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的“郭桓案”牵连了多少人?_朱元璋_户部_贪官污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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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的布政使徐本更是为道同抱不平,他了解道同的为人,更敬重道同的品德。道同廉洁自律,与家人一起常年吃糙米粗食,省下俸禄厚奉老母,并周济贫寒百姓。

  徐本曾经与道同发生过一次龃龉,小县令的执拗与倔强,竟使徐本深为敬佩。事情是这样的:番禺县有一个姓胡的郎中,医道虽然高明,品行却是极其恶劣。他仗势凌辱百姓,被道同抓来问罪,按律当受答刑。

  恰巧,徐本正要找这个名医看病,急忙亲临县衙,请道同赦免胡郎中。他礼貌地恳求道:“贵县,胡郎中虽然按律当受刑,无奈,本官急需他诊治,可否谅情饶他一次呢?”

  道同决绝地摇了摇头,说道:“朝廷之法难废,百姓之屈必申。请大人不要学永嘉侯的样子。”徐本说情碰了壁,悻悻而去。胡郎中受过答刑之后,才被放走。

  事后扪心自问,对道同忠于法宪、体恤百姓的“固执”,反而产生了几分敬意。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从此之后,两人反倒成了朋友。

  现在,这个忠于朝廷、爱民如子的好官,无端蒙受不白之冤,含恨而死。徐本对官海的险恶,朱亮祖的心狠手辣、目无王法,惶惶不可乡日。他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轮到自己的头上。

  道同被杀的第五天,他的奏章才被送到了朱元璋的手里。朱亮祖贪污受贿、暴戾蛮横、赏恶罚善、为害百姓等罪状,每件都是条分缕析,凿凿有据地写在奏章上。自己因为打击土豪,便受到朱亮祖凌辱答杖,以及百姓身处水火之中而哭诉无门的种种苦状,更是写得一字一泪。

  朱元璋将奏章反复看了三遍,觉得自己上了朱亮祖的当,不由得拍案叹息起来:“那道同,官卑职微,处在达官贵人的包围之中,却敢于同邪恶抗争,实在是凤毛麟角呀。那朱亮祖竟然胆大包天,捏造谎言欺骗朕躬,实在是死有余辜。既然诛杀道同的手谕刚发出不久,追回还来得及。”

  于是,朱元璋派飞骑速下广东,追回前命,并命道同立即入京陛见。但是,一切都晚了。飞骑的四蹄再快,也没有朱亮祖的一把刀快。使臣赶到广州,道同早已经被杀了。

  正义得到伸张

  朱元璋知道后、他细细算算日期,立刻醒悟过来:是朱亮祖在使计捣鬼骗了自己。他气愤之极、当即颁下一道谕旨,锁拿朱亮祖以及他的儿子、时任广东卫指挥使的朱暹,一同进京。

  那是在洪武十三年九月初三,朱亮祖父子镣铐叮当,被带进午门朱元璋站在奉天门的台阶上一脸肃杀怒气。朱亮祖一见,吓得脸色苍白,急忙跪地膝行。来到皇帝面前以头撞地,哀哀哭求道:“陛下,臣知道,我父子罪该万死。望万岁看在臣跟随你老人家,南征北战、出人死的分儿上,饶恕我父子的性命吧!”朱暹也紧跟着哭求。

  朱元璋把压抑在胸中的怒火迸发出来,说道:“留下尔等性命,只会用鱼肉百姓、残害清官和耍鬼蒙骗来报答朕躬!”只见朱元璋大手一挥,“武士们,给朕狠狠地打!”

  善观眼色的武士们知道,皇帝要的是催命棍。一个个蜂拥上前,用尽全力狠狠打去。直到朱家父子血肉横飞,气绝身亡,朱元璋方才在侍从的簇拥下,恨恨离去。

  庆幸正义伸张、父母官道同沉冤洗雪。为了不忘父母官的恩德,很多家庭供起了道同的神主。

  同时,也是为了展示皇帝的仁慈,朱亮祖父子被打死的第二天,朱元璋发布旨意,以侯爵之礼安葬朱亮祖,并亲自撰写墓志铭,详述他的丰功伟绩。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过是演了一出猫哭老鼠的闹剧。朱氏父子公然欺瞒朝廷,横行不法,更使朱元璋认识到武将们的咄咄威焰,促使他加快了诛杀武臣的步伐。

  “空印案”

  说到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的事件,那就不得不再说一下钱粮案。钱粮案中包括了两桩案件,其中一案就是发生在洪武九年也就是1376年的“空印案”,这是明朝建立以来牵涉官员最多的一件大案。

  朱元璋登基后,制定了一种月报制度,各地的户口、钱粮、学校、讼狱等,府州县要逐月统计上报。后来,由于太麻烦,在1373年改为季报和岁报。除了逐级上报,各府州县及布政司每年年终,还要将户口钱粮等事项向户部呈报。

  为了表示确凿精到,要求所有上报账目,都要精确到分、厘、毫、丝。但是,地方与户部的账目很难分毫不差。因此,遭到户部驳回的事常常发生,各地也只得在京城重新登造一次账目。

  这个新账,必须用原报衙门的大印。而从京城返回本地用印,有的要往返数百里、数干里,甚至上万里。不但备极辛苦,而且拖延时日。报账官吏只得带上预先盖好印章的空白文书,在京城里做账。

  但是,朱元璋却认定是各地方官员和中书省勾结作弊,欺骗愚弄自己。于是,他把有关人员统统抓了起来,并立即处死了。凡是参与其事的吏员,各杖一百,充军到边远地方。

  朱皇帝一言既出,上万颗人头,顷刻间无辜落了地!其实,空印文书的出现,是得到中书省和御史台的默认的。这时,一个名叫郑士利的布衣,不惜冒死上书,希望澄清事情原委,为冤死者鸣冤。

  朱元璋认为郑士利情真意切,有理有据,自己做得太冒失,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官员。于是,决定奖励这个仗义执言的布衣,但随后他从中书省得知,郑士利的哥哥是刚受空印案牵连而死的,朱元璋立刻转变态度把郑士利杀掉了。

  “郭桓案”牵连无数

  朱元璋严惩贪污之令屡次下达,但违犯法规的人还是有的。其中一桩大案就是洪武十八年发现的盗窃仓粮“郭桓造罪”。

  有一天,朱元璋接到一份密奏,告发户部侍郎郭桓伙同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员贪赃舞弊、盗卖官粮。朱元璋拍案而起,怒不可遏。

  郭桓是户部侍郎,户部主管全国户口、土地及钱粮等。在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案件中,拿以六部为罪魁,而郭桓被指责为诛首第一人,也是头一次,从公布的罪状中看到贪污的事实是极其严重的。

  罪状中说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四百五十万石,而郭桓实收六十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这些可抵二百万石,其余一百九十万石未曾上仓,还有五十万贯钱,伙同其他人私分了。又有应天等五府州县,十万亩官田地夏税秋粮并无一粒上仓,而是被郭桓等户部官员分赃,军队卫所的仓粮被卖空。

  事发之后朱元璋进行了严惩:六部以及各省的大部分官吏都被牵连了进去,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被处死了。至此,逮捕判刑、死的各省官吏,多达两万人。朱元璋仍然不解气,命令穷追猛打,由官追到民,“罪赃”遍天下。因此,很多富室特别是江南富户都被牵进去,中产之家大抵破产。

  朱元璋惩治贪官无论有多么狠,那都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郭桓案只有少数人有贪贿的事实,但瓜蔓株连达数万人之多,这样看的话的有点过头,也不可避免地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可是朱元璋并不认为自己处置过当,他对诸位大臣振振有词地说:“郭桓赃罪暴露后,天下诸司尽皆犯有赃罪,系狱者数万,无一赦免。足见跟空印案一样,这是两起惊人的联合作案。不彻底铲除,不足以固国基;不加以严惩,不足以平民愤。怎么能说不是一件大好事呢?”

  精明过人的朱元璋,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是有意矫枉过正。其实他是找个借口,制造一场血案。这样,不仅可以打击震慑贪官污吏,还可以借机打击地方豪强势力。因为在朱元璋的心目中,那些人都是横行乡里、梗顽不训、鱼肉百姓、危害国家的渊薮,严厉地进行打击,铲除,乃是利国利民的天大好事。

  朱元璋毕其一生,都没有停止对贪官污吏的打击。贪贿之徒像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又一茬,难免没有冤死的人,但朱元璋打击贪官污吏的成效,却是有目共睹的。贪官,贪的是金钱,图的是富贵享乐,有谁见过不怕死的贪官?所以,用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不失为厘清官场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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