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班布尔汗
呼和浩特地区是草原上少有的适合农耕之地，故而兼有中原与内亚的性格。在汉唐时代它是中原王朝的边疆重镇，辽金元时代则是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商贸中心，还曾经是北魏短暂的都城，元明对立的时代，俺答完成了今日呼和浩特的建城大业，呼和浩特在商贸中心之外，也一度成为多种文化交融的宗教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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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城巡礼（截稿延迟至2月19日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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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呼和浩特的城市史，若以“呼和浩特地区”而论，历史要久远得多，套用《耶路撒冷三千年》来个“呼和浩特二千年”并不过分。而若仅以现在呼和浩特市区的范围的建城史来说，则短了很多，不过四百余年。曾经就有学者为呼和浩特历史的长短争论不休。
其实，两者并不矛盾，说不清呼和浩特地区的历史，那么其建城史便是无缘之水。而若将地区历史流变等同于城市史，则又太过虚幻。为了避免争论，本文这篇史话，两者都兼顾一些，从“呼和浩特地区”说起，而着重说说呼和浩特城。
云中郡——草原上的宜农之地
1
呼和浩特位于蒙古高原南部，处于东经111゜37’，北纬40゜74’。蒙古高原干旱缺雨，不适合农耕，而 这里则水源充足，宜牧宜农，在高原是为数不多的适合于多种经营的地方。
因此这里在旧石器时代便有人类生存，1976年9月，考古人员在呼和浩特市东北33公里保合少乡大窑村南山发现了古人类生活遗存——200万平方米的石器制造场，经过发掘研究，被确定为距今5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存。这处文明被命名为 “大窑文化”。
虽然可耕可牧，但毕竟身处蒙古高原，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北，还是更适合游牧民族繁衍生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游牧民族林胡的牧场。
战国时七雄争霸，位于北方的赵国实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军力大盛。一代雄主赵武灵王得以向北扩张，公元前306年，“西略胡地，至榆中”，迫使林胡等族西迁。公元前300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为加强新征服地区的统治，赵武灵王“置云中、雁门、代郡”。其中的云中郡便在今天呼和浩特市下属的托克托县。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帝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其中便有云中郡，郡治在云中城，下辖武泉县，主要管辖今天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右旗以及卓资县周边广大地区。
到了西汉，云中郡大为扩大，下辖咸阳、陶林、桢陵、犊和、沙陵、原阳、沙南、北舆、武泉、阳寿十县，人口约有三万余户，十七万余人，是汉朝北方重镇。
云中郡（右上角）曾经是中原边地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进行的改革使得天下疲敝终于酿成大乱，尤其是北方地区，兵连祸结，生民涂炭，大量郡县人口逃散一空。云中郡被王莽改为“受降郡”，也是十室九空，有名无实，所谓“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鄣塞破坏，亭队绝灭”。
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仍改回原名云中，恢复郡级建制，下设咸阳、箕陵、沙陵、北舆、武泉、原阳、定襄、成乐、武进等县。虽经过长时间休养生息，云中郡始终未能恢复到西汉的水平，最繁荣时，人口也只有五千余户，二万余人。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袁绍占据了青、幽、冀、并四州之地，而云中郡属于并州管辖，因此也是袁家的地盘。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官渡之战获胜，很快将势力扩展进并州。但并州胡汉杂居，情形复杂，曹操始终未能完成并州的安定。
到215年，汉献帝下诏：“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这使得云中郡降为县级，划归新兴郡管辖。到220年，曹魏恢复并州建制，但同时将“陉岭以北”之地全部“弃之”，新兴郡及其下属各县全部乔迁至今山西省境内。从此，云中古郡不再为中原王朝所管辖。
虽然“陉岭以北”的郡县都被废弃，但原有的城郭还是保留了下来，等待着新的主人。三十余年后，也就是公元258年，一支名叫拓跋鲜卑的民族从大兴安岭南下，其首领拓跋力微率部众“迁于定襄之盛乐”。所谓盛乐，也就是曾经云中郡下属的成乐县。这里在汉代是定襄郡的郡治所在地，所以被称为“定襄之盛乐”。其地便是今天呼和浩特下属的和林格尔县。
从都城到商贸中心——草原丝路的明珠
2
拓跋鲜卑迁于盛乐，臣服于结束了三国时代的西晋王朝。如果西晋能够国祚长远，拓跋鲜卑也许会如南匈奴一般，逐渐内迁汉化，在历史上留下模糊且并不显赫的痕迹。可随着西晋“八王之乱”耗尽元气，终于在316年灭亡之后，长江以北成为五胡十六国的乱世。拓跋鲜卑成为“五胡”的后起之秀，建立了统一北方的北魏王朝。
北魏王朝的都城逐渐南迁，最早的都城便是在盛乐，之后才是平城（大同）、洛阳。在定都洛阳后，北魏在盛乐地区先后设立朔州、云州。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不久东魏被北齐取代，西魏被北周取代。云州地区归北周管辖，北周武帝时在这里设永丰镇。
公元581年，灭亡了北齐统一北方的北周也走向灭亡，被外戚杨坚篡位建立了隋朝。两年后，永丰镇被改为丰州。
隋朝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实现大一统，也有“开皇之治”，本该国祚绵长。可第二任皇帝杨广想更长一层楼，结果透支国力，迅速分崩离析。以外戚身份夺得帝位的杨家被自己的表亲李渊所篡，唐朝建立。
唐朝对隋朝的丰州仍沿用其名，但其丰州治所在汉广牧故城，即今五原县界内东土城，统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巴彦淖尔盟和包头市的大部分地区，伊克昭盟北部和呼和浩特西北部的部分地区。
唐朝开创了前代未有的天下格局，不仅是中原皇帝，还拿过了突厥汗国的法统，成为“天可汗”，真正做到了“君主华夷”，即所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而丰州地区便成为“爱之如一”的试验场。
630年唐朝征服突厥后，将其部落安置于东起幽州，西至灵州的广大地区，而丰州又是集中安置的地方，使得丰州“不领县，唯领蕃户”。贞观以后，突厥诸部落来归附者,也“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而突厥之后，回鹘等族也有大量部落“来投丰州”。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的五代其实力和威信都根本无力维持唐朝原有的天下秩序，原本在“天可汗”治下各安其位的各民族也都开始各争雄长。其中，契丹人在其首领耶律阿保机带领下强势崛起，公元916年，在征服了突厥、吐谷浑、党项各部后建立辽朝，又吞并室韦诸部，灭亡“海东盛国”渤海国，成为一大强权。
920年，辽占领后唐治下的丰州，并立即徙其吏民于原丰州以东阴山以南，建立了新的丰州。而这里便是今呼和浩特市机场所在地的白塔村。 经过千年流变，今天呼和浩特市城区，终于成为主角。
丰州城自建成后，辽、金、元三代沿用，长达450年之久，辽金时期是军事重镇，两代都曾派天德军节度使镇守过丰州城，所以也有人称丰州城为“天德军城”。因为隋、唐、辽三代都以丰州为名，因此呼和浩特地区从此被称为“丰州川” 。
辽王朝为了促进与中原地区的物质交流，在丰州城开设了由官方经办的商业贸易市场“榷场”。榷场的设立，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到了金代，丰州川一带更为发展，出现了“牧马蕃息、多至百万，农耕田地，数千余顷”的繁盛景象。
据史籍记载：辽代的丰州，当时就有人家12000余户。到金代后，丰州已有人家22680余户，其中城市居民已达数万人之多，不仅经济发达，且文化昌盛。至今保存完好的辽代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便展现了其地还是重要的佛教中心。
呼市崛起的象征——万部华严经塔
金代末期，连年的战争使丰州城遭到严重破坏，一直到元代初期才又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
元朝建立后，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丰州城再度呈现出繁荣景象。
元朝推崇商业，鼓励经商，营商之风遍及全国，对外贸易规模空前绝后。而对外贸易在南方是以江浙行省为中心的海路贸易，而北方便是丝绸之路为通道的陆路贸易。
丝绸之路进入元朝，其所经之地兴起了一系列商业城市，如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鲁王城）、德宁（今内蒙古包头敖伦苏木古城遗址）、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城卜子)、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黒城遗址）、集宁（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前旗巴音塔拉乡土城子村北）等都成为当时重要的商贸都会，而丰州城也从勾通南北、连接东西的边疆重镇成为车马络绎、市场喧嚣的塞外商城。
元朝重臣刘秉忠曾几次来过丰州城，留下了《过丰州》诗一首：
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
车马喧阒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
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
车马喧阒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
而在那座辽代修建的万部华严经塔中，后世考古队发现了现存最古老的纸币，元朝的交钞“中统元宝十文交钞”，也证明了这里曾经的商旅云集百货交汇。
公元1368年，大元朝走向了末路，来自南方的明军势如破竹，迅速推进到帝国的首都大都城下，而元朝的末代皇帝元惠宗却没有据城一战的勇气，率皇后、皇妃、皇子及朝臣百余人北走上都。
首都丢失，皇帝出逃，元朝的历史似乎至此终结了。但其实不然，正如《明史纪事本末》作者谷应泰所言，元惠宗妥欢帖木儿并没有如宋朝末帝一样被俘虏，也没有如明朝末帝一样自尽，而是带着皇室北逃，“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耳”。
随着元惠宗的北逃，元朝灭亡，但北元的历史也与明朝同时开始，元惠宗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却是北元的开国皇帝。“北元”是朝鲜史料的称呼，明朝称之为“残元”或“故元”，而现代史学界则以“明代蒙古”称呼。
这个政权，几乎与明朝相始终。
青色的多寺之城——俺答汗的奇迹
3
在明朝初年，明军与北元军在漠南地区不断鏖战，北元希望克复大都，中兴大元，而明朝希望永清沙漠，君主华夷。包括丰州在内的众多商业城市沦为交战修罗场，相继败落。丰州一度被明军占领，后因北元不断反攻，只得于1373年弃其地，迁其民，从此成为废城。
在北元初期，元惠宗、昭宗、天元帝前后三代尚能维持稳固的朝廷，指挥元军为恢复中原而战斗。在昭宗朝，还有过击败明朝名将徐达、李文忠的“岭北大捷”， 但亡羊补牢已经太晚，在新兴明朝的强力军事打击下，北元朝廷不断播迁，即使曾取得“岭北大捷”这样的胜利，也仅能自保，再无力重返中原。
1388年，明朝大将蓝玉奇袭北元汗廷所在地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一举摧毁了北元汗廷武装，北元天元帝逃亡后被杀，众多重臣战死，大量宗王、官员、士兵被明军俘虏。
捕鱼儿海之败与天元帝的死，标志着稳定的北元朝廷不复存在，蒙古高原从此陷入群雄逐鹿的乱世。
在长达九十一年的时光中，北元蒙古经历了无数的混乱、杀戮与黑暗，直到公元1479年，才迎来了重新安定的曙光。
这一年，巾帼英雄满都海皇后立忽必烈家族最后一位男性后裔巴图孟克为北元可汗，汗号达延汗（大元汗），并下嫁于他。这对夫妻先后用了三十七年时间，重新统一了除卫拉特之外的蒙古各部，实现了北元的“中兴”。
中兴蒙古的达延汗与满都海夫人
实现中兴后，达延汗将从前各小领地合并为六个万户，仍分左、右两翼。左翼三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兀良哈万户、喀尔喀万户，这三个万户由北元大汗直接管理，汗廷设在察哈尔万户之内。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蒙郭勒津万户、永邵布万户，这三个万户由右翼三万户济农管理，济农即“晋王”的蒙古语转音，相当于副汗。而 蒙郭勒津万户的驻牧地便是在丰州川。
1516年，蒙古中兴之主达延汗病逝，因为达延汗的长子图鲁博罗特早逝，按照达延汗的遗嘱，其嫡孙， 图鲁博罗特长子 博迪继承了蒙古大汗汗位。可是，博迪年纪幼小，达延汗第三子，右翼三万户济农 巴尔斯博罗特凭借自己长辈的身份以及掌控右翼三万户的强大实力，逼迫博迪让位，自任可汗。
达延汗所立的法统早已深入人心，各部贵族和大臣都反对 巴尔斯博罗特的篡位，只是因为博迪年幼而暂时隐忍。三年后，博迪已经成年，在众多大臣的拥戴下逼迫巴尔斯博罗特退位，不久巴尔斯博罗特便在抑郁中一病不起。
巴尔斯博罗特虽然的赍志以殁，但他的儿子们却都是卓越的英雄，其中的佼佼者，便是 阿拉坦汗（明朝史籍中成为俺答）。
阿拉坦是巴尔斯博罗特的次子，父亲去世后，大哥 衮必力克继承了济农之位，独领鄂尔多斯部，并兼管右翼三万户，他自己仅继承了蒙郭勒津万户的一部分。在国法上，他必须对博迪汗惟命是从，在家法上，他也只能是大哥的帮手。
在此后的四年中，阿拉坦跟随着博迪汗和衮必力克，屡次出兵南征明朝，在明朝的史籍中，人们常常能看到“俺答攻大同”、“别部俺答扰大同”之类的记载。
从十三岁成长到十七岁，也还仅是少年，这些战争未能有太多的物质的收获，不过是履行做臣子的职责而已。但战火硝烟，却将他的意志磨练的坚韧顽强，更培养了他卓越的指挥才能。
1523年，达延汗册封的六大万户中，唯一没有由他儿子执掌的兀良哈万户掀起了反旗。博迪汗召集各万户兵马，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讨伐战争。
阿拉坦跟随大哥衮必力克积极参与了这场战争，十四年之间，功勋赫赫，而且获得了大量属民和财物，自己的实力不断壮大。
到1538年，兀良哈万户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只得向汗廷投降。而博迪汗没有宽恕他们，将其大小首领全部处死，而属民则拆分分配于其他各万户当中。在这次拆分重组当中，最为获益的，便是阿拉坦和他的大哥衮必力克，四弟 伯斯哈尔。非但如此，博迪汗还赐予他们汗号，阿拉坦的封号是“索多汗”。从此，阿拉坦被称为阿拉坦汗。
在与兀良哈的征战中，阿拉坦汗已经将自己的部落经营的兵强马壮，在拆分兀良哈万户时又获得了更多的属民。这样一来，除了大哥衮必力克之外，他成为了右翼三万户最强大的贵族。
不久，阿拉坦汗便兼并了四叔 阿尔苏博罗特的土默特部。土默特部占了蒙郭勒津万户的大半，阿拉坦汗控制了土默特部，也就间接控制了蒙郭勒津万户。在这之后，右翼三万户中便出现了土默特万户，而蒙郭勒津万户则不再为人们提起。
之后四年，阿拉坦跟随大哥衮必力克向西远征，将右翼三万户的势力扩展到青海、河西走廊一带。
1542年，右翼三万户济农衮必力克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五岁。虽然其子继承了济农之位，但无论威望和能力都无法与阿拉坦汗相比，于是右翼三万户的实权便落入阿拉坦汗手中，他终于从幕后走上了前台。感到他已经难以驾驭的博迪汗，也不得不表示出友好，加封他为“土谢图汗”， 这已经是仅次于蒙古大汗最尊贵的汗号了。
五年后，博迪汗在四十四岁的盛年撒手人寰，在北元，已经没有人能够制约阿拉坦汗了。博迪汗之子 达赉逊继位，自知无法与阿拉坦叔叔较量，而汗廷所在地又离右翼太近，于是下定决心，率领汗廷及左翼诸万户东迁，到辽东一带驻牧。
阿拉坦汗开始大施拳脚，数年之中，他不但将左翼万户迁徙后的牧场土地收入囊中，巩固了对河西走廊和青海的控制，更频繁南下攻打明朝，甚至在1550年兵临北京城下，虽无力攻陷北京，却在其周边掳掠三个月之久。同时，他一度攻入西域，对汗廷的宿敌卫拉特蒙古给予沉重打击，逼迫四部卫拉特中的土尔扈特部首领将女儿嫁给自己。
虽然军事上无有败绩，但阿拉坦汗并非只恃武力的一勇之夫，在纵兵四方的同时，他也在认真的经营着自己的根据地丰州川。
因为蒙古与明朝连年的战争，明朝大量人口被掠入蒙古，而明朝的一些苛政，也使得大量“苦于峻削”、“失事避罪”的难民进入蒙古。以往蒙古各部贵族对于汉人的投奔者或俘虏，都是分发到各个贵族属下，只能增加一些劳动力。而阿拉坦汗却改变策略，将他们统一安置在丰州川一带居住管理。
这些人虽然背井离乡，很多是以俘虏的身份来到蒙古地区，但因为蒙古“虽有君臣上下……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不至于“里胥执策而侵渔之矣”，所收赋税，都类似“岁种地不过（纳）粟一束，草数束，别无差役”，因此反而安居乐业。原本的草原地带出现了“开良田千顷”、“村连数百”的景象，有了小型城市——“板升”。
所谓“板升”，其实是“百姓”的蒙古语转音，汉人百姓的聚居地便是“板升”。 丰州川上形成了大板升十二部，小板升三十二部的城市群。
正因为如此，阿拉坦汗不但有着勇猛的士兵，更拥有了和明朝不相上下的手工业，在明朝人的笔记中，对阿拉坦汗军队的精良装备有着详细的记录：其战刀“明光耀目”、“望之如冰雪然”，其弓箭“满至三二十步发之，辄洞甲穿胸”，且“有数十年不坏者”，而铠甲更是“以铁为之，或明或暗，制与中国同，最为坚固，矢不能入，徒跃如也”。
凭借着这些，阿拉坦汗东成为北元第一大势力，“自上谷抵甘凉，穹庐万里，东服土、速国，西奴吉、丙”，是漠南的无冕之王。
在阿拉坦汗收容的汉人中，有很多白莲教徒，其中的丘富、赵全、李自馨、王廷辅、吕西川、张彦文、刘天麟等人不但精通各种技艺，而且颇有谋略，获得了阿拉坦汗的信任，逐渐成为丰州川地区的各个“板升”的领主。正是这些人，在1565年拥立阿拉坦汗“称帝”，“焚楮赞呼万岁,如汉天子礼”。
阿拉坦汗自己建立政权，似乎是要和北元汗廷分庭抗礼。可是，他并没有发动对汗廷或其他万户的战争，因为从达延汗中兴以来，达延汗的子孙们还从没有相互之间同室操戈，达延汗也曾留下“昔日四十万蒙古，所余仅此六万之国矣。若其坏之，则吾为天下共主，又有何功焉”的遗言，阿拉坦汗终究不敢背上“伤残骨肉”的骂名。
不能用武力解决汗廷，那获得合法性的方法，便只能是尽全力征服明朝，只要能够占领中原，恢复大都，那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于是，在赵全等人提出的“塞燕门，据云中，侵上谷，逼居庸”以成“南北之势”的战略下，阿拉坦汗频繁南侵。
但战略的实施并不顺利，明朝虽然边备衰败，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被动挨打，但要真正占领长城以内土地则还太不现实。明军也经常出塞进行“烧草”“捣巢”的骚扰。旷日持久的战争，阿拉坦汗在领土上没有任何进展，只导致了“华夷交困，兵连祸结”。
1570年，已经六十二岁的阿拉坦汗已经对自己“有天分”感到绝望了，五年过去了，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得到蒙古各部的承认，而征服明朝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务。草原上的贵族大多享寿不永，自己年过花甲已是难得，再坚持虚无缥缈的希望，还有多大意义？
这就在此时，一起事件给了他下台阶的机会——他最疼爱的孙子 大成台吉因为他将其准备迎娶的第三个妻子转配鄂尔多斯部，便弃部逃亡，到明朝山西行都司平虏卫败胡堡，叩边乞降。而明朝方面，也借这个机会，表示了和平的诚意，愿意送还大成台吉，并达成和议。
阿拉坦汗答应了明朝的条件，将赵全等汉人臣下绑送明朝，迎回了孙子。1571年，他接受明朝朝廷封赐的“顺义王”王号，成为了明朝的屏藩，每年冬至都接受明使前来颁布“大统历”以表示“奉正朔”。明朝史册中，将这一事件称为“俺答封贡”。
在明朝的援助下，他开始大规模修建城市和宫殿，营造自己的安乐居。当土默川开始出现板升之后，他也曾打算修建重楼殿宇，但因为战争频仍，总是在修建不久便毁于战火。而这次，曾经不断出兵烧毁板升的明朝却送来了建筑材料和工匠。
从“俺答封贡”的1571年开始，经过四年的营造，到1575年，一座坐落在大青山之南，黄河河边，拥有“八座奇美阁楼”、“玉宇宫殿”的城市拔地而起，与万部华严经塔所在的原丰州城距离十八公里。
这座城市，是阿拉坦汗仿照元大都规制所修建，其规模宏大，不仅在蒙古地区首屈一指，连见惯了通都大邑的明朝人，也发出了“筑城绝塞跨冈陵，门启重关殿百层，宴罢白沉千帐月，猎回红上六街灯”的感叹。
阿勒坦汗广场上的阿勒坦汗塑像
这座城市，名为“库库合屯”，这便是呼和浩特，“库库”即“呼和”，意思是“青色的”，“合屯”便是“浩特”，意思是城市。 呼和浩特是“青色的城市”，因为其城墙是用青砖筑就，因此得名。而因为是阿拉坦汗臣服明朝后建城，明朝万历皇帝赐名为“归化城”。
呼和浩特城建成后，不仅是阿拉坦汗的统治中心，而且成为明蒙贸易的重要枢纽，人口迅速增加，很快便有十万之众。而拥有牧业、农业和城市贸易的丰州川，也成为北元蒙古最富庶繁荣的地区。
不再与明朝交战，阿拉坦汗开始考虑如何获得在北元的更高地位。他接到了藏传佛格鲁派教主索南嘉措的橄榄枝： 如果他皈依佛教，并允许格鲁派在蒙古传教，那么索南嘉措将会把“转世论”与“佛授转轮王权”授于阿拉坦汗——阿拉坦汗是转轮王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的转世，他的转世是佛的旨意，即便是非嫡长直系，汗位的继承也是合理合法的。
这样，既保留了蒙古民众对成吉思汗的崇仰，又剔除了“天赋汗权”、“嫡长继承”的传统观念，以完整的宗教理论为阿拉坦汗争夺汗权保驾护航。
这样的条件，阿拉坦汗是无理拒绝的。1578年五月十五日，宣布皈依佛教的阿拉坦汗与索南嘉措在青海察卜恰勒庙会晤，举行了有蒙古、藏等各族人众多达十余万人参加的法会。在这次法会上，阿拉坦汗被索南嘉措授予“转千金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尊号，而他则赐封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尊号，这便是藏传佛教最高领袖达赖喇嘛的由来。
1580年，回到呼和浩特后，阿拉坦汗便在下令在城中兴建了蒙古地区第一座黄教寺院“大召”，明帝赐名“弘慈寺”。而从大召开始，呼和浩特地区诸多寺庙相继而起，逐渐形成了俗谚所谓“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规模的寺庙群，“殿宇壮丽比拟佛国” 。
大召——呼和浩特市中心
故老相传，极盛时，若到“佛灯节”，各寺院沿院墙点起酥油灯，离城数十里，仍能看到灯火辉煌，映照天际。清末来此的外国传教士，也留下了这样的记录：“这是一座很古老的城市，其贸易规模在中华帝国的北方绝没有可以与之媲美的，但是该城则更以其寺院的数目和著名程度而与众不同”。 呼和浩特因此也被称为“召城”， 意即“多寺之城”。
而对于蒙古人来说，一场文化上的深刻变革也随之开始，数十年间，藏传佛教从土默特草原开始卷起一股飓风，东到嫩江流域，西到天山南北两路，北至贝加尔湖周边，几乎席卷了蒙古草原的各个角落。蒙古各地寺宇林立，僧众遍地，曾经与刀剑、弓马、战斗旦夕不离的蒙古人，生活中被更多的朝佛、念经、供奉、祈祷所代替。
后世对于阿拉坦汗引进佛教褒贬不一，更多人认为此举使得蒙古传统权威丧失，消磨了蒙古人的锐气和尚武精神，使得蒙古人再也无法统一，分崩离析的状态再也无法改变，最终亡于外力征服。
但是，一个民族的盛衰兴亡又岂能完全归结于一种宗教呢？而佛教的传入，让蒙古人有了脱离生产和战争的知识阶层——僧侣集团，文字得以规范，众多史籍得以流传，并拥有了新的民族粘合剂，这又何尝不是正面的影响？
至于佛教传入给蒙古带来了什么，阿拉坦汗无法预料的。非但如此，他所寄予希望的最直接的政治利益——合法性的获得，也随着佛教迅速传播蒙古各地而无从谈起。
北元正统大汗图门汗（明朝史籍中称为土蛮）便紧跟其后皈依佛教，邀请三世达赖前去汗帐，并以大汗的名义推动佛教传播。其他各万户首领也纷纷修建寺庙，迎请西藏高僧驻锡。
达赖喇嘛虽然是阿拉坦汗册封，但因为各首领争先恐后的皈依，迅速成为类似基督教罗马教皇似的人物，有了颁赐尊号的权力。到十七世纪，蒙古各部的汗、珲台吉等封号，没有格鲁派教廷的册封，便不被承认。
这样的状况之下，煞费苦心得到的“佛授转轮王权”对于阿拉坦汗来说，意义已经微乎其微。
1582年一月十三日，阿拉坦汗离开人世，享年七十四岁。在他去世四十五年后的1627年，北元汗廷最后一任大汗林丹汗因为与后金汗国的战争屡屡失败，不得已西迁，兵锋直指土默特在内的右翼三万户。从1627年4月至1628年（明崇祯元年）正月，包括土默特万户在内的右翼三万户均被击败。其地被林丹汗占领。
而林丹汗吞并右翼三万户后，并没能挽回自己失败的命运。1632年4月，后金可汗皇太极起兵10万远征林丹汗。林丹汗无法抵挡，率部西撤，原右翼三万户的领地又落入后金政权之手。
皇太极下令“烧绝板申（板升）” ，对包括呼和浩特城在内的大小城市进行破坏洗劫。在这场劫难中，各大寺庙因皇太极有着“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 的策略而幸免于难，以寺庙为中心的城市虽然满目疮痍，但总算没有彻底沦为废墟。
归化与绥远——宗教之城与近世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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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顺义王，阿拉坦汗的曾孙俄木布洪台吉归顺皇太极。皇太极念其主动归降，又有显赫身世，诏令“安堵如故”，对土默特部的领地以及俄木布洪台吉的地位予以承认和保护。
然而，对于土默特汗室这一曾经执漠南蒙古牛耳数十年，声威显赫的家族，后金政权终究不能放心。于是，在1635年发生了著名的“废爵事件”。是年，皇太极借口有人告发俄木布洪台吉谋反，将其贬为庶人并押往盛京。从此阿拉坦汗的子孙失去了土默特的实权，仅保有闲散爵位。
1636年，已经改国号金为清的皇太极即皇帝位，将土默特定为都统旗，分为左右两翼，两翼各一旗，分别设都统管辖。
按照清朝管理蒙古的盟旗制度，都统旗与札萨克旗不同，扎萨克旗的蒙古王公就是本旗封建领主，完全享有治权，可以在旗内“君国子民”。而都统旗则由清廷直辖，都统事事不得擅专。呼和浩特被清廷沿用明朝名号，称为归化城，是土默特的统治中心。
清初数十年间，在南方有着明朝的残余势力南明抗清，而在北方也有着北元的残余势力与之对抗。达延汗当年册封的六大万户中的喀尔喀万户，其地在漠北草原，北元林丹汗败亡后，喀尔喀万户与卫拉特结盟，抵抗清朝的征服。
虽然在1691年，喀尔喀臣服于清朝，但卫拉特蒙古整合为强大的准噶尔汗国，成为清朝大敌。而归化城是“京畿之锁钥，晋垣之襟带，乌（兰察布）伊（克昭）诸盟之屏蔽，库（伦）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诸城之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廷自然不能放心完全交给土默特。
1693年，清康熙皇帝命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节归化城。然而，毕竟归化城当初的修建不是作为军事要塞，有“城小濠狭，势难御敌”的缺陷，虽经清廷两次拓展城墙，但其防御能力依然有限，城内仍然不能满足八旗驻防的需要。
于是，1737年，乾隆皇帝在距归化城东北部2.5公里处另建一座军屯城，1739年竣工。山西右卫的“绥远将军”率八旗满蒙汉军移驻此城，清廷以将军的称号赐名“绥远城”。
从此，归化城被称为旧城，绥远城为新城。绥远城建立后，双城并置的城市格局形成，逐渐归化与绥远并称，称为归绥。
1759年，乾隆皇帝灭亡准噶尔汗国，收天山南北于囊中。归绥也就结束了因军事而变化的时代，格局彻底固定下来。
归化城主要是沟通草原与内地的商业用途，而绥远城则是驻军监视稳定边疆的用途。
原本丰州川在阿拉坦汗时代便有大量汉人百姓居住，后经战乱，人口损失很大，随着局势渐趋稳定，再加上内地人口滋生，人多地少，山西山东大量汉人百姓进入丰州川，“晋省杀虎口外归化城一带，土默特蒙古地方袤延七八百里，内地民人逐渐居住耕种，与蒙古错杂而处，历年既久村落相望，与内地郡邑无异”。
清廷对于各族百姓，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因此从1723年开始，在归化城设置管理汉人的官府“归化城同知”。到1741年 ，清廷设归绥道，驻归化城西札达海河西岸，属于山西省的派出机构。使得归绥形成了一地三管的局面，蒙古人众归土默特都统管辖，满洲八旗归绥远将军管辖，而汉人百姓归归绥道管辖。
直到清朝末年，为了应对外力入侵和革命风潮，清廷才将所有事权统归绥远将军管辖。
在清代，归化城形成了内外两城的形制。绥远城由于功能主要是驻防，因此，居民住宅、店铺和娱乐场所都在归化城的城内外兴建。以城中心鼓楼为界，内城中多为衙署、议事厅等官府机构; 外城则主要是蒙古官吏的居住区; 一般平民百姓的住宅多散居在外城城墙的周围，尤以南门外一带最为集中。
汉人商贾们在南门外大道两侧竞相占据地盘，租赁或兴建房舍，开设买卖字号。而众多的藏传佛教寺庙也成为一个个地标，街道往往以召庙为中心修建，南北道路与召庙的大门相对，东西向道路连接各召庙。
清道光末年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曾来到归绥，他对归化城印象不佳，认为太过混乱：
除了高出其他建筑的喇嘛寺之外，大家只能看到一大片杂乱无序地挤在一起的房舍和店铺，旧城的城墙尚完整地存在着，但城中过多的居民被迫迁出城外，大批房舍在不大为人察觉的情况下于城外建成，形成了大片居住区。现在，城郊的规模正发展得与城内一样大了。
除了高出其他建筑的喇嘛寺之外，大家只能看到一大片杂乱无序地挤在一起的房舍和店铺，旧城的城墙尚完整地存在着，但城中过多的居民被迫迁出城外，大批房舍在不大为人察觉的情况下于城外建成，形成了大片居住区。现在，城郊的规模正发展得与城内一样大了。
而绥远城在古伯察的笔下则整洁美观：
城市的市容整洁美观、非常庞大，甚至在欧洲也会令人赞不绝口……城内唯一引人注目处是其规则性和一条由东穿向西的宽大而美丽的街道……该城可以被 视为一座大兵营。
城市的市容整洁美观、非常庞大，甚至在欧洲也会令人赞不绝口……城内唯一引人注目处是其规则性和一条由东穿向西的宽大而美丽的街道……该城可以被 视为一座大兵营。
古伯察觉得归化城混乱而绥远城整洁，但城市活力恰恰是在归化城。这里是重要的商贸中心，著名的晋商商号大盛魁的总号遍设在这里，靠着垄断对蒙对俄贸易，成为当时的商业帝国，极盛时股本达到七千余万两白银之巨，上万名伙计，两万多峰骆驼组成的商业流水线，以归化城为中心沟通南北。
商业垄断使得蒙古各部遭受晋商重利盘剥，“蒙古生计颇艰，贫瘠日甚”，却也促成了归绥的畸形繁荣，各类手工艺作坊遍布全城，旅馆饭店茶楼酒肆娼寮妓馆无所不有，各类宗教寺观也争奇斗艳。
藏传佛教寺院的繁盛自不必说，汉传佛教也开始兴盛起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汉传佛教的势力日益炽盛，仅城内就建有大小佛寺四五十座。
在清廷兴建绥远城时，在城内建造了十二座道教道观，又专门从北京白云观选派了十余名满籍道士，随同八旗驻防官兵一同迁入绥远城，分住于12座道庙之中，在官方的扶植下开展宗教活动。虽然兴盛程度与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寺庙相比稍弱一些，但因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使道教的势力得到了迅速地发展。
儒释道一向相辅相成，佛道两家先行一步，儒家自然也不能缺位。从清雍正初年到光绪初年，归绥先后建起了蒙、满、汉三座文庙和三座文昌庙。在一座城市中同时存在三座由不同民族分别供奉的文庙和文昌庙，是清朝统治者对蒙、满、汉“分而治之”政策的体现。
儒释道虽然齐全，但仍满足不了民间百姓的需要，各行各业都要有自己的神祗。比如商人们都要祭拜关帝和财神，又因商业经营性质不同，贩牛的要祭拜牛王，贩马的要祭拜马王，贩羊祭拜羊神，贩酒祭拜酒神，贩药则要祭拜药王。而工匠及其它行业也各有神明需要供奉，木匠、泥瓦匠要供奉祖师爷鲁班，铜匠、铁匠要供奉火神，鞋匠供奉孙膑，纸匠供奉蔡伦，画匠供奉吴道子，梨园弟子供奉郎神等。于是乎，各类俗神寺庙也鳞次栉比，关帝庙、财神庙、神农庙、鲁班庙、马王庙、牛王庙、羊王庙等等多达八十五座之多，不仅数量上不比儒释道三家的正统寺庙少，要论香火旺盛恐怕还有过之。
三教并存，俗神林立，已经有些诸神狂欢的意思了。而时势似乎还觉的不够热闹，又相继让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加入了进来。
从清朝雍正年间开始，陕西长安、大荔等地的回民因贩卖牲畜及从事其它行业而迁来，逐渐形成了回民聚居区，而随着聚居区的逐渐扩大，大小不一的清真寺也建立起来，先后有十余座之多，其中尤其以清真大寺最大，寺中作为宣礼塔的“望月楼”，在没有现代化高楼的时代，是归绥最高的建筑。1950年时，回民聚居区成立了归绥市回民自治区，是中国市辖区成立的第一个回民自治区。
清真大寺及望月楼
到了清末，西力东侵，清廷一直在严厉限制的基督教成为脱缰之马，迅速传遍全国，蒙古地区也不例外。
罗马教廷将蒙古教区划归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管辖。1865年，来自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教士们成为在蒙古教区传教的主力。比国传教士自宁远、后坝地区向西和西南方往内蒙古的土默川、河套和鄂尔多斯等地扩张。1874年，归绥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双爱堂”，之后又有很多教堂拔地而起。待到1922年，罗马教廷成立绥远教区，归绥成为教区主教所在地，此后归绥便成为天主教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中心。
待到光绪中叶，基督教的新教也进入归绥，美国宣教会、瑞典协同会等新教教会先后到来，新教教堂也随之如雨后春笋出现，其中最大者是通顺街之新教教堂。
不大的归绥城，几乎存在着世界上所有宗教，这样的情景莫说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见的。
当年如有人前来观光，登高俯瞰全城，看到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钟塔上的铁十字架、土耳其式建筑风格清真大寺望月楼上的星月教徽、蒙藏建筑风格佛寺殿脊上的辉煌金顶等景观错列并存，其人恐怕真会有目眩神迷之感。
1912年，清朝寿终正寝，而几乎在同时，外蒙古宣布独立组成库伦政府，并兴兵南下，准备将内蒙古也拉入独立运动。接替清朝的北洋政府一面派兵抵御，一面与库伦政府的支持者沙俄谈判，总算换得了外蒙古撤军，但外蒙古、呼伦贝尔地区都被沙俄所控制。北洋政府无力与之相抗，只能退而在内蒙古加固藩篱。
1914年，民国政府先后设置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其中绥远特别区辖原山西省绥远道及内蒙古地区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治所设在归绥。
1928年，随着北洋政府在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而溃灭，中国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一年，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绥远特别区改为绥远省。1929年1月，绥远省正式成立，省会为归绥。绥远省的辖区包括：归绥、包头二市，伊克昭盟七旗、乌兰察布盟六旗、察哈尔右翼四旗、土默特旗，共18个旗;；辖区内有集宁、丰镇、凉城、兴和、陶林、包头、归绥、武川、萨拉齐、固阳、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五原、临河、安北、晏江、米仓、狼山、东胜等 20个县和陕坝镇、桃力民办事处、达拉特旗民众组训处。
清朝灭亡，晋商的垄断经营难以为继，商路断绝，百业凋敝。而各方军阀的混战，土匪乱军的肆虐，乃至各种革命风潮的此伏彼起。归绥无论是作为塞外商业重镇还是宗教名城，都已衰败，仅靠着行政地位而保有一些体面。
1937年10月，日寇侵占归绥，改归绥为“厚和豪特市”，成为伪蒙古自治政府治所所在地。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收复归绥，改“厚和豪特市”为归绥市。
1947年，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区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成立，后又迁到张家口。内蒙古自治区虽然宣布管辖地域包括察哈尔省、兴安省以及宁夏省、热河省、黑龙江省和绥远省的部分地区，但实际上大部分疆域包括归绥都还在国民政府手中。直到1949之后，才真正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的整体规划。
1952年6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由张家口迁到归绥市。1954 年 4 月 25 日，归绥市改称呼和浩特市，从1575年阿拉坦汗建成“库库合屯”城，历经三百九十七年风雨，这座城市又变回了自己曾经的名字。
自治区政府迁到呼和浩特后，很快便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在“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及“苏联的俄罗斯巴洛克风格”影响下，大量古建筑包括各种寺庙道观被拆除，建起了一批以苏联模式、国际式方盒子及大屋顶为特色的新式建筑。但由于资金的短缺，完全改造并未完成，结果出现了新者自新，旧者自旧，杂乱无章的情形。
之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本世纪初，呼和浩特又有过两次次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曾经残存的老街区被彻底消灭，还能展现古城风貌的，仅剩下几处古迹而已。时至今日，呼和浩特的城区改造还未结束，地铁在修建，城区在扩张，楼堂场馆仍在不断兴建，日后会以什么样的身姿出现，只能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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