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为“倭寇”。
明朝初年,倭寇就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侵扰,从辽东经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不时出没”,“乘间辄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数侵掠苏州、崇明,杀掠居民,劫夺货财”。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领卫所士兵给予有力的打击,“斩获不可胜计,生擒数百人”。但倭寇并不因此敛迹,仍“时出剽掠,扰濒海之民”。 为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数次派遣使者到日本,劝告日本国王阻止倭寇的劫掠活动,但“不得要领”。
于是明朝政府便大力加强海防,筑城列寨,增置卫所,添造战船,增派戍兵。洪武四年(1371年),命靖海侯吴祯籍兵十一万增强沿海卫所。洪武五年,“命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第二年,又命沿海卫所“增置多橹快船”以便追击。洪武十七年(1384年),“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筑山东、江南、江北、浙东、西海上五十九城”。
洪武二十年(1387年),“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福、兴、漳、泉四郡视要害,筑海上十六城,籍民为兵,以防倭寇”。 当时从辽东到广东沿海共设置了五十多卫,有士兵二十余万。战船的配备也很齐全,沿海卫所,每百户设船一,每千户所船十,每卫五所,共船五十,每船旗军五十名。洪武时期,由于明朝政府加强海防,所以倭寇未酿成大患。
永乐时,朱棣一方面允许日本政府和商人来中国进行贸易,同时仍加强沿海防御。永乐九年(1411年)正月,命丰城侯李彬、平江伯陈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师剿捕海寇。永乐十四年(1416年),命都督同知蔡福等率兵万人,于山东沿海巡捕倭寇。永乐十七年(1419年),总兵刘荣(即刘江)又于辽东望海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抗倭战役。
望海埚,位于金州卫金线岛西北,距金州城七十余里,是辽东沿海的要塞,“凡寇至,必先经此”,而且地势高广,可驻兵千余。刘荣任辽东总兵后,巡视至此,发现其军事价值,遂上疏以石垒堡,置烟墩瞭望。有一天,守候烟墩的士兵报告:“东南夜举火有光。 ”刘荣判断定是倭寇将至,马上派遣马、步官军开赴望海埚的城堡备战。第二天,果有二千倭寇乘船前来。刘荣让都指挥徐刚伏兵于山下,又派百户江隆帅壮士“潜绕贼船,截其归路”。他与大家约定:“旗举伏起,鸣炮奋击。”不久,倭寇来到埚下,刘荣举旗鸣炮,伏兵遂大起奋勇杀敌。倭寇大败,死者横仆草葬,余众奔樱桃园空堡。官军追上前去将之包围,纷纷请求入堡剿杀。而刘荣为了避免敌人作困兽之斗,不答应士兵的要求,采用了“围师必缺”的战术,“特开西壁以待其奔”,并分两翼夹击结果歼灭了大部敌人。少数倭寇走脱找船,又被江隆所部擒拿。战斗结束,全歼了入侵者,“生擒数百斩首千余”。望海埚之役是明初对倭作战的第一个大胜仗,从此,倭寇就不敢进行大规模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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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到明世宗嘉靖时又猖獗起来。日本南北朝的战乱,最后以南朝的失败而告终。十四世纪末,就由北朝的足利义满建立了室町幕府的统一政权。但到十五世纪后期,日本的封建藩侯又纷纷割据称雄,足利氏的政权“名存实亡”,“虽号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这一时期,日本历史上称之为“战国”时代。
这些众多的日本诸侯国都争着要与明朝通商,但又受到“朝贡”贸易的限制,于是就用武装在中国沿海抢掠,形成了比明朝初期更为严重的倭患。 而明朝自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败”以后,国势日益衰弱,尤其到了明世宗嘉靖时,海防废坏,浙、闽沿海卫所,战船、哨船,十存一二”,士兵也只剩十分之四,“倭剽掠辄得志,益无所忌,来者接踵”,倭患日益严重起来。
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日本诸道争贡”,争着与中国进行通商贸易,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宁波”。宋素卿原是宁波人,后来投奔日本。“故事,番货至,市舶司阅货及宴坐,并以先后为序”瑞佐后于宗设,但宋素卿很狡猾,他贿赂市舶太监,先阅瑞佐的货物,设宴时又使瑞佐上坐。宗设不平,遂杀瑞佐,直追宋素卿到绍兴城下,还杀了明朝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这次争贡事件,暴露了明朝海防的废弛、将佐的无能和吏治的腐败,使日本封建主武士、商人更加轻视中国。
市舶司是明朝政府专管海外贸易的机构,争贡事件的起因不在市舶,而在于掌管市舶内官贪受贿赂,应该裁撤内官,整顿加强市舶管理。但明朝的些官员却认为“倭患起于市舶,”于是罢市舶不设。自罢市舶之后,目本船舶到中国就投托沿海的豪绅奸商。这些豪绅奸商有的乘机侵没商货,日本人就用抢掠来进行报复;有的则与之互相勾结,于沿海地区进行劫掠,使得倭患更加严重。
在巡按浙江御史陈九德的提议下,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政府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到任后,着力整顿了海防,“日夜练兵甲严纠察”,捕杀了与倭寇、佛郎机(葡萄牙)有勾结的豪绅奸商,海盗头领李光头等九十六人。
这就触犯了闽浙豪绅地主的利益,他们指使在朝的间浙官员“劾(朱)纨擅杀”,朱纨被逼自杀。于是“海寇大作”。
嘉靖时期倭患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海盗与倭寇相勾结。明朝中叶时,我国沿海的商品经济有着比较迅速的发展。海外贸易可以牟取厚利,“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因此,沿海“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厚利,就大规模地进行走私贸易。明朝政府虽严加禁止,但闽浙沿海豪民仍“多造巨舶,向外洋交易”,“法不能止”。
他们起初大多是“各船各认所主,承揽货物装载而还,各自买卖,未尝为群”,后因海上“强弱相凌,互相劫夺,因各结踪,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于是形成“或五十只,或一百只,成群分党,分泊各港”的情形。这种成群分党的结踪,成为当时武装走私集团的主要组织形式,其中的首领称为“舶主”。这种海商,起初主要是走私贸易,后来发展成为亦商亦盗,“于沿海兼行劫掠”。
这些海盗船只,停泊于渐江的双屿、福建的月港、广东琼州各港等沿海地区,在海外,如满剌加、吕宋和日本等地都有他们的行踪。 当时著名的海盗有汪直(王直),徽州歙县人,出身商人世家。嘉靖十九年(1540年),汪直和他的同伴叶宗满到广东打造了海船,“置硝黄丝绵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
起先,汪直加入许栋的海盗集团,许栋死,汪直就成了这集团的首领,建造了更大的海船,“巨舰联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二千人,木为城,为楼橹四门,其上可驰马往来”。 船上武装齐备,不仅有刀枪弓矢之类,并且有当时的新式武器如佛郎机(炮)、鸟铳等。当时“海上之寇,非受直节制者,不得存”。徐海是另一个有名的海盗,南直徽州人,当过和尚,自称“天差平海大将军”。
许栋也是一个大海盗,饶平黄岗人,或曰歙人,嘉靖十九年(1540年),与李光头等百余人人海进行走私贸易,“私招沿海无赖之徒,往来海中贩鬻番货”。其他有名的海盗还有陈东、叶明、许朝光等。 海盗李光头等人与葡萄牙殖民者相勾结,在我国沿海地区进行剽掠。汪直、徐海、陈东、叶明等把日本作为他们海盗活动的大本营。嘉靖时在中国沿海进行侵扰的倭寇,往往是和他们勾结在一起的。
如徐海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正月“率和泉、萨摩、肥前、肥后、津州、对马诸倭入寇”,先后抢掠崇德、湖州、嘉兴、苏州、常熟、崇明等地。 同年,陈东“率肥前、筑后、丰后、和泉、博多、纪伊诸倭入寇”,先后剽掠南汇、金山、崇明、上海等地。第二年,叶明“率筑前、和泉、肥前、萨摩、纪伊、博多、丰后诸倭入寇”,先后抢掠川沙、乍浦等地。汪直则更为猖獗,据日本“萨摩洲之松浦津,僭号曰京,自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听其指使”。 他经常派遣徐海、陈东、萧显、麻叶等勾结倭寇入掠。
嘉靖三十年(1553年)三月,“汪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由于中国海盗与倭寇相勾结,所以嘉靖时的倭寇才敢于深入到中国内地。 他们熟悉当地的情况,侵掠漳州时,“凡有名士大夫及巨室,悉素知之。拘系一大寺中,命以金帛赎身,各限以数。不如数者,腰斩锯解之”。倭寇对我国东南地区大肆烧杀抢掠,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的损失。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在昆山“分掠村镇,杀人万计”,“烧房屋二万余间”,“各乡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四五”。
由于倭寇猖獗,明朝政府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复设巡视重臣,以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福、兴、漳泉四府。
王忬到任后,曾于浙闽沿海地区对倭寇及汪直、毛海峰等予以打击。“复广为侦刺,凡沿海大猾为倭内主者,悉系之,按覆其家。”从此倭寇如同瞎子聋子,“不复知中国虚实与所从向往”。其在海中的船只也得不到菽粟火药等的接济,“往往食尽自遁”。王忬又巡视诸未筑城墙的府、州、县,“计寇缓急,次第城之”,建城三十余处。但不久他便被调任大同巡抚,“忬去,而浙复不宁矣”。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五月,明朝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御倭,“不解部务,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便宜行事”。
当时,倭寇二万盘踞在南直华亭(松江)柘林川沙洼,“其党方踵至”。张经每天忙于选将练兵,筹划捣毁倭寇的巢穴。可是,这时却来了个工部右侍郎赵文华,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赵文华,浙江慈溪人,在国子监读书时,严嵩任祭酒,对他很看重。后来做了官,严嵩也日益贵幸,遂相与结为父子。
因东南沿海倭患严重,赵文华提出七条建议,其中一条是“请遣官望祭于江阴、常熟”,企图以祭祀海神解决倭寇的侵扰。对于这种荒唐的建议,昏庸迷信的明世宗竟予批准,“即遣文华祭告海神”。 赵文华来到东南地区,适逢张经正筹划彻底歼灭倭寇的事宜。张经自以地位比赵文华高,“心轻之”。
赵文华与浙江巡按胡宗宪相亲昵,屡次催促张经出兵,张经一直“守便宜不听”,赵文华极不满意,即写密疏诬告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欲俟倭饱飚,剿余寇报功”。就在赵文华诬告张经而明世宗决定速捕张经的时候,张经指挥军民取得了一次抗倭大胜仗。倭寇北走平望,张经令俞大猷邀击。倭寇行至王江泾,永顺宣慰使彭翼南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荩臣蹑其后,遂大败之,斩首二千级,其余漏水而死者无数。残余奔窜柘林纵火焚其巢,驾舟二百余艘出海而逃。自有倭患以来,“王江泾之捷”为战功第一。
王江泾大捷后,给事中李用敬等上言:“王师大捷,倭夺气,不宜易帅。”可是,昏庸的明世宗以“党奸”把李用敬等杖打五十,并削职为民。不久,张经便被解到京城。张经详细报告了战斗经过,陈述了自己的功劳,要求恕罪。明世宗不答应。同年十月,张经被斩首。有功不赏而反被处以死刑,黑白颠倒可谓达到极点。 赵文华在王江泾大捷后上疏冒功,说是由于他和巡按胡宗宪的“督师”,方才取得这次胜利。他还推荐胡宗宪升任浙江巡抚。明世宗“益以文华为贤,命铸督察军务关防,即军中赐之”。赵文华自此“出总督上,益行无忌”。文武官吏“争输货其门颠倒功罪,牵制兵机,纪律大乖,将吏人人解体征兵半天,下贼寇愈炽”。后来胡宗宪又因赵文华的推荐做了总督。
胡宗宪虽然诱杀了徐海、陈东、叶麻和汪直等人,倭寇的凶焰有所减煞,但“新倭复大至”,对闽、浙沿海地区侵扰如故。
正当倭患长期不得平定的时候,明朝军队中出了个抗倭名将戚继光。他和另外一些抗倭将领精心组织抗倭斗争,在广大军民的支持下,终于将猖獗的倭寇彻底平定。 戚继光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父亲去世后袭官登州卫指挥金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升任署都指挥佥事,管理三营二十五所,专门负责防御侵犯山东一带的倭寇。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秋天,调任浙江都司佥书,司屯局事;第二年,被推荐为参将,“分部宁、绍、台三郡”,不久又“改守台、金、严三郡”。戚继光到浙江后,为了克服“卫所军不习战”的弱点,决定在“俗称懔悍”的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夫,组织、训练一支新军。
他之所以选定义乌作招募地点,那是因为当时这里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械斗,引起了他的注意。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处州山区的矿夫流动到义乌城南八保山开矿。当地大族陈大成、宋廿六为首的陈、宋两家人多势大,不允许外县人在这里开矿,双方于是发生冲突。大规模的武装械斗自夏至冬发生了三次,死伤数千人。最后由于天寒雪大,械斗才告停止。这一械斗事件风闻远近,戚继光对其自相残杀极为痛心,但也因此而发现了当地的彪悍风俗,于是他向上司要求到义乌募兵。
他的要求被批准,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秋,他亲自来到义乌,招募了三千人,组成一支以农民和矿夫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对于招募来的新军,戚继光进行了精心的训练。在训练中他注意引导士兵认清自己的职责是“杀贼”(即抵御倭寇),不许扰害百姓。戚继光严肃军法军纪,他训导士兵说:“古人驭军,有兵因天雨,取民间一笠,以遮铠(即甲也)者,亦斩首示众。”
戚继光还创造了被称为“鸳鸯阵”的战术用以操练士兵。这种战术将盾牌、狼筅、长枪、叉、钯、棍、刀等长短武器联合使用,各尽所能,密切配合。打起仗来,挨牌手在前面“低头执牌前进”,其余兵仗“紧随牌进”,“筅以救牌”,“长枪救筅”,“短兵救长枪”。倘情况有变,鸳鸯阵还可变为三才阵”、“两仪阵”,调整队形排列。
经过两个月的训练,戚继光招募的这支军队成为战斗力很强的精锐部队开赴抗倭战场。由于它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大掠浙东的桃渚、圻头。戚继光率部急趋宇海,“扼桃渚”,在龙山大败倭寇,追击至雁门岭。
倭寇逃遁,乘虚袭击台州。戚继光回军与战,“手歼其魁”,尽驱其残余至瓜陵江,将之全部歼灭。进犯桃渚的倭寇刚被消灭,圻头的倭寇又向台州进犯,戚继光在仙居截击,使倭寇“道无脱者”。戚继光先后九战皆捷,“俘灭千有奇,焚溺死者无算”。此后,总兵官卢镗、参将生天锡又在宁波、温州一带大败倭寇,于是浙东的倭寇遂告平定。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福建成为倭患的中心。自温州而来的倭寇汇合福宁、连江的倭寇,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转来的倭寇与福清、长乐的倭寇相会,攻陷玄钟所,延及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当时,宁德附近海中有一小岛,名横屿,倭寇在此结下大营,军不敢攻,“相守逾年”。
新到的倭寇营于福清的牛田,而其“酋长”营于兴化东南,互为声援。福建明军对付不了,连连告急,于是戚继光被调入剿倭。戚继光先攻横屿,他让士兵每人拿一束草,填濠而进,结果大破倭寇的巢穴,斩首二千六百级。 乘胜至福清,打败牛田的倭寇,倭巢被端掉,余寇逃向兴化。戚继光紧追不舍,“夜四鼓抵贼栅”,连克六十营,杀死倭寇一千多人。
第二天黎明,戚家军开入兴化城,兴化人才知形势大变,“牛酒劳不绝”,戚继光于是班师回浙。戚继光还浙后,又有大批新倭来到福建,围兴化城一个月,继之攻占两个月,破平海卫。 为了解决福建的倭患,明廷调俞大猷做福建总兵官,以戚继光为副。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四月,戚继光至闽,与刘显、俞大猷分三路进攻平海,戚继光所率戚家军首先登上敌垒,刘、俞的部队相继突入,斩级二千二百”。戚继光因功升都督同知,世荫千户,并代俞大猷为总兵官。第二年春,戚继光相继败倭于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漳浦蔡丕岭等地,斩获颇多,余倭“掠渔舟出海去”。福建倭患至此亦被平定。
福建倭寇平定后,广东东部还有倭寇二万多人为害人民。明廷任命吴桂芳提督两广兼理巡抚,又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负责对付倭寇。在吴桂芳的支持下,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俞大猷与其他将领先后击败倭寇于海丰等地,将之擒斩殆尽。于是广东倭患也得解除。
至此,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所进行的抗倭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抗倭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广大爱国军民与戚继光为代表的抗倭将领共同奋斗的结果。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广大群众的贡献。他们积极支持爱国将领的抗倭斗争,有的还自发地主动地进行了英勇斗争。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围攻嘉定,城内丁千斤、马八百两人慷慨激昂地对人说:“天既惠吾勇力,义当杀贼为地方死,宁忍倭寇跳梁,中原沦陷,以使嘉邑生灵涂炭耶!”于是,他们就组织人民守城。在一次战斗中,他们冲入敌群,击杀倭寇数十人,保卫了嘉定城,丁千斤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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