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北京报道
人工智能逐渐渗透到人文领域，引发高度关注。在互联网相关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历史研究应该有哪些相应的变化？ 我们该如何更高效亲近历史真貌，汲古润今？
2月24日，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明夷：新史学的重建与开新》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举行了新书发布分享会。该书作者、知名历史学者马勇，与主攻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晚清政治文化史的中央党校中国史教研室主任王学斌教授，在现场进行了对话交流。
马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史等研究。著有“晚清四书”系列（《觉醒》《维新》《国变》《革命》），以及《激荡：晚清二十年》《回望：近代一百年》《中国儒学三千年》等，录有音频节目《中华文明通史》等。
《明夷》是马勇新作——一部梳理史学研究的历史经验文章的文集。全书分为“老辈史家的经验”和“我的史学研究”两大部分，追述旧史研究的窠臼，探明外部史学的影响，揭示甲午战后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变动。
其中“老辈史家的经验”部分，马勇介绍章太炎、蒋廷黻、张荫麟、范文澜、胡绳等前辈从事史学研究的经历，他们进行史学研究时受到的一般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秉持的史学观念和方法等，分析章太炎《訄书》《清代学术概论》等史学名著的价值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在“我的史学研究”部分，马勇分享了自己从事历史研究的一些方法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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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在分享
马勇的历史书写脉略清晰，文笔流畅，可读性很强。比如在“《訄书》与中国史学转型”中，他这样写道，“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即便是学术成就斐然的大家如郑玄，如韩愈，如二程，如朱熹，他们留给后世的大都是感想和随笔，稍有建构体系野心的如刘勰、刘知幾、章学诚，也不过比郑玄、韩愈等略强些，留有《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訄书》。”
对历史学科的本质和性质，马勇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深入认识，“在相当程度上说，历史学是主观性最强的学问，是对人类智慧的终极考验。史学也没有办法真正复原过去，更没有办法像实验科学那样重新实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要完全绝对还原历史原貌是很难的。每一个写作者、每一个读者的立场、知识结构、经历、见识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不论有多悠远的历史，有多丰富的资料，历史学仍然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因为消失过的东西只能去重建、复原、逼近，而不可能真正还原。历史学无法重建一个完全真实的历史场景，但其永远都以还原历史、回到现场、达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为基本学术诉求。读者、听者是否认同历史学家的分析、判断，主要就看研究者的结论、记录能否做到历史与逻辑一致。”
历史学作为一种学问，除了弄清历史真相，记录历史事实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参与历史的创造——我们可以通过历史了解过去，汲古润今，更好地服务现实。
对谈现场
网络让信息流通更通畅，给历史学研究带来很大便利。王学斌在分享中提到，“在大数据时代，虽然人们可能通过现代化的手段看到很多数据、很多文献，但是人们的知识积累是有限的，只能基于自身的技术积累和眼光视、野去做研究，这种局限可能是主观的，但是要以求真求实的心态去做研究。”
马勇说，所有的写作都是要让别人明白，要把自己的意识传导出去，“我的书是写给非历史专业的人看的，要符合这样的大趋势，就要讲出专业性。因为读者认同我的专业出身，我就要写出自己的专业性。与此同时，在目前这种网络背景、阅读状态下，我们的历史写作也要注意结合现实，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现在短视频、手机阅读盛行。专业学者怎么能够让自己的著述被更多人喜欢？“其实考验的还是怎么写。他认为，一方面要坚守专业性，另一方面也要做一些转变。学者要在有丰厚的积累之后，能够用特别深入浅出的语言把一件事讲清楚，让大众读者产生共鸣。”王学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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