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康有为巨资150万买下瑞典一座岛，如今岛屿归谁？康有为所购西方书籍的来源是什么_康有为_光绪_变法

本文目录

• 100多年前，康有为巨资150万买下瑞典一座岛，如今岛屿归谁
• 康有为所购西方书籍的来源是什么
• 青岛的康有为故居是否值得看
• 康有为简介
• 康有为真的像网上说的那样是个伪君子吗
• 康有为为何一定要谋杀孙中山保皇派的价值观何在
• 康有为死后有多惨最后又葬在了哪里
• 戊戌变法前，40岁的康有为是如何一步一步争取到光绪支持的
• 康有为先生能被称为圣人吗，为什么
• 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关系一直很好吗

100多年前，康有为巨资150万买下瑞典一座岛，如今岛屿归谁

应归我国。我国政府应从法律层面据理力争。可作为我国在欧州的一个支点。因为美国买俄罗斯的的阿拉斯加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至今仍是美国领土。即便今日瑞典政府不承认，随着我们国家日益強大，最终我们会收回应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康有为所购西方书籍的来源是什么

君子中的小人，文化人中的流氓。提倡一夫一妻制，自己却娶多房妾，据说还换过狗蛋给自己。

就这样一个人，他的资金来源也是靠坑蒙拐骗那些他的追随者来的

青岛的康有为故居是否值得看

值不值得，对于每个人的体验来说是不一样的，如果对康有为本身以及那段历史感兴趣，当然是值得的，在这里就介绍一下这座故居的故事吧！其实康有为与青岛还是有点渊源的。1917年康有为第一次来青岛时，认为青岛“红瓦绿树，碧海蓝天，中国第一”，因此对青岛有很好的印象。

小鱼山公国沿福山支路下行不远即为福山支路5号，院内有一处造型别致的西式洋楼，这就是在我国近代史上曾经风云一时的改革家康有为先生晚年在青的栖居之地——天游园故居。

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1923年康有为再次来青岛，在《甲子六月领得德国旧提督楼》一诗中写道：截海为塘山作堤，茂林峻岭树为荠，庄严旧日节楼在，以落吾家可隐栖。自注：“节楼’指德占青岛初期之旧提督楼。

不过，康有为好像一直对这座宅院有所误解，原来，此楼建于1898年，为德国侵占青岛时建设的最初一批宅地，原为德国胶澳总督副官住宅。但不知何故，康有为一直认为该楼是德国胶澳总督的官邸，并对此宅院十分满意。

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吾今得宅，即德人初得青岛时之旧督楼。屋虽卑小，而园甚大。望海碧波，仅距百步。今虽租之，然青岛官地，无非租者，可继续租去。管公园者，为我布置林木花卉，日间可迁入”他认为，“青岛此屋之佳，吾生所未有”。当月，康有为即迁入该楼居住。前清第二代恭亲王溥伟送给康有为许多家具。租金从同年7月开始交纳。由于康有为对青岛和该楼房庭院十分满意，又早有利用原德国俾斯麦兵营创办大学的计划，遂于第二年即1924年出资购得此楼，加以整修，以便长期居住。因清逊帝溥仪曾在1922年贈给康有为“天游堂”的题字，康有为为表示不忘“圣恩”，遂将此宅取名“天游园”，而青岛人则将该楼称为“康家花园”。

康有为简介

　　康有为(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长素、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史称戊戌变法。后因慈禧太后的干预，维新运动失败，其具体细节目前尚有较大争议。　　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被杀，康有为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为获得国际支持，他曾游历列国，会见欧洲各国君主。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1913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位。1917年，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不久即在当时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　　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他曾亲往天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觐见探望。1927年，康有为病死于青岛。　　康有为以其所处的时代，先行看到了国家的危机，并进行了大胆尝试，为孙文领导的辛亥革命做了实践上的指导。

康有为真的像网上说的那样是个伪君子吗

我觉得康有为是不是伪君子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的地位被严重高估了，他和梁启超其实只是被戊戌变法真正幕后策划人一手捧出来的“网红学者”而已。

现在戊戌变法给大家的印象是清朝满朝文武没有一个明白人，改革这么大的事情，光绪帝居然让一个从没有去过国外，也不会英文的人来主持，完全是一出闹剧。

但是我这里要说，这种印象是错的，清朝皇帝和朝廷没有那么傻，康有为只是戊戌变法幕后导演的牵线木偶，光绪帝真正信任的从来不是康有为。

在谈康有为是如何被人捧成“网红学者”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捧康有为这个清朝高官在当时有多厉害：

首先，他是清朝三品以上高官里唯一精通英文，并且担任过驻美公使的人，当康有为还不知道美国总统姓什么的时候，人家已经在美国为华工权益和美国政府打官司了。

其次，他是李鸿章和翁同龢两个死对头共同信任的人，他担任驻外公使是李鸿章保举，他和翁同龢处理外交事务时，翁同龢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称呼他为“吾兄”、“吾师”；然而他又是李鸿章和翁同龢最痛恨的人，戊戌变法失败后，李鸿章到处说这个人想要他的命，翁同龢在变法开始前就因为拒绝保举这个人被光绪帝“革职还乡”。

他虽然是戊戌变法幕后策划者，是光绪帝当时最信任的大臣，但是戊戌变法后他又成了光绪帝最想杀的人“上意坚欲并诛之……”。

慈禧曾经多次夸奖他“能办事“，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还安慰他说，只是闲置他几年，可庚子国变时，慈禧在外逃时还专门发电报让人杀了他，和他享受同样待遇的是珍妃。

他虽然是戊戌变法幕后总策划，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竭力为他说好话的却是极端保守的满蒙亲贵，使得清廷不得不明发上谕，说他不是“维新派”。

他在戊戌变法时被抓，惊动了多个国家公使，这些国家同时出面为他说好话，因为“外国势力”强力干预让他免死，但也改变了慈禧对戊戌六君子的处罚态度，因为他，慈禧怕夜长梦多，未经审讯就处死了戊戌六君子，原来戊戌六君子是不必死，至少不必全死。

而庚子事件后，许多在庚子事件时被慈禧杀掉的改革派官员都被平反了，唯独他被遗忘了，幸亏“外国势力”还没有忘记他，英美日三国公使共同向清朝政府提出要求，要求“将他一切罪名开除，赏还原衔，追予谥典”，可诡异的是经过义和团事件后已经对列强百依百顺的清政府居然为了他软抵抗三国公使半年之久，而更诡异的是即使这半年内公使都更替了，这三国依然一直追着清政府要落实他平反问题。

他虽然是捐班出身，但是琴棋书画、经史子集无一不通，无一不精，他的文采在当时有口皆碑，时人称赞他“才气恢张，文词赡丽”，“翰詹中鲜其媲”；翁同龢也叹服他的诗词“观樵（野）和樊云门诗四首，真绝才也。”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也记载他“骈散文诗皆能卓然成家，余力作画，亦超逸绝尘”

最为重要的是虽然他一手捧红了康有为，但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却在日后对他绝口不提，仿佛这个人从来不存在一样。

这个传奇人物就是当时担任户部左侍郎的广东人张荫桓。正是他一手捧红了康有为，也是他在幕后策划了整个戊戌变法。

张荫桓为什么要捧康有为呢？这就和他捐班出身是息息相关的。

当时人就说过，像张荫桓这种捐班出身能做到朝廷二品高官，还是在中央任职的，堪称“异数”；但是也因为他捐班出身，尽管他在士大夫群体里已经以“诗词歌赋”、“骈文书画”闻名，但是在舆论上他还是弱势。甚至民间长期流传张荫桓“大字不识”。

因为他捐班出身，所以无论他在驻美公使任上还是办理对外交涉上都屡屡被人弹劾贪墨，尽管不是完全捏造（他确实收英国人回扣），但是这种弹劾密度是翰林出身官员所没有的。最为重要的是因为他是捐班出身，所以他没办法放“学差”，也不会有进士会拜在他门下，他很难培植起高质量的心腹。

另外，康有为这边是什么情况呢？

康有为这个人人品真的有问题，他虽然是广东人，但是在京的广东籍高官都很厌恶他，甚至包括张荫桓儿女亲家礼部右侍郎李文田都很讨厌康有为，还有许应骙就曾评价康有为“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

所以康有为和梁启超北上时，在京广东籍高官愿意搭理他的只有张荫桓。张荫桓之所以愿意帮助康有为，还是和康有为有改革意识有关，张荫桓在日记里曾经记载“申正返寓。康长素、梁小山、梁卓如已来，检埃及各图与观，诧叹欲绝。长素屡言谋国自强，而中外形势惜未透辟，席间不免呶呶，此才竟不易得，宜调护之。”康长素即康有为，梁卓如即梁启超。

所以传统观点认为张荫桓是康党，从张荫桓这日记看就不准确；张荫桓好歹担任过驻外公使，和美国总统聊过天的人物，又精通英文，怎么可能被康有为这个不懂英文，对外国没有清晰认识的人折服，反过来还差不多。

因为康有为的改革观念和举人身份，让张荫桓觉得康有为有培养的价值；另一方面来说，张荫桓毕竟捐班出身，稍微有点节操的举人都不会和他交往密切，也就康有为这种人愿意“投靠”。当然，张荫桓真正开始捧康有为，要等到1895年，这一年康有为有两件大事，公车上书成了名人，然后中了进士。

中了进士，又成了舆论场新进大V的康有为，在张荫桓眼中价值就大大不一样了，因此张荫桓很卖力的为康有为奔走。用出钱赞助康有为进京赶考的梁鼎芬的话说“康有为既中进士，欲得状元，日求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之遍送关节于阅卷大臣，皆以其无行斥之；不得状元，尚欲得翰林，又托张荫桓送关节于阅卷大臣礼部右侍郎李公文田。”

另一位京官叶德辉也证明了张荫桓为康有为奔走的情况“通籍后，朝考卷不列高等第者，卷为李约农侍郎签摘，同阅卷者或为请托，李持不可，后康有为刻朝考卷以辱李，李则将康在都钻营张荫桓之事，遍告于人，此湘粤京朝官所共知者。”

张荫桓为了康有为前程不可谓不用力，开始是想让康有为入翰林，见不成功，则又把康有为引荐给翁同龢，甚至安排翁同龢和康有为见了一面，要知道翁同龢那是可是军机大臣，汉臣之首，能抽空见康有为这么一个新进士已经很难得。

可惜康有为并没有把握住机会，翁同龢对康有为的评价是“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

康有为此时已被授予工部主事职务，然而对于自视甚高的康有为来说，主事这个职务无疑让他大失所望，而在年末强国会活动中，虽然康有为是首倡者，又借着公车上书而声誉鹊起，但是他和主战派大佬李鸿藻和翁同龢既没有师生之情，又没有堂属之谊，很快强国会就被李、翁两人的门生把持，康有为黯然出局。很快他就请病假出京南下，投奔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去了。

从张荫桓为康有为奔走也可以看出，张荫桓对康有为的希望是把他培养成“舆论领袖”，然后让康有为为自己叮嘱“清议”这块，所以最开始帮他跑进翰林的事，之后又安排他见翁同龢，最后还配合康有为搞强学会。但是结果让张荫桓失望，康有为虽然通过公车上书声誉鹊起，但是北京舆论市场水太深了，康有为很快被人排挤出局。

之后，张荫桓再度捧康有为就要到戊戌年了。

戊戌变法最初是由给事中高燮曾上疏保荐康有为，最终康有为得以上书皇帝，由此开启戊戌变法的序幕。而现在可以负责任的说，这正是张荫桓一手导演的。

胶州湾事件前后，康有为再次经沪抵达北京。康有为此次北上的主要目的是代何廷光等港澳商人为巴西移民事宜到总理衙门疏通关系，很明显，康有为这次北上是受人所托上北京跑关系的，并不是要销假回来上班。

张荫桓

只是抵达北京后，正值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发生，京城内外群情激愤，才使他重新找到了两年前公车上书时的感觉，再次上书抗言，成为北京中备受瞩目的活跃人物。而正因为康有为再次活跃，使得他再一次进入张荫桓的视野。

在胶州湾事件中，李鸿章多次擅做主张不但造成中国在外交上重大损失，而且也让奉旨与德国谈判的翁同龢，张荫桓工作造成了极大被动，甚至害得两人被慈禧严谴，也许翁同龢只想通过康有为出面给李鸿章添堵，但是张荫桓则有很大概率在想怎么样让康有为在前面冲锋陷阵，然后他自己在幕后操盘把李鸿章彻底赶下台。

当然，张荫桓没有把这种打算透露给翁同龢。而张荫桓对翁同龢的这种隐瞒导致了翁同龢最后在戊戌变法发生前夕与张荫桓的决裂。

再回过头看给事中高燮曾的这封《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弭兵会片》，其主旨是请朝廷“破格用人”，“特予召对”康有为，并派其入瑞士弭兵会“遇事维持”，里面简直把康有为夸上了天“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然而这封奏折现在已经证实系康有为自己草拟，即所谓“买都老爷上折子”。

而高燮曾选择在十九日递折也是经过精密策划的，因为这一天正好是户部当值，张荫桓顺理成章的被光绪帝召见，光绪帝对于“对派员参加弭兵会”应该已经被张荫桓说服，所以翁同龢才会先拒绝私下见康有为，而又在公开场合又表态支持将高燮曾折片交总署处理。

翁同龢的考虑是他当然看不上康有为，但是这事说到底是张荫桓幕后主持，光绪帝也同意了，所以翁同龢公开表态是符合圣意，又迎合同僚，且无徇私之嫌；从这件事看，翁同龢也是精通清朝为官之道的。

从高燮曾上书开始，康有为便一发不可收拾，短短一个月中，康有为连续三次向总署递条陈和书籍，其数量一次比一次多，总署代呈一次比一次及时，基本上没有拖延。如果说《第六书》由总署以复奏高燮曾附片的形式递上还算名正言顺的话，后来这些书折由总署代呈则无正当的名目，显然违背了定制。

康氏年谱中自称这些条陈和变法书籍都是“奉旨”而上的，可是，根据《杰士上书汇录》所收总署代奏折，均为其自行递至总署、“恳请代为具奏”者。既然是自行呈递，又怎能顺利到达御前？这一切都是张荫桓在幕后秘密活动的结果。

张荫桓在戊戌年春朝局中的地位十分特殊，他对光绪帝的影响力似乎超过翁同龢。时论称“南海张侍郎曾使外洋，晓然于欧美富强之机，每为皇上讲述，上喜闻之，不时召见”。“启诱圣聪，多赖其力”。

政变后梁启超也说：“（张）久游西国，皇上屡问以西法新政”。

王照称，“张荫桓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朝夕不时得参密沕，权在军机大臣以上”，“是时德宗亲信之臣，以张荫桓为第一”。

张氏对光绪帝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在接待德国亲王访华的礼仪安排等问题上，皇帝完全听信于张荫桓。

据张荫桓日记，仅戊戌年正月至四月间，先后于正月初九、二十一、二十八日，二月初七日，三月初二、初十、十四、十七、十八、二十八日，闰三月初十、十二日，总计13次单独被光绪帝召见；仅三月就被单独召见6次，而康氏的变法书籍主要是在三月内进呈的。

当时人郭则沄在《十朝诗乘》中写道：“时德宗惩甲午之败，谋自强，张樵野密进康所著书，上惊赏，戊戌改制由此。”

郭则沄之父郭曾炘（号春榆）戊戌年以礼部郎中充军机章京，故上述说法自属局内人之论。

时人魏元旷称：“康有为居京，日夜于侍郎张荫桓宅图之，张荫桓私以康有为进。”

正如当时人所说那样，张荫桓在戊戌春天这段时间里对光绪帝影响很大的，也是通过张荫桓，光绪帝逐渐从了解康有为的思想到欣赏康有为的思想；不要忘记翁同龢曾经在日记里评价过光绪帝，说光绪帝急躁冒进，而康有为则被翁同龢评价为自大，策士；一个自大的说客碰上一个年轻急躁冒进的皇帝会发生什么？不难想象。

戊戌年四月十八日，在康有为策划下，御史杨深秀上疏请定国是而明赏罚，称“非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无以定趋向而革旧俗”。

四月二十日，康又代内阁学士徐致靖草折，再次请明定国是，大意与杨折同。

二十三日经慈禧太后同意，光绪帝终于宣布明定国是，实行变法。

二十五日，徐致靖再次上疏，奏请召见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等人。

疏上，光绪帝谕令在京的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

至此，张荫桓煞费苦心的政治运作，在几个月内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

而“杨深秀、徐致靖”之所以支持康有为，完全是因为康有为拿出重金收买的缘故，而康有为哪来的那么多钱？

这钱当然是张荫桓出的。而戊戌政变后，张荫桓自己把重金收买杨深秀、徐致靖的事情完全推到了康有为头上。

这时我们再来重温何炳棣先生对张荫桓的评价“张荫桓引有为戮力改革，实隐然为变法之领袖”。

真是一点儿也没说错。

康有为为何一定要谋杀孙中山保皇派的价值观何在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至日本，宣称身怀光绪密诏，以光绪海外钦差大臣自居，鼓吹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先是谋图光绪重掌权力，辛亥革命后满清倾覆，则谋图溥仪复位。自始至终，康有为都是坚定不移的保皇派，反对共和。

孙中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也逃至日本，想获得日本友人以及日本政界要人的支持，以实现中国共和革命的成功。

日本一直有大东亚共荣的迷梦，也希望腐朽没落专制的满清被推翻，为此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中国名人，以推进其意图。

当时日本人曾经想撮合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但是由于康有为是保皇派，反对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纲领，拒见孙中山。这让日本人左右为难。

不过，鉴于康有为当时的实力与影响力远远超过孙中山，于是最终日本人更为看重康有为。须知当时的孙中山，家财以及募捐款项都用于革命，自己能否吃饱饭都是问题。

但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历经挫折，不屈不挠，反复谋划，纵横捭阖，努力进取，最终推翻了强大而又腐朽的满清王朝。

孙中山病逝时，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的遗言，其追随者蒋介石等人，通过北伐结束了军阀混战的乱世，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共和一统，中国的繁荣与强大将指日可待。然而，不愿意中国重新强大、不甘心失去对中国控制的日本人，悍然发动了“9.18”事变。

多灾多难的中国，随即又陷入了14年之久艰苦卓绝的抗战之中。

康有为死后有多惨最后又葬在了哪里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具争议性的历史名人之一，戊戌变法，他深受光绪帝器重，关键时候，却抛弃皇帝率先逃往日本，在日本他自称持有光绪帝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康有为坚持君主制，对共和制一再反对，甚至还提出“中日合邦”这样的荒唐言论，如此迂腐守旧之士，相比于“戊戌六君子”为变法受死的壮烈之举，康有为不知道要逊色多少。那么康有为死后有多惨，又葬在了哪里呢？

一生充满争议的南海先生康有为

康有为堪称是近代的风云人物，不仅是他自己，连他的徒弟梁启超都堪称当世名士，但梁启超一生清政有为，虽力主君主立宪，但始终保持底线，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都持批判态度。进入民国后，梁启超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从晚清腐朽的思想体制中逐渐实现蜕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而身为师长的康有为，尽管早期接触西方文化，试图通过效法西方以图清王朝实现政体变革，但他后期越趋保守，对清王朝的灭亡“痛心疾首”，心存幻想恢复帝制。

康有为的一生，不仅在当时，甚至于后世都褒贬不一，作为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康有为较早的接触了西方思想，在倡导维新运动和领导戊戌变法时，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但是戊戌变法百日而止，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光绪被幽禁瀛台，变法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失败，康有为却不能汲取教训，反而思想越趋保守。变法失败，谭嗣同决意赴死以证大道，康有为却闻风逃遁日本，在东瀛伪说自己手上有光绪帝的“衣带诏”到处忽悠，欺世盗名敛取钱财。更为荒唐的是，康有为竟然还提出了所谓的“中日合邦”，将“甲午海战”的仇敌日本当做拯救大清的希望。如此迂腐守旧，又如何能担当“圣人”二字？进入民国后，康有为为尊孔复古推波助澜，与“窃国大盗”袁世凯同流合污，充当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就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从政治巨人蜕变为现实的侏儒。

离奇去世

康有为生前是一个争议不断的风云人物，而他的死因同样是一个谜。

（康有为与友人）

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家中离奇去世，据说死时“七窍流血”，终年70岁。由于死的过于蹊跷，不像是正常亡故，因此后世对于康有为的死因一直是争论不断，目前主要对康有为之死主要存在三种说法：一属正常病故；二被慈禧太后生前所派杀手毒杀；三被日本人下毒。三种说法中，第一说为正史说法；第二说理由未必充分，盖南海先生晚年支持清室复辟，戊戌变法时的恩怨几近消散；第三说迄今未见任何史料记载，但因系康氏后人自述，值得重视并有待史家考证。

3月29日，康有为来到中山路上的一家名叫英记酒楼的粤菜馆拜会广东同乡，在宴会上喝了一杯橙汁后其腹痛难忍，急忙退席返回家中，康家人请了两位医生上门诊断，初步诊断为为食物中毒。医生虽全力抢救，无奈已近风烛残年的康有为仍然没能挺过来，于31日凌晨宣告不治，且死状离奇，是“七窍出血而亡。”死状如此离奇，让人不免联想到康有为是死于他人投毒，他的女儿康同璧对父亲的死因同样认为是被人在食物中投毒所至。至于是什么人投的毒，曾为康有为撰写过墓志铭的吕振文有自己的看法，此人认为是被日本人暗中下毒毒死的。日本人之所以下毒，是源自康有为反对溥仪成为日本人的傀儡皇帝。吕振文后来在青岛出任伪职，做了可耻的汉奸，有机会接触不少日本人，因此他的看法并非空穴来风，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当然，康有为被日本人毒杀这种说法，部分康家人还是不认同的，比如康有为的另一个女儿康同环就认为这种说法乃无稽之谈。她在《先父的墓碑》一文中写道：“康有为卒前挣扎痛苦，七窍都有血渍，当然是中毒的现象。不过所谓食物中毒，可能是英记酒楼的食品不洁所致，未必是因为政治斗争而牺牲的。”康同环认为父亲是吃了英记酒楼不干净的食物而导致中毒的，加上康有为自身抵抗力差，医生最后不也是无力回天。

亲选墓址

（晚年康有为选择定居青岛，半百之年仍娶少妻）

早在1924年春，康有为便为自己身后事做了安排，花了100块银洋购得李村南庄刘希秋山场2亩，备作自择墓地并筑寿堂。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离奇病逝于青岛家中。三天后，康有为下葬，而墓址正是他生前自己择定的李村枣儿山西北角。康有为墓原本是没有立碑的，直到1929年才由他的弟子吕振文撰写了“南海康先生之墓”和143字的墓志铭。

1943年，康家人发现墓址与康有为所择有误，又在同年10月20日，在大批伪军警的保护下进行重新安葬，康有为墓向东北方向迁移了约16米。

破坏重修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破四旧”运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康有为墓也未能幸免。这一年8月的某一天上午，青岛一所中学的师生来到康有为墓前，高呼“破四旧”的口号，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拿着锄头铲子对康有为墓进行了狠挖暴掘，对康有为墓进行了大肆破坏，将康有为的颅骨放在一个翻斗手推车里拉到李村街上进行游街示众，游街后还在康有为颅骨上贴上“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的标签。作为近代著名思想家、维新志士的康有为身后遭到如此待遇，不免让人唏嘘扼腕。

原本康有为的颅骨游街后要被销毁，幸得时任青岛市博物馆研究员的王集钦先生以“造反有理”实物展览为名将颅骨收入馆中藏匿，这才使得康有为先生不至于尸骨全无。

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的康有为墓荒草丛生，人迹罕至。直到1980年起，青岛市政府才对这位对近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名人的墓进行重修，只不过墓地已不在李村。而是选择了大麦岛村北的浮山南坡作为新墓墓址。1983年，康有为新墓建成，占地达到1000平方米，康有为弟子，艺术大师刘海粟为恩师题写“康有为先生之墓”碑文，碑后是康有为生平简介，墓后所植6株龙柏象征着为戊戌变法而牺牲的六君子（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

1985年10月27日，青岛市人民政府在浮山茅岭举行了隆重的康有为先生迁墓仪式，康有为的亲人二儿媳庞莲、孙女康保娥夫妇、外孙女潘庆照夫妇等出席，刘海粟展读了颂词。自此，康有为先生得以在此地得以长眠。

戊戌变法前，40岁的康有为是如何一步一步争取到光绪支持的

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后，腐朽晚晴受到的震动不至于外部力量的压榨，也在内部催生出一些新兴力量。

清末的新兴力量，共有三大支：一个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北洋正统力量自居，是个彻底反动和投机分子；一个是康有为的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是个进步的机会主义； 还有一个则是光明正大的革命运动，由孙中山先生领导。

与袁世凯的守旧和孙中山的革命不同，甲午之战引出了戊戌维新，将变革的触角深入到了清廷内部，而这次变革的核心人物无疑是康有为。

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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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原名祖贻，字广厦，号长素，是广东南海人，咸丰八年二月初五（1858年3月19日）出生，康有为出生书香门第，少有大志，学习了很多治国之学，以成为孔子样的人物为人生目标。

他虽不懂外文，但接受力极强，一生好读书，六岁开始读四书及《孝经》，先在深山专心读书，后游历大江南北，研究当时传教士所译的西洋法政史地等书。

为了达到变法的目的，避免传统中国读书人反对，他曾写了两本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来支持他变法的思想。

孔子改制考

他说西汉末年刘歆伪造古文经，是用来支持王莽代汉的，这本书只能算做是王莽时代的新学，假托古书不过是想打倒当时的汉学而已；至于孔子所说的三代德政，也是假托古代来改变当时的法制。所以康有为的结论，是自古以来便有变法之事，孔子也是一个改革家。

康有为除了在思想上抬出一套东西来支持他变法外，他寄希望于得到皇帝的赏识，通过皇权来实现理想。

他子解当时清廷的守旧人物都包围在西太后周围，想突破这个守旧围墙获得慈禧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事。便用全力向清德宗光绪皇帝下功夫。

当时慈禧已经撤帘不亲政事，光绪又是一个忧愤国事的青年皇帝，康有为先后八次上书， 终于得到了光绪的刮目相看。

光绪帝

02

第一次上书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那时他乡试落第，上书请求改变现法。这篇文章约6000字。当时清廷都是些顽固保守分子，只有国子监祭酒盛昱、翰林院编修黄绍箕、刑部主事沈曾植和光绪的老师翁同龢赞同，但大臣们都没有胆量把康有为的文章递上去。

到了光绪廿一年（1895年）以举人身份入京会试，正值甲午战后中日议和，他联合了1200位举人，费了一天一晚的时间起草一份万言书，内容是反对和议，迁都再战。这封上书也未被递上去，可是，却传遍了北京城，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中进士第五名，殿试降到二甲48名，授职工部主事。他再起草一个奏疏，请求及时变法，大意是：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这奏疏由都察院转递，终于被光绪看到了。

光绪帝非常感动，命抄了四份，一份呈给西太后慈禧，一份留军机处并分发各省督抚将军，一份存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

由于这次奏疏被光绪赏识，康乃又上了一份奏疏，主张设立议院，下诏求言。这次奏疏都察院不肯转，工部衙门也不肯转。好在康有为已经被翁同龢所欣赏，特地找他谈变法，又把他的书都拿了去看。由于翁同龢是帝师，又兼军机大臣，和光绪皇帝最亲近，因此常把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向光绪灌输。光绪倾向变法的思想，这时已开始了。

影视剧照

03

光绪廿一年（1895年）六月，清廷的守旧派都很不欢喜乱上书的康有为，大学士徐桐、御史褚成博都上折子弹劾他，陈炽、沈曾植劝康有为暂离北京，康有为只得于八月底回到广东，变法搁置。

光绪廿三年（1897年）冬天，德人强占胶州，康有为又赶到北京上了一份很长的奏章，陈说国际形势和当前中国处境，提出几个要点：（一）实行君主立宪。（二）整顿 吏治与财政。（三）实行新式教育政策。（四）兴办社会福利。（五）振兴工商事业。（六）听任疆臣各自变法。（七）仿效俄法日以定国是。这篇洋洋大文不仅传遍北京，连上海的报纸也刊载出来了。

由于上述这篇奏章震动了朝廷上下，光绪本想召见康，但因四品以下官吏不能召见，于是改为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大臣代表谈话。

光绪廿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和当时清廷最重要的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会见。他从政治谈到经济财政，又说日本因仿效西洋维新而富强，如今制度已很完备，中国和日本邻近，应该向日本学习，谈话由三点钟谈到天黑才散。

第二天翁同龢把谈话情形报告光绪，光绪又要召见康，恭亲王主张叫康有为先写详细的变法意见， 于是光绪命把康有为写变法意见，并将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大帝彼得变政记》一并进呈。

康有为在正月初八上了一道“统筹全局”的奏折，在奏折里一方面强调变法可以富强，而变法又是非常容易。这些意见把年轻而有抱负的光绪皇帝完全打动了，他把康有为的著作和奏章都放在案头，天天翻阅。

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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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不只争取光绪皇帝，同时还联络许多能接受新思想的官吏和知识分子。

他在长兴里讲学时，已经结识了几个同门弟子，其中最著名的是梁启超。后来中了进士，名气日大，在京中结识了一班同志，他还有一个私淑弟子谭嗣同，是其中最得力的一员。在督抚中得到陈宝箴、 张之洞（后来反对康）的支持。

推行维新运动，组织方法是创立学会，宣传方法是开办报馆。光绪廿一年（1895年）康在北京自己出钱创刊了一份日报，名叫《中外纪闻》，由梁启超、麦孟华负责编撰。 每天印2000份托送清政府的公报的人随供报附送。

七月由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会员有江标、袁世凯、黄遵宪，张之洞捐了五千金作会费，办了一个强学书局，刊印书报，翻译各国名著。九月到南京见两江总督张之洞，促成强学会上海分会。后来北京强学书局改为官书局，最后官书局改为京师大学堂。

接着各地纷纷组织会社，湖北有质学会，广州有圣学会，湖南有南学会、地图公会、明达学会，广东有粤学会、群学会，苏州有苏学会，上海有不缠足会、农学会、译书会、蒙学会，北京有知耻会、经济学会，陕西有味经学会。

接着由御史李盛铎和康有为发起一个保国会，由于保国会成立，守旧派开始加以攻击，说他发起保国会，是保中国，不是保大清。光绪不理睬，不过由于反对派的强力攻击，保国会的工作也无形停顿了。

到这时为止，康有为的变法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基础，同年的戊戌维新呼之欲出。

END

作者：凡人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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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先生能被称为圣人吗，为什么

康有为胸怀大志却狂妄固执，学术不精却好为人师，自居圣人却人格分裂、言行不一。

1、打着学问大师之旗，却干剽窃之事。

康有为引以自豪的两本推动戊戌变法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原来是剽窃张之洞的门生廖平的《辟刘篇》、《知圣篇》。当年廖平就提出了指控，成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康有为极力回避，不作正面回击。有人却在梁启超的书中找到了答案。

2、打着“公车上书”领袖之旗，却没干“上书”之事。

感动了一个民族一个多世纪的“公车上书”原来并没有上书。因为当时康有为得知自己已经考中了进士，担心上书会耽误前程，所以没有上书。

3、打着皇帝“密诏”之旗，却干伪造之事。

康有为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皇帝“密诏”，原来是他自己精心伪造的。百日维新第九十五天，变法已到了最后的关头，失败已成定局，光绪皇帝无计可施，所以他才会给他所信任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这样的一封“密诏”。“密诏”内根本没有提到康有为。

4、打着“妇女解放、全人类平等”之旗，却是妻妾成群，使用外国仆人。

康有为提倡一夫一妻的现代家庭制度。自己却娶了六个老婆，六十岁时还纳十八姑娘张光为妾。提倡全人类平等，他一直过着奢华的个人生活。家里有包括印度人在内的男仆女仆40多人侍候着。

5、打着忠君为国之旗，却干合邦之事。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提出了荒唐的“中日合邦”。拟挑选百名外国顾问，全面接管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一切事务。并且让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主持中国的变法。

6、打着保皇维新之旗，却干中饱私囊之事。

康有为流亡海外15年。他靠伪造的皇帝“密诏”成立保皇会，号称有百万人参加。他俨然成了光绪皇帝在海外的钦差。他借此在世界各地招摇撞骗，获得了大量当地华人的捐款。

他利用这些捐款开公司、办实业、炒股、炒房。康有为公私不分，将大量款项用于自己“周游列国”中的奢侈挥霍和个人购置国内外的多处豪宅、花园等，可谓广厦万间（梁启超说的）。他死后给家人留下万贯家私。

说了这么多，康有为是不是一无是处呢？也不尽然。如果说康有为是思想家、教育家也不为过。但在改革方面，只能是维新旗手，在政治方面只能是投机者。至于和圣人更不搭边。

真正的圣人是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中产生的，他们是某行业的领航人物，他们对本行业有突出贡献，他们造诣高深，德才兼备，至高至善，万世敬仰。

如果非要说康有为是圣人，那么这样的圣人还是越少越好!!!

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关系一直很好吗

1898年秋，谭嗣同、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喋血北京菜市口，戊戌变法失败。同时，康有为和他的爱徒梁启超先后逃到日本，前途茫然之际，孙中山主动联络康有为和梁启超，希望在革命党与变法派之间寻求合作，康有为拒而不见，梁启超却与孙中山彻夜长谈，二人甚至商量了合作计划，这件事，可以看作康、梁师徒分裂的开始。

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就是在梁启超与孙中山越走越近的时候，也就是康有为在日本政府驱逐下，不得不逃往加拿大之后，梁启超给老师康有为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他在信中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绪皇帝）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量（康有为）春秋已高，大哥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恩师。”

客客气气的语言下，却让老师“息影林泉，自娱晚景”，无异于规劝老师退出政治舞台，不要再参与或干预政治上的事情。而且，随同这封信一起的，还有同为维新领袖的唐才常等13个人的签名。

康有为收到这封信后，估计脸都气歪了，昔日的学生和变法同盟，如今却让自己退出政治舞台，其震惊与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康有为尽管几乎出离愤怒了，但他到底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收到信后，他什么也没表示，既不说梁启超忘恩负义，也不说自己将东山再起，而是沉默，很长时间的沉默，反倒是各地的保皇派头头听说后，一齐围攻和声讨以梁启超、唐才常等人，认为他们是变法的叛徒。康有为与学生梁启超变法后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同，康、梁的关系，曾经是师徒，曾经是非常好的。梁启超认识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之前，当时，他以17岁的年纪，考上举人，春风得意。康有为本来已经考上举人，但他在参加顺天府试时，上书光绪皇帝，大声疾呼说：“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结果被考官以“如此狂生，不可中”为由，抽去试卷，因此落榜。

然而，虽然已经落榜，但他的名声却因此在举子中间如雷贯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经人介绍，拜会了康有为，与康有为长谈一日一夜，兴奋不已，一改平日所学，拜康有为为师，成为了康门弟子。

从成为康门弟子开始，一直到“公车上书”，再至“戊戌变法”，梁启超始终跟随在康有为身后，以弟子的恭敬态度，侍奉于康氏之前，二人政见相同，主张一致，同赴变法，共同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鼓与呼，最后变法失败，不得不栖身海外，以求自保。

但是，清朝已经病入膏肓，任有良药也无法根治，变法失败，是必然的结果。然而，任何政治变革的失败，必然会带来内部的分裂，梁启超与老师的分裂，关系由好到不好，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的思想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思想的变化必然带来关系的变化，二人由亲密到疏远、再至分裂，是二人道路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