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色财气”明神宗_神宗_申时_万历

明神宗是中国历史上最懒惰的皇帝,他在位四十八年,有二十多年不上朝。一些以“文死谏”相标榜的士大夫,没少在其耳边聒噪,可这位“晏处深宫”的万岁爷并非从谏如流的主儿,经常对这些不识时务的臣子大发无名之火,不是打屁股(廷杖),就是贬其官,还有被“斥为民”,赶回老家的。

但不怕死的硬汉子还是前赴后继。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卿评事、泾阳人雒于仁“疏献‘四箴以为谏”,更是赤裸裸地批评明神宗“酒色财气”,四毒俱全。他明确告诉神宗,不要以为自己“操生杀之权,人畏之而不敢言。则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幽独之中,指视所集。且保禄全躯之士可以威权惧之,若怀忠守义者,即鼎锯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也。”接着,他纵论古今,指出嗜酒、好色、贪财、使气这些恶习,是昏君和古圣王的根本差别。希望明神宗“垂察”,吸取历史教训。

雒于仁句句在理,查有实据,明神宗难以抵赖:

首先是嗜酒如命。明神宗经常烂醉如泥,连续多年不过问朝政,天天在后宫鬼混。酒劲上来,便乱发酒疯,甚至草菅人命,早在十七歲时,就曾因醉酒无理殴打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

其次是贪恋女色。神宗后宫,早已嫔妃充斥,却仍在民间征集美女。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广选天下,一天竟然娶“九嫔”。这尚不满足,此公还有“断袖之癖”,在宫中养了十个漂亮的小太监,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这些娈童被称为“十俊”。

第三是“贪财好货”。明神宗的同母弟、潞王朱翊镠大婚,却不愿从内府拿钱,宦官们从中撺掇道:张居正、冯保家里“宝藏逾天府”。这样,神宗便以“欺君蠹国,罪恶深重”之罪,免去冯保东厂提督的职务,并押到南京软禁起来。接着便查抄其私产,得金银一百多万两,其他珠宝珍玩无数。

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明神宗又诏令查抄张居正府,“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由于事发突然,张家的一些老弱妇孺来不及逃出而被禁闭府内,竟有十多人被活活饿死;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自缢身亡;其两个儿子被送到瘴疠之地充军;只剩下八十多岁的年迈母亲苦度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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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乱使性子,随意打骂臣下。由于酒色过度,明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不亲郊庙,不见廷臣”。先后有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等近十人上疏谏道:“勿以深宫燕闲有所恣纵……”结果,均被“廷杖”,“斥为民”。更有甚者,这位万岁爷还曾“酒后数毙左右近侍”。

雒于仁的这篇奏章弹无虚发,点到明神宗的要害处,这位万岁爷一时懵了,不知如何处置,一连放置十天。据《神宗实录》记载,这年二月五日,明神宗在毓德宫召见首辅申时行等人,始而大骂雒于仁“出位沽名”,继而又装出十分委屈的样子,自我辩解说:“他(雒于仁)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持刀舞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他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侍宫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说都是杖死?”

申时行等安慰说:“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轻率读奏。”又针对神宗对雒于仁爱出风头的指责,乘机说:“他既沽名,皇上若重处之,适成其名,反损皇上圣德。唯宽容不较,乃见圣德之盛。”经这一提醒,神宗“沉吟答曰:‘这也说的是。倒不是损了朕德,却损了朕度。”

申时行等连忙用“圣度如天地,何所不容”等语,把神宗灌了一通迷魂汤,紧接着说:“此本原是轻信讹传,若票拟处分,传之四方,反以为实。臣等愚见,皇上宜照旧留中为是。容臣等载之史书,传之万世。使万世颂皇上为尧舜之君。”

申时行真是一位太极高手,婉转涂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保全了明神宗的面子,也保住了雒于仁的性命,甚至连板子也没摊上。雒于仁得知“圣意”,遂假托患病,弃官做老百姓去了。

此后,明神宗仍然我行我素,继续以“酒色财气”打发时光。由于帝国没人决策,政府的功能基本陷于停顿,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各级官员的缺额已很严重: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

然而,朝廷的政争却日益加剧,什么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还在争一日之短长。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迅速崛起于关外。二十四年后,煊赫一时的明王朝就被清王朝取代了。难怪《明史》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毫无疑问,这个论断是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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