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端午，岁岁安康。
过端午节，屈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对于屈原的认识，我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学校老师给灌输的既定历史观，心目中的屈原是一位伟大忠贞的爱国者，为了楚国投江自尽，感天动地。
第三阶段，是从生死现实对屈原的困惑。他爱国，可是楚国值得爱吗？他忠君，然而楚怀王值得托付吗？为一个昏庸的君王死节，为一个没落的楚国殉难，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无法解释通。
对于这个问题，孔子在《论语》中讲得非常透彻，“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假如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政治黑暗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隐于田园闹市，这是人的一种生存本能，与道德品质没有任何关系。
《左传》也有“晏子不死君难”的记载，齐庄公因与棠姜私通，被棠姜丈夫崔杼杀死。晏子听说后，礼节性地去哭吊一番了事。他说，国君又不是为国而死，我凭什么为他殉难逃亡。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对于有本事的人来说，选择权是握在自己手里的，而不会抱残守缺在一棵树上吊死。屈原生活在战国中晚期，那个大乱之世的人才流动早已没有什么限制和约束。
士为知己者死，谁把我当人才，我为谁驱使。秦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拒细流，六国人才皆为其所用。商鞅、张仪、范雎、李斯、吕不韦，一个个响赫的名字成就了强秦。他们的共同特点并非计谋和能力，而是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平民”
平民与贵族的区别是没那么多负担，可以跟着任何一个老板打工，只要这个老板对自己好就行。贵族就不一样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傲慢和尊贵，以及固执和死板。
屈原生于贵族之家，哪怕朝堂之上不受待见，他仍然有一颗与楚国休戚与共、不舍不弃的贵族之心。因此，屈原之死虽不失为高光时刻，本质上仍是一个贵族的愚忠之死。
罗翔曾经说过，愚蠢的“愚”在古语中解读就是偶像的“偶”，屈原的愚忠就在于把一个无道无能的楚怀王当作自己的偶象，依赖之，幻想之，殉葬之。
一位避世隐身、钓鱼江滨的渔父早就劝过屈原，认为与世推移，没必要独醒高举，自找苦吃，而屈原则坚定表示，宁赴湘流，葬于鱼腹，也要保持清白节操。
真正的高人是渔父，他的本事并不比屈原小，可是摊上那样的世道又能如何？如其拧巴自己，不如放飞自我。
关于端午的来历，其实还有一种说法，是纪念楚国的另一位大人物——伍子胥。
楚王杀了伍子胥的父兄，他九死一生逃到吴国，立下复仇毒誓，攻下楚都对楚王鞭尸而后快。回到吴国，吴王又失信忠良，逼死伍子胥，伍子胥临死诅咒吴国灭亡。
做人就应该像伍子胥如此硬朗，可是这样的狠人不允许纪念，不能大力提倡，还是懦弱老实、只会跳江殉情的屈原让人放心，这是千百年来自然选择的结果。
鲁迅分析认为，屈原有一种“无法根除的对君的幻想和对帝国的奴性”
奴性的特点是冤而无怨，死不背叛，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连屈原的姐姐都劝他，“楚王不听子言，子之心已尽矣。忧思何益。幸有田亩，何不力耕自食，以终余年乎？”
由此可见，对于这件事，两千年前的一个妇女都已经看的非常明白了。
遗憾的是，渔父劝、姐姐劝，都没有打开屈原的心结。
千古艰难惟一死，惟死方解心头结。
旧贵族死了，新的时代才能降临，或许这是不可避免的代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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