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群英简介
唐群英(1871.12.8-1937.4.25),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女权运动领袖、女权主义先驱、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辛亥革命功臣、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投身辛亥革命,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立下奇功。首倡女权,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她被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曾授勋“二等嘉禾章”。
唐群英基本资料
中文名:唐群英
外文名:Tang Qunying
别名:字希陶,号恭懿
国籍:中国
出生地:衡阳市衡山县新桥镇黄泥村三吉堂
出生日期:1871年12月8日
逝世日期:1937年4月25日
职业:女权活动家、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诗人、报人
主要成就: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中国女权运动的创始人
荣誉: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百年女杰
年代:清末民初
唐群英人物生平
唐群英,字希陶,号恭懿,1871年12月8日于清国衡州府一武将门第出生。
10岁时,唐群英就央求父亲教她剑法,勤学苦练之余,她还常常组织周边的孩童扮作宋军、辽军“打仗”,并自称“穆桂英”挂帅出征,迎战“辽军”。当时,女子都要缠足,名门千金更得有一双“三寸金莲”。一开始,唐群英以为缠足不分男女,就忍痛接受了。没想到哥哥居然不缠,而且健步如飞,认为是母亲偏心,就联络两个姐姐采取一致行动扯掉裹脚布。姐姐胆怯,她就独自扯掉了。被母亲发现,又强行裹了起来,几经缠缠扯扯,所以,在同胞姐妹中,唯有她不是“三寸金莲”,而是个半大脚。
之后,她开始攻读中国典籍,以及《木兰词》、《烈女传》、《精忠岳传》之类的作品,既能写一手好诗文,又能骑马击剑。望着这个果敢豪迈文武双全的女儿,唐星照感叹道:“如果是个儿子,必能光耀门楣。”唐群英听罢反问:“是女儿,就不能光耀门楣吗?”她能文善诗,15岁时曾写过“邻烟连雾起,山鸟放晴来”的诗句,被塾师称为“女中奇才”。在四个姐妹中,群英最为父亲所钟爱。她也“尝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
1890年,唐群英的父亲去逝。1891年,20岁的唐群英遵父遗命(一说从母命)嫁与湘乡荷叶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为妻。可是刚过几年,丈夫就病逝。按照当时的封建传统和曾家的族规,她要在婆家守节,才不失为“名门闺秀”。但唐群英生性豪放,蔑视旧礼教。她冲破夫死守节的封建桎梏,毅然“大归”,定居于“是吾家”。当时,外侮频仍,国势日蹙,康梁等人正在力倡变法维新。唐群英在家中日习诗文,博览群书,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她在《读大同书感怀》一诗中写道:“斗室自温酒,钧天维换风?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自矢,表达了扭转乾坤的革新壮志。
唐群英在丈夫家的日子里,有缘结识秋瑾、葛健豪(蔡和森、蔡畅之母),遂成知交,后来3个人被誉为“潇湘三女杰”。秋瑾的婆家和曾家有近亲,秋瑾嫁到湘乡荷叶的王家以后,与唐群英毗邻而居,亲戚加邻居,两人来往密切,被后人誉为“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
1901年秋,她听秋瑾谈及亲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情景,慨然说道:“国之兴亡,匹妇亦应责无旁贷。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是人皆有责!”1904年春,秋瑾在北京冲破封建阻力,赴日本求学。1904年秋,唐群英在湖南得到消息后,她应秋瑾之约,立即追随而去,东渡日本求学。她先自费考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成为秋瑾的同学。两年后,她又转入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因成绩优异,由湖南当局改为官费生。
在东京求学期间,唐群英结识了刘揆一、刘道一、黄兴、赵恒惕等湘籍人士。1902年5月,唐群英经黄兴、赵恒惕介绍,参加了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华兴会,成为华兴会唯一的女会员。对于华兴会与兴中会联合一事,当时会员们意见不一,而唐群英支持黄兴的意见,赞同联合,因而深得黄兴赏识。1905年7月28日,黄兴带着唐群英去见孙中山。在交谈中,她向孙中山谈及自己对于男尊女卑的反感,表达了“天下兴亡,人皆有责”的主张。孙中山当即赞道,“革命首先是唤醒四万万同胞,女同胞觉醒的还很少,群英女士是第一个走进革命队伍里的女同胞,是榜样,是二万万女同胞的带头人。”1905年8月20日,华兴会与兴中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她是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由于唐群英比相继加入同盟会的何香凝大3岁,比秋瑾大6岁,所以,同盟会的会员都尊称她为“唐大姐”。
1906年7月,唐群英与王昌国发起组织的留日女学生会成立,她当选为书记。1906年10月,黄兴和宁调元在日本创办杂志《洞庭波》,唐群英是该刊的积极撰稿人。她在《洞庭波》第1号上发表了八首七绝,一时在革命志士中广为传诵,深得孙中山和黄兴的赞许。她在这组诗的前面写道:“黄公克强组织同盟会于日本,与宁君太一等设立报馆,颜曰《洞庭波》,征集党人诗文。余于课于拟绝句八章以附刊”。1907年12月,唐群英在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毕业。在毕业仪式上,唐群英撰文致词,慨然写道:“然女师女范,昭然于史册者,若班氏木兰伏女辈,当时轻视女学,犹能独往独来,卓绝古今,使有以提励之,则其造诣又当何如也?无如积聩不振,女权陵夷,学识幽闭,遂成斯世困屯之形。溯国运盛衰之际,又岂非我辈担负女教责任之时耶?”充分表达了振兴中国女学的决心。
当时,同盟会在横滨设有弹药制造机关,唐群英就前去学习制造弹药和使用枪械,同在这里学习的还有刚刚加入同盟会的秋瑾,以及方君瑛、陈撷芬、林宗素、蔡蕙、吴木兰等人。之后,唐群英又利用假日到神乐坂武术学会练习枪法。
秋瑾就义的次年(1908年),唐群英回国。此行目的,一为探望生病的母亲,同时也是受同盟会委派,回国宣传同盟会主张并联络各地革命者发动武装起义。临别时,孙中山赠诗一首:“此去浪滔天,应知身在船。若返潇湘日,为我问陈癫。”前两句表达的是孙中山的关切之情,而后两句则暗藏了革命指示。果然,唐群英回国后开始在湖南联络革命同志,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她“执教鞭于赣宁诸省”,迅速与正在长沙秘密活动的同盟会成员陈荆(即陈癫,字树人)取得联系,并奔走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联络革命党人。1909年,唐群英先后组织了在湘乡县永丰镇、湘潭县花石镇的两地武装起义。
1910年6月,由于国内环境恶劣,活动困难,按照黄兴的安排,唐群英再次赴日,以考入东京音乐专科学校作掩护,深入开展留日女学生运动,动员女界“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投身反帝斗争,以“救国家之危亡”。1911年秋,唐群英回国向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报到,并随即在上海发起并领导了多个女子团体,与张汉英在上海筹建女子北伐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首先响起枪声,她设法将黄兴护送到武昌,指挥战斗。接着,她与张汉英组织了“女子后援会”,向社会各界募集物资钱粮送往前线。随后,又挑选青壮女子组成“北伐军救济队”,奔赴战地,救护伤兵。1911年11月初,江、浙两省组织联军北伐。唐群英便将她率领的有400名队员的女子北伐队列入江浙联军编制。同月下旬,抵南京外围时,联军主力担负攻城主战,女子北伐队和何奇伍团奉命在玄武门助攻。唐群英事先挑选8名精兵组成小分队,混入城内,伺机杀死守门清兵,唐群英乘机带领全体女军士兵迎面冲击,致使清廷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胜利光复。从此女子北伐队声名大振,“双枪女将唐群英”名震一时。
1911年2月1日,在临时政府召开的庆功会上,临时政府庆功会上,她作为“女界协赞会”的代表,确为第一批授勋之开国功臣,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接见,被孙中山誉为“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荣获总统府“二等嘉禾勋章”,以表彰其功绩。
1912年2月初,临时参议院在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约法草案中没有“男女平权”的条文。唐群英以女子后援会会长名义,与张汉英一道,于1912年2月20日在南京联合筹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26日,她向参议院递交《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在此期间,唐群英等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提案竟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3月20日,她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
1912年4月8日,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北迁,女子参政代表也随后联合北上,继续要求参议院承认女子参政权。同盟会内以宋教仁为首的改组派屈从他党意见,公然将原同盟会政纲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内容删掉了。唐群英等闻讯,冲进改组会议会场,提出强烈抗议。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时,新党纲中仍未恢复“男女平权”条文,唐群英与沈佩贞、王昌国、伍崇敏、傅文郁等十余人盛怒之下围打宋教仁,林森出面调停,还未交口,也挨了一下。她随即书写《驳诘同盟会传单》,抨击宋教仁等。同时致信孙中山。1912年8月27日,沈、唐二人又拜谒孙中山,力争男女平权。孙婉言解释此事实行之难,两人与他发生激烈争执,沈佩贞悲愤之下,“哭声震天”。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大会,到会女子200余人,公推唐群英为临时主席。沈佩贞演说,反对宋教仁、张继不遗余力,甚至表示要继续革命,以曾经组织之暗杀团、先锋队与彼等相见,以手枪炸弹对待之,与会者情绪异常激烈。
1912年9月2日,在女子参政运动“进”、“退”关键时刻,孙中山致函唐群英,信中不无难处地说:“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他反劝唐群英,不如先通过提倡教育、普及知识的方式来大力发展女子团体,然后再来与男子争权,而不是眼下依赖男子代为出力。唐群英听到这番话后作何感想,后人不得而知。她的确几次上书和面见孙中山要求修改《约法》,确立女子参政权,不过,最后她还是听从了孙中山的劝导,暂将此事放在一边,并迅速与宋教仁协调一致,把讨袁计划放在首位。
参政受阻后,唐群英变卖个人家产,大力办报兴学。1912年12月9日,唐群英得知参议院否决了她们递交的要求补订《女子选举法》的意见,她言道:“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后又在《女子白话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袁氏政府。袁世凯遂令取缔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女子白话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京发行,并悬赏一万银元通缉唐群英,因事先得悉内部情报,使她幸免于难。
参政受阻后,唐群英变卖个人家产,大力办报兴学。起初,她在北京创办了《亚东丛报》和《女子白话旬报》,并设立“中央女子学校”,为“女界知识普及”造就人材。1913年,她因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的言论,遭到袁的迫害,被迫回到湖南。在长沙,她又创办了《女权日报》,开设“女子美术学校”、“自强职业女校”和“复陶女校”。1926年6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唐群英回到家乡衡山,在白果红茶亭办起了“岳北女子职业学校”。纵观唐群英的奋斗生涯,为振兴中国女学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在创办女学的过程中,唐群英负债累累,致使其晚年的生活拮据困难。1935年3月,唐群英应老同盟会员张继等人的邀请,来到南京。起初,“国府主席”林森拟聘她为“国府顾问”,未果;每月发给她生活补贴200元,但数月后即停发。于右任、张继、居正等老同盟会员为此不平,联名上书。其中写道:“唐同志群英女士,以湘上名嫒,幼承家训,早岁东渡日本,追随总理革命。讨袁之役,几遭不测。晚年息影家园,景况萧条。中央曾以补贴,但数月即停。革命以还,女界牺牲亦钜。空山硕果,尚冀我中央有以始终成全之也。”后来,唐群英在南京挂了一个“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和“国策顾问”的头衔。1936年秋天,心灰意冷的唐群英因体弱多病,带着在南京自置的一幅留学东京时的瓷像,回到湖南老家。1937年4月25日,唐群英病故于“是吾家”老房,遗骨葬于衡山新桥唐族墓地。
唐群英主要成就
唐群英,字希陶,号恭懿,1871年12月8日于清国衡州府一武将门第出生。
10岁时,唐群英就央求父亲教她剑法,勤学苦练之余,她还常常组织周边的孩童扮作宋军、辽军“打仗”,并自称“穆桂英”挂帅出征,迎战“辽军”。当时,女子都要缠足,名门千金更得有一双“三寸金莲”。一开始,唐群英以为缠足不分男女,就忍痛接受了。没想到哥哥居然不缠,而且健步如飞,认为是母亲偏心,就联络两个姐姐采取一致行动扯掉裹脚布。姐姐胆怯,她就独自扯掉了。被母亲发现,又强行裹了起来,几经缠缠扯扯,所以,在同胞姐妹中,唯有她不是“三寸金莲”,而是个半大脚。
之后,她开始攻读中国典籍,以及《木兰词》、《烈女传》、《精忠岳传》之类的作品,既能写一手好诗文,又能骑马击剑。望着这个果敢豪迈文武双全的女儿,唐星照感叹道:“如果是个儿子,必能光耀门楣。”唐群英听罢反问:“是女儿,就不能光耀门楣吗?”她能文善诗,15岁时曾写过“邻烟连雾起,山鸟放晴来”的诗句,被塾师称为“女中奇才”。在四个姐妹中,群英最为父亲所钟爱。她也“尝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
1890年,唐群英的父亲去逝。1891年,20岁的唐群英遵父遗命(一说从母命)嫁与湘乡荷叶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为妻。可是刚过几年,丈夫就病逝。按照当时的封建传统和曾家的族规,她要在婆家守节,才不失为“名门闺秀”。但唐群英生性豪放,蔑视旧礼教。她冲破夫死守节的封建桎梏,毅然“大归”,定居于“是吾家”。当时,外侮频仍,国势日蹙,康梁等人正在力倡变法维新。唐群英在家中日习诗文,博览群书,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她在《读大同书感怀》一诗中写道:“斗室自温酒,钧天维换风?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自矢,表达了扭转乾坤的革新壮志。
唐群英在丈夫家的日子里,有缘结识秋瑾、葛健豪(蔡和森、蔡畅之母),遂成知交,后来3个人被誉为“潇湘三女杰”。秋瑾的婆家和曾家有近亲,秋瑾嫁到湘乡荷叶的王家以后,与唐群英毗邻而居,亲戚加邻居,两人来往密切,被后人誉为“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
1901年秋,她听秋瑾谈及亲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情景,慨然说道:“国之兴亡,匹妇亦应责无旁贷。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是人皆有责!”1904年春,秋瑾在北京冲破封建阻力,赴日本求学。1904年秋,唐群英在湖南得到消息后,她应秋瑾之约,立即追随而去,东渡日本求学。她先自费考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成为秋瑾的同学。两年后,她又转入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因成绩优异,由湖南当局改为官费生。
在东京求学期间,唐群英结识了刘揆一、刘道一、黄兴、赵恒惕等湘籍人士。1902年5月,唐群英经黄兴、赵恒惕介绍,参加了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华兴会,成为华兴会唯一的女会员。对于华兴会与兴中会联合一事,当时会员们意见不一,而唐群英支持黄兴的意见,赞同联合,因而深得黄兴赏识。1905年7月28日,黄兴带着唐群英去见孙中山。在交谈中,她向孙中山谈及自己对于男尊女卑的反感,表达了“天下兴亡,人皆有责”的主张。孙中山当即赞道,“革命首先是唤醒四万万同胞,女同胞觉醒的还很少,群英女士是第一个走进革命队伍里的女同胞,是榜样,是二万万女同胞的带头人。”1905年8月20日,华兴会与兴中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她是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由于唐群英比相继加入同盟会的何香凝大3岁,比秋瑾大6岁,所以,同盟会的会员都尊称她为“唐大姐”。
1906年7月,唐群英与王昌国发起组织的留日女学生会成立,她当选为书记。1906年10月,黄兴和宁调元在日本创办杂志《洞庭波》,唐群英是该刊的积极撰稿人。她在《洞庭波》第1号上发表了八首七绝,一时在革命志士中广为传诵,深得孙中山和黄兴的赞许。她在这组诗的前面写道:“黄公克强组织同盟会于日本,与宁君太一等设立报馆,颜曰《洞庭波》,征集党人诗文。余于课于拟绝句八章以附刊”。1907年12月,唐群英在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毕业。在毕业仪式上,唐群英撰文致词,慨然写道:“然女师女范,昭然于史册者,若班氏木兰伏女辈,当时轻视女学,犹能独往独来,卓绝古今,使有以提励之,则其造诣又当何如也?无如积聩不振,女权陵夷,学识幽闭,遂成斯世困屯之形。溯国运盛衰之际,又岂非我辈担负女教责任之时耶?”充分表达了振兴中国女学的决心。
当时,同盟会在横滨设有弹药制造机关,唐群英就前去学习制造弹药和使用枪械,同在这里学习的还有刚刚加入同盟会的秋瑾,以及方君瑛、陈撷芬、林宗素、蔡蕙、吴木兰等人。之后,唐群英又利用假日到神乐坂武术学会练习枪法。
秋瑾就义的次年(1908年),唐群英回国。此行目的,一为探望生病的母亲,同时也是受同盟会委派,回国宣传同盟会主张并联络各地革命者发动武装起义。临别时,孙中山赠诗一首:“此去浪滔天,应知身在船。若返潇湘日,为我问陈癫。”前两句表达的是孙中山的关切之情,而后两句则暗藏了革命指示。果然,唐群英回国后开始在湖南联络革命同志,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她“执教鞭于赣宁诸省”,迅速与正在长沙秘密活动的同盟会成员陈荆(即陈癫,字树人)取得联系,并奔走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联络革命党人。1909年,唐群英先后组织了在湘乡县永丰镇、湘潭县花石镇的两地武装起义。
1910年6月,由于国内环境恶劣,活动困难,按照黄兴的安排,唐群英再次赴日,以考入东京音乐专科学校作掩护,深入开展留日女学生运动,动员女界“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投身反帝斗争,以“救国家之危亡”。1911年秋,唐群英回国向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报到,并随即在上海发起并领导了多个女子团体,与张汉英在上海筹建女子北伐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首先响起枪声,她设法将黄兴护送到武昌,指挥战斗。接着,她与张汉英组织了“女子后援会”,向社会各界募集物资钱粮送往前线。随后,又挑选青壮女子组成“北伐军救济队”,奔赴战地,救护伤兵。1911年11月初,江、浙两省组织联军北伐。唐群英便将她率领的有400名队员的女子北伐队列入江浙联军编制。同月下旬,抵南京外围时,联军主力担负攻城主战,女子北伐队和何奇伍团奉命在玄武门助攻。唐群英事先挑选8名精兵组成小分队,混入城内,伺机杀死守门清兵,唐群英乘机带领全体女军士兵迎面冲击,致使清廷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胜利光复。从此女子北伐队声名大振,“双枪女将唐群英”名震一时。
1911年2月1日,在临时政府召开的庆功会上,临时政府庆功会上,她作为“女界协赞会”的代表,确为第一批授勋之开国功臣,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接见,被孙中山誉为“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荣获总统府“二等嘉禾勋章”,以表彰其功绩。
1912年2月初,临时参议院在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约法草案中没有“男女平权”的条文。唐群英以女子后援会会长名义,与张汉英一道,于1912年2月20日在南京联合筹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26日,她向参议院递交《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在此期间,唐群英等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提案竟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3月20日,她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
1912年4月8日,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北迁,女子参政代表也随后联合北上,继续要求参议院承认女子参政权。同盟会内以宋教仁为首的改组派屈从他党意见,公然将原同盟会政纲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内容删掉了。唐群英等闻讯,冲进改组会议会场,提出强烈抗议。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时,新党纲中仍未恢复“男女平权”条文,唐群英与沈佩贞、王昌国、伍崇敏、傅文郁等十余人盛怒之下围打宋教仁,林森出面调停,还未交口,也挨了一下。她随即书写《驳诘同盟会传单》,抨击宋教仁等。同时致信孙中山。1912年8月27日,沈、唐二人又拜谒孙中山,力争男女平权。孙婉言解释此事实行之难,两人与他发生激烈争执,沈佩贞悲愤之下,“哭声震天”。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大会,到会女子200余人,公推唐群英为临时主席。沈佩贞演说,反对宋教仁、张继不遗余力,甚至表示要继续革命,以曾经组织之暗杀团、先锋队与彼等相见,以手枪炸弹对待之,与会者情绪异常激烈。
1912年9月2日,在女子参政运动“进”、“退”关键时刻,孙中山致函唐群英,信中不无难处地说:“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他反劝唐群英,不如先通过提倡教育、普及知识的方式来大力发展女子团体,然后再来与男子争权,而不是眼下依赖男子代为出力。唐群英听到这番话后作何感想,后人不得而知。她的确几次上书和面见孙中山要求修改《约法》,确立女子参政权,不过,最后她还是听从了孙中山的劝导,暂将此事放在一边,并迅速与宋教仁协调一致,把讨袁计划放在首位。
参政受阻后,唐群英变卖个人家产,大力办报兴学。1912年12月9日,唐群英得知参议院否决了她们递交的要求补订《女子选举法》的意见,她言道:“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后又在《女子白话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袁氏政府。袁世凯遂令取缔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女子白话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京发行,并悬赏一万银元通缉唐群英,因事先得悉内部情报,使她幸免于难。
参政受阻后,唐群英变卖个人家产,大力办报兴学。起初,她在北京创办了《亚东丛报》和《女子白话旬报》,并设立“中央女子学校”,为“女界知识普及”造就人材。1913年,她因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的言论,遭到袁的迫害,被迫回到湖南。在长沙,她又创办了《女权日报》,开设“女子美术学校”、“自强职业女校”和“复陶女校”。1926年6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唐群英回到家乡衡山,在白果红茶亭办起了“岳北女子职业学校”。纵观唐群英的奋斗生涯,为振兴中国女学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在创办女学的过程中,唐群英负债累累,致使其晚年的生活拮据困难。1935年3月,唐群英应老同盟会员张继等人的邀请,来到南京。起初,“国府主席”林森拟聘她为“国府顾问”,未果;每月发给她生活补贴200元,但数月后即停发。于右任、张继、居正等老同盟会员为此不平,联名上书。其中写道:“唐同志群英女士,以湘上名嫒,幼承家训,早岁东渡日本,追随总理革命。讨袁之役,几遭不测。晚年息影家园,景况萧条。中央曾以补贴,但数月即停。革命以还,女界牺牲亦钜。空山硕果,尚冀我中央有以始终成全之也。”后来,唐群英在南京挂了一个“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和“国策顾问”的头衔。1936年秋天,心灰意冷的唐群英因体弱多病,带着在南京自置的一幅留学东京时的瓷像,回到湖南老家。1937年4月25日,唐群英病故于“是吾家”老房,遗骨葬于衡山新桥唐族墓地。
唐群英轶事典故
唐群英,字希陶,号恭懿,1871年12月8日于清国衡州府一武将门第出生。
10岁时,唐群英就央求父亲教她剑法,勤学苦练之余,她还常常组织周边的孩童扮作宋军、辽军“打仗”,并自称“穆桂英”挂帅出征,迎战“辽军”。当时,女子都要缠足,名门千金更得有一双“三寸金莲”。一开始,唐群英以为缠足不分男女,就忍痛接受了。没想到哥哥居然不缠,而且健步如飞,认为是母亲偏心,就联络两个姐姐采取一致行动扯掉裹脚布。姐姐胆怯,她就独自扯掉了。被母亲发现,又强行裹了起来,几经缠缠扯扯,所以,在同胞姐妹中,唯有她不是“三寸金莲”,而是个半大脚。
之后,她开始攻读中国典籍,以及《木兰词》、《烈女传》、《精忠岳传》之类的作品,既能写一手好诗文,又能骑马击剑。望着这个果敢豪迈文武双全的女儿,唐星照感叹道:“如果是个儿子,必能光耀门楣。”唐群英听罢反问:“是女儿,就不能光耀门楣吗?”她能文善诗,15岁时曾写过“邻烟连雾起,山鸟放晴来”的诗句,被塾师称为“女中奇才”。在四个姐妹中,群英最为父亲所钟爱。她也“尝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
1890年,唐群英的父亲去逝。1891年,20岁的唐群英遵父遗命(一说从母命)嫁与湘乡荷叶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为妻。可是刚过几年,丈夫就病逝。按照当时的封建传统和曾家的族规,她要在婆家守节,才不失为“名门闺秀”。但唐群英生性豪放,蔑视旧礼教。她冲破夫死守节的封建桎梏,毅然“大归”,定居于“是吾家”。当时,外侮频仍,国势日蹙,康梁等人正在力倡变法维新。唐群英在家中日习诗文,博览群书,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她在《读大同书感怀》一诗中写道:“斗室自温酒,钧天维换风?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自矢,表达了扭转乾坤的革新壮志。
唐群英在丈夫家的日子里,有缘结识秋瑾、葛健豪(蔡和森、蔡畅之母),遂成知交,后来3个人被誉为“潇湘三女杰”。秋瑾的婆家和曾家有近亲,秋瑾嫁到湘乡荷叶的王家以后,与唐群英毗邻而居,亲戚加邻居,两人来往密切,被后人誉为“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
1901年秋,她听秋瑾谈及亲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情景,慨然说道:“国之兴亡,匹妇亦应责无旁贷。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是人皆有责!”1904年春,秋瑾在北京冲破封建阻力,赴日本求学。1904年秋,唐群英在湖南得到消息后,她应秋瑾之约,立即追随而去,东渡日本求学。她先自费考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成为秋瑾的同学。两年后,她又转入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因成绩优异,由湖南当局改为官费生。
在东京求学期间,唐群英结识了刘揆一、刘道一、黄兴、赵恒惕等湘籍人士。1902年5月,唐群英经黄兴、赵恒惕介绍,参加了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华兴会,成为华兴会唯一的女会员。对于华兴会与兴中会联合一事,当时会员们意见不一,而唐群英支持黄兴的意见,赞同联合,因而深得黄兴赏识。1905年7月28日,黄兴带着唐群英去见孙中山。在交谈中,她向孙中山谈及自己对于男尊女卑的反感,表达了“天下兴亡,人皆有责”的主张。孙中山当即赞道,“革命首先是唤醒四万万同胞,女同胞觉醒的还很少,群英女士是第一个走进革命队伍里的女同胞,是榜样,是二万万女同胞的带头人。”1905年8月20日,华兴会与兴中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她是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由于唐群英比相继加入同盟会的何香凝大3岁,比秋瑾大6岁,所以,同盟会的会员都尊称她为“唐大姐”。
1906年7月,唐群英与王昌国发起组织的留日女学生会成立,她当选为书记。1906年10月,黄兴和宁调元在日本创办杂志《洞庭波》,唐群英是该刊的积极撰稿人。她在《洞庭波》第1号上发表了八首七绝,一时在革命志士中广为传诵,深得孙中山和黄兴的赞许。她在这组诗的前面写道:“黄公克强组织同盟会于日本,与宁君太一等设立报馆,颜曰《洞庭波》,征集党人诗文。余于课于拟绝句八章以附刊”。1907年12月,唐群英在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毕业。在毕业仪式上,唐群英撰文致词,慨然写道:“然女师女范,昭然于史册者,若班氏木兰伏女辈,当时轻视女学,犹能独往独来,卓绝古今,使有以提励之,则其造诣又当何如也?无如积聩不振,女权陵夷,学识幽闭,遂成斯世困屯之形。溯国运盛衰之际,又岂非我辈担负女教责任之时耶?”充分表达了振兴中国女学的决心。
当时,同盟会在横滨设有弹药制造机关,唐群英就前去学习制造弹药和使用枪械,同在这里学习的还有刚刚加入同盟会的秋瑾,以及方君瑛、陈撷芬、林宗素、蔡蕙、吴木兰等人。之后,唐群英又利用假日到神乐坂武术学会练习枪法。
秋瑾就义的次年(1908年),唐群英回国。此行目的,一为探望生病的母亲,同时也是受同盟会委派,回国宣传同盟会主张并联络各地革命者发动武装起义。临别时,孙中山赠诗一首:“此去浪滔天,应知身在船。若返潇湘日,为我问陈癫。”前两句表达的是孙中山的关切之情,而后两句则暗藏了革命指示。果然,唐群英回国后开始在湖南联络革命同志,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她“执教鞭于赣宁诸省”,迅速与正在长沙秘密活动的同盟会成员陈荆(即陈癫,字树人)取得联系,并奔走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联络革命党人。1909年,唐群英先后组织了在湘乡县永丰镇、湘潭县花石镇的两地武装起义。
1910年6月,由于国内环境恶劣,活动困难,按照黄兴的安排,唐群英再次赴日,以考入东京音乐专科学校作掩护,深入开展留日女学生运动,动员女界“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投身反帝斗争,以“救国家之危亡”。1911年秋,唐群英回国向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报到,并随即在上海发起并领导了多个女子团体,与张汉英在上海筹建女子北伐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首先响起枪声,她设法将黄兴护送到武昌,指挥战斗。接着,她与张汉英组织了“女子后援会”,向社会各界募集物资钱粮送往前线。随后,又挑选青壮女子组成“北伐军救济队”,奔赴战地,救护伤兵。1911年11月初,江、浙两省组织联军北伐。唐群英便将她率领的有400名队员的女子北伐队列入江浙联军编制。同月下旬,抵南京外围时,联军主力担负攻城主战,女子北伐队和何奇伍团奉命在玄武门助攻。唐群英事先挑选8名精兵组成小分队,混入城内,伺机杀死守门清兵,唐群英乘机带领全体女军士兵迎面冲击,致使清廷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胜利光复。从此女子北伐队声名大振,“双枪女将唐群英”名震一时。
1911年2月1日,在临时政府召开的庆功会上,临时政府庆功会上,她作为“女界协赞会”的代表,确为第一批授勋之开国功臣,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接见,被孙中山誉为“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荣获总统府“二等嘉禾勋章”,以表彰其功绩。
1912年2月初,临时参议院在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约法草案中没有“男女平权”的条文。唐群英以女子后援会会长名义,与张汉英一道,于1912年2月20日在南京联合筹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26日,她向参议院递交《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在此期间,唐群英等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提案竟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3月20日,她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
1912年4月8日,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北迁,女子参政代表也随后联合北上,继续要求参议院承认女子参政权。同盟会内以宋教仁为首的改组派屈从他党意见,公然将原同盟会政纲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内容删掉了。唐群英等闻讯,冲进改组会议会场,提出强烈抗议。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时,新党纲中仍未恢复“男女平权”条文,唐群英与沈佩贞、王昌国、伍崇敏、傅文郁等十余人盛怒之下围打宋教仁,林森出面调停,还未交口,也挨了一下。她随即书写《驳诘同盟会传单》,抨击宋教仁等。同时致信孙中山。1912年8月27日,沈、唐二人又拜谒孙中山,力争男女平权。孙婉言解释此事实行之难,两人与他发生激烈争执,沈佩贞悲愤之下,“哭声震天”。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大会,到会女子200余人,公推唐群英为临时主席。沈佩贞演说,反对宋教仁、张继不遗余力,甚至表示要继续革命,以曾经组织之暗杀团、先锋队与彼等相见,以手枪炸弹对待之,与会者情绪异常激烈。
1912年9月2日,在女子参政运动“进”、“退”关键时刻,孙中山致函唐群英,信中不无难处地说:“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他反劝唐群英,不如先通过提倡教育、普及知识的方式来大力发展女子团体,然后再来与男子争权,而不是眼下依赖男子代为出力。唐群英听到这番话后作何感想,后人不得而知。她的确几次上书和面见孙中山要求修改《约法》,确立女子参政权,不过,最后她还是听从了孙中山的劝导,暂将此事放在一边,并迅速与宋教仁协调一致,把讨袁计划放在首位。
参政受阻后,唐群英变卖个人家产,大力办报兴学。1912年12月9日,唐群英得知参议院否决了她们递交的要求补订《女子选举法》的意见,她言道:“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后又在《女子白话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袁氏政府。袁世凯遂令取缔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女子白话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京发行,并悬赏一万银元通缉唐群英,因事先得悉内部情报,使她幸免于难。
参政受阻后,唐群英变卖个人家产,大力办报兴学。起初,她在北京创办了《亚东丛报》和《女子白话旬报》,并设立“中央女子学校”,为“女界知识普及”造就人材。1913年,她因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的言论,遭到袁的迫害,被迫回到湖南。在长沙,她又创办了《女权日报》,开设“女子美术学校”、“自强职业女校”和“复陶女校”。1926年6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唐群英回到家乡衡山,在白果红茶亭办起了“岳北女子职业学校”。纵观唐群英的奋斗生涯,为振兴中国女学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在创办女学的过程中,唐群英负债累累,致使其晚年的生活拮据困难。1935年3月,唐群英应老同盟会员张继等人的邀请,来到南京。起初,“国府主席”林森拟聘她为“国府顾问”,未果;每月发给她生活补贴200元,但数月后即停发。于右任、张继、居正等老同盟会员为此不平,联名上书。其中写道:“唐同志群英女士,以湘上名嫒,幼承家训,早岁东渡日本,追随总理革命。讨袁之役,几遭不测。晚年息影家园,景况萧条。中央曾以补贴,但数月即停。革命以还,女界牺牲亦钜。空山硕果,尚冀我中央有以始终成全之也。”后来,唐群英在南京挂了一个“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和“国策顾问”的头衔。1936年秋天,心灰意冷的唐群英因体弱多病,带着在南京自置的一幅留学东京时的瓷像,回到湖南老家。1937年4月25日,唐群英病故于“是吾家”老房,遗骨葬于衡山新桥唐族墓地。
唐群英亲属成员
唐群英,字希陶,号恭懿,1871年12月8日于清国衡州府一武将门第出生。
10岁时,唐群英就央求父亲教她剑法,勤学苦练之余,她还常常组织周边的孩童扮作宋军、辽军“打仗”,并自称“穆桂英”挂帅出征,迎战“辽军”。当时,女子都要缠足,名门千金更得有一双“三寸金莲”。一开始,唐群英以为缠足不分男女,就忍痛接受了。没想到哥哥居然不缠,而且健步如飞,认为是母亲偏心,就联络两个姐姐采取一致行动扯掉裹脚布。姐姐胆怯,她就独自扯掉了。被母亲发现,又强行裹了起来,几经缠缠扯扯,所以,在同胞姐妹中,唯有她不是“三寸金莲”,而是个半大脚。
之后,她开始攻读中国典籍,以及《木兰词》、《烈女传》、《精忠岳传》之类的作品,既能写一手好诗文,又能骑马击剑。望着这个果敢豪迈文武双全的女儿,唐星照感叹道:“如果是个儿子,必能光耀门楣。”唐群英听罢反问:“是女儿,就不能光耀门楣吗?”她能文善诗,15岁时曾写过“邻烟连雾起,山鸟放晴来”的诗句,被塾师称为“女中奇才”。在四个姐妹中,群英最为父亲所钟爱。她也“尝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
1890年,唐群英的父亲去逝。1891年,20岁的唐群英遵父遗命(一说从母命)嫁与湘乡荷叶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为妻。可是刚过几年,丈夫就病逝。按照当时的封建传统和曾家的族规,她要在婆家守节,才不失为“名门闺秀”。但唐群英生性豪放,蔑视旧礼教。她冲破夫死守节的封建桎梏,毅然“大归”,定居于“是吾家”。当时,外侮频仍,国势日蹙,康梁等人正在力倡变法维新。唐群英在家中日习诗文,博览群书,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她在《读大同书感怀》一诗中写道:“斗室自温酒,钧天维换风?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自矢,表达了扭转乾坤的革新壮志。
唐群英在丈夫家的日子里,有缘结识秋瑾、葛健豪(蔡和森、蔡畅之母),遂成知交,后来3个人被誉为“潇湘三女杰”。秋瑾的婆家和曾家有近亲,秋瑾嫁到湘乡荷叶的王家以后,与唐群英毗邻而居,亲戚加邻居,两人来往密切,被后人誉为“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
1901年秋,她听秋瑾谈及亲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情景,慨然说道:“国之兴亡,匹妇亦应责无旁贷。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是人皆有责!”1904年春,秋瑾在北京冲破封建阻力,赴日本求学。1904年秋,唐群英在湖南得到消息后,她应秋瑾之约,立即追随而去,东渡日本求学。她先自费考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成为秋瑾的同学。两年后,她又转入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因成绩优异,由湖南当局改为官费生。
在东京求学期间,唐群英结识了刘揆一、刘道一、黄兴、赵恒惕等湘籍人士。1902年5月,唐群英经黄兴、赵恒惕介绍,参加了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华兴会,成为华兴会唯一的女会员。对于华兴会与兴中会联合一事,当时会员们意见不一,而唐群英支持黄兴的意见,赞同联合,因而深得黄兴赏识。1905年7月28日,黄兴带着唐群英去见孙中山。在交谈中,她向孙中山谈及自己对于男尊女卑的反感,表达了“天下兴亡,人皆有责”的主张。孙中山当即赞道,“革命首先是唤醒四万万同胞,女同胞觉醒的还很少,群英女士是第一个走进革命队伍里的女同胞,是榜样,是二万万女同胞的带头人。”1905年8月20日,华兴会与兴中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她是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由于唐群英比相继加入同盟会的何香凝大3岁,比秋瑾大6岁,所以,同盟会的会员都尊称她为“唐大姐”。
1906年7月,唐群英与王昌国发起组织的留日女学生会成立,她当选为书记。1906年10月,黄兴和宁调元在日本创办杂志《洞庭波》,唐群英是该刊的积极撰稿人。她在《洞庭波》第1号上发表了八首七绝,一时在革命志士中广为传诵,深得孙中山和黄兴的赞许。她在这组诗的前面写道:“黄公克强组织同盟会于日本,与宁君太一等设立报馆,颜曰《洞庭波》,征集党人诗文。余于课于拟绝句八章以附刊”。1907年12月,唐群英在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毕业。在毕业仪式上,唐群英撰文致词,慨然写道:“然女师女范,昭然于史册者,若班氏木兰伏女辈,当时轻视女学,犹能独往独来,卓绝古今,使有以提励之,则其造诣又当何如也?无如积聩不振,女权陵夷,学识幽闭,遂成斯世困屯之形。溯国运盛衰之际,又岂非我辈担负女教责任之时耶?”充分表达了振兴中国女学的决心。
当时,同盟会在横滨设有弹药制造机关,唐群英就前去学习制造弹药和使用枪械,同在这里学习的还有刚刚加入同盟会的秋瑾,以及方君瑛、陈撷芬、林宗素、蔡蕙、吴木兰等人。之后,唐群英又利用假日到神乐坂武术学会练习枪法。
秋瑾就义的次年(1908年),唐群英回国。此行目的,一为探望生病的母亲,同时也是受同盟会委派,回国宣传同盟会主张并联络各地革命者发动武装起义。临别时,孙中山赠诗一首:“此去浪滔天,应知身在船。若返潇湘日,为我问陈癫。”前两句表达的是孙中山的关切之情,而后两句则暗藏了革命指示。果然,唐群英回国后开始在湖南联络革命同志,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她“执教鞭于赣宁诸省”,迅速与正在长沙秘密活动的同盟会成员陈荆(即陈癫,字树人)取得联系,并奔走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联络革命党人。1909年,唐群英先后组织了在湘乡县永丰镇、湘潭县花石镇的两地武装起义。
1910年6月,由于国内环境恶劣,活动困难,按照黄兴的安排,唐群英再次赴日,以考入东京音乐专科学校作掩护,深入开展留日女学生运动,动员女界“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投身反帝斗争,以“救国家之危亡”。1911年秋,唐群英回国向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报到,并随即在上海发起并领导了多个女子团体,与张汉英在上海筹建女子北伐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首先响起枪声,她设法将黄兴护送到武昌,指挥战斗。接着,她与张汉英组织了“女子后援会”,向社会各界募集物资钱粮送往前线。随后,又挑选青壮女子组成“北伐军救济队”,奔赴战地,救护伤兵。1911年11月初,江、浙两省组织联军北伐。唐群英便将她率领的有400名队员的女子北伐队列入江浙联军编制。同月下旬,抵南京外围时,联军主力担负攻城主战,女子北伐队和何奇伍团奉命在玄武门助攻。唐群英事先挑选8名精兵组成小分队,混入城内,伺机杀死守门清兵,唐群英乘机带领全体女军士兵迎面冲击,致使清廷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胜利光复。从此女子北伐队声名大振,“双枪女将唐群英”名震一时。
1911年2月1日,在临时政府召开的庆功会上,临时政府庆功会上,她作为“女界协赞会”的代表,确为第一批授勋之开国功臣,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接见,被孙中山誉为“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荣获总统府“二等嘉禾勋章”,以表彰其功绩。
1912年2月初,临时参议院在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约法草案中没有“男女平权”的条文。唐群英以女子后援会会长名义,与张汉英一道,于1912年2月20日在南京联合筹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26日,她向参议院递交《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在此期间,唐群英等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提案竟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3月20日,她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
1912年4月8日,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北迁,女子参政代表也随后联合北上,继续要求参议院承认女子参政权。同盟会内以宋教仁为首的改组派屈从他党意见,公然将原同盟会政纲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内容删掉了。唐群英等闻讯,冲进改组会议会场,提出强烈抗议。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时,新党纲中仍未恢复“男女平权”条文,唐群英与沈佩贞、王昌国、伍崇敏、傅文郁等十余人盛怒之下围打宋教仁,林森出面调停,还未交口,也挨了一下。她随即书写《驳诘同盟会传单》,抨击宋教仁等。同时致信孙中山。1912年8月27日,沈、唐二人又拜谒孙中山,力争男女平权。孙婉言解释此事实行之难,两人与他发生激烈争执,沈佩贞悲愤之下,“哭声震天”。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大会,到会女子200余人,公推唐群英为临时主席。沈佩贞演说,反对宋教仁、张继不遗余力,甚至表示要继续革命,以曾经组织之暗杀团、先锋队与彼等相见,以手枪炸弹对待之,与会者情绪异常激烈。
1912年9月2日,在女子参政运动“进”、“退”关键时刻,孙中山致函唐群英,信中不无难处地说:“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他反劝唐群英,不如先通过提倡教育、普及知识的方式来大力发展女子团体,然后再来与男子争权,而不是眼下依赖男子代为出力。唐群英听到这番话后作何感想,后人不得而知。她的确几次上书和面见孙中山要求修改《约法》,确立女子参政权,不过,最后她还是听从了孙中山的劝导,暂将此事放在一边,并迅速与宋教仁协调一致,把讨袁计划放在首位。
参政受阻后,唐群英变卖个人家产,大力办报兴学。1912年12月9日,唐群英得知参议院否决了她们递交的要求补订《女子选举法》的意见,她言道:“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后又在《女子白话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袁氏政府。袁世凯遂令取缔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女子白话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京发行,并悬赏一万银元通缉唐群英,因事先得悉内部情报,使她幸免于难。
参政受阻后,唐群英变卖个人家产,大力办报兴学。起初,她在北京创办了《亚东丛报》和《女子白话旬报》,并设立“中央女子学校”,为“女界知识普及”造就人材。1913年,她因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的言论,遭到袁的迫害,被迫回到湖南。在长沙,她又创办了《女权日报》,开设“女子美术学校”、“自强职业女校”和“复陶女校”。1926年6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唐群英回到家乡衡山,在白果红茶亭办起了“岳北女子职业学校”。纵观唐群英的奋斗生涯,为振兴中国女学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在创办女学的过程中,唐群英负债累累,致使其晚年的生活拮据困难。1935年3月,唐群英应老同盟会员张继等人的邀请,来到南京。起初,“国府主席”林森拟聘她为“国府顾问”,未果;每月发给她生活补贴200元,但数月后即停发。于右任、张继、居正等老同盟会员为此不平,联名上书。其中写道:“唐同志群英女士,以湘上名嫒,幼承家训,早岁东渡日本,追随总理革命。讨袁之役,几遭不测。晚年息影家园,景况萧条。中央曾以补贴,但数月即停。革命以还,女界牺牲亦钜。空山硕果,尚冀我中央有以始终成全之也。”后来,唐群英在南京挂了一个“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和“国策顾问”的头衔。1936年秋天,心灰意冷的唐群英因体弱多病,带着在南京自置的一幅留学东京时的瓷像,回到湖南老家。1937年4月25日,唐群英病故于“是吾家”老房,遗骨葬于衡山新桥唐族墓地。
唐群英后世纪念
唐群英,字希陶,号恭懿,1871年12月8日于清国衡州府一武将门第出生。
10岁时,唐群英就央求父亲教她剑法,勤学苦练之余,她还常常组织周边的孩童扮作宋军、辽军“打仗”,并自称“穆桂英”挂帅出征,迎战“辽军”。当时,女子都要缠足,名门千金更得有一双“三寸金莲”。一开始,唐群英以为缠足不分男女,就忍痛接受了。没想到哥哥居然不缠,而且健步如飞,认为是母亲偏心,就联络两个姐姐采取一致行动扯掉裹脚布。姐姐胆怯,她就独自扯掉了。被母亲发现,又强行裹了起来,几经缠缠扯扯,所以,在同胞姐妹中,唯有她不是“三寸金莲”,而是个半大脚。
之后,她开始攻读中国典籍,以及《木兰词》、《烈女传》、《精忠岳传》之类的作品,既能写一手好诗文,又能骑马击剑。望着这个果敢豪迈文武双全的女儿,唐星照感叹道:“如果是个儿子,必能光耀门楣。”唐群英听罢反问:“是女儿,就不能光耀门楣吗?”她能文善诗,15岁时曾写过“邻烟连雾起,山鸟放晴来”的诗句,被塾师称为“女中奇才”。在四个姐妹中,群英最为父亲所钟爱。她也“尝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
1890年,唐群英的父亲去逝。1891年,20岁的唐群英遵父遗命(一说从母命)嫁与湘乡荷叶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为妻。可是刚过几年,丈夫就病逝。按照当时的封建传统和曾家的族规,她要在婆家守节,才不失为“名门闺秀”。但唐群英生性豪放,蔑视旧礼教。她冲破夫死守节的封建桎梏,毅然“大归”,定居于“是吾家”。当时,外侮频仍,国势日蹙,康梁等人正在力倡变法维新。唐群英在家中日习诗文,博览群书,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她在《读大同书感怀》一诗中写道:“斗室自温酒,钧天维换风?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自矢,表达了扭转乾坤的革新壮志。
唐群英在丈夫家的日子里,有缘结识秋瑾、葛健豪(蔡和森、蔡畅之母),遂成知交,后来3个人被誉为“潇湘三女杰”。秋瑾的婆家和曾家有近亲,秋瑾嫁到湘乡荷叶的王家以后,与唐群英毗邻而居,亲戚加邻居,两人来往密切,被后人誉为“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
1901年秋,她听秋瑾谈及亲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情景,慨然说道:“国之兴亡,匹妇亦应责无旁贷。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是人皆有责!”1904年春,秋瑾在北京冲破封建阻力,赴日本求学。1904年秋,唐群英在湖南得到消息后,她应秋瑾之约,立即追随而去,东渡日本求学。她先自费考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成为秋瑾的同学。两年后,她又转入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因成绩优异,由湖南当局改为官费生。
在东京求学期间,唐群英结识了刘揆一、刘道一、黄兴、赵恒惕等湘籍人士。1902年5月,唐群英经黄兴、赵恒惕介绍,参加了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华兴会,成为华兴会唯一的女会员。对于华兴会与兴中会联合一事,当时会员们意见不一,而唐群英支持黄兴的意见,赞同联合,因而深得黄兴赏识。1905年7月28日,黄兴带着唐群英去见孙中山。在交谈中,她向孙中山谈及自己对于男尊女卑的反感,表达了“天下兴亡,人皆有责”的主张。孙中山当即赞道,“革命首先是唤醒四万万同胞,女同胞觉醒的还很少,群英女士是第一个走进革命队伍里的女同胞,是榜样,是二万万女同胞的带头人。”1905年8月20日,华兴会与兴中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她是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由于唐群英比相继加入同盟会的何香凝大3岁,比秋瑾大6岁,所以,同盟会的会员都尊称她为“唐大姐”。
1906年7月,唐群英与王昌国发起组织的留日女学生会成立,她当选为书记。1906年10月,黄兴和宁调元在日本创办杂志《洞庭波》,唐群英是该刊的积极撰稿人。她在《洞庭波》第1号上发表了八首七绝,一时在革命志士中广为传诵,深得孙中山和黄兴的赞许。她在这组诗的前面写道:“黄公克强组织同盟会于日本,与宁君太一等设立报馆,颜曰《洞庭波》,征集党人诗文。余于课于拟绝句八章以附刊”。1907年12月,唐群英在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毕业。在毕业仪式上,唐群英撰文致词,慨然写道:“然女师女范,昭然于史册者,若班氏木兰伏女辈,当时轻视女学,犹能独往独来,卓绝古今,使有以提励之,则其造诣又当何如也?无如积聩不振,女权陵夷,学识幽闭,遂成斯世困屯之形。溯国运盛衰之际,又岂非我辈担负女教责任之时耶?”充分表达了振兴中国女学的决心。
当时,同盟会在横滨设有弹药制造机关,唐群英就前去学习制造弹药和使用枪械,同在这里学习的还有刚刚加入同盟会的秋瑾,以及方君瑛、陈撷芬、林宗素、蔡蕙、吴木兰等人。之后,唐群英又利用假日到神乐坂武术学会练习枪法。
秋瑾就义的次年(1908年),唐群英回国。此行目的,一为探望生病的母亲,同时也是受同盟会委派,回国宣传同盟会主张并联络各地革命者发动武装起义。临别时,孙中山赠诗一首:“此去浪滔天,应知身在船。若返潇湘日,为我问陈癫。”前两句表达的是孙中山的关切之情,而后两句则暗藏了革命指示。果然,唐群英回国后开始在湖南联络革命同志,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她“执教鞭于赣宁诸省”,迅速与正在长沙秘密活动的同盟会成员陈荆(即陈癫,字树人)取得联系,并奔走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联络革命党人。1909年,唐群英先后组织了在湘乡县永丰镇、湘潭县花石镇的两地武装起义。
1910年6月,由于国内环境恶劣,活动困难,按照黄兴的安排,唐群英再次赴日,以考入东京音乐专科学校作掩护,深入开展留日女学生运动,动员女界“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投身反帝斗争,以“救国家之危亡”。1911年秋,唐群英回国向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报到,并随即在上海发起并领导了多个女子团体,与张汉英在上海筹建女子北伐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首先响起枪声,她设法将黄兴护送到武昌,指挥战斗。接着,她与张汉英组织了“女子后援会”,向社会各界募集物资钱粮送往前线。随后,又挑选青壮女子组成“北伐军救济队”,奔赴战地,救护伤兵。1911年11月初,江、浙两省组织联军北伐。唐群英便将她率领的有400名队员的女子北伐队列入江浙联军编制。同月下旬,抵南京外围时,联军主力担负攻城主战,女子北伐队和何奇伍团奉命在玄武门助攻。唐群英事先挑选8名精兵组成小分队,混入城内,伺机杀死守门清兵,唐群英乘机带领全体女军士兵迎面冲击,致使清廷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胜利光复。从此女子北伐队声名大振,“双枪女将唐群英”名震一时。
1911年2月1日,在临时政府召开的庆功会上,临时政府庆功会上,她作为“女界协赞会”的代表,确为第一批授勋之开国功臣,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接见,被孙中山誉为“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荣获总统府“二等嘉禾勋章”,以表彰其功绩。
1912年2月初,临时参议院在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约法草案中没有“男女平权”的条文。唐群英以女子后援会会长名义,与张汉英一道,于1912年2月20日在南京联合筹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26日,她向参议院递交《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在此期间,唐群英等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提案竟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3月20日,她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
1912年4月8日,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北迁,女子参政代表也随后联合北上,继续要求参议院承认女子参政权。同盟会内以宋教仁为首的改组派屈从他党意见,公然将原同盟会政纲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内容删掉了。唐群英等闻讯,冲进改组会议会场,提出强烈抗议。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时,新党纲中仍未恢复“男女平权”条文,唐群英与沈佩贞、王昌国、伍崇敏、傅文郁等十余人盛怒之下围打宋教仁,林森出面调停,还未交口,也挨了一下。她随即书写《驳诘同盟会传单》,抨击宋教仁等。同时致信孙中山。1912年8月27日,沈、唐二人又拜谒孙中山,力争男女平权。孙婉言解释此事实行之难,两人与他发生激烈争执,沈佩贞悲愤之下,“哭声震天”。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大会,到会女子200余人,公推唐群英为临时主席。沈佩贞演说,反对宋教仁、张继不遗余力,甚至表示要继续革命,以曾经组织之暗杀团、先锋队与彼等相见,以手枪炸弹对待之,与会者情绪异常激烈。
1912年9月2日,在女子参政运动“进”、“退”关键时刻,孙中山致函唐群英,信中不无难处地说:“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他反劝唐群英,不如先通过提倡教育、普及知识的方式来大力发展女子团体,然后再来与男子争权,而不是眼下依赖男子代为出力。唐群英听到这番话后作何感想,后人不得而知。她的确几次上书和面见孙中山要求修改《约法》,确立女子参政权,不过,最后她还是听从了孙中山的劝导,暂将此事放在一边,并迅速与宋教仁协调一致,把讨袁计划放在首位。
参政受阻后,唐群英变卖个人家产,大力办报兴学。1912年12月9日,唐群英得知参议院否决了她们递交的要求补订《女子选举法》的意见,她言道:“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后又在《女子白话报》上发表文章,抨击袁氏政府。袁世凯遂令取缔女子参政同盟会,查封《女子白话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京发行,并悬赏一万银元通缉唐群英,因事先得悉内部情报,使她幸免于难。
参政受阻后,唐群英变卖个人家产,大力办报兴学。起初,她在北京创办了《亚东丛报》和《女子白话旬报》,并设立“中央女子学校”,为“女界知识普及”造就人材。1913年,她因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反对袁世凯的言论,遭到袁的迫害,被迫回到湖南。在长沙,她又创办了《女权日报》,开设“女子美术学校”、“自强职业女校”和“复陶女校”。1926年6月,北伐军进入湖南。唐群英回到家乡衡山,在白果红茶亭办起了“岳北女子职业学校”。纵观唐群英的奋斗生涯,为振兴中国女学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在创办女学的过程中,唐群英负债累累,致使其晚年的生活拮据困难。1935年3月,唐群英应老同盟会员张继等人的邀请,来到南京。起初,“国府主席”林森拟聘她为“国府顾问”,未果;每月发给她生活补贴200元,但数月后即停发。于右任、张继、居正等老同盟会员为此不平,联名上书。其中写道:“唐同志群英女士,以湘上名嫒,幼承家训,早岁东渡日本,追随总理革命。讨袁之役,几遭不测。晚年息影家园,景况萧条。中央曾以补贴,但数月即停。革命以还,女界牺牲亦钜。空山硕果,尚冀我中央有以始终成全之也。”后来,唐群英在南京挂了一个“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和“国策顾问”的头衔。1936年秋天,心灰意冷的唐群英因体弱多病,带着在南京自置的一幅留学东京时的瓷像,回到湖南老家。1937年4月25日,唐群英病故于“是吾家”老房,遗骨葬于衡山新桥唐族墓地。
唐群英人物评价
唐群英及其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被赞誉为“五千年来女权之曙光”、“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声”。
1979年12月,在中国妇运工作史上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上,邓颖超特别提到她,称其为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界“英雄人物”,希望后人永远记住她。
1991年10月,康克清为纪念她诞辰120周年,慨然题词:“唐群英,一代女魂。”
1995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夕,中国政府向大会推荐8位中华百年女杰,唐群英位列第四。
1997年,为纪念唐群英逝世60周年,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自中国台湾 寄赠条幅“女权斗士”。
她不仅是“辛亥革命功臣”(周铁农语),“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孙中山语),而且是一位“辛亥革命妇女中很突出的代表人物”(黄启璪),为“争取参政”的一位“很知名”的“英雄”(邓颖超语),颇具影响的女报人、女子教育家和“南社”著名女诗人(陈立夫语),更是高举妇女解放运动大旗的“一代女魂”(康克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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