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4年秋，宋真宗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在宋军占尽优势，只要皇帝一声令下，就能全歼辽国军队的情况下，答应每年送给辽国银10万两、绢20万匹，两国以兄弟相称，从此互不侵犯，宋朝做到了，辽国也做到了，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和平中，他们渐渐磨去了锋利的爪牙，成为待宰羔羊，耻辱吗？非常耻辱。
公元634年，大唐贞观八年，吐谷浑大军犯边，唐太宗派李靖帅军迎战，击退来犯之敌，一路追杀至沙漠深处，直接从地图上抹掉了这个国家，而当时的唐朝，仅仅立国十数年，根基不稳，与宋朝的富庶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装备上更是天差地别，但战争的结果却正好相反，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如果给这两个朝代一个身份，唐朝更像是一个赳赳武夫，面对挑衅，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干，干到对方服气为止，西突厥，东突厥，吐谷浑这些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都是这位铁血将军的手下败将，在他的铁蹄下灰飞烟灭。
宋朝则更像一个富商，又怂又富，遇到问题喜欢苟合，能不打尽量不打，毕竟打仗是要死人的，只要能用钱解决的事，那都不叫事，从赵匡胤想出钱买下燕云十六州起，整个宋朝的基调就被定下了，与辽国如此，与金国如此，与蒙古如此，就算是弱如西夏，也同样如此，因为他们擅长算账，比如与辽国的战争，每年要花费数百万钱，而这些愚蠢的辽国人只要十万就好了，这些钱还能在边境的互市中再赚回来，何乐而不为呢？简直比白”票“还要爽。
宋真宗心里一定是这样想的：呵，愚蠢的辽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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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家只是做生意的话，辽国人的确很蠢，宋朝人的确很聪明，可惜，事实却并非如此，宋人的聪明终于在最后害了自己，被金国与蒙古轮番的压榨，那些视之如命的金银珠宝比粪土还不如，兵临城下时只能乖乖的送给人家，它们既不能变成精兵，也不能变成武器，更可怕的是，这些金银买走了从春秋时代中华民族身上的一种气质，这种气质叫做铁血，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这种气质，秦始皇横扫六合时有，汉武帝远击匈奴时有，就算是隋炀帝在东征高句丽时一样有，到了唐代，这种气质则达到了巅峰，汇成三个振聋发聩的字：”天可汗“。
那么，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失去这种气质的，如果要找一个人背锅，这个人应该是谁呢？
甩锅这件事情，放在现实世界里有些难度，但是放到历史里却简单的多，盖因古人们不会跳出来给你递出一封律师函，既然这件事毫无风险，那我们不妨把锅甩的大一点，甩的宽一点。
第一个荣誉当选的背锅侠是安禄山：
唐朝之乱，始于安史，唐朝之亡，皆因割据，割据的这些人叫节度使，他们把唐明皇和杨贵妃赶出都城，在唐王朝最后的几十年中，把皇帝们掳来掠去，生杀全凭心意，唐亡之后，这些人又带着各自的人马上演了几十年的混战，吞噬了无数生灵，更为重要的是，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节度使起家，对于这些人，老赵深恶痛绝，决心从根本上压制他们，这种压制又在赵普的建议下推而广之，落到了所有的武将身上，从此之后，文人们终于踩在了武将的头顶上，这一天，他们盼了上千年。武将做事讲热血与杀伐，文人做事，讲利弊，而最大的利益就是生命和财富。
第二个荣誉当选背锅侠的叫韩琦。
选出韩琦背锅，其实有些冤枉的，一来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好官，君子，二来他是文人中少有的热血青年，对外的强硬派，亲自上过西北战场，之所以选他出来，全因他对狄青说的一句话：”东华门外唱名者才是好男儿“，随后当着狄青的面杀了他的副将。讲道理，当时的韩琦和狄青是平级，之所以敢这么做，全因宋代以文治武，文官老爷们天生就比武将高级，赵匡胤就曾经说过，宋代不杀一名文官，有这道免死金牌护着，老爷们自然百无禁忌。
这句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背后的潜台词，保家卫国，血溅五步，马革裹尸的将士们当不得好男儿，只有读书做官的人才是好男儿，这不是韩琦一个人的想法，而是整个宋朝的想法，这样的思维方式注定了狄青这个铁血英雄的悲剧。
狄青，一生经历二十五次大战，身先士卒，战无不胜，因军功擢升枢密副使，以武将的身份担当宰相之职，这在整个宋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卑贱的武将骑到了所有老爷们的头上，这对整个文官集团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尤以韩琦为甚。老爷们想出了各种幺蛾子整狄青，说他生活不检点，说他家的狗生角，说他有谋逆之心，最终，狄青以无罪之身被贬出判陈州，不久之后便郁郁而死。
一个英雄的落幕，也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一种精神的落幕，当一个时代不再歌颂英雄时，是可悲的，也是可怜的，被掳到金营的徽钦二帝如此，南逃的赵构如此，崖山的十万生灵如此，见她在铁蹄下的万千生灵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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