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这样一个能臣最后却被抄家，到底错在了哪里？严嵩与张居正的区别是什么_张居正_明朝_万历

本文目录

• 张居正这样一个能臣最后却被抄家，到底错在了哪里
• 严嵩与张居正的区别是什么
• 明朝最厉害的政治家是谁
• 一条鞭法的内容及意义
• 张居正被称为古今宰相之杰，他有何过人之处呢
• 张居正是振兴了大明王朝，还是大明朝灭亡的推手
• 权臣张居正一生功过怎么评论
• 张居正的改革对明朝社会的发展起到的是正面作用还是反面作用为什么
• 在历史上，张居正做出了哪些贡献他是不是功臣
• 张居正改革失败和大明王朝的灭亡有什么关联

张居正这样一个能臣最后却被抄家，到底错在了哪里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他作为嘉靖皇帝的湖北老乡，他为在隆庆和万历皇帝的江山做出了不少贡献。用梁启超先生的话说：张居正是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明史》中评价张居正：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说张居正通晓时世变化，敢于担当事任。神宗初年主持朝政，使国家由衰弱中振兴，不能说没有济世的才干。操持显赫大权后，几乎威震皇帝，最终招致死后祸患家嗣。那我们就来看看，张居正到底错在了什么地方，以至于最后被抄家灭族。

早年好评如潮的张居正

《明史》中记载张居正从小就聪明绝伦，15岁就已经考取了生员，长得眉清目秀的，胡须直至腹部，办事勇敢自称为豪杰，但是城府极深，一般人都看不出他的心机，可见张居正长得帅气，聪明办事比较果断，因此得到很多人的称赞，少年时期更是得到巡抚顾璘奇的称赞：“国器也。”未几，居正举于乡，璘解犀带以赠，且曰：“君异日当腰玉，犀不足溷子。”，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考取进士后，深得徐阶等人器重。

由于张居正能力出色，成为裕王朱载垕官邸的讲学，深得裕王赏识被提拔为讲学院士，在嘉靖皇帝死后徐阶招张居正共同商议，草拟遗诏等重大活动，在裕王登基以后张居正进入内阁，先后被封为东阁大学士、英武殿大学士，加封少保兼太子太保。此时进入权力中枢的张居正，开始有些趾高气昂的看待别人了。《明史•张居正传》时徐阶以宿老居首辅，与李春芳皆折节礼士。居正最后入，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间出一语辄中肯，人以是严惮之，重于他相。是说“当时的首辅徐阶、李春芳等人都是礼贤下士，唯有这最后入阁的张居正，把自己看作是丞相，傲慢的接见其它大臣，不引荐其它人，也不同从别人的意见，所以当时的人们害怕他，因此把他看的比其它丞相重。

张居正何以成了大臣们心中敢怒不敢言的人

徐阶作为张居正的引路人，知道张居正是有才华的人，更是知道张居士也是个内心比较很的人，比如张居正离开首辅位置以后，就指示他的三个儿子谨慎侍奉张居正，《明史•张居正传》徐阶既去，令三子事居正谨。可见张居正此人在当时心狠令人害怕，那怕是他的老师也是有些担心的。此后张居正为了得到整个内阁权力，与司礼监的冯保联合起来对抗高拱，这个曾经和张居正一起斗严嵩一党的战友，在万历皇帝登基的机会，冯保利用两宫的圣旨直接，将高拱从首辅位置上拉下来，换成是张居正为首辅。

得到空前权力的张居正，借助整顿官场的机会，大肆贬斥所有不称职与依附过高拱的人。使得当时整个朝廷的大臣都得谨言慎行，怕一不小触怒了张居正。《明史•张居正传》大计廷臣，斥诸不职及附丽拱者。复具诏召群臣廷饬之，百僚皆惕息。慢慢的整个明朝的中枢就张居正的一言堂，内廷还有司礼监冯保帮忙，使张居正获得了明朝的实际统治权，满朝都阿谀奉献张居正的人，在治理天下的同时培植自己的党羽，任何有不满张居正的人都会被锦衣卫、或者冯保的东厂给收拾掉。俗话说物极必反，权力太大的张居正，自认引起了万历皇帝的不满，只是他没有立即处理张居正。

万历皇帝借助曾被张居正和冯保打压的太监调查他们

张居正在获得实际最高统治权的时候，嚣张放肆，在其父亲去世后他回家守孝，期满也不回京城而是上奏说，其母亲受不了炎热不能走，要等到天气凉的时候才能走，这使得万历有些文件不得不从北京送到江陵，中间万历皇帝的怨言可想而知，那些大臣都是张居正提拔当然不会有怨言，可是那些言官御史上书，也被万历皇帝压着。违反丧葬礼制的张居正越发偏激和放纵，所做之事全看心情，选拔官员都通过贿赂上任，没有当初的考核细节。《明史•张居正传》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不久之后张居士正就病逝了。

这时候万历皇帝召回了自己喜爱的太监，这个曾遭到冯保和张居正打压被贬出京城太监张诚。因他在出京时万历皇帝曾让他，秘密调查张居正和冯保二人，张诚的汇报让万历皇帝很担忧，因此开始彻查，张居正和冯保二人，京城里的官员是树倒猢狲散，纷纷开始举报张居正的各种不轨行为，最后使得刚入土不久的张居正被削爵、去职，子弟被流放，推荐的官员被撤职查办，名誉扫地以至于万历时期的朝臣都不敢张居正。

总结

个人觉得张居正随然在，政务处理非常有建树，但是在处理群臣关系上，高傲的姿态令他得罪了许多大臣，也有些居功自傲忘记了，身为人臣应当注意的分寸，使得万历皇帝都感到害怕，不得不慢慢的调查他，最终因为他曾经得罪的人反扑，至使他身败名裂。用尚书中的话就是“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大臣不要把皇帝的宠幸当作自己的成就事业”，可以不作训诫吗？

严嵩与张居正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乍一看严嵩和张居正没啥本质区别，例如：都是权臣、都是在大明朝一言九鼎，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贪污工作张居正也没少干、任人唯亲的事这两位都没少干、这两个人都没有得到善终等等。

可是这两个人在历史上的评价却截然不同：严嵩是一无是处的奸臣、权臣而已；张居正却号称是大明朝第一首辅、大明朝第一能臣，甚至有人说：如果没有张居正为大明朝延寿的话，大明朝早就一命呜呼了。

其实看一个大臣到底是：能臣还是奸臣、到底对社会有没有用，不要看他说了什么、也不要看他做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带来了什么。

举个最简单直接的例子：海瑞是一个清官、是一个好官，然而却是一个没啥大用处的官。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海瑞这个人是用来敬仰和膜拜的、是用来当做榜样使用的；可是实际使用价值却没有多少。海瑞说到底是太在乎流程的正义性了，而不会带来任何的实际收益。

一个人要看其出发点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对社会有益处，而不是看其过程的正义性。当然这是在古代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才产生的问题，现代社会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法制社会里面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

再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要想干成一件事，用规定和制度去办往往不会成功，可是请客吃饭外加送礼就会事半功倍的。

我们要看的不是有没有送礼、有没有请客吃饭的问题，我们要看的是到底办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只要这件事是好事、是对社会有益处的事，其实请客吃饭和送点礼也无所谓，起码事情是办了一件好事。

我们一起来分析两个问题：一是，严嵩和张居正到底干了点什么呢？二是，严嵩和张居正的本质区别又在哪里呢?

严嵩干的是大家都在干的事，张居正干了一件大家都不敢干的事情

严嵩其实没啥好说的了，历史上这样的人物特别多。他们的心中只有自己、只有自己手上的权力，谁要是威胁到他们享受人生、享受权力，严嵩一定会和谁血战到底的。

严嵩小时候是一个标准的“神童”：九岁入县学，十岁过县试，十九岁中举，二十五岁时，严嵩终于完成父亲的心愿，当上了官了。

大家不要忘了，著名的范进先生一直到50多岁才中举的，而且还激动地疯狂了，由此可见严嵩读书是多么的厉害了。

不过严嵩的起步虽然很早，可是也不算太顺利，一直都在基层干活没有进入权力核心机构——内阁。大明朝大家都知道：内阁才是核心权力系统，内阁首辅相当于半个皇帝了。

1536年这一年是严嵩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严嵩已经56岁了。在这一年里严嵩进京朝觐考察，因为表现优秀被嘉靖帝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正部级管理干部）。这样一来严嵩就成了朝廷的高级干部了，不过还是没有进入权力核心内阁。

1542年内阁首辅夏言因为性格问题：顶撞嘉庆外加坚持原则，被革职闲住了。此时已经60多岁的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达到了权力巅峰。

我们一起来看看：严嵩达到权力巅峰以后都干了点什么呢？

第一条：迎合，不顾一切地迎合嘉靖的喜好

嘉靖帝大家都知道的，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炼丹、吃丹、幻想着飞身和长生不老。严嵩对于嘉靖帝的这个爱好可谓是积极迎合，例如：帮助嘉靖修各种道观、写清辞（主要是严世蕃代笔）等等。

举个例子：嘉靖帝赏给了严嵩一顶特殊的帽子——香叶冠，这玩意应该是修仙的必备品了。嘉靖同时也赏给了别的大臣，可是人家只是敷衍一下嘉靖而已。可是严嵩连上朝都带着这个玩意，可谓是迎合到了极致。

总之一句话，严嵩迎合嘉靖到了极点，具体可参照和珅对于乾隆的表现。其实我认为迎合也没有问题毕竟大家都要生活，领导还是很重要的。最关键的是：严嵩在权力的使用方面出了问题。

第二条：大肆陷害忠良，铲除异己、打击报复，严重破坏官场生态

奸臣严嵩怂恿嘉靖皇帝罢黜夏言（当时首辅）。夏言被免职后，奸臣严嵩本着斩草除根的态度继续整夏言的黑材料，终因嘉靖皇帝的一时糊涂导致夏言被处死。被奸臣严嵩陷害过或借他人之手报复过的官员不计其数，比较出名的有：曾铣（兵部侍郎）、 仇鸾（甘肃军区司令）、大明第一硬汉杨继胜兵部武选司员外郎等等。

奸臣严嵩为了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本着非我族内其心必异的态度，残害的官员不计其数。

第三条：大肆买官卖官、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及各种交易

奸臣严嵩本着赚钱第一的态度从事为当官事业，对其权力的使用肆意妄为，加上嘉靖皇帝的疏忽大意，导致整个大明官场变成了奸臣严嵩谋取利益的平台。

严嵩本人私生活极不检点，在明知自己年老体弱不适合从事某种活动的情况下仍然娶多房侍妾，严重不顾别人的幸福生活。

对严嵩行为进行概括的话就是：拿着公家的权力干着自己的事情，权力在其手上就是一个工具而已。享受人生以及赚钱、打击异己才是生活的真谛。

一个人想得到权力是正常的，可是最重要的是看其得到权力后干了什么，他是拿着权力恣意妄为还是拿着权力干着对国、对民有意义的事情。

再来简单的说一下张居正干了点什么：

其实张居正在过程上与严嵩没有本质区别。张居正也贪污、张居正也打击异己、张居正也霸权，甚至连万历皇帝的权都被张居正给霸走了。

张居正也是会享受生活的，例如：出门坐的轿子据说用几十个人抬着，里面还有厕所；当然老婆也没有少娶等等。

看似一样，但是本质却不一样。按照现在的流行语言来说的话就是：张居正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为国为民的初心。张居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最高理想：富国强兵、利民而已。

张居正干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改革，史称“万历中兴”。张居正的改革主要涉及到了三个方面：

一是，对所有的官员进行绩效考核：考成法。说白了就是：用考核的手段来进行吏治整顿。

二是，张居正在对待边患问题上进行两手准备：不断地加强边境的防御和军事设施的建设；另外就是进行有效的谈判。这就方法就是典型的谈、打两手都要来，军事和外交一起运作。张居正当首辅的二十多年里面，边境没有发生大的战事基本稳定。

三是，一条鞭法。他开始丈量天下的土地，核查出豪强们隐瞒 的土地。主要目的很简单：找出瞒报的税收来增加国家的收入，他这叫做：劫富济贫法。

张居正的这些措施极大的增强了大明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可谓是实实在在地办了一件好事情。不过最终因为权力的分配问题以及对待万历的态度问题，张居正在死了以后被万历彻底地清算了一把。

看了这两位的工作内容大家有什么感受呢？我想说的是，严嵩干什么事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张居正干的有些事是为了这个国家。

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分析一下：严嵩和张居正的本质区别吧：

其实这两位的本质区别只有一条：出发点不同而已，也就是初心不一样以及有没有坚持初心的问题。

社会上有很多人，他们一开始想着也是为国为民、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可是在经历各种挫折、失败以及飞黄腾达以后，他们变了、他们失去了自我。他们也许变成了金钱的奴隶、也许变成了权力的奴隶。

这样的人其实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用处不大，他们掌握了资源以后、掌握了权力以后往往只干一件事情：不顾一切地保住到手的权力和财富，然后扫除一切威胁他们权力的人、最后想着是如何永远的把权力保持下去。这样的人爬得越高对国家伤害越大。

严嵩就是这样的人，他发奋读书、小心做官、积极迎合嘉靖帝，核心目的只有一个：爬上权力的巅峰。可是到了权力的巅峰以后严嵩就迷失了自我，也许他以前是一个好官、一个有理想和抱负的人，也是想着为国为民做点事情的。

可是严嵩最后变了、他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忘记了自己为官的目的，变成了权力的奴隶、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甚至是冷血的权力机器而已。

我们反观一下张居正就会发现，前面的路他和严嵩是一样的。张居正也是为了权力、也是有了权力以后开始享受人生、也是毫不犹豫地铲除异己的。

可是张居正把这些事情干完以后、到达权力巅峰以后，他与严嵩最大的区别就是：张居正没有忘记来时的理想和抱负、没有忘记初心；张居正得到权力的目的不单单是享受人生和保住权力；张居正还干活、还没有忘记自己那颗为国为民的初心。

以上就是严嵩和张居正的本质区别：严嵩是得到权力以后开始迷失自我，成为了权力的奴隶；张居正得到权力以后开始改革、开始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进行不懈的努力。

最后我想说，人与人最大的区别：不是得到权力过程的区别，因为一个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不用手段、不去迎合是不行的。好人与坏人、权臣和能臣最大的区别就是：看他得到权力以后，用这个权力去干了什么——是一味地为自己谋财、谋利还是为了这个国家做了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明朝最厉害的政治家是谁

万历皇帝

有这样一个说法，明朝的皇帝是“天子守国门，君主死社稷”。明朝的君主心中装的都是国家，奈何手下却是奸臣辈出，不仅是大臣，宦官也有很多误国之徒。嘉靖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的记录，全让严嵩去办理国家大事。严嵩可是明朝三大奸臣之一，他的存在只会让大明王朝逐步走向衰败，这几十年国家亏空巨大，民不聊生。还好，嘉靖晚年良心发现，将严嵩赶回了老家，徐阶上台。徐阶在位的几年将国家从崩溃边缘拉回来了，明朝走向了中兴。徐阶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遗产，就是培养了一位杰出的学生，张居正。明朝第一政治家为何死后却被清算抄家？

张居正

张居正，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忠臣、贤臣，即使老父亲去世，张居正仍然以大局为重，强忍着悲痛和官员的非议，继续留在中央工作。可就是这样一个为国为民的万历首辅，死后不久就被万历皇帝清算，原因何在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自古以来，权力凌驾于皇帝之上的，除了最后篡位，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霍光让汉宣帝汗流浃背，结果死后被灭族；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四人一起受刘裕托孤，最后被宋文帝杀掉；宇文护对小皇帝痛哭流涕，表示大家都是同宗，绝无反心，但是仍被小皇帝猜忌，连杀了两个堂弟自保，最后还是被第三个干掉了。多尔衮要想篡位登基早就篡了，他把福临当亲儿子对待苦守了那么多年，死后的下场还不是被清算夺爵？

张居正是看着万历从小长大的，对他的教育十分严格，可以说是苛刻。万历之前也就只能忍着，等到张居正去世之后，心想，终于没人能管住他了，就把满腔的怒火发泄出来。将张居正之前提拔的官员统统退掉，将以前赐给张居正的荣誉全部剥夺，差点把张居正拉出来鞭尸，张居正的眷属都流放到辽东等地。

可惜了张居正为大明王朝作出的那些贡献，如果万历能够继续坚持走下去，有没有满清入关还真就难说了。历史上的改革大都如此，改革家在位时可以推动，等到不在位时，继任者会全部废除掉，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朝的王安石如此，明朝的张居正亦如此。

一条鞭法的内容及意义

主要内容;

“一条鞭法”据《明史》记载：合并赋役，将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并一起征收，同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将过去按户、丁出办徭役，改为据丁数和田粮摊派；赋役负担除政府需要征收米麦以外的，一律折收银两；

农民及各种负担力役户可以出钱代役，力役由官府雇人承应；赋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废除了原来通过粮长、里长办理征解赋役的“民收民解”制，改为“官收官解”制。

具体来讲就是：

1、清丈土地，扩大征收面，使税赋相对均平。

针对当时存在的占地多者田增而税减的情况，只有从清丈土地入手，才能做到赋役均平。仅据部分清丈的结果，就增加了土地2.8亿亩，使不少地主隐瞒的土地缴了税。

2、统一赋役，限制苛扰，使税赋趋于稳定。

实行一条鞭法以前是赋役分开。赋以田亩纳课，役以户丁征集，赋役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方物、土贡之类的额外加派。实行一条鞭法以后，全部简并为一体。

将赋归于地，计亩征收；把力役改为雇役，由政府雇人代役。由于赋役统一，各级官吏难以巧以名目。因此，丛弊为之一清，使税赋趋向稳定，农民得以稍安。

3、计亩征银，官收官解，使征收办法更加完备。

我国古代田赋，唐以前基本上都是征实。唐代两税法虽以货币计算，但缴纳仍折实物。宋代征税，只是偶有折银。元代科差虽行色银，但积粮仍为谷粟实物。唯自明代一条鞭法实行以后，不仅差役全部改为银差，而且田赋除苏杭等少数地区仍征实物以供皇室食用之外，其余也均已一律改征折色，即折为色银。

与此同时，赋役征课也不再由里长、粮长办理，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解缴入库。从此，不按实物征课，省却了输送储存之费；不由保甲人员代办征解，免除了侵蚀分款之弊，使征收方法更臻完善。

历史意义：

积极意义

1、一条鞭法后，役银编审单位由里甲扩大为州县，对里别之间民户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有一定调节作用，使由赋役问题产生的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解，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2、一条鞭法的实行，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另外，相对明初赋役制而言，一条鞭法较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赋役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3、降低了课税成本，增加了朝廷赋税收入。实行一条鞭法以后，官府直接把赋役清单发给各户，各户直接把赋役交给官府，去除了里长和粮长的重役及痛苦和拘私舞弊、耗损公粮的弊端。

由于以银纳税比以实物纳税运输轻便，使得赋役的缴纳、运输等也非常方便，节约了税收征纳成本，既提高了课税的行政效率，又提高了课税的经济效率。

4、一条鞭法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统一了役法，简化了赋役制度，标志着赋税由实物为主向货币为主、征收种类由繁杂向简单的转变。

消极意义

一条鞭法虽有其进步意义，但它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仍然是为封建社会的基础服务的。它的实行是为了整理封建政权的财政。一条鞭法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政策，是含有专业主义政权和豪种地主斗争的性盔。但是这个“改良”和“斗争”也是极其微弱的，连对当时豪绅地主优免权也要“除外”。

1、南橘北枳

一条鞭法是江南地区百余年各种赋役制度改革的结果，其自身带有很强烈的江南地域色彩，将地域性色彩强烈的地方政策，一成不变地推行全国其他地区，必然因地域环境差别、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官员维护本地区及本阶层利益而进行阻挠等因素引发矛盾，而这种矛盾直接会导致农民利益受损。

2、额外增派

一条鞭法原以征银入官、取用于官，但一条鞭法施行后，并没有达到消除杂役之害的目的。一条鞭法的破坏，突出表现为额外增派，当地政府在一条鞭法之外另行增加徭役赋税，扰民非常厉害。大体上在万历末天启初，一条鞭法已不遵守。

3、火耗问题

一条鞭法施行还滋生了另一个以后影响非常久远的问题，即火耗问题，因税法规定纳银，而银两熔铸过程就产生了所谓“火耗”。熔铸碎银的实际火耗为平均每两一至二分，即百分之一二，但实际征收的火耗往往高得多，每两达二至三钱，有时甚至更多。火耗成为地方聚敛的一个巧妙的手段，也成为纳税人沉重的负担。

4、银贵谷贱

官方两税收的是白银。民间在交税的时候会将谷物等产出折算成银子，所以要在缴纳两税的时候集中向商人兑换，而商人借此将银价抬高，这是明清延续的一大弊政，又被称为残民一条鞭。

张居正被称为古今宰相之杰，他有何过人之处呢

第一，很会当官。在夏言、严嵩、高拱、徐阶、冯宝等非常厉害的阴谋家、权臣掌权朝政时，张居正能顺利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并被徐阶荐而成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打开了通向高层的路，裕王登基之后，张居正以裕王府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神宗继位后，高拱得罪了万历生母李太后，加上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对高拱的不满，向李太后进谗，高拱被撤职送回原籍，张居正担任了首辅，他开始就关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方案，旨在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万历年间，朝政渐渐进入了张居正时代。张居正的官场权谋学是比较老练的，这或许是他在政治角逐中最显著的“过人之处”。

第二，独揽朝政。张居正当国十年，大揽朝廷大权，在没有丞相只有内阁的明朝，将内阁首辅做得比丞相还强，这历史上比较少的权臣之一，他其实也是揽了神宗皇帝的权，虽然说这是张居正推动改革，振兴国家的需要，但在皇权专制的时代，特别是在明朝很忌讳宰相的朝代，张居正的当权其实就是神宗皇帝被边缘化。皇权让位给了首辅的权力，这是非常厉害的，没有揽权，张居正也没有办法成功推行改革。但是，死后，神宗还是报复了。这是揽权上的“过人之处”

第三，大胆改革。张居正在改革上是很有胆识的，比如，政治上，实行考成法。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经济上，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即“一条鞭”法。这是改革方面的“过人之处”。

张居正是振兴了大明王朝，还是大明朝灭亡的推手

张居正振兴了大明王朝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至于说是大明王朝灭亡的推手，真不知从何谈起。

梁启超评价张居正：“明朝唯一的大政治家”。

张居正的名言是：“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

张居正是真正的改革家。

他继任首辅的时候，是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万历皇帝刚刚登基，才只有十岁的年纪，也就是从万历皇帝登基起，开启了由他直接主导的“万历新政”，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他改革的核心是要整饬吏治，富国强兵。

万历元年，即1573年，张居正推行“考成法”。考成法的实行，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效率，公务人员的面貌焕然一新，由于政府各级部门明确了工作职责和相应的奖惩措施，使得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张居正的确是难得的治国之才。

早在内阁混斗的时候，他时刻想到的是国家和社稷，在自己的政治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也是以大局为重，一身浩然正气。

从张居正主导的改革的内容上来看，首先是因为他的家国情怀，对存在的问题认识深透，并且能够抓住主要矛盾，把刷新整顿整治当作第一要务，在实施具体的措施方面准备相当充分，只可惜他死的时候才五十八岁，改革的事业尚未进行完。

张居正的下场，和历代能臣的结局，有太多相似之处。

历史上但凡有改革成效的著名改革派人物，都没有好的下场，这个也很容易理解，毕竟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无论怎样改，总会触碰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无论怎样改，不可能让全社会所有的人满意，总会有人要反对。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有人可能会说，就是因为张居正的专权，使得万历皇帝养成了怠政的习惯，个人觉得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在万历登基的最初，他只有十岁的年纪，如果张居正不能挺身而出，官场的积弊是不可能有所改变的。

当然，张居正也并非完人，他也有缺点和毛病，表里不一就是他最大的问题。也许是由于他当万历的老师太久了，而万历登基时的年纪又很小，一直都是他在主导朝政，他对小皇帝万历非常严格，但对自己的要求却不高，而且因为他的政治才能，朝中大权独揽，在内心深处已形成了习惯，总是生活在帝师的身份中不能自拔。

所以说，正是因为张居正的大政治家的智慧，使得“万历新政”能够得以顺利实施。近十年的时间，大明王朝在图强，治弊，中兴的轨道上前行，刷新了吏治，充盈了国库，稳定了边患，大大振兴了大明王朝。

权臣张居正一生功过怎么评论

关于张居正，历史上很多人对他褒贬不一，身为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确实功盖天下，隆庆六年，隆庆皇帝去世，国家自嘉靖朝以来出现的混乱局面再次出现，此时国家经济基本上处于崩溃的边缘，南方流民四起，严重威胁到了大明王朝的统治，初登大宝的万历皇帝，年仅十岁，大权掌握在他的母亲李太后手中，此时内阁首辅为高拱，后为冯保所罢拙，高拱致士后，张居正继任首辅。
由于张居正深知此时明王朝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上任伊始即开始实行万历新政，他采取的第一项行动就是罢拙那些个只会清谈的清流官员和高拱的死党，大量任用循吏，经济上为了改变明朝国库空虚的局面，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统一役法，部分地“摊丁入地”。这项改革在中国赋税制度发展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增加了明朝的财政收入，稳定了国家的统治。
在整伤吏治方面，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使明朝的吏治大为清明，整治了吏治的腐败。后来张居正又清查全国土地，打击王公勋戚，清查他们隐瞒的田产，大大增加了税收。在边防上，任用戚继光为蓟镇总兵，镇守北部边疆，抵御蒙古入侵，保证了北部边疆的安宁。李成梁为辽东总兵官，有效压制了蒙古和满洲的崛起。令外，张居正身为万历皇帝的老师，对皇帝的教育可谓是呕心沥血，亲著《帝鉴图说》，教导万历如何做个好皇帝。

但是张居正在改革过程中，急于求成，用法过于严苛，对个别官员处罚过重，这为日后张居正死后突遭清算埋下了祸根。其次，张居正处理事情过于强势，连万历皇帝都害怕，张居正的强势在皇帝心中埋下了阴影，甚至仇恨，终于，张居正去世后，遭到了他苦心培养的学生的清算，差点被开棺戮尸。他的父亲张文明去世，张居正并未按规定回家守孝，而是选择夺情，这为日后政敌攻击他提供了一条理由。张居正的一生，可谓是披荆斩棘，为国家，不顾一切，可谓天下为官者的楷模。对张居正我认为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概括:“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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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改革对明朝社会的发展起到的是正面作用还是反面作用为什么

在张居正主政的十年里（1572—1582年）是晚明最为繁荣昌盛的十年，被史学家称为“耀眼的暮光”。而这暮色中最为耀眼的无疑是张居正主导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张居正改革对于腐朽沉暮的明王朝来说，就像是一场干旱已久的土地的一场大雨。但是不管这样一场大雨如何倾泻，也改变不了这干旱已久的土地。所以在张居正死后，明王朝依旧沿着衰亡的轨迹继续下滑。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无非就是人和钱，所以张居正改革主要也是关于这两个方面进行改革，即国家的政治和经济。

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民生，也就是治人，而人民百姓是由官吏来治理的，所以张居正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改革整顿吏治，这就是考成法。

考成法整顿吏治的目标，主要体为十二个字，即“尊主权，课吏职，信赏伐，一号令”，意思就是尊重皇权，官吏恪尽职守，赏罚分明，号令统一。

张居正通过考成法，将权力集中到内阁，使得各级官员对中央政府的政令不在敷衍，吏治因此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那么这次吏治改革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呢？

万历六年（1578年），户课给事中石应岳上奏到：“自考成之法立，数十年废弛从积之政，渐次修举。“

现代史学家对于张居正主政时期的行政效率，称赞为：“明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它的顶点，这个顶点标志着那个是滴啊在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的束缚下所能达到的极限”，足以和刚刚建国时的的施政相比。

张居正时期超高效率的执政效率导致了他在朝廷上结党营私在用人方面的任人唯亲。他用人不在乎官吏个人修养怎样，只要听话，只要能够完全的贯彻他的施政理念就可。虽然提高官吏效率，但对于他自己的名声却也留下了污点。明朝大清官海瑞对于张居正的评价就是：“工于谋国，拙于某身”。

官吏整顿后，接下来就是经济改革。张居正在国家财政方面的改革就是，清丈田粮，推广一条鞭法。

在张居正辅政之前，国家由于南倭、北虏两线开战，国库长期入不敷出，每年都是亏空。张居正主政后，进行开源节流。

一方面裁剪不必要的官吏，抑制国家财政和皇宫支出，加强对边镇的钱粮管理，另一方面要求官员积极清理历年拖欠的逋赋。

而真正的改革则是查实官僚地主隐瞒的土地，造成的赋粮无法落实的问题，史称“万历清丈”。此举使得国家掌握的耕地面积大大增加，改变税粮不均的问题，重新制定鱼鳞图册，为之后的一条鞭法奠定了基础。

一条鞭法改革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赋税合并，二是一概折银。

再次之前，包括夏粮、秋粮在内的各种赋税，名目繁多，再加上赋税的层层剥削，落到中央的手里大大减少。而一条鞭法减少赋税的次数，官吏少了操作的空间，中央的收入得到了提高，百姓的负担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此举也促进了明朝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进过张居正十余年的改革，迅速为沉暮的明王朝积蓄了庞大的国力，为万历后期的三大征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但是在张居正死后，他所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就宣告中止。明王朝也继续朝着衰亡走去，最终在七十余年后轰然倒塌。

以上就是本人的一些见解，欢迎大家多多评论。

在历史上，张居正做出了哪些贡献他是不是功臣

张居正成为首辅以后，面对明王朝的内忧外患，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

一、清查土地、实行“一条鞭法进行赋税改革

明朝的一条鞭法最早出现在公元1531年，由陶谐在江西实行，效果良好。广东、浙江、山东等地官员随之效仿，也取得显著的社会效果，改善了土地荒芜，百姓逃窜的局面，由于税赋劳役征收的改变，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让农民乐于从事农业生产。正是看到一条鞭法的良好效果，1581年（万历九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成为唐代以后又一次重大税法改革，简化赋役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

二、整顿吏治，提高政府办事效率

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主要解决官僚、腐败、拖沓风气，加强对官吏的考核制度，优胜劣汰，大大提高了行政效力。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明确责任，层层考试，相当于现在的绩效考核，人人做到心中有数。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考成法还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

三、重用戚继光等人，加强长城的修葺进行战略防备

军事上，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防御和战略防备。还和对方实行互市政策，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正常，保持贸易往来，边关保持平静。

张居正还提出农商并举的观念，反对增加商税，增加商人负担，经过一系列改革减缓了百姓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国富兵强，经济渐有起色，改善了明王朝的衰败之势。可以说，张居正功不可没，是前所未有的大功臣，对明朝的经济和历史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张居正改革失败和大明王朝的灭亡有什么关联

公元16世纪，当欧洲各国通过航海大发现，忙于建立遍及全球的殖民体系，扩张实力、掠夺财富的同时。在遥远的东方，历经两百年发展的明王朝，面对国内极为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随时有着被倾覆的可能。

1572年，当十岁的神宗皇帝被张居正扶上皇帝的宝座时，看着懵懂的万历小皇帝。得到李太后和司礼监太监冯保全力支持的张居正，希望通过一次改革力挽狂澜，力图挽回明朝衰败的态势，张居正有着改革的决心与能力，但他却忽略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实力，为他的改革最终失败埋下了隐患。

困顿的明王朝

张居正这个出生于湖北江陵的军户子弟，自幼便以神童之名声名远播，10岁即通读四书五经，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因才能出众，在明穆宗时期就颇受信任，穆宗死后，委命张居正等三大臣辅佐年幼的万历皇帝。此时，担任内阁首府，首握要权的张继正非常清楚，他面前这个看似庞大的明王朝早已经千疮百孔，只在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加以挽救。

在张居正看来，明朝存在着五大隐患，分别是：

1.宗室尾大不掉；

2.无可用之人才；

3.官员考核无据；

4.军备涣散不堪；

5.财政入不敷出。

而财政入不敷出，则是各种矛盾的聚焦点，也是改革的当务之急，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财政危机？其根源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国家赋税入不敷出

明朝中期之后，土地兼并发展迅猛，大量民田被皇亲国戚及官僚地主所侵占。皇庄、王庄遍及京畿，地方上官僚与地主豪强也跟风兼并土地，侵夺民产。一时间，不论是有爵位的勋臣，还是大内派出的太监，亦或是有功名伴身的豪绅，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不断扩张，土地高度集中，百姓苦不堪言。与此同时，夺得大量土地的贵族官僚们，由于享有无需纳粮交税的优免权。在兼并土地之后，利用特权虚报田数逃税，这也就造成了明朝的土地被兼并的越来越多，而国家的税收却越来越少。到了万历初年，全国田赋收入比明朝初期整整减少了一半，对于以田赋作为主要财政收入的明朝来说，纳税田的数量减少，直接导致了财政收入日益缩减，但庞大的皇室及行政机构开支有增无减，以及官员的贪污和浩大的军费，都极大的加重了明朝财政入不敷出的程度。

第二，人口流失，可控人口急剧减少

随着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愈演愈烈，明朝实际控制的人口也开始不断减少，大量农民纷纷破产，或流亡荒野他乡，或卖身于豪强为奴。以至于，明朝建立之初，全国户口总数尚有1600多万户，但是到了弘治四年（1491年）全国仅剩下900多万户，明朝控制的人口数量大量减少，相应的也会导致土地荒废、赋税和徭役的征发困难，必然会加重明朝财政及经济发展的困境。

第三，赋役不公，百姓负担沉重

明朝的赋役制度，是沿用前朝的两税法、田赋有夏税和秋粮之分。役法有里甲、均瑶、杂泛，所以赋税和徭役是分开的。税是按田亩数量进行征收，对象是田。徭役征发的对象是户丁，这中赋役的征发方案，理论上是公平的。但是，自嘉靖、隆庆之后，官僚豪绅们在拥有优免定额的权利以外，还运用各种舞弊的手段，逃避赋役。一般他们会买通胥吏，用“飞洒”，“诡寄”等方法，巧妙规避，逃脱赋役责任，而将繁重的赋役转嫁到贫苦的百姓头上，以至于出现了“富者田广而赋役轻，贫者田狭而赋役重”和“有有田而无赋者，有有赋而无田者”的情况。造成赋役严重不均的现象。在上述因素的恶性循环下，明朝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统治危机日益凸显，国困民穷的现状逼迫着明朝开始寻觅改革自救的办法。

张居正推行改革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困境，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改变。这时成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振兴国家财政，决定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力图推行以“一条鞭法”为核心的财政改革，但在这之前，他需要先整顿明朝早已腐朽的吏治。

吏治先行

在张居正看来，明朝自嘉靖以来，政府的腐败和官吏的因循守旧情况极为严重，大臣的奏章，各衙门的公文，每天都充塞这这个庞大的行政体系，但解决问题的效率却极为低下。张居正很清楚要解决这种运转不灵，缺乏效率的官僚体制，势必会触动各级官员的既得利益，阻力必然不小。但他更清楚的知道，整顿吏治刻不容缓，只有吏治有成，他的经济改革“一条鞭法”才能真正的实行。为此，张居正在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即开始实行“考成法”。“抚按考成，奏章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张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行政审批监督系统，层层制约，随时考成，极大的提高了对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的管理效率。当时，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他都强调要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专靠花言巧语，谋取信任的官员列为“下考”，对于那些缺乏办事效率的冗官进行全部裁撤。同时，他采用“能办国家事，有礼于君者，即举而录之”的选人标准，打破常规，选拔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官吏，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特长，委任重要职务。如王崇古、李成梁、戚继光、潘季驯、张学颜、李渐庵等各方面的人才，为张居正的改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清理逋赋，追缴欠税

当政治领域改革初见成效后，张居正开始深入到财政经济领域的改革，矛头直指以权谋私的官僚和豪绅地主势力。当时明朝官员为增加赋税的通行做法是直接向百姓进行摊派，而不敢向权贵追缴他们偷逃的欠税，因为这些豪强权贵无一不是具有极强的政治影响力，对他们追缴欠税，往往税还未追到，乌纱帽就已丢了，因此大多不了了之。张居正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力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

清丈田地

当然，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才是财政改革的重点，但这需要从赋役制度上加以变革，而清丈田地则是这一变革的基础。万历五年（1577年）十一月，在官僚地主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声中，张居正通令清丈全国田地，彻底清查被皇亲国戚、勋臣豪强及各级官僚所兼并隐瞒的土地。在处置了一些抵制侵占的勋贵、官吏之后，万历十年（1581年）清丈全国田地的工作基本完成，在这三年间共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清丈工作沉重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交出欺瞒的田亩，或者按照实际田亩数额缴纳赋税，从而扭转了明朝财政亏空的局面。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被纠正后，张居正将甘洋、海瑞等人实行的一条鞭法，推行至全国。将赋役进行合并，把徭役摊入田亩中与赋税、土贡方物一同合并征收丁银，改变了以往征收实物的赋役征收方式，并规定了税银有官方征缴，杜绝了里甲、胥吏对百姓的盘剥，显著的缓解了百姓的负担。

改革成功，万历新政起

经过张居正十年改革，明朝出现了政令统一，国库充盈的新气象，史称万历新政。对于改革的成效，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曾评论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换言之，改革使明朝重新展现了强有力的政府机制，从这一点来说，张居正以首辅一人之力挑战既得利益集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人亡政息，悲剧收场

1582年，张居正因病去世，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悲剧在其去世仅仅半年之后，就迅速上演。反对张居正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制造了强大声势，将张居正改革时重用的人通通罢免，同时将曾经反对过张居正的人恢复名誉和官职。甚至于，一直对张居正尊崇备至的万历皇帝，在张居正伟岸的身影之后渐渐长大。年轻的万历皇帝急需证明自己是具有亲政能力的帝王，他早已厌烦张居正的说教，对自己这位关怀备至的老师，也出现了极大的转变，在既得利益集团污蔑、构陷的虚假证据之下，万历皇帝选择了全盘否定张居正的改革政绩，并下诏认定张居正多项罪名。最为凄惨的是，张居正的弟弟及儿子不是自尽就是被发配从军，全家十几口人在抄家时竟被官府关在室内活活饿死。

结语

张居正改革，即整顿了税收，解决财政危机，又缓和了明朝的内部矛盾，挽救了行将崩塌的明王朝。但是由于此时的明朝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守旧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十分强大，即使张居正在一时获得了改革的强权，但由于其改革过于刚直，一刀切的改革手段触动了众多豪强权贵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坚决抵制，而这些人的利益往往又和皇权相伴生。即使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为明王朝续了命，但是只要旧制度下的利益集团——官僚、宗室成员、地主的存在，任何改革终究只有失败的可能，而明王朝的灭亡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