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代历史上世界军事界公认的十大军事家中，有两个中国人，第一位是兵家法祖孙子，紧接着就是毛泽东，今天就由小编来说说，青年毛泽东，不为众人做知晓的第一战，率100多学生收降3000名正规军，无一人伤亡！
毛泽东16岁的时候，离开家乡，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比起有钱人家子弟，他很穷，年纪也大些。但是他比他们成熟得多，特别是他的作文，每篇都写得好，在全校出了名。这期间，他读了更多的书。有一次，他读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对书里写到的华盛顿、拿破仑、林肯、彼得、卢梭等人物非常佩服，在书上打了许多记号，写了好多批语，还对同学们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才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呀!”
毛泽东从这时候起，就立志要做个救中国的人了。半年以后，他又到长沙进了中学。不久，反对清朝统治的武昌起义爆发，长沙的革命党人也举行起义，宣布脱离清朝政府。毛泽东十分兴奋，心想：革命终于起来了，我既然要救国，就不能袖手旁观，我要去当兵，上前线去。于是，他毅然退了学，参加了新军，整天和士兵们一起操练，准备到战场上保卫革命果实。
不料，清朝被推翻了，可革命的成果被封建军阀袁世凯窃夺了。毛泽东大失所望，决定退伍，继续求学。1913年，他考入了长沙的一所师范学校，就是有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学习了五年多，奠定了他的知识和学问的基础，也充分显示了他独特的性格。
除了独特的性格外，他的军事才能也是首屈一指的。
红军创建之初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亟待新的革命军事理论指导，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者对此进行过大量探索。毛泽东通过对于马列主义经典理论家关于战争理论问题的研究，受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防御战争并不排斥‘战争事变的进程’所要求采取的攻势行动”和恩格斯“防御不应当只是消极的，而应当从机动中吸取力量，并且只要一有机会，防御者就应当采取进攻行动。”“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消极的防御，即使有良好的武器，也必败无疑。”的军事学说影响，结合红军“1928年5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由此产生了中共及其红军的最新作战军事原则。
这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是承认了的。后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原则。等到战胜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原则形成。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作战原则。大要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这些战术原则产生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承认和推行。
毛泽东将马列精典论述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城市武装起义发展为在农村组织长期的游击战争，形成了一套战略指导原则和战法，并且将这一积极防御战略理论发展至其自身前所未有的境界。这一理论在结构上既涵盖了 “小敌之坚，大敌之擒”，即弱小国家的军队，如果只知采取坚守硬拼，就会成为强大国家的俘虏。主张要避开敌人开始时锐利的气势，等待敌人疲劳松懈时再去打它的中国传统军事文化;还合理吸取了西方现代军事文化的精典，通过深入研究华盛顿、拿破仑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他对该两位军事家创造的机动战术、游击战述颇有研究，他还借鉴了西方战争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从待敌和地形之利出发，认为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但反对消极防御。
主张“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关于此点，从毛泽东1929年4月5日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其对于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已有深刻的研究。可见遵义会议上凯丰曾当面直斥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的指责，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谬误。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总结红军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作战原则，指出在反“围剿”战争中，红军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的正确性。
12月瓦窑堡会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重申和强调红军作战指挥应遵循的这一基本原则，从而进一步坚定了这一理论在党和红军中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总结的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创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和作战原则是指导中国革命运动胜利的战略理论和作战原则，是中国国内其他军事理论所无法与之相媲美的，正是有了这一理论指导才使得长征转危为安取得最终胜利。毛泽东关于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和作战原则对于长征胜利起到了重大指导作用。
那么体现他军事才能的第一战，有所什么时候呢?
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湖南也宣布响应，年仅17岁的青年学子毛润之，抱着一腔热切的革命理想，报名参加了湖南新军，成为第二十五混成旅第五十团一营左队的新兵。
毛润之投入艰苦的新兵训练，操典、队列、射击、刺杀、行军、筑垒、扎营……积累了军事基础知识，了解了军队基层的真实情况。莫小看这些基础知识和经验，这对他后来指挥作战、治军带兵的影响非常大。毛主席多年后回忆自己的军事生涯时，还专门提到这段从军往事：“我立正、稍息、托枪还相当可以，单个教练、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这些军事实践，也使得青年毛润之从书本上学的知识，能够结合实践加以理解和运用。
后来，毛润之认识到了辛亥革命具有不彻底的特点，又回到学校继续求知，谢绝了战友和长官的挽留，从军中退役，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继续深造。
几年后，发生了一件震动一时的大事，把青年毛润之推向了时代的舞台。1917年的中国，正是军阀混战的黑暗历史时期，湖南的湘系军阀同广西的桂系军阀展开激战。兵荒马乱时节，有众多女生的学校非常容易成为各路匪徒、败兵袭扰的对象。而湖南一师的地理位置又毗邻交通要道，所以经常遭受袭扰。
一师为了自保，成立了“学生志愿军”，有四分之一的男生报名参加，有过从军经历并有着良好军事素养的毛润之，被推举为学生志愿军的“指挥官”，毛润之也责无旁贷，慨然应允。
毛润之根据部队的军事操典，为同学们设计了一套“兵式操”，融合了操枪礼节、刺杀、格斗动作于一体，非常具有实用性。同学们手持木棒，掌握了军事刺杀格斗的技巧，也增强了战斗的信心和勇气。
1917年11月，时局突变，桂军大败湘军，桂军向长沙挺进，长沙的湘军闻风逃走，而桂军尚不能到达，此时的长沙陷入一片混乱状态。最令人担忧的是，前线的湘军溃军，正先于桂军朝长沙奔来，这些无法无天的残兵败将，比盗匪还更加凶残野蛮。而湖南一师地处长沙南郊，正是败军途径之地。
消息传来，一师师生惶恐不安，校长决定全体到山上避难，毛润之勇敢地站出来反对。他认为，那样会更加无依无靠，会更加危险，反而应该借助学校的高墙和师生的团结，积极进行防御，这样才是更好的做法。校长觉得有理，但学生再团结也手无寸铁，如何抵御数千凶恶如狼的败兵?
毛润之则胸有成竹，他组织学校的体育尖子生做行动骨干，发动同学用桌椅板凳将学校大门堵住。用湖南农村防盗贼的方法，将竹子削尖了插在高墙外围，并组织“学生军”手持木棒，日夜在学校巡逻警戒。
毛润之还派人侦察湘军败兵的到来，当开始出现零散败兵时，冒着风险化装到猴子石地区侦察。他发现，这些败军还不知道长沙尚未有桂军，是一座空城。
于是，毛润之紧急和学生军骨干和校长商议，毛润之认为，这些溃军虽人数众多，且都有武器在身，但都已是“惊弓之鸟”，所以完全有可能以少胜多，打败甚至俘获他们。
青年毛润之这一大胆的建议，得到热血青年学子的赞同!立即有100多人自愿加入“决死护校队”，愿意跟随毛润之，实施这个大胆而危险的计划。
没有武器是不行的，毛润之于是请学校开具公函，然后到长沙警察局，请求警察局派一些警察携带步枪支援学生。警察局长也被毛润之的勇气和胆识折服，立即选派20多名精干的警察，携带快抢支援学生。
毛润之带着这百十号人马，连夜来到溃军必经之地，埋伏起来。半夜，几千名溃败的湘军出现。毛润之和战友们毫不畏惧，首先用步枪一起朝天鸣枪，然后用鞭炮在铁洋油桶里燃放，犹如机关枪一般!同时大队担任后援的师生在远处集体呐喊，敲锣打鼓，并且举起写有“桂军”“粤军”等字样的灯笼。
这招疑兵之计，都使得溃不成军的败兵们吓得魂飞魄散。他们不知道虚实，以为真的受到桂军的伏击，慌忙高喊“别打了，我们投降”。
毛润之一听，立即带着持枪警察和十几个精壮的学生军，来到败军长官面前，要求他们必须立即放下武器投降，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承诺会发放路费，遣送他们回家。
这些败军不知是计，全部答应，毛润之命令他们放下武器，集体后退五十步，溃军乖乖照办，他们放下的武器密密麻麻摆满一地，毛润之这才招呼隐藏的同学们出来，将武器一一收缴。然后押解着这些败军来到一师操场，一点人数，竟然有3000人之多!
由于年轻的毛泽东指挥有方，一支由100多名学生、20多名警员组成的临时武装，居然在未造成任何一人伤亡的情况下，让一支多达3000余人的正规部队不战自败。这无论对于校方、学生、溃兵都是最好不过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也为长沙民众消除了一大隐患。着实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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