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明末理学家、儒学大师、抗清名臣】_崇祯_良知_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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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简介

刘宗周(1578年-1645年),字起东,别号念台,汉族,浙江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因讲学于山阴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明末理学家、儒学大师、抗清名臣。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士,天启元年(1621年)为礼部主事,四年起右通政,参与东林党活动,曾因上疏弹劾魏忠贤而被停俸半年并削籍为民。崇祯元年(1628年)为顺天府尹、工部侍郎,十四年(1641年)为吏部侍郎,不久升任左都御史,因上疏与朝廷意见不合再遭革职削籍。南明弘光朝复官,又因与马士英、阮大铖不合而辞官归乡。清兵攻陷杭州的消息传到绍兴时,正在进餐的刘宗周即推开食物恸哭绝食。期间,清贝勒博洛以礼来聘,刘宗周”书不启封”。绝食二十三天,于闰六月初八日卒。

刘宗周曾在东林、首善等书院与高攀龙、邹元标等讲习,后筑蕺山证人书院讲学其中。学宗王阳明,提倡”诚敬”为主,”慎独”为功,人称”千秋正学”。黄宗羲、陈确、张履祥、陈洪绶、祁彪佳等著名学者与气节之士均出其门下,世称”蕺山学派”。所著辑为《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

刘宗周被革职后,闲居讲学达四年之久。在这一时期,明代闭祸达到顶峰。东林、首善等讲学书院被毁,并榜东林党人姓名于天下。很多士大夫被削籍为民、逮捕入狱甚至被处死,知识界遭受到空前浩劫。天启五年(1625年)七月,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君子”先后被魏忠贤掠杀于镇抚司狱中。这六人之中,有好几位都是刘宗周的密友。刘宗周知道他们的死讯,以悲愤的心情写了一篇《吊六君子赋》。随后,密友高攀龙自沉于止水,黄尊素也被杀害。刘宗周本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不久熹宗崩,信王朱由检嗣位,改元崇祯,大赦天下,解除了党禁,斥逐阉党,为死难者恢复名誉,给还削籍诸臣官诰。

刘宗周才幸免于难,被起用为顺天府尹。崇祯即位之初,即欲改弦更张,励精图治,朝政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明朝的社稷似乎有了一线新希望。刘宗周饱含热情,来到北京,上《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希望崇祯”超然远览,以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崇祯认为这是迂阔之言。崇祯求治心急,人才、饷粮、流寇、边患等常萦绕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刘宗周却认为这些都是刑名之术,近于功利,人主应以仁义为本。因议论不合,他只作了一年顺天府尹,就告病回乡,与陶爽龄成立”证人社”,会集同志讲学。会期定于每月的三日这天,辰集午散。刘宗周撰定《证人社约》,分为学撤、会仪、约言、约戒四部分,作为证人社的章程。后来刘宗周将证人社历次会讲编为《证人社语录》。

这以后,刘宗周又独自讲学,先后著《第一义》等说,辑《乡约小相编》《刘氏宗约》《圣学宗要》,著《证人小谱》,又辑《孔孟合壁》《五子连珠》等书,一方面对程朱陆王的学说进行筛选,另一方面继续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学术活动,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

崇祯九年(1636年),朝廷诏升刘宗周为工部左侍郎。此时东北满洲已建国号为清,日益强大;明王朝内部人民起义已经如火如荼,江山已摇摇欲坠,崇祯求治的希望化为泡影。刘宗周多年赋闲,对明王朝的痼疾了解得很清楚。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急功近利,是无法解决国家的根本问题的。他希望能从皇帝本人做起,先修德治心,亲近儒臣,这才是为治的根本。他向崇祯帝上《痛切时艰直陈转乱为治之机以仰纾宵旰疏》,历数从前弊政,请崇祯帝更调化瑟。他说:”抑臣闻之,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其要在于惧独。故圣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臣愿皇上视朝之暇,时近儒臣,听政之余,益被经史,日讲求二帝三王之学,求其独体而慎之,则中和位育,庶几不远于此而得之。”

刘宗周向崇祯推销自己的”慎独”之学,崇祯帝当然不会感兴趣。这位后来的亡国之君急求向往的是如果打退清兵,平息内乱,如何筹集军饷,解决财政危机。即使他认为刘宗周的观点”迂阔”,没有予以接纳,但依旧感叹他的忠诚。

也许作名儒比作名臣容易一些,刘宗周入朝后,很有些勉为其难。他在给儿子刘伯的信中说:”勉强拜命,真如牵羊人屠肆耳。及既拜命,则不便再容易抽身,只得以老病之身许之君父,意欲得当以报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怀,是以有前日之疏。”

既然入了朝廷;食了君家的俸禄,就要为朝廷分忧。但犯颜直言吧,人家认为迂阔,不高兴,不说吧,又对不起自己作为孔孟之徒的良心。刘宗周就是以这种心情,勉强入仕。他始终认为,人心为祸之烈,皇帝躬亲庶务之非,必须自去其聪明,慎独用贤,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于万一。但他对国家大事的关切,得不到皇帝的赏识。这时有人上疏说”刘宗周才谓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于是刘宗周再次告病求归。行至德州,上《微臣身切时艰敢因去国之辙恭申慰悃兼附刍荛之献疏》,极言贤奸颠倒,任用匪人之祸,崇祯帝大怒,降旨:”刘宗周明系比私敌政,颠倒是非,姑著革职为民!”

政治上的失意,却换来了学术上的丰收。刘宗周从宦海漩涡之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的时间投入讲学与著述之中。在他的学术主张中,”诚意”、”慎独”始终占据了重要地位。但直到这时,他才把自己关于《大学》”诚意”、《中庸》”已发”、”未发”的学说向学者系统地公开,刘宗周的哲学思想已臻于定型。

崇祯十一年(1638),刘宗周完成了《阳明先生传信录》一书的删定。他做这项工作的目的,是要纠正王学末流之弊,故选录他认为功夫最切近、最合于王阳明早年笃实精神的部分,并加了按语,反复辨析,澄清混乱。早在天启六、七年间,刘宗周就辑过《皇明道统录》一书,共七卷,体裁仿朱熹《名臣言行录》,首记平生行履,次抄语录,末附断语,褒贬俱出独见。该书对当世推为大儒的薛王宣、陈献章、罗钦顺、王畿等人都有贬词,而对曹端、胡居仁、陈选、蔡清、王守仁、吕木冉诸人无间言。当时他特别推崇王阳明,说:”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治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日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日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静即动,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

但是,因王阳明的学说与朱熹之说不无抵牾,且极力表章陆九渊,故有人疑”良知”之说或出于禅。刘宗周虽然承认阳明之学”从《五经》中印证过来,其为廓然圣路无疑”,但又说:”特其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几,轻于指点,启后学躐等之弊有之”。由于王阳明语焉不详,后学之人曲解了他的意思流入禅学,这在阳明弟子王畿(龙溪)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刘宗周批评说:”至龙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虽谓之操戈入室可也。”操戈入室,指入禅门之室。如关于有名的”四句教”,刘宗周认为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为阳明的未定之见,平日虽曾说过这样的话,但未敢笔于书以滋学者之惑。至王畿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批评说:”既无善恶,又何有心意知物?终必进之无心无意无知无物而后玄。如此,则致良知三字著在何处?”

王畿”四无”说,认为”心是无善无恶的心,意是无善无恶的意”,将心中本来具有的”意”的至善品格抹杀了,只剩下一个空寂虚无的心,这样,就堕入了禅学,使”致良知”三字没有了着落。

刘宗周虽然没有过多地对王阳明进行正面批评,但他认为王阳明在有些问题上语焉不详可能导致后学者误入歧途。因此,他极力辨解王阳明”似禅而非禅”。王阳明主张”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本身没有错,这正是儒家修养的正途,错的是他不知先天有止,却叫人在念起念灭时用为善去恶之力,终非究竟一着,故失之粗。

对于”四句教”,刘宗周认为其根本错误在于对”意”的理解上。他多次说过。”阳明将意字认坏”,”先生解《大学》,于意字看不清楚”。如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刘宗周认为应该改为”有善无恶心之体”。因为”意”为心体,是人类具有的一种先天性的好善恶恶的潜能,应该是纯粹的善。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动”则错得更远。因为”意”是超越动静的”至静”,它是不动的,是”未发”,动的是”念”。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第四句”为善去恶是格物”虽然没有大错,但因大本已失,所谓”良知”,所谓”格物”也就徒劳无功。所以刘宗周总结说:”若心体果是无善无恶,则有善有恶之意又从何处来?知善知恶之知又从何处来?为善去恶之功又从何处起?无乃语语断流绝港乎!”

王畿从王阳明”四句教”中推论出”四无说”,就与禅学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刘宗周又对禅学进行了批评。他说:”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与知,其功夫实地却在格物,所以心与天通。释氏言心便言觉,合下遗却意,无意则无知,无知则无物,其所谓觉,亦只是虚空圆寂之觉,与吾儒尽物之心不同。”

对禅学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王畿等人的批评。他认为禅学、儒学虽然都在谈”本心”,但禅学之”本心”没有任何内容,是虚寂,而儒学之”本心”中有”意”这种超越的至善存在。所以两家在认识心的本体上有很大差别。不仅如此,在功夫上也是截然不同的。禅学的功夫是觉,通过顿悟去觉此心之空,万事皆空;儒家则强调”格物”的功夫,由格物而有三纲领八条目。王畿的”四无说”,以党育性,一觉无余事,是率天下都是禅,因而背离了儒学,甚至也不合王阳明的原意。刘宗周主张将”四无说”改为”四有说”,即:”心是有善无恶的心,则意亦是有善无恶之意,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这样,就解决了本体与功夫之间的关系问题,划清了儒与禅间的界线。

除《阳明先生传信录》外,刘宗周还撰定了《经籍考》《古学经》,辑《古小学集记》《古小学通记》,并著《原旨》《治念说》。这些学术活动的目的,都是与他的学术主张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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