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期间《圣济总录》的回流_医学_回流_光绪

杨东方

Yang Dong-Fang

杨东方，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医医史文献。现为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文研究分会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李时珍研究分会副会长、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伊尹文化传承发展分会副会长。多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北京社科基金等课题。出版《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研究》《典籍文化与中医学》《吕留良医论医案集》等著作多部，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著作奖等奖项多项，在各类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多篇被转摘或获奖。该文是作者主持的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晚清时期日藏中医古籍回流研究》的成果之一。

国内久佚中医古籍的回流情况复杂，一方面回流途径很多，不仅有访书者的购求，也有商人、书坊的贩卖等；另一方面回流过程较长，往往一开始回流一两部，秘藏于私人之手，流传极稀，直至刊印出版，化身千万，才保证了该书在国内的广泛流传，意味着回流工作的彻底成功。晚清民国期间《圣济总录》的回流就体现了这种情况。

《圣济总录》是宋徽宗主持编纂的大型方书，200 卷，280 多万字，被公认为经方之渊薮，具有极高的学术及文献价值。其在国内流传的情况，笔者曾有论述，其中谈到清代时中国本土已经没有足本传世，而在日本《圣济总录》的流传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它传入很早，1315 年（日本正和五年，元延祐二年）成书的《万安方》就已引用。在中国本土只剩残本时，日本不但有完整的刊本传世，还积极活字印刷，进而促进了该书的回流。

一、日本医学馆聚珍本及医学馆对回流的推动

医学馆是日本江户幕府直辖的医学校。丹波元孝（1695—1766）创办了医学校跻寿馆，其五子元德（1733—1801）继之。到了宽政三年（1791），学校划归幕府管辖，改称医学馆。元德之子元简（1755—1810）、元简之子元胤（1789—1827）、元胤之子元昕（1806—1857）、元昕之养嗣子元佶（1825—1863，实际上为元胤之子，元昕之弟）相继执掌医学馆。

日本文化年间（1804—1818），丹波元胤执掌下的医学馆发现《圣济总录》在日本只剩一部刻本，即吉田氏藏本。这是由两次入明的吉田宗桂（1512—1572）带回，为嘉靖皇帝所赐。《经籍访古志》著录，有云：“此本吉田宗桂入明时所赍归。其家谱称天文八年与遣明使僧策彦同往留学五年，治验甚多。至十六年再往，适世宗有疾，宗桂措剂，不日亟愈。帝喜，赏以书画珍玩，此其一也。子孙能守不失。”具体携归的时间为日本天文二十年（1551），这从日本杉本良《聚珍版圣济总录序》所说的“我邦天文丁未之岁，吉田宗桂意安从僧策彦入明留居四年，其归也，赍《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二百卷来，其家世世珍藏，不啻拱璧也”就能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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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馆同时发现，中国境内已无足本传世。因担心吉田氏藏本遭受天灾亡佚，医学馆决定借吉田氏本进行翻刻。担任督刊的侍医法眼兼医学提举司杉本良《聚珍版圣济总录序》对此有阐述：“是西土所佚而存于我东方，如有神物呵护，可谓医门一大幸矣。良因谓，印本之全者，止此一部，倘罹祝融阳侯之厄，则将如之何。癸酉春，山本锡侯，丹波绍翁，谋借之于吉田氏十世孙子颖，以为原本。”这里的“西土”指的是中国。山本锡侯即侍医法眼兼医学同提举山本瑞，丹波绍翁即奉朝请医官医学同提举丹波元胤。

底本是吉田氏藏本，校本则是杉本良《聚珍版圣济总录序》中所说的“丹波氏家藏本及古写本”。“家藏本”可能是残本的《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丹波元简于日本宽政十三年（1801）购得此本，并在《聿修堂架藏医书目》中加以重点介绍：“《圣济总录》零本三十六卷（大德原本），宋徽宗敕撰，自六十二卷至九十八卷。传云此本木庵和尚从唐山带来，金华戴元礼旧藏。”这里的木庵和尚即日本黄檗宗第二代祖师木庵（1611—1684），福建泉州晋江人，于 1655 年赴日。该本虽为残本，但作为中国（唐山）传入的刊本，价值颇高。“古写本”具体抄写时间不详，丹波家族何时收藏亦不详，但丹波元简认为“抄写粗恶，误脱颇多，殆不可读”，于是借抄吉田氏本，3 年之后，于日本文化四年（1807）完成。该本虽抄自吉田本，但经过丹波元简弟子们的“对勘”，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故杉本良所说的“家藏本”也可能包括此本。总体来说，两个版本质量较高，都可以作为主要校本。而“古写本”虽讹误较多，但作为古代传本，也有参考价值，适合作为参校本。

《圣济总录》翻刻完全由医学馆负责。杉本良《聚珍版圣济总录序》所说的“活字刷印于医学”中的“医学”就是指医学馆，这就为该书的校刊提供了充分保障。首先人数众多，除了督刊、提调外，还有多人参与。担任校勘的有外班直房医官兼医学副提举平田信行等 6 人，担任校对的是外班直房医官胜本湛清等 6 人，担任收掌的是奉朝请医官医学施药局监理井上玄方等 5 人，担任摆印的是奉朝请医官医学施药局直事久志本常定等 15 人，担任监造的是医学典簿大野世成等 2 人。该书的校刊团队由专业人士组成，分工明确，极大保证了成书的质量。

为了保证质量，江户医学馆精打细磨，共花了 4 年的时间：日本文化十年（1813）至十三年（1816）。丹波元胤在《医籍考》中就云：“文化癸酉岁，元胤与众医官议于医学，为活字配印本，阅四岁竣工。”因不了解刊刻过程，《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将此版本错误地著录成两个版本，即“日本文化十年癸酉（1813）江户医学馆活字本”“日本文化十三年丙子（1816）东都医学活字本”。刊印完成后，江户医学馆立即委托中日贸易的商船将之带到中国。《长崎志续编》卷八《唐船進港并二雜事之部》（日文）记载，1817 年（日本文化十四年丁丑年，清嘉庆二十二年），受医学馆委托，当年入津之商船将两部医学馆本《圣济总录》载回中国。两部看起来虽数量不大，但实际上江户医学馆活字刷印的总量也才 200 部。

力促此事的应是医学馆馆主丹波元胤，因为他的父亲丹波元简就曾积极推动千贺芳久本《御药院方》、千田恭本《难经集注》传入中国。《御药院方》，国内“有明以来，传本渐稀，故自《文渊阁书目》外，储藏家绝无著录者”，千贺芳久于宽政戊午（1798）冬活字印刷了《御药院方》200 多部。丹波元简建议由清代商人带回国内。丹波元胤对此事有叙述：“庚申春，先子建言，以数部付崎阳镇台丰后守肥田赖常，送清商沈敬瞻。”《难经集注》为中国国内久佚书籍，千田恭（1757—？）于日本文化元年甲子（1804）刊印。丹波元简期待该书能像皇侃《论语义疏》一样在中国产生极大影响，故力促传到中国。他在《重刊难经集注序》中说：“因思《论语皇疏》，彼土失传，天明中吴商汪鹏寓于崎岙，偶得而还。乾隆戊申，歙鲍氏再刻，以收其丛书中。今子敬之有此举，异日傥依海舶之便而传彼土，则虽谓之有功于国华亦可也。”丹波元胤曾感叹千贺芳久本《御药院方》传回中国后没有反馈：“尔来阒无消息，不知何故。”《难经集注》《圣济总录》也一样，《难经集注》对中国学界影响较大的是《佚存丛书》本。《圣济总录》的这次传回情况也未见文献记载。

二、商人、书坊与回流

在某种程度上，江户医学馆是通过商人将书带到中国。之后，商人、书坊更加积极主动地促进《圣济总录》的回流。首先就是三木佐助和麦梅生两人的贩卖。三木佐助（1852—1925），原名彦七，日本人。麦梅生，生卒年不详，居住在神户的广东华商。1871（清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四年）至 1879（清光绪五年，日本明治十二年）年间，两人合作贩卖了大量书籍到中国。1901 年，将近五十岁的三木佐助在自己的回忆录《玉淵叢話》（日文）中谈到了两人贩卖到中国的书籍情况，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大部头著作，包括《廿一史》《通志堂通解》《五礼通考》等 11 种；第二类为和刻汉籍，包括《大学衍义补》《圣济总录》《东医宝鉴》等 15 种；第三类是书板，包括《群书治要》《外台秘要》《东医宝鉴》等 8 种。所谓和刻本《圣济总录》就是江户医学馆聚珍本。因为贩卖求利，数量应该远远超过两部。

诸如三木佐助和麦梅生这样的商人应该不少，但因为资料匮乏，今天已经无法获知当初的情况，幸亏《申报》提供了部分书坊贩卖《圣济总录》的信息。自光绪七年（1881）开始出现，至光绪十年（1884）五月（即杨守敬回国），发布日版书籍广告的书坊就有上洋千顷堂协记、扫叶山房、文瑞楼、千顷堂、万卷楼、紫文阁、醉六堂、读未楼、抱芳阁书庄、文玉山房、福灜书局等十余家。其中很多广告都涉及足本《圣济总录》。例如，光绪六年（1880）十一、十二月份，《申报》登载的《发兑书籍》广告有“并有古书足本《圣济总录》等，欲购者请来面阅可也。上海千顷堂”的内容。这里的足本应该是指医学馆聚珍本。既然登载广告，数量应该不少。光绪八年（1882）八月份的《足本圣济总录》广告更表明江户医学馆聚珍本的价值：“是书原刻尚缺四卷，洵未补入，今有东京补摆足本，洋六十四元，欲购者速至宝善街公顺里文海书局取阅可也。” 这有利于吸引读者，必定加大回流的数量。另，文海堂书局十一月份发布的《旧书寄售》、十二月份发布的《寄售初印旧书》也都包括足本《圣济总录》一书。可见，书坊对该书的回流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书坊贩卖的《圣济总录》流向不明。有些藏书家的收藏本可能来自书坊，如丁丙（1832—1899）的藏本。其《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一六著录了医学馆聚珍本“《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二百卷《目录》一卷，日本刊本”，并云：“此为日本文化十一年东都医学提举司杉本良仲温序刊，完全不阙，洵医林大观矣。”提要未提及收藏过程，鉴于丁丙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从上海书坊获得此书的可能性很大。后丁氏藏书归江南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多次更名，现为南京图书馆古籍部，丁氏旧藏的《圣济总录》亦藏于此，《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著录。相比南方藏书家的地理优势，北方的藏书家想从上海获得书籍的难度较大。鉴于很多大的书肆会在各地开分店，北方藏书家就有机会获得此书，如邓邦述（1868—1939）就是如此。一开始邓氏受托帮好友冯敏卿“在都门觅一本”，可惜是“吾国本，敏卿审其不足”。于是，邓氏“遍访之书肆，乃知日本始有足钞本”，终于获得一本，“日本所钞，兼用朱笔校过，致为罕觏”，于是自己亲自珍藏，并题跋于上，时间为“壬子”（民国元年，1912）。该跋收入《群碧楼善本书录》后，“遍访之书肆”一句被删除，原因不详。邓邦述藏本后归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的就是此本，现藏于中国台北傅斯年图书馆。

三、东瀛访书与回流

晚清民初，中国学界兴起了在东瀛访求古籍的热潮，访回了大量珍贵书籍，为祖国民族文化遗产的保存作出了巨大贡献。先后获得足本《圣济总录》的藏书家有杨守敬、李盛铎、楼藜然等人。

杨守敬访到的是钞本，李盛铎、楼藜然两人得到的则是江户医学馆聚珍本。李盛铎（1859—1937），江西德化人，字椒微，号木斋，晚年又号麐嘉居士。他前后两次赴日。第一次是担任驻日公使，1898 年8 月接受任命，1901 年 11 月任满回国。第二次是民国时期，1913 年 6 月至 1914 年 5月期间其奉袁世凯之命到日本考察经济。两次访日，李盛铎访回了大量古籍，《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应该就是其中之一。李氏藏书现大多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也在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著录两部：日本文化十三年（1816）东都医学活字印本一部、第二部有抄配。可见，李盛铎所得也是江户医学馆本。

楼藜然（1855—1920），字兆福，号蘠庵，又号小竹素园，浙江诸暨人，光绪己卯（1879）科举人，曾任梁山、巴州等地知县、汉州知州等职。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三月二十一日，他从上海启程赴日考察，六月十九日回国，历时 3 月，撰有《蘠庵东游日记》。1916 年，楼藜然慨然出其全部藏书创设诸暨图书馆，1919 年建成开放，进而撰写了《诸暨图书馆目录》8 卷。《诸暨图书馆目录》子部医家类部分著录了自己访购的《圣济总录》：“日本文化十一年，即清嘉庆十九年，彼国医学据元椠以聚珍版精印，大字本。”楼氏很重视此书，撰写了很长的提要，论述《圣济总录》的流传及回流版本的特征、价值等，最后云：“昔陈氏鳣藏明抄大德本《圣济总录》，印有小像图记云：‘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余从海外携来，敢亦以仲鱼印语，敬告邑人珍护之。”在诸暨市图书馆官方网站，检索馆藏书目，没有该藏本信息，不知是否亡佚。

与杨守敬等人不同，沈德寿没有去过日本，他是拜托去东瀛的亲友帮忙访归医学馆聚珍本的。其《抱经楼藏书志》卷三十六著录“《大德重校圣济总录》二百卷，东洋刊本”并叙述了获得过程：“丁未岁正月，舍亲前往瀛洲，临行谒谒，嘱托购置《圣济总录》一书。后仅见寄《圣济纂要》以归。展卷翻阅，并未原书。复函致寻获，时违一载余，始于神户坊间搜罗东洋刊本《圣济总录》一册，什袭珍藏，宝如拱璧，且价亦甚昂云。光绪戊申年八月望日，沈德寿药庵识于守先居。”沈德寿藏书散佚后，该书已不知所踪。

四、学者们的刊印尝试

东瀛访书回流的往往是单册，为访书者所珍藏，不为学界所知，一般谈不上什么流传。书坊贩卖来往于两国间，回流时可能有复本，流传相对较广。至于刊印，则一书化身千万，能够普遍流传人间，实现彻底的回归。

首先提出刊刻此书的是冯一梅。冯一梅（1849—1907），字梦香，浙江慈溪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朴学大师俞樾（号曲园）弟子。他本身习举子业，但光绪三年（1877）参与校勘《黄帝内经》的经历使他对医学产生兴趣，也使他跟浙江书局建立了合作关系。光绪九年（1883），冯一梅为浙江书局拟定了一个应该重刊的医书书目，即著名的《拟重刻古医书目》。列为“深愿浙局付梓”第一位的就是《圣济总录》，理由如下：

《圣济总录》二百卷，宋政和中奉敕撰。《四库》著录止《纂要》二十六卷。乾隆五十年，震泽汪氏始以二百卷原本梓行，今所传燕远堂本是也。但此本尚非完帙，其第百九十五卷、第百九十九卷、第二百卷皆仍原本之缺，且第百四十五卷中有脱文，第百九十三卷中有脱文百零三行。汪氏竭尽心力，无从校补，悉照原缺登梓。近日见有东洋刻本，凡汪有所缺，皆洋本所有。数百年来，古本将湮，今日复成完璧，欣逢此会，时哉弗可失矣。窃拟用汪本为底本，再购洋本一册，与之参校付刻，必成善本。或洋本不易购致，向近时已购得洋本之家，借抄缺卷，似亦较便。此书卷帙浩繁，若民间私刻，非大力者不能胜任。且古方书如《外台秘要》已刻于岭南，《千金方》已刻于沪上，得此则北宋以前古方从此可得大概，故局刻古医书，梅独以此为当务之急而首列之。

整体来看，冯一梅认为，《圣济总录》应该刊刻的原因有三：其一，中国现存的《圣济总录》各个版本皆非完帙，而东洋刻本的回归，使该书复成完璧，机不可失，应该刊刻；其二，该书卷帙浩繁，民间私刻不能胜任，故浙江书局应该承担起责任；其三，如果刊刻此书，则北宋以前古方“可得大概”。关于整理方法，冯一梅提出“拟用汪本为底本，再购洋本一册，与之参校付刻”，如果未能购置东洋版本，就“向近时已购得洋本之家借抄缺卷”。可以说，冯一梅的理由充分，方法可行，惜最终未能成行。

冯一梅提出刊刻的时间为光绪九年（1883），当时杨守敬还未回国，他是通过书坊获得此书信息的。而另一位计划刊印《圣济总录》的柯逢时则是通过杨守敬获得此书。柯逢时（1845—1912），字懋修，一字巽庵，晚年号息园，湖北武昌人。清光绪九年（1883）进士，授编修，历江宁知府、陕西学政、江西布政使、广西巡抚、土药统税大臣加授尚书衔等职。他重视医学，创办武昌医馆，刊刻了著名的《武昌医馆丛书》。

为了刊刻医书，柯逢时向多位藏书家寻求帮助，自然也想到了同乡杨守敬。在跟杨守敬商借的众多医籍中，就有《圣济总录》。如致杨守敬的一封信函就云：“《圣济》请再发十册分校。”底本为杨守敬所藏钞本，校本则是丁丙所藏的刊本。在致缪荃孙一封信函中，柯逢时指出“借得惺吾倭钞大字大德本，已校出三十余卷”，只是“倭钞亦多脱落”。阅读“丁氏书目，有倭刻文化十一年本”，于是拜托江南图书馆（丁丙藏书归于此）总办缪荃孙“补钞”。柯逢时身在武昌，而丁氏藏书（江南图书馆）在南京，利用不便，柯逢时又提出请缪荃孙弟子丁国钧（？—1919）帮助校勘，见致缪荃孙第十一通函。应当说，丁国钧是合适的校勘人员。解决好底本、校本、校勘等问题后，柯逢时考虑到湖北书手少，拟将此书在湖南刊刻。但湖南情况有变，导致原来计划无法实施，这在柯逢时致缪荃孙的多通信函中有谈及。无奈之下，柯逢时退而求其次，准备石印出版。致缪荃孙第九通函就云：“（《圣济总录》）惟卷帙繁多，刻工太少，……自揣衰颓，河清难俟。近与同人约，拟将《圣济》。”又称：“先用石印，精制成书，惠此来学。……在通人或不以为然，而苦无可如何，出此下策，我公闻之，当亦听然而笑也。”石印本书籍大都校勘不精，文字错讹、质量欠佳，故学者及鉴藏家均不甚重视之。这也就是函中所言“不以为然”“听然而笑”的原因。柯逢时能够想到石印的“下策”实在是“自揣衰颓，河清难俟”的无奈之举。但遗憾的是，石印方案也未能成功。时人也颇多遗憾。杨守敬就言：“巽庵公创医馆，刻……《圣济总录》……均末蒇事。”

除了冯一梅、柯逢时，邓邦述应该也动过刊印的念头，只不过该书卷帙太多，力不从心罢了。其在跋中就谈道：“惜余不知医，又无力为之刊布，仅为吾国留一足本。”“无力为之刊布”既表明了想刊刻的想法，又表明了不能刊刻的原因。

五、浦鉴庭与《圣济总录》的出版

虽然学术界有识之士一直积极推动《圣济总录》的出版，惜均未成功，直至浦鉴庭才完成了历代学者的夙愿，将之石印出版。关于浦鉴庭的资料很少，学术界谈得较多的是其创办了文瑞楼。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来中国访书，1930 年 7 月到了江南，留下了关于文瑞楼的记载：“出了河南路右转，路的右边有文瑞楼……文瑞楼是道光咸丰年间，石印方法传来之际，由浦鉴庭开设的。”长泽规矩也的叙述主要基于调研，杨丽莹则是通过学术考察，对浦鉴庭特别是文瑞楼进行了阐述：“文瑞楼，光绪中从无锡迁入上海。店东浦锡龄，字鉴庭，无锡金匮人……光绪八年（1882）三月初二日设分号于上海北市宝善街东口，称为文瑞楼，仍从事雕版印刷与发兑各类刻本，彼时尚未采用石印。约于光绪十九年（1893）开始采用石印出版书籍。民国间以石印出版诗文别集类书籍为主，资本约三万元，员工十人。时邹登泰为其编辑，于民国六年（1917）撰有《文瑞楼书目提要》。”

因牌记未有出版时间的相关信息，学术界普遍将文瑞楼本的出版时间定为中华民国八年（1919），依据是《文瑞楼重刊圣济总录缘起》的落款时间。但《申报》上面的相关广告表明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民国九年（1920）三四月份《申报》多次登载《医学之巨著圣济总录预约广告》，其中云：“现已付印，兹为普及起见，先行发售半价预约券，以供同好，限满即照定价出售……预约期限旧历三月底截止（川、陕、云、贵转缓一月），四月出版，凭劵向原购劵处取书。总发行所：上海棋盘街文瑞楼书庄。售分处：苏州绿荫堂书庄、各省各大书局。”五月份登载的《购圣济总录预约劵者鉴》又云：“此书自付印以来，本定夏历四月底出版，虽督促星夜赶印，无如卷帙浩繁，既不能草率从事，又不能并日兼营，权衡缓急，惟有稍宽时日，现定夏历五月中旬准期出版，至时或请持劵领取，或即付邮寄奉，决无延误，恐未周知，特此奉闻。上海棋盘街文瑞楼书。”这些都是文瑞楼发布的广告。可见，《圣济总录》具体的出版时间为民国九年（1920）六月。虽为石印本，但文瑞楼本底本精良、校勘认真，版本质量仍值得称赞。更为重要的是，该本的出现标志着这部国内久佚的医籍已经彻底回流到中国，自此之后一般民众均有机会接触并阅读此书，而不像原来的回流本只能在较小的圈子里流通，甚至不流通而秘藏于藏书家之手。

《圣济总录》的回流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通过梳理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学术界普遍公认的书籍回流始于杨守敬并不准确，在他之前的很长时间内书籍回流已经开始，更为重要的是回流的途径并不限于东瀛访书一种，来往中日两地的商人、书坊均起到很大的作用，日本学界的推动也不容忽视。

编辑：川柏

图源：网络

刊发于《中医药文化》2022年第6期

《晚清民国期间的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