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于中华文明的大背景下，一个人、一个家族或者说是一群人，是什么族、信什么教并不重要，而中国文明也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小的家族而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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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睁眼说瞎话，这是出于他们的别有用心或者是私心，因此，他们“研究”出来的历史一般都属于假历史或者说是伪历史，是想象出来的历史、杜撰的历史，通过都会变成一个笑话，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乐子，除此，一文不值。
因为朱元璋的老婆姓马，而姓马的大多是回族人，朱元璋娶了姓马的回族女人，所以，朱元璋也就成了回族人，而他与姓马的回族老婆生下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就全都是回族人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逻辑，但他却是“朱元璋及其子孙都是回族人”论者依附的主要逻辑以及“历史依据”，进而让这种说法在网络大行其道，有意或者无意地制造一个又一个恶作剧式的自欺欺人的笑话，时间一久，就让人不得不站出来说两句了。
最早让朱家人与回族扯上关系的著名的回族史学家白寿彝，他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一书中，有条脚注提到过“父老相传，明太祖原是回回；建文帝的出走，系赴天方朝觐。又颇有人相信，武宗也信教（指伊斯兰教）”（《民族宗教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页）。但是，因为白先生的作品很多，再加上他当时对这种说法并没有考证，属于道听途说的那类，并没有引起关注。可是，这个事儿到了本世纪初，却被“汉语拼音之父”、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引用”了，他大约在2005年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一次讲座，讲座后回答听众的部分内容，其中涉及朱元璋的民族问题，认为“明太祖朱元璋不是汉族而是回族”。后来，他的这种说法，被刊登在当年1月22日《中华读书报》上。
周先生当时声称“有新的证据”，但在自己的回答中并没有说出什么新的证据，随后，一些好事这人便开始搜集“新的证据”，以证明朱元璋及其家人是回族人。被搜集的关于朱元璋“新的证据”主要有这么三点：
第一，有人认为朱元璋相貌像是回族；
第二，有人提出，朱元璋的原配夫人马皇后姓马，马姓是回族的姓，与回女结婚也就成了回民；
第三，有人列举，朱元璋后世子孙是回族的一些“论据”，认为可以作为朱元璋是回族的旁证。比如有人说，建文帝（朱元璋孙子，明朝第二代皇帝）在燕军攻入南京后出走，是赴天方（麦加）伊斯兰教圣地朝觐，这可以表明他是回族。
不难看出，这些个“证据”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是极其幼稚和可笑的，长相分辨不出一个人的民族，尤其是在中国区别出回族，更何况我们谁也不知道朱元障长什么样，他那个年代没有照相机也未给我们留下照片，可以忽略不计。第二，娶了回民女子并不一定就成了回民，这也是很可笑的，而姓马的就是回族更可笑，汉代汉族的马姓之中就已涌现出马援、马融等著名的历史人物，那时候还没有回族之说。第三，去趟麦加就成回族基本可以与姓马就是回族划为一个类型，是极其不严谨也不严肃的，更何况建文帝去没去过那个地方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人知道的。
关于朱元璋的后代是回族，主要集中在明武宗身上。即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南行途中，曾于十二月间在仪真（今江苏仪征）下令禁猪，在该县行祭祀孔子礼时，也不供猪头而供羊头，来表明他是信奉伊斯兰教，遵守禁食猪肉教规的回族。
对此，陈陈梧桐先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他认为，当时明武宗的“禁猪令”讲得非常清楚，他之所以禁猪是因为他本人属猪，又姓朱，与其宗教信仰没有任何关系。“禁猪令一出，当时南直隶、山东等地的村市居民被迫宰杀所养的猪，连小猪也都埋掉，明武宗在仪真祭孔时，无猪可用，只得用羊头替代猪头来供奉孔老夫子。明武宗本人既不信奉伊斯兰教，也不忌食猪肉，有明一代，宫廷御膳，就从未断过猪肉。据《大明会典》的记载，负责置办御膳光禄寺，每年所用牲口数达30100头，其中就有猪18900头。”
陈先生在自己的文章里还说，当时，在大力扶植佛、道的同时，朱元璋也在南京、西安及西北、闽粤等地敕建一些清真寺，并御书《至圣百字赞》，称颂伊斯兰教有“协助天运，保庇国民”（刘智：《至圣天方实录》卷20）之功用。这并不是由于朱元璋信奉伊斯兰教，而是出于他的“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的需要。陈先生认为，最能说明朱元璋民族成分的，当推吴元年十月他命将北伐时发布的《谕中原檄》。檄文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斗争口号，并说明他出兵北伐旨在“复汉官之威仪”，还宣布：“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这说明，朱元璋是汉族无疑，或他是“回回”岂不是自己驱逐自己？
这种史学理论上的东西，今天我们在这里不多说，也不想多说，陈先生的文章已经足够。我们要说的是，通过不吃猪肉、建清真寺以及长相等就判定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人的民族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笑话的问题，我们甚至把它可以理解为一些人在幼稚中的“极端操作”或者是“极端炒作”，否则，这个问题就不会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拥有自己的市场。
早在民国，人们在争论当时的“回民”是否可以成为一个民族时，就有学者提出一个民族之构成，必须具备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之五种要素（“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解释）。辨别一个人是不是某个民族，同样是需要这些依据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得严肃一些，得有一些判别的标准，而不是为了“热闹”而信口胡说。
回族在中国的历史上，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涌现过不少杰出的人物，对当时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朱元璋及其子孙是或者不是回族人对于这个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来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我们没有必要人为制造这种历史闹剧，更没有必要把研究历史的方向放在这方面。
最后，有必要提一下，曾经有过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险些成为皇帝，但他不是我们今天说的回族，而是蒙古人。他叫阿难答，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贵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有希望争夺帝位的穆斯林。
1307年2月，铁穆耳病逝，皇太子先他而死，皇位空缺，于是元朝的帝位之争就全面爆发了。一方就是安西王阿难答，支持他的头面人物是皇后卜鲁罕、左丞相阿忽台；另一方是怀宁王海山以及海山之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居中用事的是右丞相哈剌哈孙。阿难答、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都是忽必烈的孙子，论双方的支持者，阿难答一方稍强，因为在皇位空虚之际，暂由皇后卜鲁罕摄政。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后，阿难答这方定于这年（1307年）三月初三兵围大都（今北京），里应外合发动宫廷政变，推阿难答为帝。不料，天机泄露，三月初二，对方提前动了手。阿难答功败于垂成之时，被围而执杀。
阿难答死后，安西王的领土被转封给帮助元武宗海山夺取帝位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他镇守川陕地区时，对伊斯兰教不支持，并从严限制。但是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已成气候，正处在方兴未艾，生气勃勃的上升阶段。阿难答及其部下的改宗伊斯兰教，对宁夏地区该教的传播发展和回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有人说，阿难答及其部下皈依伊斯兰教是中国伊斯兰教史发展上不可忽视的一件大事，对壮大元代穆斯林队伍及西北回族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长河里，这基本是微不足道的，要知道，于中华文明的大背景下，一个人、一个家族或者说是一群人，是什么族、信什么教并不重要，而中国文明也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小的家族而得到改变。（文/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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