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处东亚的发达国家，二〇一八年日本城镇化率占比94.3%，二〇一七年日本三次产业结构1.2︰29.3︰68.8，二〇一六年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19︰82.3︰36.7。二〇一九年日本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1690美元。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不能直接有效解决乡村问题，还需要完善政府主导的城乡发展机制，助推农业转型升级。
日本从城乡二元体制结构走向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最终实现城乡均等化，都离不开日本政府政策的积极引导。在不同的城乡发展阶段，重点围绕土地体制、农民收入、乡村产业、基层管理、乡镇建设等领域，日本政府适时调整干预手段，引导城乡融合发展。
一、日本的城镇化进程
由日本政府、日本农协、城市企业、乡村农户构成多维动能，推动乡村城镇化进程，促使农户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经过二战后几十年的多方不懈努力，日本乡村大多成为都市村庄，农民成为“生活在农村的市民”。
（一）日本关于城乡划分的标准
一九五三年，日本开启史称“昭和大合并”的町村镇合并规划，此举过后，基于“城镇和村庄”分类的传统行政区划分，无法阐明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特点，使以市内人口为标准的都市化率缺乏连续性，无法有效代表城镇化长期发展趋势，于是日本政府在一九六〇年的人口普查中新增了“密集居住区”概念。
启用“DID”都市化率为城镇化率标准，采用DID标准测算的人口是指居住在密集地区的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城区。统计上被指定为人口集中地域需要满足以下四点：其一，需市区町村的区域内前后毗邻的区域。其二，相邻的人口密度四千人/平方公里以上的基本单位区。
其三，总人口五千人以上。其四，机场、港口、工业区、公园等明显城镇用地不受人口密度限制。人口集中地区被用来指狭义的城镇地区（狭义都市）。非DID地区一般用于表示广义的农村地区。换句话说，也就是城区为了保证研究的准确性与客观性，在本文的框架下将采用日本DID标准测算城镇化率，将非DID地区来区分城乡差别来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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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日本统计上的城镇）总数在一九九五年（平成7年）时最多，为1389处，此后每次人口普查都在下降。原因大概有三点：一是几大都市圈以外人口外流，导致很多小城镇被在下次人口普查时不再被指定为人口集中地区。但是新增的却不多；二是区域发展导致2个DID相连；三是市町村合并，平成大合并从一九九九年开始，正好是在这以后。
原本一体的人口集中地区，原来因为分属2个市町村而被分别统计为多个人口集中地区，市町村合并后，自然被统计为1处DID。比如说东京都的西东京市、爱知县的一宮市、清須市、北名古屋市。爱知县比较明显。
（二）三次乡镇合并形成现代城乡治理体系
人口聚集是乡村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方式。为了推进城镇人口聚集，日本政府通过不断调整地方行政管理单元，合并地方市町村设置，推进乡村城镇化进程。同时，通过地方市町村合并，提升乡村公共设施投资使用效益，最终达到提高乡村城镇化建设水平。
在日本城镇化发展百年历史中，根据现代经济发展需求和人口聚集发展要求，日本政府先后确立了三大法律体系，积极推进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不断压缩县市町村的设置数量，实施了历史上著名的三次乡镇大规模合并。
1．“明治大合并”与“昭和大合并”
一八七一-一八九八年，日本明治政府开启町村合并，起因于著名的“明治维新”资本主义改良运动，一八七一年日本全国划置为1使3府302县，一八九〇年调整为3府43县，废藩置县，确立市町村制度，并以三百至五百户的人口规模为町村规模标准，次年解除土地买卖禁令，第三年起实行地税改革。
之后为政府推行城乡教育、税收政策全覆盖，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转型，这次合并史称“明治大合并”，它是由政府主导并强制推行的政策措施。在城镇化初期，合并产生了规模效应，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城市兼并市町村扩张成为大城市，扩大了公共设施与行政管理的覆盖面，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昭和大合并”起始于战后，美国要求日本政府进行改革，参照美式民主化模式颁布《日本国宪法》，其中就包括地方制度改革方案，推行地方自治。一九四七年颁布《地方自治法》，废除原有府县制和市町村制，实行中央、都道府县、市町村三级政府体制，同时推行都道府县级和市町村级别地方自治，将部分行政事务下放市町村，将有限的财政转移至重工业发展上。
一九五三年，政府通过《町村合并促进法》主导了村镇再次合并，这次合并依据初级中学设立所需的人口，以每町村8000人标准规模将市町村数缩减至原有的30%。合并过后，町村人口平均增加了8612人，町村面积平均增加了69.28km²。
尽管在合并期间出现自治体强行兼并的情况，短期内导致了新市町村的边缘地区经济衰退现象。但长期来看，日本市町村数减少有效提高城镇地方行政能力，推动了地方自治进程，从而推动了社会民主化进程，而地方行政区域的重新布局，合理整合资源配置，加快日本经济复苏。
2．“平成大合并”
一九七〇-二〇〇二年是日本经济发展特殊的一段时期，以一九七〇年日本经济到达顶峰开始，到一九九一年日本“泡沫经济”破产，再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日本“失去的十年”为终点，日本经济发展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巨大起伏。而日本政府推行“平成大合并”，也是结合特定环境下的历史产物。第一，城市圈扩张到达顶峰，人口分布极度不均。
一九九九年日本城镇化率已达78.52%，大都市圈已基本成型。而这段时间出现日本人口向三大都市圈聚集趋势，一九六〇-二〇〇〇年间，日本国内增加了3260万人，城市人口却增加近4000万人；人口集中地区面积扩大了12457.37平方公里，其中人口增加了近300万人；
30万人以上特大规模城市比例上升6.1个百分点，其城市人口占日本总人口比例增加12.2个百分点。不难看出，日本3％居住面积承载了65％以上的人口。与之相对，农村地区因劳动人口流失产生过疏化现象。据统计，一九九七年，日本过疏市町村数1200多个，人口占比6%，面积占比49%。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流失使得农业生产停滞，乡村地区经济失去发展活力。
第二，日本步入老龄化社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社会老龄化、少子化问题逐渐成为社会问题。《人口推計》预测：二十一世纪中叶日本总人口达一亿左右，其中，到达生育年龄人口较二〇〇〇年减少近3000万人，儿童总数在3000万人基础上再减少40%，而老龄人口增加3500多万人，比例占到了总人口的36%。
随着劳动力人口比例的减少，缴纳税款金额减少，日本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压力不断加重。第三，经济增长停滞，产业结构转型。在一九九一-一九九九年，日本经济萎靡。一九九一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4%，次年已经下降到了1.1%，第三年跌至0.2%，增长率连续三年下降。
甚至在九十年代末，国内生产总值呈现负增长状态。完全失业率上升3.6个百分点，失业人口增加了181万，增长率近240%。一九九〇年财政结余情况下，一九九九年财政赤字增加到7.0%，累积债务余额与GDP之比62.3个百分比。同时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产业结构呈现农业结构占比下降，工业与服务业开始占据主体位置。
针对一九七〇-二〇〇〇转型期日本出现的经济低迷和发展停滞现象，日本政府急需做出调整，“平成大合并”便是日本政府转型期重大政策之一。其中，为进一步稳定地方自治制度，解决因农村人口流失带来的公共设施闲置问题，一九七〇-一九九〇年日本相继出台三部针对过疏地域相关管理的法律规定，援助日本人口流失地区，改善就业环境、促进当地经济振兴、平衡区域差距、确保居民保障。
七十年代日本政府颁布《市町村合并特别法例》（以下简称《特例法》），开始了新一轮町村合并，《特例法》规定市町村合并的具体流程，包括协议审议、规划目标与财政预算，支持市町村自主合并，也为民主化进程做好了长期铺垫。
随着日本乡村人口减少，再经过多次乡村自治体合并，二〇〇四年全日本市町村的设置总数减少至三千以下，二〇〇七年12月市町村数量不到1800个。日本现行的市町村设置要求是：市的设立标准为五万人；町的设置标准为五千人，并要求工商人口达60%以上。为鼓励人口聚集和乡村城镇化，日本将设市标准降到三万人，以推动市町村合并。
日本乡村城镇化的发展路径是：顺应乡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大趋势，通过市町村连续合并，推进乡村人口聚集，加快市町村公共设施建设，不断提高乡村公益事业水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发展。最终形成统一规划和协调管理机制，推动城乡二元对立走向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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