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7月21日，《西太后：大清帝国最后的光芒》与《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的新书分享会在北京杂书馆举行，香港大学文学院研究员赵寻作了题为《慈禧与武曌——王朝政治合法性亏空及其解决之道》的主题演讲。澎湃新闻经授权，对讲座内容进行转载，有删节。
主持人：今天活动主题是“慈禧与武曌”，中国历史上走上权力巅峰的两位女性，一位执掌清政府长达半个世纪，一位更直接坐上皇位。在父权制的时代，她们如何能有这么高的成就？
赵寻：谢谢主持！谢谢现场以及线上的各位！谢谢孔网的邀请和“甲骨文丛书”的支持。作为最早期的读者之一，我注意到，“甲骨文丛书”的出现正在改变中国的历史阅读的方式。甲骨文丛书中的中国史研究，目前并不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要感谢《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和《西太后：大清帝国最后的光芒》两本书的作者：罗汉（Rothschild）和加藤徹——他们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了中国王朝的女主专政问题。这是我今天讲题的由来之一。
讲座现场
女主临朝：幸与不幸
女主专政，是中国的王朝政治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我们如果对历史中正式临朝称制的女主——不是躲在深宫暗中操纵，而是走向前台的——进行统计的话，一共有34位（摄国）称制（听政）。这不包括那些小的、地域性的王朝。
从后倒数，清朝有两个：一是西太后，也就是慈禧，另一位是东太后慈安；明代最特别，一个没有；元代有4人；宋代9人，历朝最多，南宋6位，北宋3位；和北宋并立的辽国，有4位。
唐代给人的印象，是“大有胡气”，但真正临朝称制的女主并不多，只有2人：武曌和儿媳韦皇后。再往前，北魏不断出现女主专政，可临朝称制是不同的概念，符合这一标准的，只有2个。两晋称制的，则有3位。两汉期间，西汉有2，东汉有6人。
所以，东汉和南宋虽是女主称制现象最为频繁的时期，却可以说是女主政治的幸福时代：二十四中有关女性政治家懿行淑德的记叙，主要述诸的就是这两个时期。反倒是，女主临朝称制极为制罕见的唐、清二代，突然出现了两位女主——武曌与慈禧——惊人的长达半个世纪的专政。而在没有女主称制问题的明代，则出现了更为令人恐惧的宦官治国问题。
所以，很显然，“女祸论”一类的解释是无力而荒唐的。因而，我对《西太后》和《武曌》二书中对女性的辩诬，充满了肯定。尽管，我几乎同时觉得，必须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女性主义史学视野下的慈禧与武曌
先说第一个方面。我非常同意罗汉和加藤徹以女性主义视角，对武曌和慈禧的历史形象所做的巨大修正。虽然我自己不是唐、清史的专家，也不是女性主义学者——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是思想史和文明史——觉得自己不是他们著作的合适的评论家，但却发现，他们关注的正是思想史和文明史研究必须要回应的问题。
当然，加藤徹的《西太后》并不算一本女性主义色彩强烈的著作。但他这书里也多次提醒说，其实慈禧太后就是一个爱美容、美食、时装，爱京剧的一个“女人”，一个甜蜜生活的享受者。慈禧与京剧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更是他的历史想象力的来源。而相比之下，《武曌》的女性主义色彩就非常强。
所以，我在这里愿意为大家推荐另外一本更新的、用更强烈的女性主义视角对慈禧的既往的历史叙述进行修正的著作：Empress Dowager Cixi: The Concubine Who Launched Modern China.作者是定居在英国的大陆女性历史学者张戎。
这本书2013年出版以来，在英文世界里面引起很大关注，几年前在台北也已经有了中文版——《慈禧：开启现代中国皇太后》。从书的核心部分看，张戎更明确地把当下中国一切的繁荣和进步都归结为慈禧的奋斗，并以女武士般的激情，讨伐了近代中国男人的无能和对皇太后的污蔑：举一个例子，第十七章的题目，干脆就是“紫禁城唯一的男人”！
这当然才算得是一个高女性主义的视角，而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目前英文世界中对慈禧的研究，与罗汉对武曌的研究连接起来。实则，在《武曌》的末尾，罗汉是对武则天也同样极尽诗人咏叹之能事：
她是一个妻子、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哺育孩子的母亲，她生下来就带有男子的气质。她没有性别。她是一位圣人，她是一个精明的政客……她成了万千民众共同倚仗的力量之源，她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
似乎，作为一个美丽的女人，无论慈禧还是武后，都天然具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她既是男人也是女人，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是超越于两性之上的双重魅力——她们“漂亮、男子气概、没有性别……”并且“博学多能”……——拿英文来讲吧，double Chrisma，双重的卡里斯马魅力！
实际上，这也是这两本书论述的轴心所在。
女主临朝的条件
但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她们对其垂帘事业处心积虑的惨淡经营，至少她们完全没有必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做出那样多的牺牲；而我们也就不会一再听到她们对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委屈申说。
而且，王朝政治是否属于这种特殊的卡里斯马魅力统治的领域，从根本上就令人怀疑。这点我在后面再作分析。
所以，很遗憾，一切激进的修正主义的论述，最终都不免遭到再修正的危险。
即使我们同意，张戎的“皇太后”对于英文世界里诸如wicked history series 里arrogant cixi：Evil Empress of China（《无知的慈禧：中国的恶魔皇后》）（2009）那样的流行读物中被压迫的慈禧，是伸了冤了；罗汉的“女皇帝”对中国传统史学中由来已久的“女祸论”是报了仇了——对男权中心的批判，是我唯一没有疑问地会同意的部分。
但我却不能不同时感觉到，需要重新思考，历史中的女主称制真正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
坦率说，我的思路，仍是要把女主临朝称制问题纳入到对王朝政治合法性危机的视角当中。这不是说就要回到传统史学的立场，把女主专政视为王朝政治的不祥之兆，或者是王朝政治的一个病态。
因为从根本上说，我认为，王朝政治就是政治的某种变态，或者是病态。女主专政只不过是加剧了这样一个病态，或变态的程度而已。所以，我的修辞是“危机合法性的亏空”。
但问题是，应该怎样来理解王朝政治合法性的亏空，与女主专制之间的关系？
战国以前的“贵族共和政治”
太多人把夏商周以来的政治，都视为是一家一姓一个皇帝的专制，从头黑到尾。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到战国以前，像秦所开创的皇帝制度那样的专制，是不存在的。
今天没有时间从文明史，来剖析皇帝制度的渊源：皇帝制度是不是中国的土产？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前，皇帝制度有哪些地方性的实践？今天都没时间讲。但可以先下一个结论，如果把夏商周也称之为王朝政治的话，其合法性的来源及其统治的方式，和秦以后绝然不同。
战国以前，周天子只是天下“共主”，虽然自称为天下“元后”，其实也不过是“群后”之一。天子的权力，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只有在王朝的盛期才能保持；其主要的事务，仍是管理王畿之地。诸侯称公、称侯，有自家的封地和官僚系统：用清人赵翼的话说，“各君其国”，当自己国家的君主；用王国维的话说，天子只不过是“大宗之宗子”，其他的诸侯则为其余各支的宗主。公、侯世代承袭，在诸侯之下的世卿、大夫也是世袭。看过《论语》都知道鲁国的三桓，其气焰甚至在国君之上。
所以，战国之前的政治，是一种典型的宗法贵族“共和政治”。天下的重心，也实在诸侯之手。当然，这是一种基于血缘、身份、集团的“刚性贵族制”，同样有其局限。但正是原来可以和君权相抗衡，相亵玩的贵族政治精英的逐渐衰亡，才为后来定于一尊的皇帝制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封建时代的天下一统，与秦以后的皇帝制度，混为一谈。
皇帝制度的成立
皇帝制度的成立，是中国政治史上空前的重大事件。今天的时间，只够讲两点：
一、“皇帝”的含义与性质。“皇帝”一名，本是秦嬴政统一六国之后自己的首创（见“议帝号”），隐含着政治制度断裂性变革的巨大信息。按西山嵨定生的考证：皇“帝”之“帝”实是“天帝”的意思，“皇”是辉煌发光的意思，“皇帝”表示他认为自己是神格的天帝降临于世间。如何证名？另外的一位专家，已经发现，秦始皇在咸阳为自己修有“极庙”。极庙，就是最高处的天神住的庙。
光辉尊荣的天神，威临人间，当然令一些人向往，却也令很多人感到危险，尤其是秦王天下仅15年而亡的教训，使秦汉之际的很多人都深受震动。比如项羽就不愿意重蹈覆辙当皇帝，刘邦最初似乎也不愿意。以至于后来还要在白虎观，通过严肃的经学讨论，对皇帝的位格与性质进行重新解释。解释的具体的内容太复杂，只能简单地说，是把中心放在“皇”，而不是再放在“帝”上面，亦即把“皇帝”变成“帝皇”，使其位格向人间降低，成为在人间代表上帝统治的人格化的神/圣存在。
当然，请注意，仍是神/圣化的存在。
这就涉及到皇帝制度中皇帝的绝对权力，所谓“定于一尊”的问题。
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里面，记载了一段李斯的话：“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重。”这从侧面证明了前面讲演有关诸侯政治的论述。“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也就是人们推崇古代一些“虚里吧叽”的东西，混淆了政治现实与本质。“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人们都称道自己的所学，对朝廷所颁布的东西加以非难：
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非之……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天皇帝现在一统天下，有了辨别黑白，确定是非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是明确建言秦始皇拥有宰制天下一切的权力，所以接下来即开始大讲焚禁诗书。
李斯，这位荀子学派的大师，后来把这种宰制天下的秘密在给秦二世的《督责书》里面，更精确地概括为：“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就是说，你一个人宰制天下，而全天下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控制你。这就道尽了所谓皇权的本质。因而，现在可以对皇帝制度做一点概括。
从外部来讲，诸侯的分治已经不存在了：了解历史的都知道，秦嬴政是绝对不允许分封的；封建已改为郡县，而郡县的官吏由他直接派遣。
从内部来看，贵族的分权也不存在了：封建天下时期可以对君权进行制约的所有的要素，都已经丧失。
皇帝成为“天下莫予毒”、唯我独尊的超人的存在。
皇帝制度的危机结构
然而，无论一个皇帝如何英明强干，以一己之身，事必躬亲，对稍大规模的国家，即必定无法治理，何况是秦汉以后广土众民的中国？
其必由之路，只能是寻找可靠的人代表自己统治。这就是以“宰相”为代表的皇帝官僚系统的起源。
“相”最初是内府私官，后来成为代表皇帝出掌行政的宰辅。然而，内相一旦与行政结合，就必然受制度客观性逻辑的左右，而一定程度地偏离皇帝的意欲。而皇帝基于其超人的逻辑，则必然派出新的代理者，增设新的机构和职位，取代原有的系统。如此循环不已。这就是在皇帝制度之下不断发生的、皇帝以自己暂时信用的身边小吏，控制行政、法律系统的故事。
基于前面的理由，我们知道，这一策略始终不会成功。但/因而，这一制度也就无法长期稳定运行，而只能不时陷入猝然的中断，甚至死亡。
纵观整个的中国历史，即使在相权最为鼎盛的汉唐两代，君权对相权的破坏，也一再使我们想起余英时先生有关皇帝制度研究的经典论文：《“君尊臣卑”之下的君权与相权》中的结论：皇权是绝对的、终极的，相权只是从中演化出来的一种权力。
用简略的语言描述皇帝制度的危机，自然难免挂一漏万，但除非是倒过来，使皇帝服从制度与法律的逻辑，皇权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矛盾即无法消除，而只能处于临时的苟安之中。
而假如这一描述成立，那些环绕在“相权制约君权”的神话周围的迷雾，也即到了散除的时候。
孤立的君主与宦官、外戚
前面所讲皇权政治的特征，相信足以使大家清楚看到，其本身就是一个危机结构！它高度孤立，在外部没有自己可以完全信用和凭靠的力量。而只有内廷中下面的两种人，才勉强可以算是自己人：一是宦寺，一是后宫及外戚。
很容易有宦官是中国特产的印象。但其实朝鲜、埃及、波斯、甚至罗马，历史上都有宦寺的存在。
为什么皇帝喜欢宦官？宫廷性安全，是原因之一。真正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宦官是无后的，没有社会关系的——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社会交往能力，而是因为他们不被算作人，羞于见人——唯有得到皇帝的赏识，他们才勉强会有一点人的价值。而以皇帝之至尊，令其死心塌地，也自能运转如意。
后宫，因为牵涉到帝室婚姻、子女、皇权继承等王朝政治的关键问题，并非简单性的愉悦和支配，可以解释。但庞大的后宫的存在，及对皇帝的性放纵，却可能使后宫内的竞争，到达像宦官一样，为了获得宠信可以忍受任何耻辱，付出任何代价的程度。
至于接下来，强横者被愚弄，天子骄子成为宦阉门生、后宫玩物的结局，那是其后的故事。没有其先的对皇权五体投地的信服、顺从，这一切大约不会发生。而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讲座现场
慈禧的故事
先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慈禧的临朝称制之路。
慈禧在咸丰元年入宫时，已17岁。因为父亲在汉地做官，在八旗中也只属于下三旗，丧失了满洲贵族精英学习满语的条件，不会说、读满文。但其被一些人夸张的汉文文史、艺术才能，实也有限。姑不论其当政之初的水平如何，以其垂帘四年之后（1865）亲书的罢黜恭亲王诏书为例，短短二百余字，错别字竟有14个之多。
但其在汉地生活的经验，让她学会了唱黄梅戏。刚入宫时，被分到圆明园“桐荫深处”，据说，即因在此处唱黄梅戏为咸丰所喜，迅速成为其新宠。
当然，更重要的是，她很快有了身孕，并且是直到咸丰去世时，清国唯一的苗裔！在咸丰去世的第二天，她即母以子贵，成为圣母皇太后，并加上了“慈禧”的徽号。
我们知道，咸丰离世时，留下的本是以怡亲王和郑亲王为首的八个顾命大臣的监国体制。而皇太后临朝称制，则为清室力禁。史传，康熙年间宫中就曾立下过严禁女主专制的铁牌。无论是皇帝幼小，还是国家危难（主少国危），需要太后代理国政，等等理由，都完全可以就用“祖宗家法”拒绝，而实际上也是这样被拒绝的。
那么，慈禧临朝称制的权力，究竟是如何到手的？
无论今天的研究还有多少实证的困难，比如，她派安德海如何与留守北京的咸丰弟弟恭亲王联系？胜宝等人在热河，如何活动？尤其是，借送咸丰棺材回北京之际的突然政变，其中还有那些被后人忽略掉的偶然？等等。
但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个有关女性的卡里斯马（Chrisma）魅力的故事，而是一个有关“篡弑”的故事。
比皇帝专制更恶劣的，就是僭主制
用一个概念来讲，慈禧只是某种“僭主”。“僭主”（tyrant），通常译成“暴君”。可译成暴君，就错失了一个真正理解君主问题的机会。
在政治哲学中，Usurper才是我们讲的暴君或篡夺者。一个不通过合法程序获得政治权力，也就是违反今天所谓的“程序正义”的不合法（illegal）者，我们称之为“僭主”；而在违反程序正义的过程中，使用一切可能的阴谋和暴力，违反合法性（legitimacy）的，这才称之为“暴君”。
很显然，僭主常常有成为暴君的倾向，但僭主却不一定破坏合法性，或者反而能依法进行统治。
在今天政治理论的审视之下，不仅建立王朝的那些皇帝都是僭主，那些世袭君主中的贤明之辈，也难逃此谥。然而，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却经常会看到，有比皇帝专制更恶劣的制度出现。这就是我们这里说到的僭主制。
因而，我认为，需要在更复杂的层次上，对君主、僭主和暴君的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区分。我愿意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段贡斯当（Gonstant）的名言：
君主高贵地登上王位，僭主者却踩着泥泞和鲜血溜上王位。当他坐定王位的时候，他污痕累累的长袍便会展示出他所经历过的生涯。我们能相信挥舞魔杖获得的成功，就会洗刷他的过去吗？不，恰恰相反，成功足以使他腐败，假如他还没有腐败的话。
贡斯当的话，是送给复辟称帝的拿破仑的。也许，在他心中最不屑的成功人物，就是“拿坡仑皇帝”。
这当然与欧洲很长一段时间，君主制（Monarchy）拥有相当的政治合法性有关。但随着贵族精英的衰败，君主政治也越来越成为不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对君主制的模仿，也就只能是一种双重的败坏。所以，贡斯当说，君主制度是一种“经历了时间修正和被习俗软化的制度”，而僭主政治却是一种“不可能被修正或软化的力量。他不可避免的要打上僭主个人的印记，而这种个性，因为他反对所有原有的先存的利益，必然处在一种持久的挑战和敌对的状态之中。”
《翁同龢日记》中，载有慈禧在临朝称制之后，要求汇编、学习历代皇太后懿行淑德的故事。翁云，一次之后即不了了之。在《曾国藩日记》中则留下了，两宫见识平常，并无要言之叹。而所谓慈禧令人惊叹的驾驭天下的能力，实亦不过从京剧、小说中所获知的世俗巧智：在两造之间挑起矛盾，居间观斗，坐收渔人之利的把戏而已。
以清代君主教育之完善，咸丰虽去康熙、乾隆太远，但非慈禧可比；与长养于其手的两任儿皇帝，尤其是与光绪相较，慈禧更是弗如远甚。倒是她对亲子的极度放纵与对养子载湉的极端苛酷表明，她在乎的只是个人的利益：安全、享乐。为此，她不惜与一切为敌。
她可以是暴君、僭主，而唯独不是君主。
武曌是君主吗？
相较于慈禧，武曌几乎是另外的故事。和慈禧的抱残守缺相反，她果断落实了对其后中国文明而言极其重要的选官制度。开科取士，虽在隋文帝时代已经成为制度，但在高阀门第的垄断之下，中国社会仍是隐形的贵族制的天下，寒门士人即使中举，也难以得到实任。而数十年武曌最大的改变就在于此。
武曌的称帝，《大云经》的背书，无疑极其关键。但出自杨隋家族的武曌，是世代虔信佛教的家庭，即使在北魏灭佛时期，也护佑佛门，其后得到教界的支持，实在情理之中。更重要的却是，在中国文明南北分裂，北方陷入蛮族长期混战的背景之下，佛教无异于北方文明的庇护之所。而由武曌所推动的佛教国教化运动，对对整个东亚文明的内在深化与转进，更是影响深宏的开端。
然而，我们不能脱离我们的主题。
没有皇帝制度极度的孤立和脆弱，没有由此造成的不可捉摸的猝断，武曌的情人不可能成为太子，成为皇帝——而皇帝制度，竟然在千古明君的唐太宗手上陷入危局，在连废两位长期培养的接班人的情况下，给了完全没有机会的局外人李治全部的幸运，他甚至成了唐代在位时间第二久的君主（34年）！
而且，也正因为此，武曌才能对这样的君主控制自如，并最终在垂帘听政30年后登上皇权的顶峰。
这是我们在以武瞾的个人视角审视其称帝之路时，不应忘记的。
但问题是，武瞾是僭主吗？为什么？
我深信，对历史的健康兴趣，不是某种骸骨迷恋的好古癖。我们喜欢的，是历史中在当下仍然活着的东西。而那些在历史中已经死去的东西，哪怕曾经无比辉煌，也永远死去了。
谢谢大家！
（此文经讲演者亲自整理，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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