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宋朝为什么没能延续唐朝军事上的强大
- 如何评价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
- 岳飞的治军思想是什么十万岳家军为何能以一当百
- 司马穰苴治军有哪些特点
- 宋襄公治军中特殊句式
宋朝为什么没能延续唐朝军事上的强大
宋朝的科技和生产力空前发达,达到了一个领先西方几百年的巅峰。而且,这种领先,也确实在军事方面得到了释放。宋朝的先进武器,已经和自己的那些宿敌产生了代差。但很遗憾的是,宋朝在武功方面一直窝囊,不但历史性地失掉了半壁江山,还在最后成就了蒙古人的东方霸业。为何会如此呢?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失去燕云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是后晋石敬瑭为了换取契丹支持,而双手奉上的土地。这块土地到底有多重要呢?即使不算赋税,燕云十六州也是中原政权的传统屏障,是阻隔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分界线。宋朝如果还拥有燕云十六州,就可以凭借长城防线,阻止契丹的农业化和先进化,从而让所有游牧民族失去发展方向。到时候不要说金朝,就是蒙古的铁骑,也不会有机会踏足中原。
而且,如果宋政权拥有燕云十六州,北方的边患便不会那样严重,那么就可以花大力气来整治西北的西夏政权。届时打通河西走廊,掌握陆上丝绸之路,宋朝将会再次和世界接轨!大唐的盛世,很可能会再现。
第二:混乱的马政
古代战争,骑兵的威力巨大。而宋朝武力的羸弱,正是因为缺少骑兵。而缺少骑兵的原因,就是缺少战马。虽然宋朝并不缺马,但是大部分都是那种只能干活儿拉货、缺少冲刺爆发力的南方马。而可以用作军事行动的北方战马,则是少之又少。宋朝缺少战马的一大原因,是因为同时失去了燕云地区和西北地区两大优良战马的产地。而另一大原因,就是那既不能不说,又让人憋屈的马政。
宋朝的马政本来是很完备的。朝廷规定,国家拿出一部分土地,专门开辟为牧场,而且不允许随意改作他用;而百姓,也是按人头摊派养马任务,并且允许私人买卖。在推行初期,确实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是在澶渊之盟后,宋朝认为没有必要准备那么多战马了,马政因此逐渐废弛。牧场被不断侵占,而百姓养出来的马也根本上不了战场。而私人买卖之风,甚至造成了大量马匹外流的现象。结果,马越来越少,骑兵自然也就越来越少。和北方游牧民族抗衡,自然吃亏。
第三:皇帝的软弱
宋朝皇帝能有胆量和敌人打仗的,可谓少之又少。北宋只有两个半:宋太祖、宋太宗、宋神宗。其他的皇帝,从宋真宗开始,不是只会息事宁人的软蛋,就是外强中干的狗怂。比如说,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前,连过一个桥去前沿关城都是让别人督着去的;北宋末帝宋钦宗,更是在和金兵议和时许下了高额赔偿,过后却又翻脸不认账,招来对方更沉重的打击。所谓上行下效,有这样一群皇帝在,部队能有战斗力也是奇怪了。
而南宋的皇帝,比北宋还要不堪。比如说千古唾骂的宋高宗,明明岳飞北伐已经大有成效,眼看就要收复失地,而他却执意要求撤兵,断送了最好的恢复时机;宋孝宗时有志于北伐,但偏偏手下却没有得力的大将,只能眼看北伐大业半途而废。其他的几位皇帝,多是不管事的挂名皇帝,每天只知道纵情声色。在这样一帮皇帝的统治下,南宋虽然后来出过像孟拱那样的能人,却也终究难以成事。
第四:重文轻武的体制
宋朝上承五代乱世,见惯了武将的嚣张跋扈。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便建立了一套重文轻武的国家体制。只要是出身行伍的,纵然是立下了再造社稷之功,也无法在国家的领导核心担任正职。否则,等着他们的,就是整个文官集团的集体倾轧。比如名将杨业,虽然明知出兵就是送死,却仍然在监军王侁不得不出兵;再比如狄青,当了一个枢密使,却遭到了整个文官集团的抵制和谩骂,最后在凄凉中病死。
这种体制,造成了两个恶劣的现象:一个现象,是武将和武装力量之间的互相拆台。北宋末期收复幽州之时,刚投降的“怨军”被当做了攻坚主力,而北宋官方将领却不给任何接应,结果导致战况反转,20万人被契丹1万人打得大败;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武将集团和国家离心离德。南宋中期,镇守蜀中地区的吴曦发动过叛乱;南宋末年,整个国家的水军更是集体投降了蒙古!可以说,正是重文轻武的体制,束缚住了宋朝军队的手脚,让他们空有先进武器,却难以建立功勋。
如何评价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
宋襄公自诩是一个的仁义之君。但是,他的仁义过于木讷。这种木讷的仁义让他成为俘虏,吃尽苦头;这种木讷的仁义让军队打了败仗,一蹶不振;这种木讷的仁义让国家发展停滞,由盛转衰。宋襄公曾经也是一位踌躇满怀,壮志凌云的君主。他的偶像是齐桓公,梦想着像齐桓公一样当上霸主。可他却自不量力,不但没当上霸主,反误了卿卿性命。在宋襄公的人生中,有两桩最典型的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
1、轻车从简赴会被俘。
宋国在周朝时代是一个很小的封侯国,总面积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中等的行政市)。小国君主宋襄公却想取代齐国的霸主地位自己来当霸主。于是,他号召诸侯国到齐国开会,并定好参加的君主不能带兵马。他哥哥目夷对他说:“一个小国君主去别国开争霸会,要带兵随行,以防万一。“他教训目夷说:“开会是我号召的,不许带兵的规矩是我定的,我怎么能不守信义?“于是带着几个小国君主弟弟轻车从简赴会。会上他和强大的楚国君主楚成王发生争吵,被楚成王早已埋伏的士兵在会场上把他给抓了,然后带去了楚国。鲁国鲁僖公劝说宋襄公放弃称霸。宋襄公听取了鲁僖公的意见,承认楚国楚成王是盟主,这才被释放回国。
2、“仁义”的泓水之战。
宋襄公被释放回来后,觉得受了奇耻之辱。于是操练军队,试图给楚国一个教训。公元前638年夏,宋、楚两军在泓水相遇。公孙固看到楚军一半渡过河来,一半还在水军,就劝宋襄公下令进攻,打楚军一个措手不及,说道:“敌众我寡,趁他们没有完全渡河,请下令攻击他们。“宋 襄公说:“不行。“当楚军己全部渡河,但尚未摆好阵式时,目夷请求攻击。宋襄公说:“不行。“宋军按兵不动,等待楚军布阵。楚军布好阵式之后,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宋军杀来。宋军被楚军的气势吓坏了,未等交锋,全军溃散。楚军全力追杀,宋军丢盔弃甲,最后还是没有逃脱阵亡的命运。宋襄公被几个将土拚命掩护,才算拣回了一条命,但被箭射中了大腿。第二年腿伤复发,不治而亡。
上面两个事件可以看出宋襄公的优柔寡断、迂腐浅陋及脱离实际的愚钝思维和不良作为。同时,体现了他仁义的本身是一种虚伪与残忍。宋襄公从争夺霸权、发动战争开始,他的仁义就已经丧失殆尽。最后,由于他的愚昧,让将士们失去生命。
宋襄公最经典的一句名言:
“依我看,讲仁义的人就应该像我这样打仗,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同时也不攻打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尤其是古人每当作战时,并不靠关塞险阻取胜,寡人的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仍然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毛泽东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过:
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实际上,乱世之中,人性本身充满了复杂和矛盾,有血有肉,有优点,也存在缺点。如何评价宋襄公?我认为宋襄公有过也有功。一方面宋襄公在平定齐乱、东宫图治、内修国政、仁义治国、提升宋国国力等方面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痴仁”,使国家从富强走向衰败,特别是“泓水之战“让他成为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蠢猪式人物。
岳飞的治军思想是什么十万岳家军为何能以一当百
看一下岳飞留下的《武穆遗书》吧,多么高深莫测的军事思想和武学典籍!岳家军人手一册,从将军到士卒,那都是个个身手了得。所以,在两军对垒时,岳家军豪气干云,所向披靡,以一敌百,战力如神!
司马穰苴治军有哪些特点
司马穰苴的兵法如下:
第一,《仁本》篇,主要论述以仁为本的战争观。
它把战争看成是政治的组成部分,是通过政治手段达不到目的时而采取的另一种权衡手段。所以它的战争观是:“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这个战争观包括以下三个核心内容:其一,“杀人而安人,杀之可也“;二,“其二,“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其三,“以战止战,战之可也“。它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战争的正义性问题,但强调以仁为战争之本,实质上就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从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出发,本篇提出的作战原则是:战争不能违背农时;战争不能在疫病流行时进行;战争不能强加给有国丧的国家;战争不能在敌国受灾时发动,也不能在夏、秋两季兴兵,以爱护敌对双方的民。这些观点,直到春秋时期,列国还有遵行的。从仁本观念出发,本篇又提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著名论断。表现了它既反对战争,又不忘战争准备的进步态度。这种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实际上正是周代以王者之兵为正义之师的思想的反映。
本篇保存着一些古代的战术原则,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成列而鼓“,“争义不争利“等等。这些原则与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所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精神是一致的。它反映在西周及其以前的时代,交战双方采用大方阵作战,队形呆板笨重,转动不灵,只需一次攻击,胜负即已分清。保持队形严整的一方总能战胜队形不整的另一方,而战胜者也只要求对方屈服,不以争城争地为目的。到了春秋时,由于诸侯兼并和争霸战争的频频发生,这些战术原则就成为了过时的东西。宋襄公在泓之战中墨守成规,坚持“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等“古之为军“的原则,既不能依据变化了的形势,采取新的战术,又反对司马子鱼的正确建议,结果导致兵败身亡,遭到时人的批评。
最后,本篇指出:在先王“圣德之治“时代,没有战争。在贤王“亲制礼乐法度“的时代,战争用来征伐不义的国家。到了王霸时代,变乱纷起,才用战争来惩罚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暴内陵外“、“野荒民散“、“负固不服“、“贼杀其亲“、“放弑其君“、“犯令陵政“和“外内乱,禽兽行“等各种罪行的诸侯国家。能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战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进步。
第二,《天子之义》篇,综论军事教育的各种法则。
开篇即提出,凡贤明的君主,不使用未经军事教育的士卒作战。军事教育的内容主要有:贵贱等级观念;人伦道德规范;认识朝廷礼法与军中礼法的区别;树立不夸功、不争功的思想;以服从军令为核心的赏罚原则。
通过回顾历史,本篇论述了有虞氏与夏、殷、周三王时代战前动员、武力使用、军事赏罚、兵器的配备和战车、旌旗、徽章等制度的不同特点。
在治军原则上,《司马法》既反对治军过于严厉,又反对治军没有威严。主张恰当地使用民力、畜力、任用官吏和有技能的人。尤其在用人上,要善于选择、启用有德行、有道义、服从命令而又善良的人,要坚决排斥奸邪、残暴、武断专横以及恃勇逞强的人。
在作战原则上,主张舒缓地进攻,徒不趋,车不奔,保持严整的战斗队形,即使追逐逃敌,也不可逾越战斗行列。因为军队的稳固性,正在于行列的整齐性。使用人、马不得过力,进攻速度也不可以超出命令的规定。这些古朴的战争观念和战术原则,反映周代早期的战争还保存着较多的原始性质。本篇还指出,将士在朝廷和在军队要表现出不同的气度。在朝廷要温文尔雅,谦虚谨慎;在军中则要勇猛果决,体现出礼与法、文与武相辅相成的精神。
接着,论述军中赏罚的起源。认为有虞氏不赏不罚,是至德之世。
夏有赏无罚,是至教之世,殷罚而不赏,是至威之世。周代有赏有罚,是德衰之世。提出军中的赏罚,宜于快,以便迅速起到教育士卒的作用。大捷不赏,培养将士不夸功的美德;大败不罚,培养将士勇于承担责任的美德。
最后提出,要让服役的士卒得到充分休息。这也是以仁为本的战争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定爵》篇,统论为进行战争而作的政治、思想、物资、军事和利用自然条件等各种准备以及阵法运用的原则等。
从政治准备上说,有确定军中的爵位,制定赏罚措施,颁布治军原则与教令,征求各方意见,根据人心动向制定作战方略。
人才、法纪、宣传、技巧、火攻、水战、兵器是军中七政,要努力搞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荣誉、利禄、耻辱、刑罚是军中的四种法纪,要将士严格遵守。
仁爱、信用、正直、统一、道义、权变、专断是治理军中乱政的原则,要运用得当。凡军中的规章制度,都要依据广大士卒的要求来制定,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经反复执行形成“法规“。
凡军中法制,要使人能接受,要清楚严明,要雷厉风行执行,树立法制权威。要规定军中各等级服制,并用颜色区别,坚决禁绝百官服制混乱。在军中,执法要“专“,不服从法纪者要制裁,从将军到士卒,上下都要“畏法“。
从思想准备上说,是统一军中意志,使士卒的意志统一到将军的意志中去。军令不统一,军中有“不服、不信、不和“以及玩忽职守、猜疑厌战、分崩离析、推诿责任等现象,都是战争的祸患。而骄傲、畏惧、吵闹、犹豫、做事反复等则会破坏军威,要坚决制止。在军中,一切都要服从将帅指挥,将帅调动士卒应像以手调指那样自由。这样的军队才是具有战斗力的军队。
从物资准备上说,要“阜财“,即广集资财,特别是利用敌国的资财。达到“众有有,因生美“,即民众富足、国力充沛。
从军事准备上说,要“右兵“,即重视兵器的运用,了解“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的特点,充分发挥“长以卫短,短以救长“的作用。
要训练军队,熟练掌握“攻战守、进退止、前后序、车徒因“的各种战法,以便临机制敌。要演练阵法、布阵:行进时行列要疏,战斗时行列要密。兵器使用要多样配合,士卒要训练有素。上下遵守信义,军中指挥信号系统,即金鼓旌旗等要鲜明,号令不得随便改动。要对全军进行作战教育:“作其气,发其政“,即鼓舞士气,颁布纪律。教育要和颜悦色,言辞恳切,利用士兵的畏惧谈戒律,利用士兵的愿望谈事功。教育他们进入敌境要控制有利地形,按分派的职份完成任务。
从利用自然条件上说,就是“顺天、利地“,即顺应天时,利用气候条件;利用地形,控制隘口、险要、阻绝等要地。
第四,《严位》篇,论述阵法的构成及如何利用各种阵式作战。
开篇提出对军阵作战的总要求:士卒在阵中的位置不可变更;阵中军政要森严,整体力量要轻锐敏捷,士气要深静,意志要统一。
接着阐述阵法的构成:阵中要依人的不同才智,授予一定职位,编制好卒伍,固定行列,调整纵横次序,做到名符其实。阵法有坐式、立式。立阵用于进攻,坐镇用于防守。坐镇有坐、跪、伏各种姿式。击鼓是要起立进攻,鸣铎则停止前进。以赏罚调动士卒士气。
利用军阵作战的要点是:兵力充实,阵营巩固,能持久;士气旺盛,处于危地能取胜;车兵采取密集队形,徒兵采取坐战姿式,战阵可以稳固。要用大部队攻击小部队,军阵屯驻时注意兵甲器具,行进时要注意队列严整,作战时要注意进退节奏。
利用军阵作战要懂得:布阵难,使士卒熟悉阵法更难,而灵活运用阵法又比士卒熟习阵法难。懂得阵法不难,实际运用阵法难。军阵战斗力强不要过于恃重。但即使实力雄厚,也不要全部投入战斗,一次把力量用尽。阵中三军团结如一人,才能战胜敌人。
凡是军中命令,下达给全军的,三天内要执行;下达给卒(百人)
的,半天内要执行;下达给个别人的,要马上执行。军中的指挥号令为金鼓旌旗。以鼓声点数命令旌旗开合、车马驰驱、步兵进退、军队交战、改变战斗队形等各种作战形式,要牢记执行。在军中要用仁、义、智、勇、信、利、功等各种方式鼓励士卒勇往直前、克敌制胜。
在军中,将吏要谦让和蔼,融洽团结,推功揽过,让士卒心悦诚服,奋勇效力。战胜要不骄不懈,战败要承担责任。用法令约束战士轻视死亡,用道义教育战士勇于为正义牺牲。军中教育要因地、因人而宜,重在道德教化。
最后,提出军阵作战的战术原则:“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疲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
第五,《用众》篇,主要论述临阵待敌、用众用寡、避实击虚的战略、策略原则等。
开篇以兵力的众、寡作为一对矛盾概念,提出用众、用寡的策略原则:用众要求部队严整不乱,适于正规作战,适于进攻,适于包围敌人或者分批轮番攻击;用寡要求阵营巩固,适于能进能退,适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适于出奇制胜。如果敌人占了有利地形,则佯装卷旗败退以诱敌,寻机反击。如果敌众我寡,则察明情况,准备在被包围下作战。
如果敌兵也少,就先退让,然后乘隙消灭它。
作战应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大敌当前,可以先用或多或少的兵力去试探,观察敌人的变化;可以采用或进或退的行动,观察敌人阵势是否稳固;可以逼近敌人,观察它是否恐惧;可以按兵不动,观察敌人是否懈怠;可以佯动,观察敌人是否疑惑,可以突然袭击,观察敌人阵容是否严整。打击犹豫的敌人,进攻仓猝无备的敌人,迫使敌人兵力无法施展。掩袭敌阵,造成它的混乱,利用敌人的轻进,阻断它的企图,粉碎它的计划,乘它恐惧时予以消灭。
选择作战地点要“背风背高,右高左险“。在作战中,摆好阵势后不忙于交战,看敌人怎样行动,再相应进行动作。敌人设好圈套,我方不要顺敌意进攻,等待敌军主力的行动。如敌人进攻,则集中兵力乘隙打击它的弱点。
凡追击逃敌,不要停止。如敌人中途休息,则考虑它的企图。凡逼近敌人的都城,进攻必研究好道路,后退必考虑好计划。两军作战,行动不要过早或过迟,以免使军队疲惫或丧失斗志。在军中要禁止士兵与亲属通信,断绝他们的思家之情。在火攻时,要选拔优秀战士作前锋部队。舍弃笨重装备,少带粮食,以激励战士拼死战斗的决心。
从上可见,《司马法》在讲论古代军政事务和战略战术原则中,是教导人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天、地等自然条件和人力、物力等物质条件出发来考虑问题。它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法则,如大小、多少、强弱、虚实、攻守、疏密、动静等,要求人们从发展变化中看问题。这些都是符合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精神的。
宋襄公治军中特殊句式
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①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②.公伤股③,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④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我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本段注释 ①司马:冠名,指子鱼,宋执政大臣. ②败绩:战败. ③股:大腿. ④咎:责备. 本段译文 宋襄公与楚军在泓水作战.宋军已摆好了阵势,楚军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担任司马的子鱼对宋襄公说:“对方人多而我们人少,趁着他们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请您下令进攻他们.”宋襄公说:“不行.”楚国的军队已经全部渡过泓水还没有摆好阵势,子鱼又建议宋襄公下令进攻.宋襄公还是回答说:“不行.”等楚军摆好了阵势以后,宋军才去进攻楚军,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受了伤,他的护卫官也被杀死了. 宋国人都责备宋襄公.宋襄公说:“有道德的人在战斗中,只要敌人已经负伤就不再去杀伤他,也不俘虏头发斑白的敌人.古时候指挥战斗,是不凭借地势险要的.我虽然是已经亡了国的商朝的后代,却不去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子鱼说:“您不懂得作战的道理.强大的敌人因地形不利而没有摆好阵势,那是老天爷帮助我们.敌人在地形上受困而向他们发动进攻,不也可以吗?还怕不能取胜!当前的具有很强战斗力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即使是年纪很老的,能抓得到就该俘虏他,对于头发花白的人又有什么值得怜惜的呢?使士兵明白什么是耻辱来鼓舞斗志,奋勇作战,为的是消灭敌人.敌人受了伤,还没有死,为什么不能再去杀伤他们呢?不忍心再去杀伤他们,就等于没有杀伤他们;怜悯年纪老的敌人,就等于屈服于敌人.军队凭着有利的战机来进行战斗,鸣金击鼓是用来助长声势、鼓舞士气的.既然军队作战要抓住有利的战机,那么敌人处于困境时,正好可以利用.盛大的击鼓声激起高昂的士气,进攻那些没有阵列的队是完全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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