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皖:天才隐形|天涯·新刊_徐州_几个_帕瓦罗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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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读者新年好!

今天是节后开工第一天,大家会逐步从热闹的春节假期向日常工作和生活回归。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然而一个稍显沉重的话题则是,不是所有的辞旧都能迎新,不是所有的告别都有重逢。人生路上遇见的全能型天才,却可能像春节璀璨的烟花一样短暂。乐评人李皖的这篇文章就记录了这样一位人物。今日与大家分享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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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隐形

李皖

我跟薛彭生高中开始同班。刚认识那会儿,我问他:“你妈妈姓彭?”忘了他怎么答了,只记得他妈妈不姓彭。

高一下学期,学校以“纪念五四”为题,向全校征文。我写了首“长诗”,得了第一名,诗贴在学校橱窗里。这次征文,让青春期的孩子们得以显山露水了。之后我得知,许多同学开始写诗,以诗参赛,而不像以往那样写作文。彭生也是其一,彭生那回写的诗叫《青春》,不长,估计二十行吧,但特别有力,满是不寻常的句子和迸裂的激情,但跟“五四”没什么关系。我还能记得他的字迹的样子,那片纸的样子。那不是当时的高中生能理解的,我看了之后,只有不说话,因为说不清。

仲海读了他的诗,也读了其他几个人的,说:“我只服薛彭生。只有他是诗人。”彭生自己也这样自识吧。某日,下午自习课上,他随手写了四行诗,掷过来给我看:

酒杯里盛的永远是酒,

水杯里盛的永远是水。

如果我的杯子里不是溢满了琼浆,

我怎敢拿它与你干杯!

老薛让人不得不服,这四行诗我至今记得。

班主任李连军老师和我住在同一条街上。上学放学,我俩经常会同路,一路上聊起各种各样的话题,有时说到薛彭生。李老师谈到了拜伦,谈到了戈培尔,说他们像,才华都异于常人,腿脚又都有点儿小毛病,思想上,也都有那么点愤世嫉俗。“愤怒出诗人。”李老师说。

还是高一,歌咏会。那是“五四”之后了,在六月份。有一天,李老师把我叫到一边说,班上准备上一个独唱,只上一个独唱,让薛彭生唱。李老师心细如发,知人、察人、怜爱人。我那时喜欢唱,平时表现多,唱得还行。他怕我有什么想法,对我的“才能”大加赞赏,说了不少好话。“但是,薛彭生的歌唱天赋,是超乎常人的,最能代表咱们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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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彭生在歌唱上的天赋,一无所感。倒是李老师提醒我了,帮我发了蒙。他听过彭生在班级元旦晚会上唱《太行山上》,一曲难忘。此后,每天放学后,李老师除了排我们的小合唱、二重唱,也专心辅导彭生唱《满江红》。

歌咏会安排在傍晚。彭生上场时,天已经全黑了。音响很差,当天的演唱类节目基本上全是“车祸现场”,但彭生的声音确实浑厚有力,是那次歌咏会最响的,全场都能听到。

那之后我注意到,很长一段时间,彭生最爱的歌唱家是帕瓦罗蒂。他唱歌偏紧,有点用力过猛,不为同学所喜。不过,他是我认识的唯一对意大利唱法无师自通的人,腹式呼吸、胸腔共鸣,非常自然。我后来结识了不少歌唱界的人,发现即便对于专业的歌手,这都还是个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唱歌都是自然发声,带一点自然的修饰。尚无流行歌曲进来时,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唱法。但彭生不同,他已经“帕瓦罗蒂”,并且还蛮正宗。有时遇上帕瓦罗蒂的歌曲,比如《我的太阳》《重归苏莲托》,我也会哼两句。彭生时常示范:“不对不对,这样……”“还是不对,从这儿,自然……”“不是憋着……”嗯,我到现在懂了点儿,但还是没学会。

高二,分了文理科班。我和彭生仍在一起,有一阵子是同桌。他发现我的一个弱点——会被自己的想象惊吓。上自习课时,他悄声跟我讲故事,让我产生幻觉。有时也不是故事,就是一些场景,比如云龙山、一条无人的小路、医院走廊、楼梯、月光、钟声……这家伙有绘声绘色的能力,经常让我感觉毛骨悚然,哪怕是大白天,哪怕阳光灿烂。

那一年暑假,假期语文作业是办小报。彭生的小报叫《小草》,报头有漂亮的行书,旁边以潇洒的笔墨寥寥几笔勾出一块山石、几片草叶。假期归来,教室的后墙挂满了小报,我对彭生的《小草》注目良久,心里只有吃惊。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大家都迷上了书法。某日密谋后,几个男生趁着夕阳将落,潜至云龙山碑廊拓碑。彭生是拓碑主力,自学弄会了拓片的全程手艺。我给他打下手,递墨、递纸、递湿抹布,一番手忙脚乱,做贼心虚……最后拓的一个字,是路边山石上巨大的“忍”字。天黑得快看不见了,不便再作业,我们收了手,几步攀至山顶,站在山头俯瞰万家灯火。

至今我还记得那个情景。那几乎是徐州城入夜唯一的情景。想到徐州,想到古彭城之夜,我就会想起那个情景:一大片黑蓝,远处几抹更黑蓝的是远山,万千灯火皆依伏在脚下,几个少年站在山顶。我们喊了几声,按古人说法,该叫“长啸”吧。我那时刚读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觉得这像极了结尾时的那一幕:拉斯蒂涅站在山头,俯瞰着巴黎塞纳河两岸的灯火,气概非凡地喊了一句:“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

又有一段时间,大家迷上美学。几个老迂磨,尤其是彭生、志文,开口闭口,都是“美是什么”“老虎美不美”“老虎什么时候不美”……翻来滚去,每每争得面红耳赤。我从那一段时间开始,知道了“美是生活”“美是劳动”“美在主观”“美在客观”“美在主客观”等各派意见。许多年后得知,这时中国美学界正进行着一场比彭生、志文更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在尚未成年的我们身上,也留下了痕迹。

彭生有个窝。他在家中独占了一个房间,他家就在邮政局后面那座小院的尽头。这也成了大家的窝。几个玩得来的伙伴,都喜欢到那儿蹭,多数时候是吹牛,偶尔也干些别的。我在那儿第一次读到艾略特的《荒原》,在一本《世界文学》上,译者是裘小龙,始知诗歌有此种写法。第一次通过红灯牌收音机、中华牌电唱机,听到了合成器——由晶体管发出的,雅尔在紫禁城演奏的,直觉得此声发自天外,散发至宇宙洪荒。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么辽阔、无限的寂寥空无,只这一次,觉得世间有一种声音,超出了人世、生命、星球、太阳系,没着没落地在宇宙间激荡……

又有一阵子,大家迷上了画画,彭生是师父,彭生的窝是画室。一天傍晚,我在淮海路新华书店买了书,拐进了邮政局后的小院。夕阳斜进窗子,几个伙计正在写生,面对着墙上的一张葡萄静物照。郝佳、红卫、王利、彭生……郝佳好像在画自己的手,右手画着左手。我从那以后,再没碰过绘画。小学时,我是班里画画最好的三个学生之一。初中班上,我的绘画成绩最优,多次习作都在90分以上。矫苏平老师曾提起,某某比赛,你可以画张画,参加参加。认识彭生,尤其是这一次之后,我意识到,在绘画上我全无才情,也没天赋。彭生的写生、造型能力,即便是刚向他讨教的初学者如郝佳,其显露出来的水平,都让我明白到这一点。那时彭生常提到的绘画至交是王竞。我见过他们贴在学校橱窗中的画,此前还不觉得怎么样,以为自己再努力努力,或许能达到那样的水平。等同一班共聚多时,见识日多,我才看清楚他们的水平,也明白了自己能力有限。

少年初心,一切都在萌发中,天地万物骤然开阔,像打开了一扇扇秘密之门。我们常走在校园里谈刚念的诗、刚读的小说、刚看的电影。电影这种艺术让我们感到,小说和绘画或许都正在面临巨大的挑战,电影才是未来的艺术。彭生的见解,也每每让我有忽开新境之感。

《人生》——先是路遥小说,然后是吴天明的电影——轰动了。那几天,在操场上来来回回,我们长谈的话题,便围绕着这部电影。彭生说《人生》并非什么佳作,并举出许多的例子,分析这部电影的不足之处。如镜头之间光影的跳,如绿扑扑田野场景的闹。他以一部外国电影为例,说其光线、色彩、剪辑如何之精妙;说导演为了色调和谐,为了表现主人公的心理世界,把房屋、土地、河流,统统都染上了颜色。蒙太奇、长镜头、淡入、淡出……我最早是从这里知道了这些电影术语,在一个铺展开来的新世界里,一步步走向更深。差不多二十年后,我通过影碟观看了塔科夫斯基的《乡愁》,意识到彭生当年所讲,将房屋、土地、河流都涂上颜色的正是这一部电影。

读到世界史,其中提到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引用的译本是孙用的白话诗译法:

自由,爱情!

我要的就是这两样。

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我又将爱情牺牲。

我们都觉得不习惯,说还是用旧体诗翻译的好。彭生很激动,对裴多菲的自由诗体赞不绝口,指出其中的节奏要素,并大声朗诵,毫不拘于成见。他的见识,他的激情,真真诗人也!

1985年元旦,中学最后一次新年晚会。大家都已年届十八,少年心气越发激荡、蓬勃、桀骜不驯,而彭生尤甚。我试图说服他给晚会的舞台画个画;另外作一首诗给同学们,代表班级作为晚会主题词。他一直都没答应。对群体的认同,他不像是从前了。彭生好像尤其有自由的意识,对不认同的,就是不认同,绝不屑为乌合之事。

我只有拿兄弟情义说事,却并不很奏效。1984年最后一天的中午,晚会眼看着要开始,彭生走到黑板前,信手拿起一根红粉笔,开始画。牛年生肖邮票刚刚发行,他就以这个为摹本,画一头牛。大约一堂课的工夫,一头昂首挺胸、眼望南天、似在嘶吼的壮牛,已横立在面前,满满登登铺了一黑板。当时我刚有点近视,新配了眼镜,时戴时不戴。我站在教室后头看这头牛,戴上眼镜,那些筋肉、骨骼仿佛鼓凸活现,似乎成了立体的,全有了质感。我把这发现给彭生说,他也刚有点近视。把我那两百度的眼镜借给他,他左看右看,走到这边又走到那边,一边看一边嘴里哼哼:“嗯,嗯,不错。肌肉……筋骨……下面隐含的骨架结构……嗯嗯,看咱,真不错!解剖学的质感啊!半似!半似!”(半似,徐州方言,意为“好到极处”,“半似”疑非正字)彭生心情大悦。也许受此激发,几十分钟后,也就是晚会开始前一刻,他的诗作也出来了。我还记得这首诗的最后几句:

向前走啊,走下去

头顶是同一个太阳

脚下是同一片土地

这是当年我们的毕业歌——就要告别,就要四散去,似没有一分留恋,只渴望着要出去,要走出去。但是它有一种达观,也是一种命定:不管四散到哪里去,头顶还是这太阳,脚下也还是这土地。

高考后,我去了复旦大学,彭生去了南开大学。信纸纷飞,一时把我们埋在书桌上。比起其他大多数同学,彭生的信不多,也不长,多谈及诗社和他所在的中文系,用那种我极为熟悉的“圣人蛋”语气。诗人小海是他的同学,彼时是南开大学的名人,诗名传到了校园外,彭生谈起他,语多批评。又有一回,著名诗人韩东到南开大学开讲座,人潮涌动,连窗口处都挤满了人,演讲一结束,许多学生蜂拥去索签名。彭生说,他从地上捡了一张纸,上面有一个鞋印,递上去……

寒假暑期归来,同届的、同班的同学相聚,每次都像新武林大会——好友多日不见,再见面大家都长了新本事,刮目相看,不服来战……一时间翻翻滚滚。缠斗得最激烈的、盛事中的盛事,当属围棋争霸和吉他比试。

围棋下到了最后,只剩下彭生和郝佳。两人从夜晚战到清晨,彭生从平手棋,到授一子、授二子、授三子,竟一直授到六子,这郝佳仍是战他不过。

我以为郝佳是负了急,自乱了阵脚。要说这郝佳可是人精,《少林寺》看罢便会鲤鱼打挺,学个杜丘冬人几可乱真,文、理、外兼优,85届高考摘得了江苏省外语科第三名,再不济也不至于让彭生授六子。

棋罢斗琴,郝佳、仲海……再次败下阵来,固然他们在北京见了世面,组了乐队,乃至成了校园风云人物。彭生有一双铁勾般抓得人手疼的大手,用这双手,他从琴盲起步,两个月,居然硬生生将一首《爱的罗曼斯》收拾得玉润珠圆。又过一学期,琴手们奉为至高段位的《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彭生说他练成了!“《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练成了?连滚带爬可不能算!”这完全不可能嘛!见我们没一个信。这厮拿过琴来,琶音、大轮指、把位切换……密集的音律吹卷了阿拉伯的夜与昼,如风、如光、如时光般的繁复手法,彭生竟似信手拈来,毫不费力。

这之后,我们便很少见面。大学毕业我去了武汉,进报社做了一名记者。彭生兜兜转转、曲曲折折,似乎总没个固定的去处,也没个固定的工作。他先在徐州一家国有广告公司,没过几年又离职,去广州、北京、上海……在美国康明斯公司任过职,又跳槽至日本电通广告公司。他终于在上海稳定下来,还是做广告,似乎很成功——办了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还开了一家印刷厂。新千年后,我到上海“考察”报业,结识代理晨报广告的某广告商,他居然认得彭生,提起彭生他两眼放光,连呼“大神”,说在广告思想和创意上,那可是“上海滩教父级的人物”。据他说,有多家著名客户的诸多品牌,其幕后的传奇推手都是彭生。

那一年,我携妻挈子,回乡探亲。大年初三晚上,彭生微醺着来看我。他还单身着,还是那个模样,白净且英姿勃勃。在院子里见到我儿子和外甥,弄清他们和我的关系,非要给压岁钱,拿出一叠百元钞,追得两个小学生满院跑。

延引至屋内,我问他为什么还不娶妻。彭生说:“尚未立业啊,怎娶妻?”然后他感慨世道艰难,直说得咬牙切齿,仍是当年那个愤怒青年。说到某一日,他心头只觉一片昏黑如同困兽,冥冥中走进徐家汇的天主教堂,但觉得世间污秽如斯,穹顶如万吨巨轮碾下,上帝立在天顶凝望。

愤怒青年结婚,是2009年轰动我们班的大事。眼见着同学们有的已在奔向“空巢”,彭生终于大婚,新娘是“八○后”上海姑娘丽娜。他们婚后不久,诞下一子;又三年,再诞下一子。居家便有了居家的安定,彭生在德国定做了一把琴,说要将吉他再捡起。北方佳木,祖传手艺,德国工匠,手工打造——某一天,班级群里的话题是“彭生弹吉他”。视频中,彭生一边不时伸出手去抚弄幼儿,一边还用这把名琴随意弹奏那高难度曲目,那英俊倜傥、白净青春的模样,竟似岁月把他漏了网。我和郝佳,此时算是见了些音乐界的世面,但看了彭生的技艺,叹为观止,仍只有拜服。

此后,彭生一边继续经营着他的广告公司和印刷厂,一边又建起了酒窑,专营法国葡萄酒,尤推崇波尔多和勃艮第。一旦聊起酒来,他总不忘给我们念真经,直把那些伪传言、贴牌酒、制酒售假的旁门歪道一一揭露。有时,同学们在外地小聚,也不忘将花费数百的葡萄酒拍了照发过去,请他鉴别。彭生会说:“这个你们也敢喝?”“这个只能用来漱口!”“这个只能洗酒杯!”

同学们的聚会,主要是在班级群里了。虽然很少见面,我们却像天天在一起。班级群无彭生不欢,无彭生不闹,无彭生不吵,无彭生不杠。这家伙海阔天空,没有他不精通的。他是永远的辩士、斗士、战士、毒舌、杠精,好勇善斗,所见皆污秽,皆丑陋,皆烂疮流脓,皆黑暗无光,红肿溃烂。他危言耸听,仿佛天之将倾,又仿佛我们都已成为黑暗的零件和帮凶。大伙在一起常踹他,拳脚相加群殴碾压他。他愤怒失望地退群,被拉进来;再退,再被拉进来;再退……

2018年,彭生有一年多没有再回到我们的班群里来。但朋友圈中,我时见他的身影,继续在转发着那些意见激烈、愤怒的文章,他激昂慷慨,忧时愤世,一惊一乍。

这一年岁末,武汉大雪。雪中来去,我为了送岳母就医,出这个院门进那个院门。适逢市里开两会,报社不敢懈怠,新旧交替的年轮,便在进退失据中转过去。

1月5日,我接到严徐文的电话,说彭生肺癌晚期,已经五年:“这次不在上海就医,在徐州住院,可能是不行了。”7日上午,我再收到郝佳的微信消息,说正赶往徐州去。我说过两天去。晚8时,郝佳发来微信消息:“彭生已经走了。”

彭生五年前即知自己患了肺癌,两年前病情恶化,但他自始至终未让同学们看出一点异样。从头至尾,其所谈所感,言行、态度、姿势,一直不变。而且,他好像依然年轻着,翩翩美少年,仍似当年模样。我们私下里常感慨,这个班上最帅的男生,似乎懂得青春永驻之术。所以,当彭生的病情的消息传来,无一人不感到难以置信。那几天,天南海北,高中和大学的同学乘动车、赶飞机,纷纷奔往徐州,以见他最后一面。

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彭生当时的心愿是除了家人什么人都不告诉。拒绝探望,不受慰问,甚至不行徐州规矩,不设灵棚,不收纸钱,不作告别,只等待火化、入了土,再通告他的同学和朋友们,方便时或到他的墓前一别。只因最后一刻,他的妻子抱了最后的幻想,最后一刻,以为同学、朋友的相见和激励,或许会让他活下去,因而告诉了来往最密切的三五好友。消息因此散了出去。

据彭生的妹妹讲,虽已病重,彭生仍坚持与家人一起进餐。“那是一家人相聚的时刻,他会讲很多话,甚至会故意激起争论。这时的我已能读懂他了,其实他需要的不是辩论而是倾听,不是争个对错,而是得到认同。”

“他之于尘世,因为走进而了解,因为了解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痛苦。思想的丰富,这于禀性执拗的他则是不幸的,他常对不平之事,如困兽般愤慨、呐喊和挣扎。”此时,这个一贯坚持己见,分歧时绝不留余地,“必是一剑杀死”的哥哥,在妹妹的眼睛里现出了他“那孩子般率真”的面容。

弥留之际,彭生呼吸愈短,精力渐无,身上的力气,只够轮流半睁开一只眼。他不让他的老母亲离开,生怕老母亲一离开,同学们就把钱礼留下。

没一个人不感到突然。九天前,郝佳与彭生新开了一个棋局,还挂在网络上。白授七子棋,双方共下了四手。彭生离去第三日,11时12分,棋局落秤,判白方超时告负。

郝佳:“我终于赢了一盘。”

我:“这么多年下来,你接近他的水平没有?”

郝佳:“接近了。”

我:“厉害!”

郝佳:“可以达到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水平了。”

我:“哦,这种接近啊。”

郝佳:“他是个好巴西队,最近经常和我踢友谊赛。”

我:“直到如此病情,棋力似乎未减,厉害!”

郝佳:“此刻中国队只能在高铁站痛哭!”

此刻,郝佳在返程回上海的路上,他刚在病房看了彭生,告别了彭生。他说:“让我七子仍下不过他。他是棋神。”

彭生的小学在大马路,我在民主路。两个同是故黄河边上的学校,相距不过几百米,一个在民主路东,另一个在民主路西。

小学毕业,进初中,我们同上了徐州一中,一个在1班,一个在8班。徐州一中那座古老的青灰色教学楼,我在一楼东头,他的二楼西头。

后来,我们聚在一起了,相处岁岁年年,交流越来越多。我们的记忆,渐渐叠加、重合。这时我才发现,童年、少年、青春时期,我和彭生完完全全是在同一片街区,在同一个天地里长大。

我们在同一个理发店理发,大马路拐角的工人理发店;在同一间澡堂洗澡,大马路桥对面的同春池;有同一个活动中心,工人文化宫;去同一家电影院,文化宫电影院;学校北面有同一条河,河上有同一座石桥。

大马路桥连接着徐州东站,是我们年少时走得最多的桥。多少次,我十几岁的哥哥就是在这个桥头痛哭!那时,母亲带着两儿一女在徐州,父亲一个人在宿县。我亲爱的哥哥,每次送探亲的父亲回宿县,走到这里目送着父亲提行李包走过桥去。不解这奇怪的社会,为什么不能让父母相聚,调到一起工作。多少次,梦中有时醒来,我和彭生听见的是来自东站的同一声火车汽笛,它远远地传过了故黄河,消散在午夜清冷的月光和夜气里。

相处岁岁年年,交流越来越多,这些年,有时我会在脑中幻化出当年我们在一模一样的场景中,迎着朝阳,分别走进不同的小学——在故黄河畔,一个走这条街,另一个走那条街,其他的一切都一模一样。是啊,本来我们就嬉游在同一个地方,很早我们就相互遇见,时有交集。其实我上小学时就知道他的家,看过他家的小院。每每走过民主路,经过洋槐树掩映下的那两堵白墙豁出的院门,小伙伴们会指指点点,议论他的母亲是邮政局的员工,父亲是民政局的干部,妹妹因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是延安区号召大家向她学习的身残志坚的少年。小学生们都知道她,都知道她在邮政局院子里的家。

只是在我们都阔别了故乡以后,这些东西才叠印、复合起来,告诉我们,它们原来是同一个原形。相处岁岁年年,交流越来越多,我有时候会想:我们的脑海中,很可能有同一座一模一样的徐州城,很久很久以前那个徐州城,久得如同前世的从前。

我和彭生都喜欢打乒乓球。他会发那种又急又转的球,从球台一只角,一路上拐着弯,奔向球台对面另一只角。因此,他有个绰号叫“大砍”。第一次和“大砍”对阵的人,往往会招架不住,直接吃球。1984年夏,彭生突发奇想,带着几个乒乓球打得最好的同学,到工人文化宫去挑战,那里聚集着全徐州城球技最高的一帮高人。结果出乎意料,我们的得分没一个能过十,被高人们一顿砍瓜切菜,铩羽而归。

大家一个个灰头土脸,都很沮丧。彭生问了一个问题:“同样的时间内,打了三局和打了五局,哪一个更快乐?”

“壮年驾鹤西去,天才从此隐形。”听闻彭生去世的噩耗,这句话涌上我的脑海,脱口而出。

我的意思是说,说着彭生的这些事,知道的自知其真,不知道的只当是传说,再也无从去找他对证。天才之不可思议的形迹,已在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彭生是天才。他是我见过的天才中最像是天才的。年少早慧,横空出世,琴棋书画,诗词文章,做什么都好,索性什么都不做。

和他妹妹一样,彭生幼时也得了小儿麻痹症。只是留下的残疾不严重:左腿比右腿短3.5厘米。若非深知多年,若非见他奔跑,谁也不会知道他有这个隐疾。

一抬头间,彭生故去已近一月。年关如过关,诸事纷纷扬扬,每日忙忙碌碌。年二十八九,值最后两个夜班。报社办公楼已成空楼,一件紧迫着一件的繁琐事,终于落定、清空。在偶尔飞来一两张大样的办公桌上,我将这纪念文字渐渐收尾。

午夜过去,晨曦复来。拜年的短信和微信消息在手机中一阵比一阵更密集地响起。大年三十啊,辞旧迎新。

别了,彭生,我们的故事,再无从相聚忆念。

2019年2月4日

李皖,音乐评论家,现居武汉。主要著作有《听者有心》《锦瑟无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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