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途之悲——魏晋名士们到底在痛苦什么？_魏晋_名士_儒家

本文试图探讨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魏晋之际的名士们到底在痛苦什么？二是为什么魏晋风骨或者称为魏晋风度的这样一群行止放诞的文人只出现在魏晋之际，上至先秦下至唐宋元明清再不曾出现？

那么他们遇到了什么痛苦或者说困境呢？

我们现有的观点认为魏晋交替之际政治环境恐怖、残暴，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文人名士们酗酒、嗑药（五石散）、谈玄、隐逸等与当局不合作的行为是为了避祸，或是不愿与司马氏合作。这些都只是看到了问题最浅层的原因，而没有看到魏晋名士们遭遇的深层的思想困境。

如果说他们是害怕被屠戮那投靠司马氏即可；如果说他们是怀念曹魏，却无思曹的言论、文字，何况司马氏篡魏与曹氏篡汉性质相同，要悲哀愤懑不必厚彼薄此；若说他们是悲哀礼崩乐坏，他们说礼教的坏话更多、更毒。

后人对魏晋名士的误读、误解来源于以下两点：一是魏晋之际最大的政治问题（权臣篡国）在当时却又是最不可公开言说的，所以魏晋名士们无法表达观点，政治观点隐藏在他们的任诞、隐逸、谈玄论道、他们的非汤武而薄孔周中；二是魏篡汉、晋篡魏之后，紧接着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五胡十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汉代以来儒家政治伦理维护的刘汉正统观念不复存在，任何姓氏都可以僭称天命了，并被世人认为理所当然，导致晋末的人再看魏晋名士就已产生隔膜，难以真正深层次理解他们了。东晋王恭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七贤时代仅仅过去七八十年，人们眼里竹林七贤已经只是一群放浪形骸、卖弄学识的人了。直到一千六百多年后的迅哥看出了些许端倪，说：“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迅哥看出七贤曾经相信礼教是治世良方，但当发现礼教不能解决现实中的社会政治问题，甚至变成当权者剪除异己的工具，于是七贤便以嘲讽礼教为乐了。

先秦时代，无统一之政治伦理，华夏处于酋邦时代，群雄争霸，无需褒贬。秦乃虎狼之国，吞并六国，暴政起家，二世而亡，无可惋惜。然自汉朝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成为君王支持、士人认同的国家学说，汉朝以来士人的理想政体和人伦即是以儒家三纲五常治国齐家，以儒家历史伦理观褒贬历史事件、人物。在儒家政治伦理中忠君是君臣关系的主要规范。由此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政教合一的政治文化上层结构。

汉中期的王莽以一副儒学圣徒形象出现，篡汉始末符合儒家禅让的理论，并在当时有着群众基础，整个过程算是未伤国学筋骨，而曹魏篡汉真正终结了汉朝，践踏了儒家的君臣伦理。荀彧是最早看出曹操有篡汉之心的，并意识到这将打开历史的潘多拉之盒，在其劝诫不被曹操接纳之后这个孤独的智者只能郁郁而终。在曹魏篡汉时，因为臣子们都是曹操挟天子前后追随曹氏朝廷的，朝堂里并无站队之需要，所以能够和平过渡，但任何有儒家君臣伦理意识的士人内心都知道，曹魏篡汉违背了儒家政治伦理。曹魏篡汉（220）之后，仅过了29年司马氏篡魏（249）。在当时的文人名士们心中儒家政治学说（礼教）彻底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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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陵之变后政局突变，权斗变得血腥恐怖，上层臣子要么站队司马家要么被清洗。这样的政治环境对于当时的士人们来说，不仅是内心中的政治信仰与政治伦理被一再摧毁，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随时有被诛灭的风险。

政治恐怖之下，风骨尚存不愿趋炎附势的名士们就选择了任诞、隐逸、谈玄论道。或有人会说为什么名士们不反抗呢？那么反抗的理由呢？目的呢？扶曹吗？曹魏篡汉与司马氏又有何本质不同呢？扶汉吗？那么就算这次扶起来了，从王莽以来汉室或明或暗被篡的经历来看，又怎么能防止未来不被张氏、李氏等等篡了呢？扶谁都不过是暂时成就了某姓天下而已，不能创万事太平。（何况汉不还是篡秦而立的吗，秦又篡的是周的天下，周又篡的是商的天下。）

我们以阮籍为例来看魏晋名士在怕什么、躲什么、忧什么。

世人常以为竹林七贤出现于高平陵之变后，实际上，之前就有了。阮籍在正始初年司马氏还未当权时，已经辞过两次官了，所以他不只是不与司马氏合作，他也不愿与曹氏合作，那么他是不是亲汉室呢？答案也是否定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是阮籍对刘邦的看法。阮籍不是与某姓当权者不合作，他是与权力不合作，更通俗的讲，他就是对礼教构建的体制不抱希望了。

竹林七贤怕陷入政治斗争之中，所以他们用隐逸、任诞的行为来躲避进入官场。这是所有研究者的共识，但对于魏晋名士们忧什么，对他们深层的思想困境却未见研究者。

探究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们遭遇的思想困境，必须研究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自黄巾起义（公元184年）以来，中华大地军阀割据、战祸连绵、生灵涂炭。曹操的《蒿里行》中描述为“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据统计东汉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全国人口5千6百余万，到赤壁之战后的三国时期全国人口剩7百余万。连绵二十多年的农民起义加军阀内战导致全国人口消亡近百分之九十，世间罕见。这场浩劫七贤的父辈是亲历者，到七贤时代，内战还没有结束。因此七贤时代真正心怀天下苍生的士人，他们的深层思考就是如何构建一种能给天下苍生带来永久和平和幸福的社会制度。而在现实中，他们因民族的文化缺陷，而无法找到现实政治理论的突破。虽然他们是他们所处时代最优秀的学者和思想者，但因本身的文化属性的缺陷，因而找不到天下生民的出路。礼教在体制设计上已经走到了自身逻辑的终点。整个民族的制度思想在当时找不到创新的支点或说突破口。所以，形容竹林七贤的悲哀为“穷途之悲”是恰当的，他们悲哀的不是自己，也不是朝廷，而是在他们所处的文化框架中找不到天下苍生的出路。他们即便有舍生取义之心，却无“义”可取。他们找不到值得牺牲、奉献的一种崇高、恒久的价值观。这就是魏晋之际风骨名士们心灵深处的痛苦。

为什么魏晋风骨或者称为魏晋风度的这样一群行止放诞的文人只出现在魏晋之际，上至先秦下至唐宋元明清再不曾出现？因为从先秦到魏晋，中华文化完成了一次轮回。魏晋风骨是知识分子以自己为主体，以家国天下为思考高度，所做的抗争（虽然是消极的不合作但也是抗争）。而魏晋之后，虽每朝每代所谓忠臣、清官也是层出不穷，甚至到明朝所谓清流以违逆上意而被廷杖为荣，但与魏晋风骨相比充其量不过是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臣子们或是沽名钓誉或是使性子、尥蹶子而已。到了清代文字狱的阴影下知识分子已全无家国、天下情怀，连清流也无人做了，都成了习得笔墨技售与帝王家的笔墨匠，魏晋风骨成了千年前的浪漫传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