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是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明清兴亡史上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这一战，拉开了大明王朝解体直至覆亡的序幕。那么，明朝为什么会输掉这场至关重要的大战？
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叛明自立的后金大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名誓师，正式向明朝宣战。后金大军接连攻陷明朝辽东重镇抚顺、清河，掳掠人畜30余万，马9千余匹，战甲7千副。一时间风声鹤唳，边警四起，大明苦心经营的辽东边防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得知抚顺失陷的当天，惊魂未定的万历皇帝立即提出对后金进行大规模征讨的主张。廷臣经过商议，以“熟谙辽事”为由，任命杨镐为兵部右侍郎兼辽东经略，成为明朝对后金作战的统帅。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杨镐在官场沉浮三十年，多忙于周旋上位，并无多少军事才能。他所拟定的“四路出兵，分进合击”的战略计划，也被后世诟病为必败之局。那么“分进合击”战略到底应该怎么部署？
无论采取何种战略战术，任何战役要想取胜，按照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理论法，应遵循“制胜三要素”： 出敌不意、地利和多面攻击。出敌不意的效果是，使敌人在某一地点面临远远出乎他意料的优势兵力。地利，指那些能隐蔽地配置军队的地形。多面攻击，包括战术上的各种迂回，目的是让敌人备多力分，从而遭受夹击和包围。
“分进合击”当然也不例外。理论上，一次成功的“分进合击”，就是出敌不意地使用优势兵力，利用地利在多个方向上进行有效机动，在会战地域合力对敌军实施多面攻击。实际运用中，兵力的部署和调配、行军路线的规划、作战日程和后勤给养的计算，以及对自然条件、道路状况、敌情等诸多影响因素的全盘考量，是对将领指挥运筹方略和军队实战能力的严峻考验。
杨镐是怎么做的呢？明军进攻目标是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如果集中兵力以最短路线发动突袭是为上策；再不然，也可依靠数量优势相互策应，稳扎稳打，逐步缩小包围圈，也是一个稳妥的方法。可惜杨镐智穷才短，竟搬出他在朝鲜战场的蔚山之战中已经失败的那套打法：把明军，包括朝鲜和女真叶赫部援军共11万余人分成四路，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对赫图阿拉发动向心进攻。
其中山海关总兵杜松的西路军和开原总兵马林的北路军为主力，辽东总兵李如柏指挥的南路军与赫图阿拉距离最近，却并不负担主要作战任务。东路军辽阳总兵刘綎兵少器劣，道路险远，处境最为尴尬。
杨镐一厢情愿地认为，这种看似四面出击的吓人阵势可以震慑敌军。更为愚蠢的是，他还派后金逃兵带书信威吓努尔哈赤，夸大其词地宣称明朝集结大军47万，并告知真实发兵日期。这种蠢行非但没有吓住敌人，反而暴露了明军的作战部署，完全丧失了出敌不意的效果。于是努尔哈赤相机制订了“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集中兵力，利用内线优势进行各个击破。
在作战计划层面，杨镐既没有为各军指定明确的作战目标，也没有指派配合策应的作战任务。四路明军总兵都称“主将”，互不统属，在300公里长的战线上分头推进，各自为战。在这种混乱的部署下，杨镐在大军开进后即失去对部队的掌控。整个战役期间，他也不派斥候部队侦察，更没有掌握一支强大的预备队随时支援关键战场。直到战败，他才知道部队已与敌军接触。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早春的辽东大雪纷飞，寒风彻骨，天气状况根本不适合行军作战。但在内阁和兵部严厉催促下惊惶失措的杨镐，不顾部下将领的反对坚持出师。八万八千名大明官兵们在积雪的黑土地上艰难开拔了，向着即将吞噬他们的林海雪原迤逦而去。
明朝西路军约3万人。总兵杜松抢头功心切，一日内冒雪急行百余里，在三月一日进抵浑河岸边。杜松非常轻敌。他看浑河水浅不及马腹，说什么“入阵披坚，非丈夫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不知甲重几许！”便赤膊上阵，率领部分骑兵快速渡河，将辎重车营远远抛在后面。他希望用速攻战的方式直捣赫图阿拉，打努尔哈赤一个措手不及，这就是著名的“捣巢”战术。过去明军用类似的战术对付蒙古鞑靼部时屡试不爽，然而用来对付后金，效果又将如何呢？
速攻战必须具备两个要素才能成功。一是突然性，出敌不意抢占战略主动权；二是以强击弱，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消灭较弱的敌军。要打出一场漂亮的速攻战，知己知彼至关重要。然而，鲁莽骄傲的杜松却根本不了解他面前的的对手。与蒙古部落一盘散沙，多以骑兵游击袭扰不同，后金以八旗编制统一了军事力量，作战以步骑混编，正面冲杀的战术为主。八旗每个作战单位分长甲、短甲和两重甲三个兵种。
战斗时，穿戴重甲的步骑兵冲锋在前；穿短甲的弓箭手在后掩护；最精锐的禁卫骑兵“巴牙喇”作为总预备队，随时接应。杜松就这样冒冒失失带着部分人马赴战，结局已然注定。杜松一路与后金主力首先在萨尔浒附近的吉林崖和界藩山等地交锋，明军开局颇有小胜，打破后金两个前哨营寨。但等到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等人率军驰援后形势大变。杜松攻打吉林崖的前锋受阻，后方驻扎在萨尔浒大营的部队又遭努尔哈赤亲率五旗3.5万大军的全力进攻，遂遭分割歼灭。明军尸横遍野，散落的军器和尸体像流冰一样飘满了浑河。杜松身中十几箭而死。
由于长期武备废弛，明军许多官兵除了胸背披甲之外其他部位并无保护，常被后金弓箭手“于五步之内，专射面胁，每发必毙”。相比之下，后金军重装部队配备头盔、面具、护肩、护臂、护心镜，还专门制造了保护胁部的“护腋”，防护非常严密，连一些战马也披上了重铠。这些甲胄皆是精铁所造，不但能防箭，也对三眼铳这类射程不远、命中率低的火器有较佳的防护作用，甚至连一些鸟铳也不能击穿。战后，军火专家徐光启曾上疏提请紧急制造大号鸟铳来专门制敌。
杜松战死之后，留在后方的车营也遭后金奸细暗算，很多火器在被蓄意焚毁，实力大损。这支剩下1万人左右的车营部队由龚念遂带领，在斡浑鄂谟掘壕列炮进行防御，但很快在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亲自带队冲锋之下，遭到灭顶之灾。明军进攻主力西路军自此覆灭。
明朝北路军约2.2万人从二月二十八日经三岔儿堡出发。三月初二总兵马林得到西路军战败的消息，非常惊恐。他不听诸将建议，拔营退往抚顺东北的尚间崖，在此扎下大营。他又命部将潘宗颜等驻守斐芬山，挖战壕列车阵。并派军援助留驻于斡浑鄂谟的西路军车营龚念遂部，三军成犄角之势防御，期望能顶住后金的进攻，等待女真叶赫部援军到来。
如何使用火器优势打一场成功的防御战？首先，必须建立工事屏障，或者实施机动防御，迫使敌军在火器射程内停下来。然后通过长时间不间断的火力打击击溃敌军。那么，尚间堡的明军又是怎么打的呢？
他们先是绕大营挖掘三道壕沟，壕沟之内的骑兵下马步战。壕沟之外布有鸟枪大炮，鸟枪大炮之前还配有持火器的“跳荡铁骑”。就这样，明军摆出了一个可以连射火器的阵形。但是，这个阵形缺乏阻拦敌骑的拒马以及战车，容易被后金骑兵突破。
努尔哈赤带领皇太极以不到千1000人的兵力首先肃清了西路军车营残部，随后集中6万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尚间崖杀了过来。努尔哈赤原本打算抢占尚间崖的制高点，由上往下俯冲明军阵营，但当他发现前线明军队伍尚在集结，阵形不整时，当机立断全线出击。训练有素的后金骑兵凭出色的骑射技术击溃了明军骑兵，随后又扫荡了滞留在战场上的明军步兵。明军副将麻岩战死，总兵马林狼狈逃出战场。在斐芬山立营的潘宗颜部成了后金军下一个打击目标。这支明军配有战车。
明军在对蒙古人作战时发展出了车阵战术，用人力、畜力牵引的独轮或双轮木板车围成临时防御阵地，在车上搭起厚木板作为胸墙，明军在简易掩体后面施放火器。但是，这些战车的机动性和防御力十分薄弱，明军车营所配备的火器多以粗劣短小的三眼铳和小型佛郎机为主，射程近火力弱。后金军通过楯车和厚甲可以挡住明军的火器，而弓箭手也可以抛射杀伤阵内明军，后金突击力量乘机推翻战车和拒马，进行他们擅长的白刃战。
斐芬山的明军用战车列阵，掩护将士连放铳炮。“奋呼冲击，胆气弥厉。”明军火器给后金军造成严重伤亡。但是他们兵力不足，骑兵数量少，难以配合步兵协同作战。努尔哈赤集中兵力，将潘宗颜部重重包围，攻势猛烈。
此战后金军另一破阵战术是使用敢死队驱赶大量马匹做炮灰，让它们一涌而上，冲散明军的阵营。当明军因阵营散乱而不能连射火器之时，后金精锐骑兵便冲过来大肆杀戮。战斗中潘宗颜中箭身死，其死时“骨糜肢烂，惨不忍睹”，其部属全部战死。 此时前来女真叶赫部的援军已到达战场附近，惊闻明军战败，仓皇撤退。就这样，明军北路攻势也被击溃了。
明军东路军以总兵刘綎率领的1.2万人会同朝鲜都元帅姜弘立等统率的1.3万朝鲜军，从东面宽甸堡进攻赫图阿拉。刘綎在万历援朝之役中与杨镐结怨，结果被杨镐刻意算计，欲置于死地。东路军孤悬偏远，沿途险阻，加之兵微将寡，装备陋劣，又缺少大炮火器，为四路中最弱的一路。朝鲜元帅姜弘立曾问刘綎：“然则东路兵甚孤，老爷何不请兵？”刘綎无奈地回答：“杨爷与俺自不相好，必要致死。俺亦受国厚恩，以死自许……”姜又问：“进兵何速也？” 刘綎回答：“兵家胜筹，惟在得天时、得地利、顺人心而已。天气尚寒，不可谓得天时也，道路泥泞，不可谓得地利也，俺不得主柄，奈何？”
尽管如此，东路军自宽甸出师后，连克牛毛寨、马家寨等十余个敌军营寨，至三月初一已深入敌境三百多里，军队士气很高。由于风雪天气造成军粮补给不足，养子刘招孙以孤军乏食为由乞求退兵，被刘綎拒绝。而且由于信息阻隔，刘綎当时对西路军的覆灭一无所知。到了三月初三，刘綎军已进抵距赫图阿拉约七十里的阿布达里冈。努尔哈赤派奸细冒充杜松军卒，诱骗刘綎进入险地。阿布达里冈一带重峦叠嶂、隘路险峻，刘綎唯恐杜松独得头功，急命轻军前进。
三月初四凌晨，努尔哈赤再令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率军4万余人进行截击。三月初五，皇太极占据阿布达里冈山顶，居高临下猛击明军，代善则攻打明军侧翼，刘綎抵挡不住败退瓦尔喀什山前，另一支后金军假冒西路军前来相迎，将明军诱入包围圈。明军腹背受敌，兵马大乱。刘綎在包围圈中拼死厮杀，勇猛异常。他先被流矢射中，继而双臂受创，又被一刀劈去半张脸，依然奋战不止，亲手格杀数十名敌军后才壮烈殉国。养子刘招孙为营救义父也中箭而死。
消灭刘綎军主力后，后金再往南进击东路军余部。在富察甸，后金军遭遇由兵备副使康应乾率领的明军南兵部队和朝鲜军。他们看见这支流着戚家军血脉的部队身披木甲和皮甲，手执竹竿狼铣长矛，纪律严明；朝鲜人则穿着纸质短甲，头戴柳条盔。他们排列层层枪炮，向着后金军射击。
由于刘綎轻装急进丢弃了大批辎重拒马，导致明军南兵丧失了有效的防御依托，终于在占绝对优势的后金军的疯狂冲击下失败。吓破了胆的朝鲜人则向后金军请降。随同朝鲜人作战的明军游击乔一琦不愿投降，自杀身死。在壮烈的战斗之后，东路明军也最终惨遭歼灭。
坐镇沈阳的辽东经略杨镐在得知两路兵败的消息后魂飞魄散。他对战争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于是急令南、东二路撤军，但命令还没有送到，东路刘綎所部已被消灭。只有迁延不进的李如柏运气最好，尚未交战即全军而退。只是在退兵时遭到后金军偷袭追击，损失40余人和50多匹马。这算是萨尔浒之战中明军损失最小的一次行动。
就这样，明朝倾全国之力，筹划近一年多时间的征辽大举，在不到五天里就以惨败告终。8.8万名官兵伤亡高达4.5万余人，文武官吏死者达310人，丢失马、骡、骆驼等驼畜2.8万匹，损失火器2万余件，大明精锐自此丧失殆尽。
诚如黄仁宇先生的评价：“明朝不能发挥本身力量，不能引用军事科技非止表现于一时一事，而有官僚组织和社会状态为背景，积习已成，1619年无非是一朝弱点无情的暴露”。如此看来，凡是衰亡中的王朝，就算能够打赢一次战役，也终将输掉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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