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8年，冀州一带遭遇旱灾，与此同时，钜鹿人张角携张宝、张梁三人，创立了太平道，在当地展开了传教活动。
传教讲的是“广而告之”，因此，张角的举动在当时并不算是什么秘密，当地官吏乃至朝廷都对此清楚的。然而，对于张角的举动，满朝文武居然没有一个人感觉有什么不对劲。
道教本是东汉时期张道陵所创建，而张道陵传说是西汉开国功臣张良的第八世孙，在讲求门第、论资排辈的东汉，这一身份简直不亚于“圣人转世”，正因如此，朝廷上的诸多公卿都对道教颇为青睐。
而从影响上来讲，道教继承了先秦道家思想，既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也不会谋求和官府对立，因此，当时的朝廷总体对其也是支持的。甚至汉章帝、汉和帝还先后想要征召张道陵为太傅，只不过对方没有接受。
时隔百年，道教的这层“无害”的光环早已经深入人心，正因如此，哪怕知道张角在搞宗教，朝廷百官也没有什么看法，认为其充其量只不过是民间文艺活动罢了，无人在意。
然而，就在这时，谏议大夫刘陶站了出来，向汉灵帝上书了这样一段话： “圣王以天下耳目为视听，故能无不闻见……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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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大概是：
“我听说先圣先王用天下人的耳目去看去听，所以能够了解天下全部的事情，现如今张角的信徒遍布天下，对于汉朝的江山已经构成了威胁。
司徒杨赐曾经下达赦令，要他们就地解散，但是这一命令如同虚设，并且张角的部众还愈发扩张，甚至已经潜入京师，打听朝廷政事。
州郡官员害怕张角，不敢以正式公文报告朝廷，所以，陛下您应该应该明确下诏捉拿张角，谁能抓到，那么就应该奖赐他为国士，如有人看到张角不捉拿的，那么久应该视作与张角同罪！”
刘陶的这一番话说的很重，他把张角比作成了汉朝的亡国之兆，认为谁能抓到他，就该赏个“国士”的地位。
国士是什么级别？有汉一朝能够称上国士的屈指可数：韩信、张良、萧何可以算，霍去病、卫青也可以算，如果不限制身份的话，汉光武帝刘秀也勉强能入此列，除此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出一个。
现如今，抓个名不见经传的老道士，就要分一个国士头衔，这在当时的语境中是不可理喻的，对于刘陶的话，汉灵帝并未在意。
然而，任谁也没有想到，刘陶的这一番话，居然说中了。眼下不起眼的张角，在日后会成为汉朝的掘墓人。
刘陶这个名字十分冷门，或许很多熟读三国之人都未曾听说过。事实上，刘陶也是在《三国演义》中出过场的，只不过他的戏份很短。
在《三国演义》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竖”中，有一次，汉灵帝正在和十常侍饮酒作乐，谏议大夫刘陶在这时劝谏皇帝远离阉宦，重视边患。
当听到刘陶的话以后，十常侍纷纷摘掉帽子跪伏在地，表示自己收到了刘陶的污蔑：“愿乞性命归田里，尽将家产以助军资”，既然国家容不得我们这些可怜人，干脆就把我们的所有钱都拿去资助军队吧，只求一条老命，回到家乡种地养老。
十常侍的这一番话，可谓是戳中了汉灵帝的心里，看到自己的宠臣受委屈，汉灵帝勃然大怒，对刘陶说：“你家里尚且有亲近之人，难道容不下朕也有亲近之人吗？”
随后，便让人拖刘陶下去斩首，然而正要行刑之时，司徒陈耽大喝曰：“勿得下手，待我谏去。”
然而面对陈耽的进谏，汉灵帝仍然执迷不悟，愤怒之下，陈耽“以头撞阶”，最终被汉灵帝下令“与刘陶皆下狱”，到了当天夜里，十常侍便派人将二人害死。
演义与史实是有着很大区别的，但是关于刘陶的死却几乎一致。在真实历史上，刘陶也的确是因为你能言善谏著称，并且最终被宦官集团下狱而自杀。
刘陶本是颍川人，是济北贞王刘勃之后，虽然也算是汉室宗亲，但是他的身份并不高，和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属于一个档次。
刘陶为人简朴，不在乎小节，不攀附高枝，与旁人交往，他只看志向，如果和自己志同道合，那么就会成为莫逆好友，反之，再怎么富贵的人，也不会入得了他的眼。
刘陶这样的性格在汉朝“举孝廉”的选官制度中，是不怎么吃香的。按照常理来讲，他极有可能和刘备一样，潦倒半生。
但刘陶的运气要比刘备好上不少，刘陶的同宗当时有一位在朝为官的大臣名叫刘恺，在听说刘陶的德行之后，十分器重他，最终在刘恺的帮助下，刘陶成功入朝为官，成为了一名侍御史。
根据史书记载，刘陶入官不久，便做了一件近乎断绝自己政治生涯的事，那就是向当时的汉桓帝上书。
在这次上书中，刘陶可谓火力全开，他不但对宦官集团和权臣大喷特喷，对于皇帝本人，也没有留下丝毫颜面。
他先是列举了一番汉高祖、汉武帝等人的功勋，随后说道，到了陛下这一代，既不能为祖宗增光添彩，反而糟蹋了祖宗的基业，使得“虎豹窟于麑场，豺狼乳于春囿”，贪官污吏横行，朝政黑暗，民不聊生。
刘陶甚至还将桓帝比作是秦二世胡亥，权柄自己不能掌握也不知道，威力自己不能行使也不管治，打眼望去，陛下您简直就是天下第一昏君。
刘陶这些话是实打实的大实话，但在当时盘根错节的朝堂上，几乎把所有人得罪了个遍，虽然没有人治他的罪，但这份奏折送上去，也无没了下文，书奏不省。
刘陶本人非但正直，在个人能力上也是十分出众的。
汉桓帝时期，当时国家十分贫困，有人认为这是“货轻钱薄”所造成的，便提议“改铸大钱”。用现代术语讲，就是通过超发货币的方法以此赚笔快钱。
超发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造成市场动荡，使得钱更不值钱。
但那时的人并没有什么经济理论，汉桓帝召集“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共同讨论时，几乎所有人都表示了支持。
但就在此时，唯独刘陶站出来反对，刘陶认为：现在真正的问题在于百姓贫弱，天下所有财物都是取之于百姓，必须先让百姓有饭吃，才能使得国家富强。大臣们不懂得农业的重要性，反而认为铸钱就能改变一切，这就好比在滚烫的锅中养鱼，在燃烧的树上养鸟，舍本逐末，如果国家继续这样糜烂下去，那么恐怕就算铸出来一尺见方那样大的钱，也要亡国。
刘陶的一番话，震耳发聩，这一次他赢得了几乎全部文官的支持，最终迫使铸钱之事流产。
刘陶这一举动看似只是尽了自己作为臣子的本分，但实际上他所伤害到了无数人的利益，因此在不久之后，他便被人下派到了盗匪横行的顺阳，任为顺阳长。
刘陶不过是一介文人，就算他能力再怎么出众，也很难降服当地的盗匪。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刘陶一到任，便宣布从当地百姓中招募勇士，不论出身，不问过往，哪怕是曾经犯过罪，也可以前来。
在刘陶的一番努力之下，当地的豪杰纷纷响应，决定见一见这位新上任的地方官。
在见面中，刘陶先是谴责了他们以前的罪过，随后表示如果对方今后能够好好表现的话，自己可以对此既往不咎。
在刘陶的一番动员之下，他很快便聚集了数百人能够办实事的干吏，凭借着这支队伍，刘陶得以查办当地的奸猾不法分子，没用几年，顺阳大治，刘陶也得以返回中央。
为了纪念刘陶的作为，当地百姓们还曾经专门做了一首歌：“郁郁不乐，思我陶君，何时再来，安此下民。”
刘陶虽然能力出众，但是他在朝廷中的处境并不乐观，无论是权臣还是宦官，都将他视作为眼中钉，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在刘陶进言堤防黄巾作乱后，由于奸臣的作用，汉灵帝并未听从，直到第二年，张角作乱，天下骚动时，汉灵帝才回想起刘陶的话，封刘陶为中陵乡侯，三迁尚书令，想要重用。
但此时的奸臣们惧怕刘陶，便利用种种手段，将他的官职改为京兆尹，削弱刘陶的地位。
刘陶刚刚到职，就被人索要上千万的“修宫钱”，所谓修宫钱也就是“买官钱”，刘陶拿不出来，手下的官吏和部门便不服从他管制，无奈之下，刘陶只得托病不办公。
汉灵帝这一时期是真的想要重用刘陶，在听说以后，便重新征授谏议大夫，让他到朝廷里来。
当时国家的局势已经到了危机四伏的地步，前有张角造乱，后遭边章寇掠，但最为危机的仍然是宦官干政。
刘陶一赴任，就连忙上书汉灵帝列举了宦官八大罪，请求惩治。这一次，宦官集团彻底坐不住了，开始动用一切手段对刘陶进行攻击。
有人向汉灵帝进言说：“从前张角作乱以后，朝廷下达诏令，现在已经基本安定。可刘陶本人仍抓着此事不放，想必他是看不得朝廷政治清明。要知道，现在就连地方州郡都没有上报黄巾作乱，刘陶又是怎么知道呢？因此，刘陶必定和贼人有所联络，其心不轨。”
汉灵帝本就没有什么才能，听完这一切以后，信以为真，最终将刘陶关进黄门北寺狱。
此时的刘陶心灰意冷，最终，在监狱里自杀“遂闭气而亡”。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是没有办法通过自行停止呼吸致死的，而汉朝官方也没有能够使人闭气死亡的刑法，这也让人不由得好奇，史书记载是否有误？
关于刘陶的死，《后汉书》和《资治通鉴》都有所提及，两者对此的形容也一模一样，都是：“遂闭气而死”，因此，不太可能存在讹传、误传现象。
但如果是真的，那么刘陶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关于这个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代入到刘陶本身所处的情景寻找答案。闭气并不一定指的是自行停止呼吸，亦有可能是通过用物品堵塞呼吸道而死。
刘陶入狱以后，在监狱中一心求死。然而，监狱里是当然不可能给他准备自杀工具的，可能整间牢房连根绳子都找不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刘陶就无法自杀谢志，监狱中的两样东西，完全可以让刘陶闭气而死，第一样是水，第二样是土。
囚犯虽然饮食恶劣，但必要的水是肯定有的，而汉朝建筑大都采用夯土筑成，只要刘陶用水和土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制成泥团，便能够用以堵塞呼吸道，最终完成“闭气而死”。
不过，猜想毕竟只是猜想，刘陶的去世已经过去了1800多年，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谁也不知道，也根本无从考证。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刘陶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对于汉朝黑暗局势的抗议。
刘陶去世的消息传出以后，在汉朝百姓中掀起了不小的风浪，史书记载“天下莫不痛之”。
黎民百姓的声音是微弱的，无论如何呐喊，也没有机会上达天听。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害死刘陶的宦官就将一直逍遥自在的快活下去，在刘陶死后的第四年，大将军何进密诏董卓入京，朝野顿时大乱，人人自危，十常侍也在这场浩劫中悉数被杀，汉朝最终以这样狼狈的姿态结束了宦官专政的百年岁月。
而在董卓入京之后，等待汉朝的将是更多的无数血雨腥风。
参考资料：1、《后汉书 卷五十七·杜栾刘李刘谢列传》2、《资治通鉴》
参考资料：1、《后汉书 卷五十七·杜栾刘李刘谢列传》2、《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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