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端午,岁岁安康。
过端午节,屈原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标志性符号。
对于屈原的认识,我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学校老师给灌输的既定历史观,心目中的屈原是一位伟大忠贞的爱国者,为了楚国投江自尽,感天动地。
第三阶段,是从生死现实对屈原的困惑。他爱国,可是楚国值得爱吗?他忠君,然而楚怀王值得托付吗?为一个昏庸的君王死节,为一个没落的楚国殉难,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无法解释通。
对于这个问题,孔子在《论语》中讲得非常透彻,“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假如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政治黑暗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隐于田园闹市,这是人的一种生存本能,与道德品质没有任何关系。
《左传》也有“晏子不死君难”的记载,齐庄公因与棠姜私通,被棠姜丈夫崔杼杀死。晏子听说后,礼节性地去哭吊一番了事。他说,国君又不是为国而死,我凭什么为他殉难逃亡。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对于有本事的人来说,选择权是握在自己手里的,而不会抱残守缺在一棵树上吊死。屈原生活在战国中晚期,那个大乱之世的人才流动早已没有什么限制和约束。
士为知己者死,谁把我当人才,我为谁驱使。秦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拒细流,六国人才皆为其所用。商鞅、张仪、范雎、李斯、吕不韦,一个个响赫的名字成就了强秦。他们的共同特点并非计谋和能力,而是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平民”
平民与贵族的区别是没那么多负担,可以跟着任何一个老板打工,只要这个老板对自己好就行。贵族就不一样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傲慢和尊贵,以及固执和死板。
屈原生于贵族之家,哪怕朝堂之上不受待见,他仍然有一颗与楚国休戚与共、不舍不弃的贵族之心。因此,屈原之死虽不失为高光时刻,本质上仍是一个贵族的愚忠之死。
罗翔曾经说过,愚蠢的“愚”在古语中解读就是偶像的“偶”,屈原的愚忠就在于把一个无道无能的楚怀王当作自己的偶象,依赖之,幻想之,殉葬之。
一位避世隐身、钓鱼江滨的渔父早就劝过屈原,认为与世推移,没必要独醒高举,自找苦吃,而屈原则坚定表示,宁赴湘流,葬于鱼腹,也要保持清白节操。
真正的高人是渔父,他的本事并不比屈原小,可是摊上那样的世道又能如何?如其拧巴自己,不如放飞自我。
关于端午的来历,其实还有一种说法,是纪念楚国的另一位大人物——伍子胥。
楚王杀了伍子胥的父兄,他九死一生逃到吴国,立下复仇毒誓,攻下楚都对楚王鞭尸而后快。回到吴国,吴王又失信忠良,逼死伍子胥,伍子胥临死诅咒吴国灭亡。
做人就应该像伍子胥如此硬朗,可是这样的狠人不允许纪念,不能大力提倡,还是懦弱老实、只会跳江殉情的屈原让人放心,这是千百年来自然选择的结果。
鲁迅分析认为,屈原有一种“无法根除的对君的幻想和对帝国的奴性”
奴性的特点是冤而无怨,死不背叛,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
连屈原的姐姐都劝他,“楚王不听子言,子之心已尽矣。忧思何益。幸有田亩,何不力耕自食,以终余年乎?”
由此可见,对于这件事,两千年前的一个妇女都已经看的非常明白了。
遗憾的是,渔父劝、姐姐劝,都没有打开屈原的心结。
千古艰难惟一死,惟死方解心头结。
旧贵族死了,新的时代才能降临,或许这是不可避免的代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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