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宏振，男，1989年生，广东英德人，现居广州。小说散见于《上海文学》《福建文学》《湖南文学》《广州文艺》《香港文学》《山西文学》《文学港》《鸭绿江》《天涯》《雨花》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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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巫宏振以敏锐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书写了遗物整理师的身心况味，聚焦了独居老人的生活景观，以及子女与父母的观念碰撞，并围绕个人的具体遭际和命运转向走进对历史记忆与个体身份的追问。这篇具有“遗物精神分析学”的短篇小说思想含量丰富，精神体积也颇为丰沛。主人公因为一场大病而开始正视死亡，成为一名遗物整理师，在一次为独居老人整理遗物时，她与逝者在日记簿中完成了最后一次对话，渴望逃离过往岁月、摆脱曾经身份的老人并不能真正切断旧时记忆，而他也宿命般被儿子遗弃，这对父子都是被困在两个世界夹缝间的人。
—— 安 静
《日记簿》赏读
出发前一天，我跟福利院院长通过一次电话，确认当地并未发生新冠疫情，才订下次日早上九点半的车票，车程三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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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天到了再联系您。感谢您，张院长。”我一口气说了很多个“感谢”。
张院长没再回应我，有咚咚的声音传过来，持续了十几秒之后他才挂断电话。遗物整理师们都有一个共识：让对方先挂电话，这是最基本的礼貌。张院长的说话声有点嘶哑，这是老烟民才有的腔调，烟龄估计超四十年了，跟我父亲那样，抽到整个肺都慢慢地废掉了。
我记得刚从事遗物整理师职业时，接到的第一个委托就是去整理一个因肺癌病逝的中年男人的遗物。那个人才四十五岁，烟龄至少二十年，是一名培训机构的讲师，长相端正、帅气，在番禺区某高级公寓独居，发现时他已经去世三天了。
我把明天要带去的遗物都装进一个专门的白色纸盒里，封面上印有我们公司的logo，右下角盖着红色邮戳，还有公司地址、邮政编码以及服务电话。我在最下角一栏“整理师”右边空白处用马克笔签上我的名字：苏珊珊。这是两年来的第八十七次签名，每签一次就意味着我与逝者的最后一次“对话”到此结束。
那些遗物都来自一位老人。三天前，两名社工上门为老人配送生活物资时发现他已经倒在地上，浑身痉挛。救护车来了，把老人送到就近的医院，然而当晚他就逝世了。老人逝世的第二天，居委会打电话来公司下了委托单。我们接到委托后很快就分配人员，安排出车，去给老人做最后一次“搬家”。
逝者：陈姓老人，七十岁
性别：男
死因：心脏病复发
家庭状况：独居，妻子在十多年前患病去世，膝下无儿无女
这是居委会给我们提供的逝者的资料。我们将信息填在一张简单的资料卡上。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提到老人的任何亲人以及生前的事迹。我对逝者生前的故事有着好奇心，然而按照《遗物整理师指导手册》规定，非必要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擅自打探逝者生前的事，主要怕招惹误解，因为每个人都有秘密，别人是无权知道的。所以，我每次整理逝者的遗物时就会悄悄地跟遗物“对话”，从而去解读它们的主人，这样做起事来就有了一些温情，不那么害怕与压抑了。
“我们小区里有多少独居老人呢？”出发前一晚，母亲来我的卧室问我。
“啊？你说什么？”我在整理架上的书籍。母亲突然提问让我感觉有点诧异。
母亲反对我做遗物整理师，而且有很大的偏见。我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她把家庭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曾抱怨说，我一个女孩子不好好找份体面的工作，怎么就想做这种晦气的事情呢？可我不觉得这是晦气，它是有意义的工作，但我的辩解无济于事。他们并不理解我。人类的情感并不总是相通的。碍于面子，父母从来不在亲戚面前谈起我的工作，也许是羞于启齿，要是别人问起来，他们就说我是做家居设计的。
我的父母是二十多年前从粤北农村南下广州打工，最后定居下来的“广漂”一族。他们身居都市，血液里却还流淌着卑微的宿命论。他们非常忌讳谈论死。虽然我在广州出生长大，但是并没有免俗，我出生后，父母还是抱着我回到老家，托神婆写了一本生辰八字，条条款款，列了五十多页，把我的整个人生铺展开来，其中一条就说我在二十五岁前不能参加任何人的葬礼，否则日后会倒大霉。父母谨遵教诲。五年前爷爷去世，我没有回去见他最后一面。我在二十五岁之前，都是欢乐地享受着生，从未接触过死。
直到三年半前，我被查出患有肺部肿瘤，一切才发生改变。
医生说肿瘤处于早期，结节大于两厘米，有一粒黄豆那么大。医生建议我住院观察，尽早进行手术切除，就怕扩散，错过最佳治疗时机。我听了胆战心惊，好像命悬一线了。挂掉电话，我立马在网上搜索肿瘤的信息，查看关于各种绝症的科普。幸亏是早期，做手术可以根除，然而了解了这种病之后，我还是忧心忡忡。在我的意识里，得了肿瘤，就像得了癌症一样让人恐惧。医生安慰我不要自己吓自己，摆正心态很重要。但是看到父母脸上沉重的表情，他们有压力，我的压力就更加大了，会忍不住地往消极的方面去想。
“如果我死了，能留下什么呢？”
我不止一次在熄灯之后盯着天花板瞎想——我喜欢的皮卡丘毛绒枕头、我收藏已久的周杰伦的CD碟片、田馥甄新专辑签名版等，它们记录着我的人生轨迹，与我的生命有着连接关系，它们甚至还留着我的唾液痕迹以及起床气。
“如果我死了，谁能读懂它们的悄悄话呢？”
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害怕，害怕被人遗忘，害怕记忆消失。
“人死后会有下一辈子吗？我还是爸妈的女儿吗？”我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我记得母亲说过，安葬爷爷的时候，她就往爷爷的墓穴里扔了八枚硬币，还放了爷爷生前最爱的紫砂壶与烟斗。小时候，我看过爷爷对着壶嘴说话，看过爷爷敲着烟斗生闷气。我知道，他在跟它们说话，对他而言，它们就像他的孩子。
那时候不懂，以为爷爷在胡说八道，直到我做了遗物整理师，才深深地体会到：遗物是会说话的，整理它们就像在跟逝者说话，在回顾他们的一生。
躺在手术台上，我的心情极其复杂，忍不住流下了从生死夹缝里挤出来的眼泪。万一我没能从手术中醒来呢？在我这个年纪，我的人生谁能回顾呢？我的眼泪滴到了手术台上。打上麻醉剂之后，我沉睡了五个小时，记忆空白，却无比重要。我认为，我的灵魂飞去了某处，但不知道具体是哪里。
苏醒之后，我问医生：“当时我的表情是什么样的，跟死人一样吗？”
医生看着我，露出笑脸说：“你好像在笑。”
在笑？我一脸疑惑，难道这是五个小时里唯一的记忆吗？或许医生只是在安慰一个病人。
出院之后，我彻底想通了一些事情，好像能直视死亡的问题了。人死后能留下的或许就是身边的物品吧。我辞掉做了三年的新媒体运营的工作，进入遗物整理师这个行业。我一开始只是帮人“收拾房子”，做居家设计，慢慢熟悉之后，我才开始接受遗物整理的任务。
居委会的人把老人家的房门钥匙从窗户伸出来交给我，冷冷地说了一句：“等会儿把钥匙洗干净再交回来。”说完转身走进里屋，也不在乎我是否回应。我道了声感谢，他也不理我，我便跟男同事往三楼走上去。
我们已经受到过很多人的冷眼与偏见，有人拿着扫帚轰赶我们，有人想放狗咬我们，有人往我们身上淋鸡血，等等。面对这些野蛮的对待，我们感觉委屈却又见怪不怪，因为没人想接触专门替死人“搬家”的我们。
走进玄关，一股淡淡的柠檬味扑鼻而来，窗户紧闭，空气有些浑浊。客厅里的东西看起来都比较老旧，沙发、茶几、饭桌等家具估计比我的年纪还大。墙上两边分别挂着一画一字，左边是临郑燮的《墨竹图》，右边是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沙发后面立着两个拼成L形的摆满书籍的木制书架。书架两侧还吊着两盆生机盎然的绿萝，泥土还有点湿。
看得出来，老人生前是一个知识分子，一定很热爱生活。除了地上那个破碎的紫砂壶，家里的东西摆放得很整齐。那个紫砂壶应该是老人倒下那一刻摔烂的。
检查完整个屋子，我跟男同事分配好了各自整理的区域，就开始清理现场。我们会小心翼翼地整理房间里的一切东西，小到一枚针，大到一张床，都会做好详细的分类。像衣服与被子之类的就直接用大黑色胶袋打包，一般都会扔掉。而贵重物品，比如手机、手表、身份证、银行卡、相册、手稿、现金等就会记录下来，列在遗物清单里，最后会将贵重的遗物装进盒子，交给逝者的家人、委托人或者委托保存的地方。
我负责整理老人的卧室，这是一个故事最多的区域，而且我总能找准具体的地方。我从抽屉里搜出了一本黑色封皮的日记簿以及一沓用细红绳捆在一起的信。信封都变黄变暗了，摸起来很粗糙。我解开绳子，数了数，共有二十六封，都按照时间顺序由前到后叠起来。这些信写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间，看署名都来自同一个人。我的好奇心一下子上来了：那个人是谁呢？我拆开信封，一一看完了。原来，老人曾在云南边陲做过八年的下乡知青，还在那里有过第一任妻子。他们生了一个患自闭症的儿子……
从信里可知，他返城之后，妻子还一直给他写信。信里提到，他回城后就放下了与她的关系，很快就结识了新女友。妻子得知后，带着儿子改嫁到了他附近的城市。改嫁之后，她就把五岁的自闭症儿子送到了当地的儿童福利院。再往后他们的通信就断了。
“他为什么不带上妻儿返城呢？”
看完信件后，我心里有些疑惑。我觉得，他没带上妻儿返城是不负责任的。而在那本日记簿里，他也提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改嫁后的第二年她就逝世了。
我在阅读老人的日记时，其实有点希望看到他们的感人的故事，比如历经一番艰苦，他们一家终于在城里团圆了。然而并没有，结果很残酷。老人非常吝啬文字，里面只是寥寥几字提及妻子过世一事，仅此而已，而他一个字都没有写到他们的儿子。
好像那段记忆被他故意抹掉了。
入行之初，我容易受到永别与死亡气氛的感染而心生悲伤，比如：看到逝者的日记、照片会哭；擦拭着积有灰尘的书籍会哭；想到其他美好的器物从此失去主人，没人再跟它们说悄悄话时，也会暗自流下眼泪。往往这时，我会受到情绪的干扰进而影响工作的进度与做事的心情。我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才克服了这软弱的一面，虽然偶尔还会忍不住掉眼泪，但已经能够正视死亡及其带来的悲伤与恐惧了。
看完那沓信件与那本日记簿，我心里其实有点谴责那位老人抛妻弃儿、背信弃义的行为，同时又替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在世而感到欣慰。他的遗物也将有了签收人。
我在网上找到了那家儿童福利院的地址与固定电话。电话是空号，我连续打了三遍还是提示空号。难道福利院搬迁了吗？我心想。我没有放弃，继续寻找。后来，我在同事群里发了个微信红包，向他们求助。这种“投资”很快就换来了回报。有个女同事私信我说，她朋友的朋友就在那家福利院上班，可以帮我问问。就这样，我得到了张院长的手机号码。
……未完待续
本文刊载于《小说选刊》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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