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哪些事情的发生，看上去十分的奇葩，让人难以理解？二战时，为鼓励日本男人侵略他国，日本女人怎么做_日军_中国_日本

本文目录

• 战场上哪些事情的发生，看上去十分的奇葩，让人难以理解
• 二战时，为鼓励日本男人侵略他国，日本女人怎么做
• 二战时期，为何日本军帽上有一个五角星
• 情深深雨蒙蒙的结局是什么依萍和书桓在一起了吗
• 影视剧里，日本兵为何都有块尿不湿白布，战败为何很多不自杀了
• 为什么同样是被派去送死，德国海军就起义了，而日本海军却真的去送死了
•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购的飞机主要来自哪里有哪些型号

战场上哪些事情的发生，看上去十分的奇葩，让人难以理解

淮海战役中歼击黄维兵团的战斗异常艰苦，陈赓指挥的东集团所属第四、第九纵队伤亡很大，有的连一天伤亡三任连长，还有的因为建制不全，几个营合在一起打。脑子机灵的陈赓立即下令前线部队进行整编：“每个团与其保持三个营的架子，不如整编成二个营，战斗力反而提升”！

唯独第10旅旅长周希汉认为没必要，他说手下的一个营原有500多人，在连续的战斗中伤亡了500多人，现在还有500来人呢，陈赓火了：“你这个帐怎么算的，是不是算错了”？周希汉回答：“我没算错，是老蒋给我补充的”！原来，周旅是执行“即俘即补”政策最为到位的部队。

只要对面的蒋军士兵放下武器报出穷苦出身，立刻就有一群中野的战士围上来握手：“兄弟，你被解放了”！然后就是这个送上一个馒头，那个递来一根烟，把投诚的蒋军士兵感动的稀里哗啦，感觉好像不是当了俘虏，而是掉队了刚刚归建的样子。很快，这些俘虏兵连军装都不换，最多扣上顶解放军的帽子，转身便参加对敌作战。

于是让蒋军将领甚至无法理解的奇葩一幕出现了：许多昨天还跟解放军打得死去活来的士兵，很可能在刚刚被俘几小时后，就端着刺刀高喊着“缴枪不杀”向他们反冲而来。比如华东野战军在围歼黄百韬和黄维的战斗中，总计伤亡了73300余人，但只有12700名轻伤员迅速归队，而华野总兵力在攻击杜聿明集团时却不降反升。

兵员补充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是机关人员包括参谋、教员和文工团员纷纷下部队，第二是地方武装在战役中升格为野战军，第三个就是数量众多的“解放战士”。《大决战淮海战役》中那个刚刚被邱清泉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转身就参加解放军的通讯兵丁小二，就是这些解放战士的代表。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千上万的蒋军俘虏兵，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战士。济南战役的解放战士已经成长为班里的战斗骨干，更奇葩的是，华野打黄百韬时俘虏的蒋军士兵，到围歼黄维兵团时有的因为作战勇敢已经成为战斗英雄，成为班长的大有人在，有的甚至成为了排长和副排长，而之间仅隔了不到一个月时间！这干脆让敌人无法理解。

其实这正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独到之处，步兵连队在战斗间歇，每天晚上都要开会讨论一个问题：“过去是为谁卖命，现在是为谁打仗”？这样的办法使俘虏兵迅速完成了思想改造，成为焕然一新的“解放战士”。以华野四纵为例，淮海战役开始时全纵队实有18704人，歼击黄百韬的第一阶段伤亡5306人，追歼杜聿明的第二阶段伤亡4056人，也就是说一个月时间内，已经拼掉了半个纵队。

而由于四纵很好的贯彻了俘虏政策，通过“随缺随补”、“边打边提”、“火线提拔”等办法，即维持了部队员额、也解决了基层干部的缺额、保持了部队的战斗力，到围困杜聿明集团的第三阶段时“我纵连队解放成分已占80%”。

及至淮海战役结束时，四纵的兵力已达43072人，是战役初期的两倍还多，缴获的大小火炮从原来的160门增加到296门，而华野全军则从初始的36万人发展到46万人，创造了战场奇迹。

经典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也特别用一个桥段诠释了这个现象，蒋军的美械王牌师师长汤沐雨兵败被俘，他在被关押期间不停对战争进行“复盘”，就是无法理解装备精良的蒋军是怎么失败的、而解放军为什么越打越多？恰逢黄埔同窗杨立青前往战犯管理所探望，杨立青用了个最简单的办法说明，让老同学恍然大悟。

八枚棋子，黑白各四，原本是一比一的均势，然而当两枚黑子战斗中加入到另外一方阵营时，兵力比瞬间成为了三比一，胜败已然分明。不过，尽管汤沐雨后来可以理解其中的奥妙，但是蒋军却无法改变如此的形势发展，因为他们做不到，一如大决战电影里那个丁小二，他们的兵都是强征或者抓丁而来，从根本上缺失为谁而战和胜利的信念。

二战时，为鼓励日本男人侵略他国，日本女人怎么做

大家听说过日本的“南洋姐”吗？听说过“女子挺身队”吗？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缺钱。除了大力发展工业体系之外，从1870年到1920年期间，日本有数十万的女性走出国门，到海外从事特殊服务，为日本带回了大量的外汇，她们被称为南洋姐。

实际上，这些日本女性的足迹几乎遍布世界。从中国东北到西伯利亚、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印度为跳板抵达非洲东海岸、美国加利福尼亚沿岸地区——其中规模最庞大的，集中在马来群岛，所以她们被称呼为“南洋姐”。

日本官方统计，1908年“南洋姐”总数为30791人，当然，这些并不包括数量更庞大的偷渡女性，实际数字要更可怕。南洋姐的收入很高，她们的主要客户就是当地的各类工人——实际上她们的收入比一般工人要高很多。这些钱大多数都被她们带回了日本，在当时她们的贡献已经排到了日本输入外汇的第五位。

南洋姐成了和棉花、煤炭等原材料同等重要的输出品，为日本积累了很多财富。直到一战之后，日本国力强大起来，意识到这是“国丑”，才开始进行限制和取缔。

日本政府对于战争的宣传，从来都是“高大上”的。

（日本女性缝制千人针）

不管是报纸还是学校教育，都把对外侵略战争描述成“为了自我生存，也为了亚洲各民族，把英美等国的势力赶出亚洲，建立东亚永久的和平”。也就是说，平民每天受到的灌输就是：打仗是光荣的，正义的，伟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女性要鼓励自己的丈夫及儿子参军，为国效力。在这种狂热的气氛下，女性采取各种方式支持战争。比如为参战的男人送去“千人针”，也就是一千个妇女一千针绣出来的内衣，可以有“刀枪不入”的能力。

战争初期日本兵源充足，所以征兵标准比较严格，身体情况稍微不好的会被淘汰——而一旦被淘汰，判定为不合格，当地的女性就会歧视这些男性。日本著名的“津山事件”元凶都井睦雄，就是因为征兵体检时不合格，遭到了同村女性的歧视和反感，才开始报复，杀死了30人。可见，女性成了鼓励男人参战的重要精神力量。

再说“女子挺身队”。

当大量的男性上战场打仗之后，女性就进入到了工厂和企业，补充劳动力。不仅如此，在日本政府的宣传鼓动下，很多年轻女性自愿“为国效力”。女子挺身队实际上就是随军“慰安妇”，只不过她们是自愿的，而且有酬劳。

于是，大量的日本女性参与其中，成了各地侵略日军泄欲的对象。

总之，大量的日本女性，在战争期间用各种方式“报效祖国”，鼓励男人打仗。

二战时期，为何日本军帽上有一个五角星

五角星是文明中一种古老的符号，早在3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资料中，就能见到五角星的身影。

不同的文化社会中，五角星的含义也完全不同，在西方社会中，五角星象征维纳斯崇拜，东方文明中国的阴阳五行里面，五行相生相克的连线刚好是五角星，在日本，五角星更被认为是安倍晴明的桔梗印。五角星具有“胜利”的含义。被很多国家的军队作为军官的军衔标志使用，也常常运用在旗帜上。比如美国星条旗上的五角星代表美国的一个州，美国的著名形象山姆大叔带的帽子上也有五角星的符号。欧洲许多国家的军队，帽徽上都有五角星符号。

明治维新运动。日本在各个方面向西方国家学习。自然也包括军队建设领域。在陆军建设方面，日本学习法国；在海军建设方面，日本则学习英国。日本军队起初从武器到军服都是法式的，当时日本军队戴的都是法式平顶帽。那并没有什么五角星，1900年，也就是庚子战争那一年，日本明治天皇下达了第364道敕令。敕令要求所有的日本陆军官兵，从将军到士兵的军帽上都必须绣上黄色五角星，也就是五芒星。其他国家的五角星一半都是金属的，而日本的五角星则是布的，需要绣在帽子上。关于五芒星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说法认为“五芒星代表樱花花瓣，而樱花是日本的国花。另一种说法认为五芒星代表太阳，代表日本陆军十分强大。就这样，从1900年开始，日本陆军的军帽上出现了五角星，并且持续到了二战结束。

情深深雨蒙蒙的结局是什么依萍和书桓在一起了吗

杜飞手术后醒过来，感激如萍送上一吻做麻醉剂，并表示不会对她有任何奢望，如萍遂拿出鸭子来表白心意，杜飞乘机再索一吻。如萍答允待杜飞医好伤后，跟他成婚，杜飞方肯离开如萍往城中医院去。杜飞与如萍大婚日，杜飞因忘了取戒指，遂折返镇中，二人几经波折，终回礼堂成婚，杜飞却发现丢掉了戒指，但是借了一对结婚几十年老夫妻的戒指，终于修成正果。依萍收到如萍来信，兴奋告之各人，众人见如萍及杜飞结婚的照片，感欣慰。尔豪见书桓重阅依萍旧信，互诉思念爱侣之情，羡慕杜飞能与如萍成婚。书桓对尔豪说出每个日军身上「千人针」的故事，尔豪慨叹日本女子幼稚。书桓表示不想再有战争，并很想回依萍身边说句「我爱你」，尔豪亦表有同感。日军突袭书桓的部队，书桓中手榴弹身受重伤，昏迷前向尔豪讲出心底话。抗战胜利，万民雀跃欢腾，众人往车站接军队回家。尔豪重遇方瑜，二人相拥而泣，众人亦感高兴。依萍不见书桓随尔豪回来，失望。尔豪回家后说出书桓受伤的情况，依萍难过，文佩安慰她。依萍决定每天到车站等书桓出现，天天等，终于出现了，两人幸福的拥抱在一起，然后KISS

影视剧里，日本兵为何都有块尿不湿白布，战败为何很多不自杀了

我们在观看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影视剧时，经常会看到有些日本士兵在腰间缠裹这一块布袋，但它又不是腰带，这究竟是何物呢？

说来话长，此物在甲午战争时期就已经出现，它有一个名字叫“千人针”，顾名思义就是一千人缝制而成。出征打仗时，缠裹在腰上，做保佑平安，祈福之用。但是在战场上，子弹哪里长眼睛，不过是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罢了。

其实，说白了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本军队，看似狂热、悍不畏死，其实骨子里对死亡恐惧得很。日本军队中迷信成风，在士兵裹在腰间的千人针里，几乎都缝着从神社、寺院里求来的各种护身符咒和佛像。

千人针的制作材料是几块棉布，长短不一，视个人身材腰围而定。士兵接到征战的命令时，他的母亲、妻子或女友会拿着已经用红线穿叠好的布请一千位女性，每人缝上几针，如果能请到生肖属虎的女性来缝制那是更好不过了。因为在日本谚语中有“猛虎奔千里必自归”的说法，属虎的女性缝针预示着士兵可以从战场上平安归来。

虽然这有着一定的迷信成分，但是客观上而言，千人针还是有着一定实用价值的。其一、绑在腰上因其保温作用，可以保护胃肠；再者，如果不幸被子弹射中，在没有手术或卫生药棉的情况下，可以起到辅助止血的功用；最后，如果战死，则可解下来，当做遗物送回日本的家人，以慰丧子、丧夫或丧父之痛。

虽然二战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是出征馈赠千人针的习俗在日本一直得以保存下来，近年来日本自卫队向海外派出维和部队，士兵们在依然会在腰上系着家人缝制的千人针。

为什么同样是被派去送死，德国海军就起义了，而日本海军却真的去送死了

1918年10月，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还有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也已无法避免战败的结局。但当时的德国政府并不甘心就此失败，于是决定继续垂死挣扎。

位于德国北部、濒临波罗的海基尔市既是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首府，同时也是德国重要的造船基地和海军港口，当时德国在此地部署了约八万水兵；10月25号，德国海军司令部向基尔港水兵下令：继续出海同英军作战！

常言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基尔港德军水兵们并没有执行司令部下达的继续作战的命令，因为他们也清楚的知道：德国大势已去，继续抵抗无异于自寻死路；所以，基尔港水兵关闭了所有军舰的动力系统，拒绝出海。

基尔港水兵的不服从虽然最终迫使德海军司令部收回了命令，但却有数百名水兵因此被逮捕。政府的这一举动随即引发水兵不满并爆发示威游行，进而演变为武装起义。而基尔港水兵起义也成为了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再来看发生在二战时期的菊水作战。1944年莱特湾海战后，整体实力遭受重创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返回本土；次年三月中旬，日本预判到美军会在冲绳登陆，于是命令当时已经整编为第二舰队的联合舰队主动出击执行“菊水一号”航空特攻作战计划。

日军这次作战计划的核心策略非常简单直接：在水面舰艇的掩护下，派遣由“菊水特攻队”队员驾驶的飞机自杀式撞击美海军舰船。为此，日海军司令部派出了由一艘战列舰（大和号）、一艘巡洋舰（矢矧号）和八艘驱逐舰组成的特攻舰队。

从1945年4月6日“大和号”（该舰次日就被前来迎击的美军舰载机击沉）全舰3000余名官兵誓师出征到6月22日战役结束，日海军在菊水特攻作战中累积出动自杀式战机7800多架次，毁伤美军各类舰艇400余艘，而日海军自己则有超过5000名飞行员战死。

客观而言，无论德国的基尔港水兵起义还是日本的菊水作战，都是帝国主义穷途末路、垂死挣扎导致的结果，但为何会同途殊归呢？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封建君主制对社会及军事权力层影响的深刻程度：一战结束前，德皇威廉二世对于军队的掌控力已经微乎其微，而实际上的最高统帅鲁登道夫不仅一心谋求停战，而且还试图推翻君主制建立议会制新政府。

反观日本，在二战结束前天皇一直都被日本民众奉为至高无上的“神”，或许日本军事高层深知其中内情，但他们达成扩张的野心又必须依托普通人；所以，保持对天皇的信仰就成了最好的愚民幌子，而那些信以为真的普通士兵就甘愿高呼“天皇万岁”发起自杀式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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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购的飞机主要来自哪里有哪些型号

据史料记载，中国商业航空运输起始于1920年4月24日。当时的北洋政府使用英国购买汉德利o佩吉（HandleyPage）O/7型飞机（“京汉”号），由英籍飞行员马首西（Capt.Mccarthy）上尉驾驶从北平（今北京）起飞，成功开辟了中国第一条民用航线--京沪航线京津段；但该航线时停时飞，很不正常，只断断续续飞了一年多就停航了。此后，一家名为中国-英国公司（Sino-BritishCompany）试图筹建中国最早的航空公司，并于1921年在南苑至北戴河之间开辟了一条航线。北戴河是濒临渤海湾的一个著名避暑胜地，经常有各国使节和外交官光临这里。英籍飞行教官驾驶汉德利·佩吉飞机飞行于南苑至北戴河间。但是，当旅游季节结束后，搭乘飞机的旅客随之锐减，航空公司也宣布停业。

在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上空曾经陆续飞翔过十多家大大小小的航空公司，它们成为了中国近代历史的缩影，也成为了中国航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们更见证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屈辱、抗争与复兴！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次年于名义上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也获得了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于建国后开始致力于经济发展，直到1937年被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所中断，称为国民政府黄金十年。尽管当时仍是战乱频繁、“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但1927-1936年间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变化巨大，十年“黄金时代”的现代化建设卓有成效，商业航空运输也随之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1927年，武汉成立了由官商合作的武汉民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官股占20%，民股占80%；董事长由武汉军政最高首长兼任，董事则分别由商界权威及驻汉的军方航空部队各主官分别兼任，总经理由商界推举。该公司飞行、维修，以及地面设施等事务全部归军方担任；运营则由官商联合掌控，并订购了五架美制莱茵·包格汉飞机，开通汉口至西安航线，但初期开通汉口至襄阳及老河口段。当年夏天，由于宁汉分裂影响营运，飞机收归军用，公司就此解体。

1929年4月，美国寇蒂斯·莱特公司的子公司航空开发有限公司（Aviation Exploration，Inc.）与中国政府管理航空事务的中国航空公司签订合同，以垄断全部邮件及旅客运输为条件，投资援建中国的商业航空，并获得了从上海到汉口、北平（今北京）和广州三条航线的经营权以及为期10年的独占航邮权。美方为此成立中国飞运公司，使用5架美制洛宁C2H型水陆两栖飞机经营中国的商业航空业务，1929年10月21日开通上海－汉口航线。

1929年国民政府设立航空筹备委员会，决定首先开通长江沿岸的航线，5月18日在南京成立沪蓉航空线管理处。该航线管理处先后购置6架美制史汀生SM-1F单翼300匹马力6座位飞机，在南京、上海、汉口等处设立机场，又于上海设立飞机维修厂，同时在上海虹桥、南京明故宫机场搭盖临时飞机棚厂5所。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沪蓉线上海到南京一段于1929年7月通航，主要运送邮件及搭载乘客，两地每周对飞6次。同年10月，又增开沪汉航线，由上海途径南京、九江至汉口。之后，因部门改组，沪蓉航空线管理处划归交通部管理，于1930年归并中国航空公司。

1929年5月1日，中美合营的中国航空公司在南京宣布正式成立，公司额定资本为1000万美元，美方占六成股份，中方四成。10月21日，该公司采用美制洛宁C2H型水陆两用飞机开辟了上海-汉口航线。但该航线开航仅一个星期，10月28日，美国航空开发有限公司竟将《中美航空邮务合同》规定给美方的权益转让给美商经营的中国飞运公司。这些无视中国主权的做法，引起中国各界人士特别是航空界和邮务部门人士的极大愤慨，强烈要求取消中国航空公司，废除与美国人签定的合同，航空界各地代表在南京集会抗议。1930年元旦，上海邮政工会组织了示威大罢工，强烈抗议外国航空公司擅自承揽运送邮件以及不受任何空中交通管制等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各地邮政工人纷纷响应。迫于形势，这个短命的中国航空公司仅仅营运9个月，载运旅客211人次、邮件3.56吨，就在一片抗议声中夭折了。

尽管“黄金十年”让旧中国经济有了起色，但是在那个生不逢时的年代，赶上了史上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大萧条”。

1930年7月，中华民国交通部与美方重新签订新合同，将中国飞运公司、中国航空公司（旧）和交通部沪蓉航空线管理处合并为新的中国航空公司。1930年8月1日新的中国航空公司成立，虽然与中国政府所有的航空公司名字相同，但性质却完全不一样：它是根据中国法律组成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交通部持有55%的股份，美方持有45%的股份。协议规定中航有经营权的航线包括：上海－成都航线，途径南京、九江、汉口、宜昌、万县、重庆；南京-北平（今北京）航线，途径徐州、济南、天津；上海-广州航线，途径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中航在这些航线上享有10年的独占航权。中航的总公司设在上海，1938年春，中航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航曾经使用过西科斯基S-38、寇蒂斯神鹰、寇蒂斯·莱特C-46、道格拉斯－道尔芬，以及道格拉斯DC-2、DC-3、DC-4、C-47、C-53等机型。抗日战争期间，中航开辟了“驼峰航线”并坚持运营，从1942年4月到1945年9月期间，飞越“驼峰”8万次以上，运输人员3.35万人，载运了50000吨货物到中国，运出将近25000吨货物。中航作为“驼峰”空运的重要力量，往返于印中两国运送物资和人员，为中国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2月，继中国航空公司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作成立欧亚航空公司，中方持有2/3的股份，德方持有1/3的股份。公司先后从德国购进容克F13、容克W33、容克W34等型飞机。原计划开辟柏林至上海航线，故名欧亚航空公司；实际开辟上海至兰州、北平（今北京）至广州、西安经成都至昆明等航线，均在中国境内。欧亚航空公司总部设在上海，抗日战争期间迁往昆明。1935年，为了更好地与中国航空公司竞争，欧亚航空公司的机队里又出现了著名的容克JU52的身影，该机为下单翼三发动机配置，单台发动机功率730马力，时速286公里，可载客18人，是当时国内最新锐的大型民航客机；但欧亚航空公司的业务及营运规模始终未能超越中国航空公司，因后者起步早且获得经营黄金航线。1941年国民政府与德国的外交关系破裂，于是欧亚航空公司股权归中方所有，尔后于1943年3月改组为中央航空公司。

在军用飞机方面，K-47战斗机K-47以1930年代的标准来说是一款很先进的飞机，故一推出容克斯就派其到世界各国做飞行表演和邀请包含日本在内的各国武官到瑞典考察，但结果各国皆认为K-47的双座设计不及单座战斗机而无下订单，但德国自己却买了3架并运往苏联秘密军事基地李比斯克做战术研究，最后引致Ju 87俯冲轰炸机的诞生。1931年5月，国民政府航空署长黄秉衡奉命往德国购买7架K-47并雇用德国教官来华任教，同时广东空军也买了3架，这些K-47参加了在1932年的一二八上海事变。

D510

D.510 曾服役于法国空军，中国空军以及西班牙国际飞行队，土尔其曾订购了36架但最终未能交货。D.510在1936年9月在法国空军服役在那个时代它们的操纵性和火力都是一流的，直到 1939 年被更新型的莫拉纳—索尼埃M.S.406 取代为止一直都是法国空军战斗机部队的主要装备。在此之后 D.500/501 被分配给一些二线中队使用，不过法国空军仍保有 60 架 D.510，其中大部分在德军入侵之前即已转移至北非。1935 年立陶宛把过时的 D.372 转让给西班牙人后后购入 D.501 战斗机作为替代。七架原先卖给拉托维亚的 D.500 和两架阿拉伯汗志酋长国意向订购的 D.510 在 1936 年中期被运到西班牙提供给政府军使用。那两架 D.510 均在第 71 岸防中队服役，其中的一架于 1938 年受损报废，另一架在空袭中被炸毁在跑道上。中国空军的 D.510C 曾装备过第四大队，有过空战记录（1938 年）但是战果不明。

霍克II战斗机中国最初购买霍克II战斗机是广东空军，数目是18架，而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空军之后也买了32架，这些霍克II很多都是以“航空救国”的名义由民间爱国人仕集钱购买，1936年“两广事变”，广东空军飞机和飞行员归顺南京国民政府，1937年抗战爆发时此机进驻南京并出击攻打在上海的日本海军以支援淞沪会战，尤其在8月25日和日军九六式舰载战斗机交锋，伤敌两架损失一架，其后支援华中和华南战区。9月18日和19日发生太原空战，中国空军的霍克II和日本陆军航空队的九五式战斗机交锋，其间队长陈其光击落有日军“驱逐机之王”之称的三轮寛，但陈其光队长也被击伤需要由雷炎均暂代其位，在此空战当中，中国空军总共击落2架和击伤2架日机，自己也有两架被击落，10月15日，代队长雷炎均和另外两架霍克II在出击崞县归航时，在原平上空又与日军九五式战斗机相遇，中国空军有两架霍克II被击落，至此派驻山西的霍克II只剩三架而且其中两架待修，可说已无力再战，唯有到洛阳整补。华南方面，10月6日日军9架九五式水上侦察机来犯，陈瑞钿副队长率领4架霍克II起飞迎敌，队员黄元波当场击落日军九五式一架，第二日，日机大举出动去空袭英德，中国空军4架霍克II升空迎敌，正当它们要攻击6架九六式舰上攻击机时突然有架九式战斗机俯冲而下作出攻击，此战虽有友军的霍克三前来助战，但奈何仍和日军九六式相差太远，在恶战20多分钟后国军被击落1架伤2架，至此在华南只剩下一架霍克II，损失过大，在1940年剩余的霍克II只零散驻在湖北宜昌，四川成都和云南昆明等地。

寇蒂斯 BF2C-1/霍克三寇蒂斯 BF2C-1/这款寇蒂斯鹰系列在外销上获得一定成绩，并在其他国家的天空获得了不少战果。中华民国空军的Moedl68C Hawk-III（中国称其为新霍克或霍克三）在抗日战争时与日本帝国海军航空队以及陆军航空队多次交手获得部分战绩，初期空军的空战王牌如刘粹刚、高志航等人皆是以此型飞机取得丰硕战果，因为当时数量最多就是霍克三战斗机，总数达到102架，第4和第5大队总共6个中队以及第3大队第7中队都装备了霍克三，霍克三也是第一种采用M2重机枪的中国战斗机，而由于其使用的重机枪子弹价钱较贵，故在平时作空中射击训练时只会用机头另一边的M1919机枪，由于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轰炸机数量不足而霍克三也可以挂上250公斤炸弹，故也作为攻击机使用，不过因为无法适当补充耗损，故这批战机在苏联军援机输华后退出前线，到1940年时只剩4大队隶属之22中队以9架霍克三担任重庆的夜间拦截战备，剩下的仅提供训练单位使用。

P-36战斗机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8月25日在南京作飞行表演后宋美龄以35,000美元买给陈纳德。淞沪会战期间国军的鹰-75H曾对上海作多次空中侦察，1938年有30架鹰-75M(鹰-75H的量产型)运抵广州组装，7月9日起驻湖南衡阳机场的第25大队开始接收但发现飞机性能和美方宣称的有所下降了20英里甚至经常发生机械故障，寇帝斯知道后派出专家小组来华后证实是中方机械士对其不甚了解所致，等技术问题解决后，此批鹰-75M负责衡阳地区的空防，8月18日，27架日机来犯，国军3架鹰-75M和7架I-153战斗机起飞迎敌，空战中国军击落和击伤日机各一架而国军一架鹰-75M被击落(汤卜生队长机)，另外两架鹰-75M迫降，8月24日，第25大队移防广西柳州，9月18日，日军轰炸机24架和22架战斗机空袭柳州，在地面上分别炸毁和炸伤鹰-75M各一架，之后第25大队回到湖南，和第16大队(同样使用鹰-75M)一起驻在芷江，11月6日和7日，日机空袭芷江和衡阳，第25和16大队的鹰-75M升空迎敌，国军击落日机两架和击伤一架，一架国军鹰-75M被地面防空炮火击落，1939年1月11日，第25大队驾驶鹰-75M到重庆交给第18大队，但在乘运输机回航时发生空难，无人生还。之后鹰-75M负责重庆地区的防空任务，1939年尾至1940年初的昆仑关战役期间有6架鹰-75M在飞越广西南宁上空时发现在地面上有大批日军士兵和重炮辎重，它们随即低飞并以机头的两支M1919重机枪扫射日军，日军伤亡惨重而令国军阻挡了日军进攻昆仑关的通路和时间。随着同年日军偷袭珍珠港而令美国正式对日作战，1942年美国人杜立特派B-25轰炸机轰炸东京，事成后国军派出两架鹰-75M负责搜寻来华的美国轰炸机的合适紧急降落场地，而由于租借法案，国军的鹰-75M渐被其他美制战机取代而，国军的鹰-75M很多改为飞行训练用机，当中第3大队仍使用鹰-75M负责成都的防空。

CW-21恶魔式战斗机

1939年初，1架CW-21原型机运抵缅甸仰光，随后经滇缅公路运到中国垒允组装展示，与P-36争取中华民国空军的订单。这架CW-21随后转战昆明与重庆与国府各种战机进行演练，均表现出优异的飞行操作优势，CW-21有着优异的爬升性能，这是当时中国战斗机截击日军轰炸机所必要的；1939年4月4日，寇蒂斯试飞员罗伯法索(Bob Fausel)在重庆驾驶著配置武器的CW-21原型机拦截日军伊式重轰炸机，并成功让1架轰炸机击伤坠毁在湖北鄂西。经过实战考验的CW-21唯一的问题是价格较为高昂，单机订价为7万美金(1939年币值)，比美军同年同厂甫服役的新锐战机P-40还来的贵，因此美方担心中方下单后会无力清偿债务；经过交涉后最后决定美方贩卖3架实机与27架零组件，这批战机也因应中方要求强化火力与防护装甲，至于在中国的原型机则以折扣价卖给中方。后来CW-21原型机与和同厂的P-36战斗机一起来到当时中国空军第4大队所驻防的重庆广阳霸机场，但在1939年6月由大队长董明德驾驶时因操作不当降落时坠毁，驾驶员则存活。剩下3架首批完成的机体则在1940年中于仰光组装，并移交给飞虎队，却在1941年12月23日外籍飞行员从仰光转场飞回昆明时因油料不洁等故通通失事坠毁。至于27架零组件在运抵垒允后只组装2架即因1942年初缅甸战役的溃败导致中央飞机制造厂仓皇撤离，大部分资材都就地爆破避免资敌，使得中方耗资数百万美金最终却一无所得。

格斗士式战斗机1934年试飞成功后被英国皇家空军下了首批231架订单，1937年开始装备26个飞行队，英国皇家海军也采用此机的舰载机型海格斗士。中国空军在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经香港运了36架格斗士一型，装备第28、第29和第32中队去保卫广东等华南地区，中国空军的格斗士曾参与粤北、广州和武汉等地的空战，当时国军飞行员称其为格机，而为了中国空军的需要而采用7.62毫米口径型号的M1919机枪，以便发射当时中国空军所采用的美式机枪子弹。中国空军的36架格斗士最后全部在空战当中被日机击落而自己也击落了48架日机。

伊-15型各亚型的武装早期型伊-15，两挺7.62毫米口径机枪。中期型伊-152(伊-15bis)两挺12.7毫米口径机枪。后期伊-153四挺12.7毫米机枪，还可挂一百公斤炸弹和两个空用火箭发射架。伊-15(玻利卡尔波夫I-15)，是苏联二战前夕的主力战斗机，也是苏联后期双翼战斗机，也曾经被军援过战时中国的国民政府和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由于援助数量不多故战果不明）

I-153战斗机

中华民国空军在1940年底接收了一批I-153并装备了三个大队。这批I-153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算是中国战机中总和性能最优异的机种，但除了机械问题以外，更麻烦的是I-153配发不久后即与日本海军新式战机零战对战，性能低落的I-153成为零战的最佳饵食。从1941年3月14日成都空战遭日军16:0的沉重打击后，短短3个月到1941年中中华民国的I-153已折损过半，最后也在1942年各大队前往印度接收美援飞机后迅速除役。

伊-16型

1937年（民国26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8月21日，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提供武器装备甚至飞行员来中国抗日，但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苏联供应给中国的武器大多都是二手货但却以新货的价钱要求中国以等价的矿产和茶叶等物资作交换，当中苏联总共提供了142架I-16给中国，包括:I-16-5、I-16-6、I-16-10、I-16-UTI和装备机炮的I-16-24，这些I-16皆用货车散装运到哈密或兰州再组装。I-16初到中国是在淞沪会战国军失利而首都南京正面临日军兵临城下之际，11月21日，前去接收I-16的中国空军高志航大队长在周家口机场被10架突然出现的日军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炸死，同年12月已有17架I-16-6进驻南京，12月2日乐以琴和董明德以及苏联航空志愿队在南京上空和日机交战，当天日军出动8架九六式舰上攻击机和6架九六式舰载战斗机，中方多架飞机被击落而日方无一损失，故仍阻止不了南京沦陷。1938年（民国27年）后国军飞行员渐渐熟习I-16的操作，故战果较皆，中苏飞行员在南昌和武汉上空和日机激战，2月18日，12架日军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护航之下进犯武汉，中国空军第4大队29架战机起飞，结果在10分钟的空战当中日机被击落12架而中方只损失5架，这是抗战以来国军飞行员第一次在一场空战当中击落10架日机以上而自己的损失又少于日军，这是“第一次武汉大空战”的胜利，4月29日为日本天长节，为了庆祝日本天皇生日，日军出动42架飞机去空袭汉口但惨被中苏飞行员驾驶的I-16和I-15击落26架而国军只损失12架，经此一伇，日机在一个多月内都不敢再来犯，史称“第二次武汉大空战”，5月31日，日军又派出18架轰炸机和36架战斗机空袭武汉，而中苏空军总共48架的I-15和I-16早已在高空严阵以待，此战即是“第三次武汉大空战”，中苏战机向日机俯冲攻击，随即变成一百多架战机的大混战，此战日机被击落14架而中苏空军只损失两架。1939年（民国28年）2月20日和23日发生兰州空战，中苏飞行员总共击落日军18架意大利制BR.20轰炸机而自己无一损失，此谓“兰州空战大捷”。1940年（民国29年）9月13日发生壁山空战，中国空军的I-16和I-15惨被日军新锐的零式舰上战斗机击落13架和击伤11架，从此中国空军进入黑暗期直至珍珠港事变后得到美援才渐渐反败为胜。

P-26战斗机1937年7月7日发生芦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8月14日发生淞沪会战，日军进犯上海，8月15日，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20架九六式轰炸机首次轰炸南京，部处在江苏句容机场的空军第3大队第17中队以黄泮扬为队长带8架波音281起飞迎敌，驾驶1703号机的黄光锐以其机头的两挺M1919机枪瞄准开火把它击落，但其座机也被击中发动机，只好紧急降落，而从南京起飞的3架波音281也赶到，队长秦家柱也在击落一架九六式后座机受损，此次空战日军九六式被击落4架伤6架，中方的波音281受5架而无一被击落，事后国军士兵在九六式的飞机残骸找到千人针等护身符。8月16日，日军鹿屋航空队的6架九六式轰炸机又再来犯，日机由于被云层遮挡而要飞到接近句容才被发现，日机在对句容机场投完弹后被由黄泮扬等4架波音281攻击，黄泮扬从日机机尾的机枪死角位置（以免射手打中自己机尾）开火，九六式被打中油箱而燃烧起火，黄泮扬之后又以相同方法击落一架九六式，之后他从一架九六式机底瞄准开火把其击落，事后才知此架为新田慎一队长的座机。8月23日，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队在波音281护航下空袭在上海的日军，中日双方在上海吴淞上空打空战，此战国军击落两架日机但作为分队长的秦家柱阵亡。9月19日，日本海军航空队在新锐的九六式舰载战斗机的护航下大举轰炸南京，第17中队的波音281起飞，黄泮扬在南京上空击落日机一架但在此战又有3架波音281被击落，10月12日，日机又大举轰炸南京，此战黄泮扬又击落一架日机但中国空军的波音281已损失过半，能用的只剩两架，12月3日，南京沦陷前夕由黄泮扬驾驶波音281从汉口飞抵南京后改乘鹰-75战斗机去上海进行侦察任务，之后波音281就从中国空军退役。

P-43战斗机1942年10月25日一架由周志开驾驶的P-43在陕西省洋县上空击落日军百式司令部侦察机一架，首开P-43在中国的空战纪录，10月27日第4大队的P-43保护一队轰炸机成功炸毁在山西运城的日军目标，1943年1月10日第4大队的10架P-43和5架P-40K一起去空袭在湖北荆门的日军机场，P-40K负责轰炸和扫射而P-43负责高空护航，由于当时并无遇上日机故之后全安全回航，第二日，中国飞行员高又新驾驶P-43在宜昌上空击落日军一式战斗机一架，1943年2月24日，日军大批九九式双发轻轰炸机和一式战斗机空袭梁山机场，4架P-43迎敌，当中一架由许晓明驾驶的P-43被三架一式战斗机围攻之下被击落。1943年10底6架第4大队的P-43进驻恩施机场，目的是要支援常德会战，11月27日日本陆航大批飞机空袭常德，中国空军第4和第11大队的P-43和P-40前来迎敌，当日有一架日军钟馗战斗机在追打一架P-40时被一架高速俯冲的P-43击落，日军飞行员平井敏文阵亡而中国飞行员刘尊安全飞回梁山机场。

P-40战鹰美制P-40战鹰是抗战中后期对抗日机的主力，它原本是英军不要的装备，但来到中国后反而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中美混合团巧合地采用了与德国近似的俯冲战术，得以多次击落日机 造就了大批空战英雄。地面由国民革命军士兵守卫的P-40飞虎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 的P-40机首处通常会画上鲨鱼大嘴和利眼，原本用意是令其状似鲨鱼。此创意是沿用自北非RAF澳大利亚籍部队P-40的涂装。中美空军的P-40曾参加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等战役，长期和日机（如日本陆军的一式战斗机‧隼）争夺制空权。之后成本相差不多但性能远超其上的P-51野马式来华参战，以坚实可靠作为其存在价值的P-40便逐渐退出护航与制空任务、专司密接支援与物资破坏等对地任务。

P-51D战斗机在中国战区方面，1943年首批早期型的P-51B野马进驻中国昆明交给美国驻华空军（AVG，也就是俗称的“飞虎队“）。之后在1944年中美混合团第十四航空军开始也使用P-51B，在1945年大批P-51C、D和K交付到中国空军手上。随着野马式的到来，中美空军渐取得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因为日机之中几乎可说无一机种是野马的对手，日军为此派出他们最新锐的四式战斗机“疾风“来华参战。疾风虽然曾因为数量优势短暂的取得均势，但最后仍在压倒性的单机性能的劣势下被野马机队打退。野马和日机最后一次空战发生在1945年5月31日的南京上空。中国空军的16架野马对上30架日军的三式战斗机飞燕，野马占尽速度优势从高空俯冲攻击，演变成了单方面的空中屠杀，最后中国空军以少胜多。中美空军的野马更主动出击，对驻湘北和武汉以至远至台湾的日军作出空袭，护送轰炸机轰炸日军目标后，野马都会在低空以机枪扫射漏网的日军。1945年初，美国海军陆战队攻下硫磺岛后，P-51也进驻岛的上的机场以为轰炸日本的B-29轰炸机护航，同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8月21日，野马负责押解日方代表乘坐的飞机到芷江投降，中国抗战获得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把P-51用于国共内战，1948年9月23日一架第4大队的P-51由北平起飞到吉林四平机场由解放军接收，之后又有两架，1948年解放军又在锦州找到几架，同年11月解放军成立了第五修理厂，先后修理了36架，令解放军可用的P-51达到39架，当中大部份是P-51D，其余是P-51K。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总共有9架P-51参与开国大典。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P-51也入朝参战，成为联合国军的对地攻击机，并把名称改为F-51 ，部分退役的F-51D由美国富商买下当作公务机出租称为卡维利尔野马。在1960年代作为美国国防部，以完全翻新的F-51D 卡维利尔野马MK-2军援部分经济有困难的友好发展中国家，作为反游击战用直到1984年方全部退役，以这是螺旋桨战机最后的军事用途。

亨克尔111这是中国装备的亨克尔111A1930年代初，德国军方在规避《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下，由齐格菲·君特和瓦尔特·君特两人设计，并将它伪装为民用运输机，直到1935年德国空军宣布成立为止。二次大战早期阶段，He 111是德国空军轰炸机中数量最多的机种。它在所有早期参与的战役皆表现良好、损失甚少，直至不列颠空战，其薄弱的防御武器 速度及灵活性都令它处于极易受攻击的环境下。然而，作为一架作战飞机它证明了能够承受猛烈破坏及为空降继续存在。 在战事进展期间He 111获得“军马”的称号, 而且它亦在整个战争期间于欧洲战事前线四周担当多种不同角色。 它被用作执任何可能的任务：例如在不列颠空战期间作为战略轰炸机、在大西洋海战中用作鱼雷轰炸机及在西战线、东战线、地中海中东非洲战线中型轰炸机及运输机等。在战后德国空军已被废除，He 111被用作运输机作后勤任务。即使它开始持续地升级，但它在战争后期都已经成为过时淘汰落后的设计。He 111一直继续生产至1944年，当大部分He-111停产时，它开始转为担当运输及补给的角色。德国空军要求及生产一种更优胜的取代者取代He 111，但当时活塞发动机轰炸机的生产已经被大规模停产，因其活塞发动机优先供应战斗机生产。He 111 A-0型号基于V3构型以建造，仅生产了10架，但德国空军经测试后证明了动力不足而最终卖给中国。中国购入了8架（2架作为零拆机用，实际服役的仅有6架），并在抗日战争初期进行作战，中国购买的是其早期型号，买家是广东空军，1936年因两广事变广东空军向南京国民政府投诚，因此抗战时期规中华民国空军操作。淞沪会战期间进驻汉口机场，有三架He 111 A出击轰炸在长江的日舰，但在日机和日舰防空炮火之下有一架被击落，其余两架分别飞往常州和南京，之后日机报复轰炸汉口机场，迫使其余的He 111 A飞走。在1937年底只剩一架He 111 A，此机后来成为中央航空公司的货机，由于发动机缺乏料件维修，在1940年代更换美制星型气冷发动机。最后在1944年坠毁在昆明机场。

B-10轰炸机在中国战场上，美制B-10轰炸机是中国空军里少数曾远航日本的飞机。1938年5月19日下午3时23分，中华民国空军的两架马丁轰炸机自汉口秘密起飞，于宁波前进机场加油后前往日本。长机1403号由徐焕升驾驶，机员苏光华、刘荣光、吴积冲。僚机1404号由佟彦博驾驶，机员蒋绍禹、雷天春、陈光斗。20日凌晨2时45分飞抵长崎，于长崎、福冈各地洒下近百万份空飘传单，向日本民众揭露了日军的战争暴行，并劝告日本尽快结束战争，重归和平道路。20日8点48分，僚机1404号机在玉山落地，9点23分，长机1403号机飞抵南昌，圆满达成任务。较一九四二年四月，美国杜立德将军轰炸日本要早四年。是次“纸片轰炸”大大鼓励了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在政治上为国民政府在国内乃至国际社会上取得了极大的宣传效果。

SB轰炸机

1937年10月开始，SB-2轰炸机陆续来到中国参与抗日战争，同年12月，中国空军去兰州接收SB-2轰炸机，成军后和苏联航空志愿队一起出击芜湖，杭州和蚌埠等地的日军目标，1938年2月23日，中苏空军的SB-2轰炸机一起炸毁台湾松山的日军机场，徐州会战期间，SB-2轰炸机队沿长江和津浦等地轰炸敌军和敌舰，战至11月开始再去兰州接收20多架新机，1939年4月轰炸山西的铁路和运城机场，5月再炸南昌和奉新之敌，7月开始又去兰州接收新机，10月3日有日机来袭宜宾机场，当中的SB-2轰炸机紧急疏散，当中有三架SB迫降坠毁，队长梅元白等8人殉职，1940年有8架SB-2由苏联援华航空队移交中国空军，随即参加宜枣会战和鄂西会战，1941年又有约100架SB-3轰炸机经哈密运交，9月出击以支援长沙会战，10月曾夜袭宜昌，11月轰炸在黄河湘北撤退的日军时遇上8架敌机，中国空军的SB-3两架被击落而4架被击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占中南半岛，中国空军也驻防昆明，1942年5月开始SB-3轰炸机轰炸恕江沿岸的日军以防其进犯云南，1943年夏天，中国空军的SB-3参与鄂边会战，和美制A-29一起出击轰炸宜都和长阳等地的日军目标，同年8月开始中国空军改为接收美制B-25轰炸机，SB-2和SB-3才正式退役不用，值得一提，中国曾参考SB-3而自行研制的轰研三式轰炸机，此机除了装上SB-3的M103水冷式发动机之外，其机身为四川产的杉木再包上竹片和丝绸而成，此机由1942年9月至1944年1月完成，然后在太平寺机场试飞，共飞了3次，最后一次因为降落时起落架折断和机翼受损而报废。

B-25 米切尔

中华民国空军以租借法案方式获得B-25，1943年起8月起开始加入中国战场，接替日趋老化的SB-2，成为中国战场的战术打击任务主力；换装此型机的部队为中美混合团第一大队与中华民国空军第二大队，早期使用的机种为B-25C/D型，抗战后期才陆续补充B-25J型。B-25因为具有足够的载弹量与对地扫射火力，主要用来打击日军在中国战场的交通线与补给线，包括在长江甚至是香港或海南岛的日军船队；在重大会战时会支援前线支援任务，如常德会战期间B-25多次与战斗机部队偕同攻击日军集结部队施以压力。偶尔也会实施战略轰炸，如1943年11月25日中美空军轰炸台湾新竹机场也有B-25参与中华民国空军之后把B-25用于国共内战，1948年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在沈阳机场找到两架B-25，之后又在各处找到4架，之后又有3架B-25投共，解放军使用B-25至1952年，之后各B-25都被解体，其中一架的零件成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材，唯一的完好B-25在1965年被送入北京军事博物馆，但却在文革期间被解体成为铝材。

A-12伯劳鸟式攻击机

是美国寇蒂斯-莱特在1933年为了取代旧式的A-3和英制DH-4这两种双翼机而研制的，此型机在抗战时也为中华民国空军采用，而由于当时的英语翻译问题而把此机Shrike音译为许来克，中国飞行员简称其为许机A-12在抗战爆发时装中国空军第9大队，初期用于支援华北战场但不久中日两军在上海进行淞沪会战，第9大队的A-12进驻浙江曹娥，8月15日正当上弹准备出击之际，日军13架九四式俯冲轰炸机突然来袭，结果变成俯冲轰炸机对俯冲轰炸机的空战，在空战中日机被击落4架而国军的A-12被击落1架，中国空军小胜，而在地面上被炸毁4架，另一架在起飞时失事损毁，空袭后国军完好的A-12原要飞去长兴机场，但一架A-12又在起飞时坠毁，其余在途中又遇上9架敌机而又有一架被击落，经此一役，国军的A-12死伤惨重而唯有撤退去河南许昌。8月25日，国军的A-12原要用炸弹攻击沿长江登陆的日军运兵船，但由于炸弹未能及时运到，唯有只用机枪扫射日军但战果甚差，反而有两架被日舰的防空炮火击落，其余多架受伤。9月开始，国军的A-12支援华北战场，11月炸毁漳州铁桥以解安阳之危，之后转战南京，之后由于A-12使用频繁而损伤太多，故退出战线改为飞行训练用机，1938年8月21日，3架第12中队的A-12在武汉上空作飞行训练突然遇上日机来袭而惨被击落。

A-16攻击机在抗战爆发前，中国国民政府和诺斯洛普签订合作合同，根据合同诺斯洛普要提供150架A-16给中国，并要在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生产，但最后只有47架而其中25架在杭州生产，该批47架A-16成为抗战初期中国空军主要的攻击机。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中日两军随即在上海进行淞沪会战，由于当时中国空军的作战目标是对地和对海轰炸以支援陆军和海车，装备A-16的第一和第二大队奉命轰炸在上海的日军据点和在长江的日舰，8月14日早下，第二大队的A-16挂上延迟引信的炸弹轰炸在吴淞口的日舰但并无炸中，另外第一大队的A-16则轰炸日军的公大机场和汇山码头，下午国军的A-16再次出动去轰炸公大纱厂（已被日本人改为军事基地），今次改用触发引信而且炸弹全部命中而立即爆炸，但突然出现一队日军九五式水上侦察机对国军的A-16发动攻击，这时一架由友军飞行员梁鸿云驾驶霍克三战斗机赶来增援把日机打走，但A-16仍有多架被日机打伤尤其是后部机枪手有多人阵亡。8月19日（一说9月4日）中国空军第2大队第9中队飞行员沈崇诲因其驾驶A-16发动机故障，但他选择驾机向日舰俯冲，最后和日舰同归于尽，11月11日，中国空军3架A-16轰炸停泊在浙江舟山群岛海域的日军龙骧号航空母舰，炸毁了在飞行甲板的13架日机和要龙骧号回国修理两个月。1938年再出击安徽蚌埠及河南新乡各一次，但在出击山东时遇上日军战斗机，伤亡惨重后把其余未受损的A-16移交成都飞行士校作飞行训练之用。

Hs 123俯冲轰炸机Hs

1934年亨舍尔的Hs 123和费斯勒的Fi 98做竞争而由Hs 123胜出，它是德国第一种俯冲轰炸机也是德国最后一种双翼机。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以2018,000马克向德国买了12架Hs 123A，中国空军的Hs 123A主要用于在长江攻击运送日军士兵的运兵船，以免日军沿着长江进犯中国内陆，中国飞行员称呼Hs 123A为恒机，最后因为战场损失和零件得不到补充而封存停用。

O2U海盗式侦察机

于1925年由钱斯沃特研制的侦察机、教练机和水上飞机，此机又可大约被分成早期型的O2U和后期型的O3U，两者皆被称为海盗式，此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钱斯沃特公司另一款有名的舰载战斗机F4U战斗机同名。O2U海盗式侦察机于1925年由钱斯沃特研制的侦察机、教练机和水上飞机，此机又可大约被分成早期型的O2U和后期型的O3U，两者皆被称为海盗式，此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钱斯沃特公司另一款有名的舰载战斗机F4U战斗机同名。

容克斯Ju 52

它在西班牙内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更担任轰炸的任务；而且，它亦于瑞士航空及汉莎航空等航空公司提供民航服务。原本该机采用单引擎设计。然而，由于这种设计并不符合当时航空法规之安全要求。于是，容克斯公司便修改设计，于两翼上各加装一具引擎，即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三引擎Ju-52（Ju 52/3m）。Ju 52运输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1940年初希特勒侵略低地各国的时候，它扮演了运输伞兵的角色，为德国快速攻陷低地国家立下功劳。而在1941年5月在地中海克里特岛的一役中，它更为德军滑翔机作出牵引，成功空投10,000名伞兵，为战事赢得胜利。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它仍是纳粹德军的运输主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被解除了武装，Ju 52也变为民航用途。而法国及西班牙则在1952年以之制造出CASA 352/3m机型，作为欧洲内陆航班之用。此外，Ju 52亦在战后服役至20世纪80年代，其中有部份至今仍存在。抗战前德国汉莎航空和中国国民政府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是中国最初的航空公司，Ju 52是主力机种，当中有一架Ju 52被国民政府征用作为蒋中正的专用飞机，成了中国的空军一号，西安事变前去营救蒋中正的飞机正是此架。

C-47运输机C-47在二战时为盟军提供了高机动性的空中运输能力，在各场战役中被广泛采用，尤其是D日空降诺曼底、市场花园作战、突出部之役、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太平洋战役、新几内亚战事及缅甸战役（R4D，C-47海军型）中，其他还包括由印度往中国的驼峰航线及战后柏林封锁时对西柏林的大规模空投行动，美国亦通过租借法案向抗日战争时的国民政府提供了C-47及C-53。在二战末期，大量的C-53空骑兵（Skytrooper，C-47衍生型）在欧洲战事中担任空投伞兵及牵引军用滑翔机任务。C-47亦是运送美军士兵回国的主要运输机。在英国及英联邦，C-47命名为“达科塔”（Dakota），在欧洲战事时又称“信天翁”（Gooney Bird），在亚洲以中国空军之母 宋美龄之名称为“美龄号”。

C-46突击队员在二战时期，它以“R5C”的型号被美国陆军航空队、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用于军事运输。它也被飞过它的人称为“鲸鱼”或“柯蒂斯灾难”、“水管工的噩梦”，特别在航空运输司令部机组成员中，它被称为“飞行棺材”。C-46与类似的道格拉斯C-47空中火车扮演着相似的角色，但未像后者那样得到普遍的生产。在它投入生产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双引擎飞机，也是二战开始时能投入使用的最大最重的双引擎飞机。二战结束后，剩余C-46中的很少一部分被用于其原始设计用途——客运，大部分剩余的C-47与C-46很快占据了主要的货运市场。该机型做为二线角色为美国空军服务到1968年。然而在北极及边远地区C-46一直服役到21世纪。1953年7月16日东山岛战役，中国曾出动18架C-46运输机载运伞兵487人空降东山岛八尺门。其中1架C-46因发动机故障飞抵马公上空后折返；另1架因脱离机群后无线电故障而没有能够空投伞兵；其余皆准时在6点03分抵达东山岛空降区，并于6时30分前空降完毕 。伞兵落地后突击目标以待登陆的主力部队的后援。

AB-3水上侦察机1928年（昭和3年），播磨造船所承造中华民国海军巡洋舰宁海号，预定搭载的水上侦察机交由爱知电机制作，设计要求为：舰上搭载用，主翼采简单确实的分解组合式，能迅速扬收格纳的单座水上侦察机。型式为复翼双浮舟。引擎：神风130HP一具主翼卸除后的格纳尺寸为高3.2m、宽3.3m以内。构造上主翼采木制贴布、尾翼采金属制贴布、机身采钢管制贴布、浮舟采轻金属制。搭载量：乘员一名、燃料及润滑油全速3小时份、其他兵器30kg。性能：最大时速100kt、上升力3000m20分以内、实用上升限度400m、著水速度43kt。爱知以三木铁夫技师为设计主任，构造承袭亨克尔水上侦察机的木金混合骨架贴布，并参考该公司同时试作的AB-2弹射用复座水上侦察机设计，于1932年（昭和7年）1月完成。1932年2月在名古屋港试飞，一般性能、操纵性表现比预期为佳，本机为爱知开发小型舰船、潜舰搭载用水上侦察机的起点。本机完成后随竣工的巡洋舰宁海号出口至中国，中华民国海军制造飞机处马德树中尉参考本机设计，使用东京瓦斯电气神风引擎，于1934年（民国23年）另外仿制一架，命名为辛式一型水上侦察机宁海号，作为宁海舰之备用水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