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与鲁迅的文学“神交”
方志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他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者、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的主要领导人。一八九九年八月，他出生在江西省弋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九三四年十月，他率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在皖南遭到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被七倍于己的敌军围困在怀玉山区。一九三五年一月，方志敏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被捕。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三十六岁。方志敏的一生非常短暂，但非常壮烈，同时他的人生经历也非常丰富，文学就是其中的闪光点。
方志敏是一位文学青年，青年时期就发表过小说、诗歌，创作过剧本。翻开《方志敏全集》，可以看到，《可爱的中国》《清贫》这些狱中文稿本身就是艺术性属于上乘的文学作品。收在全集里的有《私塾》《谋事》《狗儿的死》三篇小说，《哭声》《呕血》《血肉》《快乐之神》《我的心》《同情心》六首诗，以及剧本《年关斗争》。
方志敏是天生具有艺术气质的人。他对文学艺术的爱好，既得自热爱读书的习惯，也来自对艺术的悟性。《年关斗争》是他创作的戏剧作品，演出时，方志敏还扮演了其中的主要角色贫农团长张三。入狱后的方志敏，身边躺着在重病中呻吟的战友，红军被杀害随时都在发生，自己的生命同样危在旦夕，他在继续做好革命工作的同时，仍然把大量的时间用来读书和写作。有时，这是一种斗争策略，更多时是他发自心底的对读书写作的热爱。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一日，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写道：“可爱的中国和新生活运动的训话，是两篇不成功的小说（在狱中无他书可看，只看小说，引起了写小说的兴趣，故写了这两篇。可爱的中国，则为敷衍敌人们写的，因那时正谋越狱，写这一篇小说，以延缓死刑的执行）。”足以见出文学写作之于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之间，有着怎样不可剥离的关系。像《可爱的中国》这样的长文之所以成为红色经典中的名篇，除了作者身份和写作环境的特殊，始终保持的叙事与抒情的结合、文学语言的美感，都在证明着它具有很好的文学品质。
在方志敏的成长道路上，文学志向与革命理想是并行不悖的。他与鲁迅的神交，从青年时期一文不名时便发生了。
方志敏的文学创作始于一九二二年。刚刚二十三岁的方志敏，在江西进步刊物《新江西》（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二二年三月）上发表了第一篇文学作品《私塾》。这篇只有一千多字的小说，讲述了一群孩子被困在一间私塾里背诵四书五经、百家姓之类的情景。故事性本身并不强，但结尾表达了孩子们的内心：“我们不晓得犯了什么事，才到这监牢来受折磨，哪里有我们放牛的那样快乐？”这很让人联想到鲁迅在一九一二年写的文言文小说《怀旧》。不安于成规，渴望自由的主题，包括故事发生的场景都十分相像。这一年的五月、六月，方志敏就在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先后发表了自己的诗歌作品《哭声》和《呕血》。他的文学之路正有向文化中心进发的征兆。
《民国日报》以及《觉悟》副刊的创办人是邵力子。邵力子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在国民党内的职务一直做到中央宣传部部长。但其实，邵力子本人也是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传播者，是早期共产党员。《民国日报》包括《觉悟》副刊发表过很多早期共产党人如恽代英、邓中夏等人的文章。方志敏与《觉悟》副刊以及邵力子之间，也有着很深的渊源。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二岁的方志敏从江西来到上海，他所获得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投奔邵力子的《民国日报》，做起了一份校对工作。在此期间，方志敏还在《觉悟》副刊上继续发表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谋事》的发表，让他早早地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产生直接联系。
《谋事》是一篇很短的小说，写一位从外地乡下来到上海的青年，找到一个洋气阔气的牧师家里，希望谋得一份可以吃饭的差事，却不料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机会，反而感受到一种被人歧视的羞辱。小说写成的两天后，即在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八日的《觉悟》副刊发表，并且很快引起关注和反响。这篇小说一九二三年被选编入上海小说研究社刊行的《小说年鉴》（卷三）里。这部“年鉴”总共收入了三十三位作家的小说作品，其中就有鲁迅、郁达夫、叶圣陶等名家的作品。编选者还为《谋事》专门写了按语，称“这真是拿贫人的血泪涂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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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鲁迅等著名作家的小说一起编入小说选本，这应该就是方志敏在文学创作上最亮眼的一个证明。一个寂寂无名的青年，一出手即与这么多名家在一起并列，值得铭记。
关于这篇小说的成因，后来的一些回忆文章和传记作品说法不同，似乎是因为站位不一，强调的重点有差异。比如，邵力子的孙女邵黎黎记述说，方志敏到上海后直接投奔邵力子并获得校对工作，其间写出了一篇小说，最终由邵力子帮助确定题目为《谋事》。而方志敏的女儿方梅在《方志敏全传》中则讲述说，方志敏到上海后先是投奔乡友、革命青年赵醒侬等人，并在他们的鼓励下写出了小说《谋事》，后来到民国日报社拜见了邵力子，并请其审读自己的小说。小说很快发表，方志敏也得到了在报社做校对的工作。
这样的分歧并不改变故事的主导，即青年方志敏与鲁迅之间，已然建立某种精神上的联系。而且方志敏似乎在很多问题上与鲁迅有某种天然的相近之处。一次，他从《觉悟》上读到一篇题为《捉贼》的小说，描写一群学生吊打抓来的一个小偷。方志敏即刻就给《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去信，提出不同看法：“小偷是不是算顶坏的？比他坏的，触目皆是。军阀、政客、资本家、地主，哪一个不是操戈矛的大盗？为什么大盗逍遥自在，受人敬礼，而小偷在此地被吊起敲打？”这不可谓不是一种相当有穿透力的见解。邵力子见信后即复信予以赞赏，并鼓励方志敏写出自己的心声。可以说，方志敏对小说故事的分析，颇让人想起鲁迅的小说《孔乙己》。孔乙己何尝不是这样，他作为“小偷”被何大人这样的“大盗”吊打，正是鲁迅的批判性所在。
在五四时期即表现出革命和进步思想的方志敏，与鲁迅更多的是一种思想和精神上的共鸣。他们现实中的交往应该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因为鲁迅人在北京，而方志敏则是从江西来到上海。不过，方志敏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鲁迅影响，他们之间有没有一点“神交”意义上的关联，虽无事实佐证，却未必都是空穴来风。
事情还得回到《民国日报》。方志敏在《觉悟》副刊上发表诗歌和小说，并且担任校对，那他是否接触过、校对过鲁迅作品呢？学者王锡荣结合方志敏堂弟方志纯的记述，认为方志敏“与鲁迅在精神上高度契合”，他们曾在《觉悟》副刊的同一版面上同时发表过作品。但同为鲁迅研究者的学者倪墨炎对此持质疑态度。他认为，“查任何版本的《鲁迅全集》，鲁迅一九二二年没有在《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上发表过作品，也没有在其他年份的该副刊上发表过作品，怎么可能方、鲁会在《觉悟》副刊的‘同一版面’发表作品呢？更不要说‘数度’了。”倪墨炎的质疑是相当有力的，因为他强调的是实证的有无。
但事情却并没有那么简单。
一直到过了十年之后的二〇二一年，学者葛涛发表《方志敏确与鲁迅在〈觉悟〉副刊“同版”发文》一文。文章指出，他自己在查阅《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时，偶然发现方志敏的确与鲁迅在同期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发表作品，如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八日出版的《民国日报·觉悟》第三版“诗歌”栏就刊登了方志敏的诗歌《哭声》，紧随在《哭声》之后的“剧本”栏，就是《桃色的云（一）》，注明“录晨报附刊”，署名为爱罗先珂作，鲁迅译。这一期同时刊登了鲁迅撰写的序言《将译〈桃色的云〉之前的几句话》和鲁迅翻译的日本作家秋田雨雀撰写的文章《读了童话剧〈桃色的云〉》。这两篇文章原刊五月十三日出版的《晨报副镌》，但是《鲁迅全集》中的“鲁迅著译年表”和一些注释只记载鲁迅著译文章首发的报刊名称，没有记载转发鲁迅著译文章的报刊名称。倪墨炎先生可能没有查阅《民国日报·觉悟》，仅查阅《鲁迅全集》，因此没有注意到方志敏与鲁迅的文章都刊登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八日出版的《民国日报·觉悟》第三版上。
葛涛还谨慎推测，方志敏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上旬担任《民国日报·觉悟》的校对到八月底离开上海期间，很可能没有校对过鲁迅的文章。不过，可以确认的是，方志敏肯定阅读过鲁迅发表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八日出版的《民国日报·觉悟》上的文章。
从鲁迅这一方面讲，他是否读到过方志敏发表在《觉悟》副刊上的作品呢？也许我们可以说，没有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正像倪墨炎指出的，没有任何一则鲁迅日记证明鲁迅知道并阅读过方志敏的这些作品。但我们知道，《鲁迅全集》中恰恰缺失一九二二年的日记。因此，有和无都只能是一种推测，至少不能以日记记载的有无来断定。一九三五年入狱后，方志敏为什么会想到把自己的文稿送给鲁迅并给鲁迅写信？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正是文学上的情缘让方志敏对素无联系的鲁迅产生了精神上的格外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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