰内有病毒，在肺部及左肋之间”，他得的病就类似于现在的肺结核。
在当时民国的医疗条件下，协和医院切除梁启超坏掉的右肾，在美国是有医学先例的，因此并不算是误诊，这也为这事盖棺定了论。
五、困于西学的“引而不发”？
当舆论强烈抨击协和医院的时候，作为当事人的梁启超却站了出来，为协和医院发声。
他特意在报纸上发文为协和医院解释，称他的手术并不是误诊，并讲述了整个诊疗过程。
据梁启超所诉，在协和医院检查初期，院方先是排除了尿管与膀胱的问题，之后对肾脏做了检查，在肾部检查中发现右肾分泌物出血，用在X光复查后发现右肾处确实有一黑点。
当时他的主治医生包括他本人都确信自己尿血症的病因就是由于肾脏问题所致，最后经他本人同意，院方才对自己的右肾做了切除手术。
这个过程，梁启超还是用比较客观，甚至是“克制”地文字来描述他在协和医院治疗的整个过程，行文中没有表现出抱怨乃至愤怒的情绪。
八十年后，当梁启超的病例公布于众后，用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他右肾上的小黑点，可能是“瘤”也可能是“癌”，而且以当时的医学水平，即便是癌，也无法分辨出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虽然当时梁启超亲自撰文为协和医院做解释，讲述自己并非遭遇“误诊”而被平白割掉右肾。
但事实是，切肾手术后，梁启超的身体的确每况愈下，后期更是无法行动，只能卧病在床，而且不久便离世了。
对此，不禁有人要问了，作为“治而未愈”且病情加重的患者，梁启超为何还要亲自为协和医院解释和辟谣？
有人认为，这主要是源于梁启超作为新文化运动代表的身份。梁启超一生支持“西学”，即主张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等，因此他对于西医一直持支持的态度。
民国是个“异彩纷呈”的时代，各种新旧思想并存且相互交锋。中西医孰优孰劣，本就争议不断，而梁启超的这场手术，更是让中西医之争愈发激烈。
时任《现代评论》周刊主编的陈西滢就曾对协和医院一通嘲讽，他说：“我疑心就是西洋医学也还在幼稚的时期，同中医相比，也许只有百步和五十步的差异。”
而留学日本学习过西医的鲁迅看后，自是不乐见了，他直接讽刺陈西滢一个文学家居然评论起西医来。
鲁迅
对于各方争议，1926年6月2日，梁启超在《晨报副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进行了澄清：“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
意为不希望个人的就医成为一场针对东西方文化孰是孰非的争议性事件。
他也不愿意看到，因为自己的治疗而导致仍旧对西医怀有守旧思想或敌意的国人，据此对西医进行“攻击”，从而阻碍中国医学的发展。
术后，自己的病症没有好转反而加重，梁启超自己是知晓的，而且他明白这是一次全然没有必要的手术。
但他不仅没有将责任归咎于医院，反而替医院进行解释，他甚至希望死后将遗体用于解剖，以明确病因，这种为医学献身的精神着实令人敬佩。
六、父亲墓碑与毕业设计
梁启超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是他作为当事患者和公众人物的态度，但在现实生活中，梁启超的朋友伍连德（著名的医学家）认为梁启超的治疗从一开始便是错的。
他认为梁启超的便血症应从内科着手治疗，而非外科，更没有必要做手术。
伍连德
对此，梁启超在给自己子女的信中承认：自己这次手术确实是没有必要，他还用自嘲的口吻说好在也就花了几百块钱、受了十来天罪，心里也算是得到一种安慰了。
事实上，梁启超一直是个要强的人，当他在协和医院经历了切肾、拔牙以及数天的饥饿后，已经瘦到脱相。
一日儿子梁思成和儿媳林徽因等人来医院探望，在儿女眼中，此时只有五十五岁的父亲，就如一个七八十岁的耄耋老人，大家都心痛不已。
当时林徽因已怀有身孕，这令病榻上的梁启超欣慰不已，他极力表现得自然和精神焕发。
梁启超的病情不断反复，他也多次入住协和医院治疗，严重时就连话都不能说出。
当时梁启超的家人、友人、学生等纷纷都想来医院探望，但是为了不打扰他的治疗，院方只允许近亲到访。
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徐志摩为了能看老师一眼竟是透过门缝，当他看到老师境况，当时就落下泪来。
徐志摩
有一段时间梁启超身体状况突然发生好转，他不仅口述清晰而且精神状态不错，于是便要求出院，他一直惦记着未完成的《辛稼轩先生年谱》。
梁启超的亲朋们都为梁启超的身体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而高兴，没承想这竟是他人生的最后阶段。
自从妻子李蕙仙离世后，多年来梁启超一直处在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他身兼数职，管理、教书和其他各类事务占据了他日常很多时间，稍有空闲他就用来写书。
梁启超从医院回到家中后，就开始对《辛稼轩先生年谱》进行最后的修正。
或许是出于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了解，他自知时间不多，于是拼尽全力希望将全书尽快完成。
待他将《辛稼轩先生年谱》写就后，梁启超很快就陷入了病危状态，此时的梁启超已然不能言语。
1929年1月19日14:15，一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梁启超逝世，终年56岁。
梁启超与原配合葬墓
死后，根据他的遗言，他与发妻李蕙仙合葬于北京西山，也就是现今国家植物园（北园）。
墓园由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设计，这也是梁思成毕业后的第一个建筑作品。
墓碑呈长方形，按照梁启超生前遗愿，碑上并没有碑文，也没有墓主人的生平事迹，简约而肃穆，亦如等待后人评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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